【紅色經典】橫山起義的戰略作用

解放軍展示繳獲進犯陝甘寧邊區國民黨軍的武器

發生在1946年10月的橫山起義，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來自國民黨陝北駐軍對陝甘寧邊區的威脅，併為解放軍轉戰陝北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迴旋餘地，也為解放戰爭中黨在國民黨軍隊中組織起義提供了成功經驗，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和意義。

關於起義的具體過程，本刊曾有文章介紹，本文僅論述橫山起義的特殊戰略作用，以饗讀者。

打破了南北夾擊的陰謀

1946年6月，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向我中原解放區發動進攻，挑起全面內戰，並積極準備向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發起全面進攻。當時的陝甘寧邊區南面有胡宗南20萬大軍，西面駐有馬鴻逵兩個騎兵師，北面有國民黨第十二戰區晉陝綏邊總部所屬的二十二軍和保安指揮部第九團。面對三面被包圍的態勢，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基本戰略思考是，必須先解決來自邊區北面的威脅，集中全力對付胡宗南部。為此，毛澤東對西北局指示說：“胡宗南已在調兵遣將，準備進攻陝甘寧邊區，並且命令榆林的國民黨部隊一致行動，對我實行南北夾攻。現在胡宗南沒有采取大的動作，顧不上進犯邊區。你們抓住這個時機，集中精力，組織北線戰役，策動橫山起義，解放榆橫地區，使我們獲得較大的迴旋餘地，以便對付胡宗南的進攻。”“保衛延安、保衛邊區必須加強統戰工作，爭取榆林地區國民黨部隊起義，以擴大保衛延安的戰場。”

隨後，西北局擴大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和黨中央的北線作戰戰略，周密細緻地組織部署了爭取胡景鐸率部起義的工作。

1946年10月13日，解放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萬餘人發動了榆橫戰役，分路向吳莊、鎮川、橫山、響水堡一線的國民黨軍進攻，配合國民黨陝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胡景鐸的起義行動。胡景鐸率國民黨軍第二十二軍第八十六師、新編第十一旅及保安第九團等部部分官兵2000餘人，分別從波羅堡、石灣鎮、海流兔廟、高鎮、橫山縣城發動起義。起義成功後，又乘勝擴大戰果，迫使臨近地區的守軍相繼起義，使起義部隊擴大到5000餘人；解放軍也乘勢攻克鎮川、武鎮、魚河堡、萬佛洞、響水堡，還消滅了從榆林來援的國民黨軍兩個營。在準備攻打榆林時，中共中央考慮到二十二軍等鄧寶珊部還有爭取的可能，遂取消攻佔榆林的作戰行動。至此，起義圓滿成功。

橫山起義打破了國民黨軍隊南北夾擊陝甘寧邊區的軍事部署：橫山起義在國民黨軍隊包圍圈的北線撕開了一條口子，“解放了橫山、響水堡和無定河以南兩萬多平方公里的地區和12萬人口”，解決了駐守石灣、高鎮、武鎮的國民黨軍隊，拔掉了“插進我邊區的三把刀子”。這樣一來，既使國民黨二十二軍收縮防線，退回榆林城內，不敢輕舉妄動；同時，又向西監視著馬鴻逵的部隊，使其不敢渡河東進。

開闢了廣闊的迴旋餘地

橫山起義在打破國民黨軍隊南北夾擊陝甘寧邊區軍事部署的同時，使陝甘寧邊區的綏德分區與三邊分區連成了一片，不僅擴大了邊區的範圍，還增加了戰略迂迴區域。1947年3月，胡宗南23萬大軍進犯延安，中共中央、毛澤東決定暫時撤離延安，拖住胡宗南部隊在陝北打圈子，實行“蘑菇戰”。

從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離延安，至1948年3月23日東渡黃河離開陝北，“在陝北轉戰了1年零5天。期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經延川、清澗、子長、子洲、靖邊、安塞、橫山、綏德、米脂、佳縣、吳堡等12個縣，途中在徐家溝、王家坪、王家灣、棗林溝、天賜灣、小河村、巡檢寺、青陽岔、李家崖、神泉堡、閻家峁、烏龍堡、申家嶮、朱官寨、楊家溝等30多個村莊居住，行程1000多公里。在這艱苦日子裡，中共中央運籌帷幄，制定了指導人民解放戰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指揮著西北和全國的解放戰爭，指導國統區‘第二條戰線’的鬥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轉戰陝北的這12個縣大部分都在陝甘寧邊區北線，居住時間長達兩月之久的靖邊縣，正是橫山起義解放了榆橫大片地區後才與三邊分區連成一片的。

在中共中央轉戰陝北的整個過程中，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組成的中央前委僅帶領800多人的隊伍，拖住胡宗南20多萬大軍在山溝、峁樑上千里迂迴，並指揮西北野戰兵團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沙家店、瓦子街戰役的勝利，固然得益於陝北的地形好、陝北群眾的革命覺悟高，但是其中一條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是，中共中央在戰爭開始前已經從戰略上對陝甘寧邊區的防務作了具有前瞻性的安排，而橫山起義正是這戰略佈局中的重要環節。

為榆林和平解放打下了堅實基礎

橫山起義為解放戰爭中黨在國民黨軍隊中組織起義提供了成功經驗，對於西北地區其他國民黨軍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為榆林和平解放打下了堅實基礎。

橫山起義兩個多月後的1947年1月4日至6日，中共西北局在討論榆林(橫）特委工作時，明確指出：10月份胡景鐸起義，“是我們對外工作發展的最高點”；“胡部起義以後，榆方失掉了五分之一軍隊，四分之一地盤，三分之一人口”；“起義的事實以及我們優待起義官兵和俘虜的政策，大大震動了榆方中下級軍官。他們有些願意和我們來往，有些願意起義，有些後悔胡部起義時未過來”；“我們的陣地擴大與前進了，各種可以利用的關係也較過去多得多了，這就更利於我們瞭解情況進行工作。凡此一切有利條件，目前還正在繼續增加和發展著”。

解放戰爭初期，守防榆林的國民黨軍隊除二十二軍外，還有國民黨晉陝綏邊區兩個團兵力。橫山起義之後，二十二軍收縮陣地。雖然隨著國民黨軍隊1947年3月“重點進攻”開始後，防守榆林的兵力突然增加（胡宗南、馬鴻逵調來近2萬人），但到了1947年8月，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在沙家店全殲國民黨整編三十六師，轉入戰略反攻後，榆林國民黨軍守備力量也從此發生了根本變化：胡宗南、馬鴻逵為了自保，各從榆林調走了相當一部分兵力，二十二軍一部也被調往包頭，致使二十二軍僅剩軍直部隊特務營、通訊營、輜重營和八十六師直屬隊等，總兵力不足4500人。

守備榆林的國民黨軍隊在兵力銳減的同時，軍事防禦的戰略支點也不斷丟失。位於城南的飛機場是二十二軍與胡宗南集團聯繫的命脈，後勤給養基本上是依靠西安空運，武器設備甚至兵力援助也有賴於此，因此二十二軍防守榆林的戰略重點在城南。為了進一步對二十二軍施加壓力，1949年3月，我地方部隊對榆林城東南炭窯和飛機場實行武裝封鎖，切斷了二十二軍的軍需來源，南門外的軍事制高點凌霄塔陣地也早已被我軍佔領，站在塔上榆林城盡收眼底，殘存的二十二軍只能困守城內。

為爭取國民黨二十二軍放下武器，和平解放榆林，中共西北局和西北軍區採取了政治上爭取、軍事上圍困，爭取其起義的方針。

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軍事壓力和政治攻勢面前，左協中選擇率部通電起義，表示“與國民黨反動派完全斷絕關係，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各項主張”，古城榆林得以和平解放。同年9月9日，駐防包頭的國民黨二十二軍一部參加了董其武領導的甘肅綏遠起義。

（來源：人民政協報、黨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