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選擇影響世界：那些推動自由貿易的美國總統

編者按：從歷史的經驗看，每當美國領導人對外選擇開放的經濟政策，對內積極解決產業的升級換代，美國經濟就變得更強大，社會就變得更富裕。反之，當美國領導人將國際貿易視為零和遊戲，短視地擁抱關稅壁壘，相伴而來的總是經濟的收縮和蕭條。

歷史告訴人們，正是威爾遜、羅斯福、克林頓大力推進自由貿易，才使得美國在一戰、二戰、冷戰結束後迅速變得更強大。當下美國倘若真的要“再次偉大”，搞貿易壁壘、貿易霸凌那一套，那麼，“再次偉大”的門也沒有。

作者：張國慶(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國際問題專家)

美國在20世紀不斷走強，進而成為超級大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幾次歷史性關鍵時刻都做出了正確選擇。在一戰、二戰及戰後的多數時間裡，美國堅持推動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就是典型的例證。

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著名的“十四點計劃”，以求建立和平、民族自決、正義的世界秩序方案，其中就包括取消貿易壁壘這一條。威爾遜本人也身體力行地倡導自由貿易。他卸任後，美國進入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1920年1月10日，《凡爾賽條約》正式生效的這一天，國際聯盟在威爾遜主持下宣告正式成立，其使命是鼓勵各國政府以和平手法解決國際爭端。由於種種原因，美國最終沒有加入國際聯盟，使其喪失了維持國際和平穩定的支持力量，但威爾遜對國際聯盟的發展，對20世紀貿易全球化的第一次嘗試，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在經濟危機中受命力挽狂瀾的羅斯福總統，於1934年果斷制定了《互惠貿易協定法》，以配合羅斯福新政。美國不久便恢復了元氣，並且逐漸成為世界經濟、軍事巨頭。此後，美國總統普遍將自由貿易視為複雜的外交策略中少數的雙贏政策之一，直到特朗普上臺為止。1939年，美國國務院最先提出，要成立一個新的世界組織以取代有缺陷的國際聯盟，羅斯福最先使用“聯合國”一詞描述這個組織。《聯合國憲章》明確提出，要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領域採取有監管的自由貿易和市場開放的原則。這對後世影響極大，也使得自由貿易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識與長期選擇。

接下來是千日總統肯尼迪。1962年10月11日，肯尼迪經過9個月的博弈，終於促成並簽署了國會通過的《貿易擴大法》。這被視為他個人的重大政治勝利，也被視為自由貿易的福音。肯尼迪的初衷，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如果美國想要增加出口，就必須大面積降低關稅，這樣才能在與歐洲以及蘇聯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法案在半個世紀後成為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重要武器。

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更是對自由貿易推崇備至，多次讚揚自由貿易的好處。競選總統期間，他就提出了“北美共同市場”的構想，入主白宮後更是簽訂了《美加自由貿易協定》，並推動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的自由貿易發展，從而為全球自由貿易發展開了好頭。這一舉措使多方受益，美國經濟迅速走出滯脹，上演了“里根經濟學”奇蹟。美國的開放姿態使美中關係得到很好發展，給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企業及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提供了諸多機會。

克林頓一直強調取消關稅壁壘以實現自由貿易，他執政時期促成了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建立，在推動貿易全球化方面也取得一系列進展。1993年美國國會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次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這些均具有世界性意義，也成為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關鍵動力，為美國贏得了“黃金八年”。

回顧過去的一個世紀，會發現這些推動貿易全球化的美國總統的共同特點：認知有高度，行動有熱度。他們認為，降低貿易壁壘對美國有利：有利於美國企業在世界各地投資，這最終會使美國消費者獲利，比如享受低價的電視機和T恤衫；有利於美國對盟國出口，美國的產品也容易在海外找到新市場。他們的認知符合時代潮流，代表了世界的主流方向。他們在各自的時代及其後的歲月，都為美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使實體經濟受益，也使美國股市受益。里根與克林頓時期，美國股市道瓊斯指數漲了10倍。在美國力主自由貿易的歲月裡，其國際影響力與領導力也都是較強的。從威爾遜到羅斯福，從里根到克林頓，美國的國際話語權、領導力處在很強的位置。

美國曆史學家對幾位力主自由貿易的總統評價極高，羅斯福、威爾遜與里根被評為“偉大總統”；肯尼迪英年早逝，但在任期間，他的支持率是非常高的；克林頓若沒有萊溫斯基醜聞，也必然是接近“偉大總統”的。

作為相反的例子，美國曆史上僅有的一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反對自由貿易的時期，即胡佛式逆潮流時期，是超級失敗的。儘管胡佛故去近半個世紀，但只要出現金融危機或者貿易保護主義苗頭時，他的名字就會被屢屢提及。

1929年胡佛上臺後，美國股市暴跌，國際貿易摩擦不斷。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國會竟然通過了《1930年關稅法案》，對進口商品徵收前所未有的高關稅。當時，1028名經濟學家上書反對，但固執的胡佛還是簽署了法案。他認為美國的危機來自於外部。面對經濟衰退，很多國會議員認為應該採取一些行動保護本國企業，以安撫選民，贏得1930年的中期選舉。這是該法案通過的一個政治原因，政客的自私和短視表現得淋漓盡致。

遺憾的是，胡佛及其政客們期待的效果並沒有達到，反而引發了美國貿易伙伴的瘋狂報復，歐洲各國先後實行進口管制。這樣一來，通過擴大貿易恢復全球經濟的希望在各國嚴格的外貿管制下破滅了，美國經濟正式進入寒冬，世界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胡佛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對1929年的經濟危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30年關稅法案》一經通過，股市開始下跌，一直持續到1932年。1929年，全球貿易額是360億美元，1932年下降到120億美元。後世經濟學家評價該法案是美國國會對大蕭條的“最大貢獻”，是典型的經濟愚昧，里根更是稱之為“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貿易法”。

直到今天，該法案仍被認為是胡佛在任期內犯下的“最大錯誤”。它不僅摧毀了本該在冬日裡互相取暖的國際陣營，催化了世界歷史上著名的經濟大蕭條，從某種意義上還“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搭建起了舞臺”，同時也留下了病根——只要美國經濟出現問題，就會有人自覺不自覺地祭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而這些人最該牢記的，應是貿易保護主義救不了經濟危機這一深刻教訓，以及胡佛為此付出的政治代價。

歷史告訴人們，正是威爾遜、羅斯福、克林頓大力推進自由貿易，才使得美國在一戰、二戰、冷戰結束後迅速變得更強大。當下美國倘若真的要“再次偉大”，搞貿易壁壘、貿易霸凌那一套，那麼，“再次偉大”的門也沒有。

而今，美國處在又一歷史性關頭。從歷史經驗看，美國總統選擇貿易自由化與全球化總是利人利己的，而且獲得較高的歷史評價；反之，如果美國總統逆流而行，則不僅害了美國，害了別國，而且成為“偉大總統”一點可能都沒有。

威爾遜和羅斯福，把美國帶入世界

一位是理想主義濃厚的“國際聯盟之父”，一位是務實靈活的聯合國締造者，

他們使美國打破外交孤立主義，走向全球化

本刊記者馮璐

左：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1856年-1924年)，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右：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882年-1945年)，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

1911年秋天，55歲的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和29歲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第一次見面。在威爾遜的書房裡，兩人一見如故，話題從美國立法延伸到“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狀況”。威爾遜對與自己政治觀點高度契合的羅斯福頗有好感，相信這個出身望族的年輕人會一鳴驚人。羅斯福則是這樣描述威爾遜的：“他有著冷峻的外表，又不失熱情，有淵博的學識，又謙虛沉著。他不用情感，用理智就能使人完全折服。”他倆都沒想到，日後兩人都將登上美國總統寶座，在世界大戰中打破外交孤立，成為美國全球化進程中的標杆式人物。

人類希望通過世界組織來追求和平與繁榮的理想既由來已久，也不會泯滅。從一戰後威爾遜一手締造的國際聯盟，到二戰後羅斯福主導建立的聯合國，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努力都深蘊其中。在面對世界大戰給美國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時，這兩任總統都重新定義了美國與世界的關係，走出了富有全球視野的美國經貿與外交之路。

一上臺就著手降低關稅

“如果拋開宗教信仰對他的影響，你是不可能真正認識和了解威爾遜的。”一位知名學者談及威爾遜時這樣說道。

威爾遜是弗吉尼亞州一對以虔敬而聞名的牧師夫婦的兒子，童年時代在嚴肅的宗教氛圍中度過。這使其終生都有強烈的推廣自身價值觀的“傳教士情結”。

威爾遜少年時就廣泛閱讀政論書籍，把英國政治家威廉·格萊斯頓當作人生偶像，並模仿他的語言風格參加校園辯論賽。代表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格萊斯頓主張自由貿易和對外擴張，這對於威爾遜日後的執政理念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不過，威爾遜並未很快開啟政治生涯，而是先走上了學術道路。他的學生時代持續到29歲，隨後他進入普林斯頓大學任法學和政治經濟學教授，其間出版了《美國人民史》等數十本專著。從其學術作品不難看出，威爾遜主張美國積極參加世界事務併為企業對外競爭提供後盾。

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也在這一時期初露端倪。“一個總統，只要他的能力允許，想在法律和道德方面成為多麼偉大的一個人物，就可以成為那樣的一個人物。”他在一篇政論文章中如此寫道，並實踐了自己的說法。美國史學界認為，威爾遜是引領美國尋求世界影響力的偉人。

1913年3月，威爾遜成為美國曆史上唯一一名擁有哲學博士頭銜的美國總統。當時，美國經濟發展迅猛，工業生產佔到世界總產量的1/3，對海外市場的需求日趨強烈。從學者轉型為總統的威爾遜順應時代要求，一上臺就著手降低關稅，大大擴大了美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領域。

在經濟大發展的背景下，威爾遜打破美國奉行了100多年的孤立主義政策。“沒有人比我更關心把美國企業帶到地球上每一個角落。在我想成為政治家之前很久，我就關心這件事。我曾年復一年地鼓吹，美國要在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中顯示其智慧、技能、進取心和影響。”威爾遜1914年在費城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收穫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熱烈的掌聲。在他演講前1個月，奧匈帝國王儲在薩拉熱窩遇刺，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正在走向瓦解。威爾遜預感到了黃金時代的來臨，並確信美國應成為世界的領袖。

歷史給了威爾遜引領擴張的絕佳時機。美國戰時經濟發展速度驚人，威爾遜形容稱，賺的錢已經多到“脹破上衣”的程度。1914年，美國的工業總產值約為249億美元，到1919年增長為639億美元。同期，美國的百萬富翁增加了1.7萬人。美國公司的淨收益也從1912年的38億美元猛增至1917年的105億美元。

到了1917年4月，各路列強在一戰中精疲力盡，威爾遜大手一揮，宣佈美國參戰。“不是因為我們要選擇加入，而是因為我國人民的天賦才能、我國實力的增長，我們已經成為人類歷史的決定性因素了，而在你成為決定性因素的時候，不管你願不願意，你就不能保持孤立了。”威爾遜如是說。儘管此時的他忙於國內政務，但仍堅持認為，自己應該放眼全球，給輝煌的戰時經濟推波助瀾。

為了推動美國商業勢力進一步走向全球，威爾遜呼籲美國商人要擁有國際視野，鼓勵美國公司組成對外貿易的聯合組織，還振臂高呼：“金融領導地位將屬於我們，工業首要地位將屬於我們，貿易優勢將屬於我們，世界上其他國家期望我們給予領導和指引，一切害怕競爭的人必須靠後站！”

把商業自由寫入“世界藍圖”

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前排右一)與參會的其他國家領導人。

1918年冬，一戰接近尾聲，威爾遜決定建立一個由美國主導的戰後國際新秩序。他把理想寫在被稱為“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原則”裡，在人類文明史上刻下了濃重的一筆。具體內容有公開外交、公海自由、國際貿易機會均等、縮減軍備、給歐洲少數民族以自決權、建立國際聯盟等。

在國際貿易方面，“十四點原則”要求各國儘可能地消除一切經濟壁壘，建立平等的貿易條件。這隱含著威爾遜設計的世界藍圖的兩個基本要素：商業自由和國際門戶開放。

很快，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理念從美洲傳到了硝煙瀰漫的歐洲，迎合了飽受戰爭摧殘的歐洲民眾的心理。1918年11月11日，交戰雙方口頭上贊同“十四點原則”，一戰宣告結束。隨著槍炮聲停止，威爾遜被賦予“世界和平使者”的稱呼。

在此前4年間，歐洲各國用大炮和毒氣互相殺戮，深受戰爭之苦的歐洲人從威爾遜繪製的藍圖中看到希望：這將是一場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保證世界長久和平的體系即將建立。他們將威爾遜看作“救世主”，甚至用威爾遜的名字給街道、建築和子女起名。在這樣的熱烈氛圍中，懷有宗教式使命感的威爾遜帶著雪片般紛至沓來的電報和信函，乘坐“喬治·華盛頓號”輪船前往巴黎參加和談，成為首位在任內出訪歐洲的美國總統。

輪船在大西洋上航行了9天，身材魁梧的威爾遜時常站在甲板上凝望遠方。他習慣性地緊繃著臉，彷彿為如海浪般遊移不定的國際局勢感到焦慮。不過，隨著時間推進，前方的霧靄逐漸消散。他幾乎可以看到佈雷斯特海港的歡迎旗幟，禮炮聲和暴風雨般的歡呼聲也越來越清晰。當威爾遜乘車前往巴黎時，夾道歡迎的人群湧動如潮，一向神情嚴肅的他不由微笑起來。歐洲大地命運多舛，威爾遜滿懷著為全人類效勞的崇高願望，左右揮動著禮帽，彷彿在向世界致意。

作為巴黎和會三巨頭之一，威爾遜帶著“十四點原則”參加了1919年1月18日開啟的談判，以修復被戰爭破壞的國際秩序。因美、英、法、日、意等國的目標各不一致，每個決定都要經過多輪“不愉快的妥協”方能達成。這被後人稱為“美國式理想主義和歐洲式偏執狂之間的脆弱妥協”。

各方辯論如馬拉松般持續了好幾個月。威爾遜堅持先按“十四點原則”的最後一條訂立國際聯盟盟約，然後坐在國聯會議桌旁討論各國利益。其他參與談判的國家領導人認為，威爾遜應放棄荒唐妄想，先討論眼前的戰爭賠償事宜，鞏固現實秩序，把海市蜃樓般的“持久和平”暫擱一旁。

不過，威爾遜寧可離開巴黎和會，也絕不妥協退讓。在他看來，自由貿易可以緩和國家間的敵對競爭並促進經濟繁榮，而國際聯盟就是一個通過集體安全來保證自由貿易體制順利實施的機構。可以說，國際聯盟飽含著威爾遜的心血和理想。他的原則是，只要把國聯計劃作為《凡爾賽和約》的一部分，其他一切都可以讓步。威爾遜不要賠款和領土，而是鐵了心要將世界秩序納入他精心設計的國際聯盟體制之中。

經過26次修改，國際聯盟盟約於1919年4月28日通過，成為6月28日簽字的《凡爾賽和約》的一個章節。然而，當62歲的威爾遜帶著以巨大政治代價換來的國際聯盟盟約回到美國時，譴責和反對聲淹沒了他炙熱的理想。不少美國保守議員擔心會被迫參加軍事行動或約束宣戰權，因此反對加入國聯；還有民眾抱怨，威爾遜應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優先想到美國人，而不是一心只想成為烏托邦的奠基者。

威爾遜辛苦籌劃了國聯，美國自家卻拒絕加入，急得他四處發表艱難而無益的巡迴演說，簡直是在進行一種殉道般的追求。當他在科羅拉多州的普韋布洛發表完推廣國聯的第四十次演講後，終於不堪疲憊，昏倒在地。他遭遇了一次極為嚴重的中風，導致左半身不遂。但他仍無法歇息，各種災難性消息一一襲來。他重病時期，正是參議院對《凡爾賽和約》最終表決的重要關頭。就在表決前兩天，威爾遜依舊躊躇滿志：“寧肯戰敗千次，也絕不為不光榮的妥協而朝三暮四。”但他的理想落空了，美國終究沒有加入國聯，組織領導權最終落入英法之手。

1920年1月10日，《凡爾賽和約》正式生效，國際聯盟宣告成立。威爾遜不久後離開政治舞臺，搬到華盛頓使館區一幢樸素的樓房裡，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

儘管如此，威爾遜仍被稱為“國際聯盟之父”，被授予1919年諾貝爾和平獎。在威爾遜任內，美國國力蒸蒸日上，一躍成為世界債主，紐約取代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有學者認為，國際聯盟使美國一度躍上時代潮頭，給後繼者留下一筆全球化浪潮的重要遺產。在威爾遜之後，美國問鼎“世界領袖”，在主張全球化時充滿使命感。這些都被打上了“威爾遜理想主義”的深刻烙印。

談了30多個貿易自由化協定

1933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左)與內政部長哈羅德·L·伊克斯(中)、農業部長亨利·A·華萊士(右)乘坐一輛汽車。當時正值羅斯福新政初期。

在威爾遜以後的美國總統中，與其聯繫最密切的是在他去世後不到10年入主白宮的羅斯福。由於同樣打破孤立主義和倡導全球化，羅斯福被看作是威爾遜的忠實“信徒”。他特意將威爾遜當年起草盟約的桌子運回自己位於紐約州海德公園鎮的家中。

1933年3月4日，51歲的羅斯福在冷雨瀟瀟的華盛頓宣誓就任總統。當時正值大蕭條席捲美國，股市暴跌，到處是失業、破產、倒閉。無數沮喪無助的美國人在寒風中聽到了羅斯福篤定而熱情的聲音：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羅斯福是一名靈活的現實主義者。即便面對重重困境，他也總能在愉悅的神情背後保持一份超然的寧靜。他一上任就密集制定了貨幣管理、商業津貼等15項重要政策，開啟了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立法時期：美國已在谷底，但能向上攀登。有媒體評論說，從來沒有哪位總統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令人覺得如此充滿希望。

在自由貿易方面，羅斯福打破前任胡佛設置的關稅壁壘，制定了基於互惠國貿易基礎上的降低關稅政策。1934年，羅斯福通過《互惠貿易協定法》，授權行政部門與其他國家談判，以取得雙邊關稅減讓協議的權力。1934年至1945年，美國與其他國家完成了30多個雙邊貿易自由化協定談判。“貿易自由化會刺激經濟增長，低關稅能讓國家重回繁榮”成了當時的主流觀點。

在羅斯福看來，美國經濟繁榮要依靠與世界貿易強國的合作。為儘快走出大蕭條，羅斯福甚至小心翼翼地嘗試和蘇聯人談判外貿事宜，並於1933年11月17日正式承認蘇聯，結束了自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拒不承認蘇聯長達16年之久的歷史；蘇聯也很快成為美國出口商品的龐大市場。

維持銀行信用、刺激對外貿易……逐步升級的有力措施逐漸取得實效。1933年至193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從396億美元上升到568億美元。1936年，羅斯福第一個任期終了，面對國民收入50%的增幅，他欣慰地描繪說：“此時此刻，工廠機器齊鳴，市場一片繁榮，銀行信用堅挺，車船滿載客貨往來奔馳……”

孤立主義再也無法主宰美國的外交思想

到1938年，羅斯福無法全神貫注於國內事務了。由於戰爭風雲正從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席捲而來，他必須將目光投向外來的危險和美國的防務。畢竟，國內經濟與國際環境脣齒相依。

當時，法西斯勢力掀起的驚濤駭浪危及人類和平。許多美國人卻傾心對付大蕭條引起的危難，沉浸在濃厚的孤立主義氛圍中。羅斯福曾目睹威爾遜執著於政治理念而昧於世情，最終在失敗氛圍中結束政治生涯；他像觀看古希臘悲劇的觀眾一樣感到無能為力。而如今，面臨相似的情境，羅斯福決定吸取偶像當年的教訓，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帶領美國轉向國際主義軌道。

從1939年開始，羅斯福多次說服國會修改中立法，終於使國會勉強同意廢除武器禁運條款。隨後，他以退為進，用親切的“爐邊談話”讓美國民眾相信租借法案可以令美國避免捲入戰爭。人們逐漸接受了美國無法“獨善其身”的理念，投入到反法西斯戰爭的洪流中。人們選擇相信羅斯福，部分源於經濟的上行：1939年國民生產總值910億美元，二戰結束時高達 2150億美元。

1941年夏，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大西洋北部的軍艦上舉行會議，聯合發表《大西洋憲章》，其間貫穿著民族自決、自由貿易等字眼，勾勒出一個國際和平組織的輪廓。按羅斯福的設想，這個組織不可或缺，將成為美國參與國際事務並持久地發揮影響力的平臺。次年元旦，在羅斯福的倡導下，26個反法西斯國家在美國白宮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家共同宣言》，建立戰後“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設想被廣泛接受。羅斯福本人被看作是聯合國家“總司令”。

當1943年的新年鐘聲響起時，羅斯福彷彿已經看到了反法西斯聯盟的曙光。在白宮二樓的長方形大廳裡，二戰大片《卡薩布蘭卡》的主題曲循環播放，羅斯福手執香檳酒杯，提議朋友和家人一起為聯合國家的勝利乾杯。

和威爾遜一樣，羅斯福對美國的領導使命深信不疑。他不止一次對身邊人說：“美國不得不出面領導，幫助解決其他國家間的分歧，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美國是能在世界局勢中締造和平的唯一的大國！這是一項偉大的職責！”

1944年夏，在羅斯福的邀請下，美蘇英和中美英三國會議先後於華盛頓附近的敦巴頓橡樹園舉行。會議建議未來的國際組織名稱為“聯合國”，規定了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以及聯合國大會、安全理事會等主要機構的組織和職權。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憲章》簽字儀式在舊金山舉行，美國作為東道國，最後一個簽字。然而，手執簽字筆的並不是羅斯福，而是他的繼任者杜魯門——兩個多月前，羅斯福因突發腦溢血離世。

1945年6月，美國代表團參加聯合國憲章會議，阿瑟·范登堡簽署協議。《聯合國憲章》明確提出，要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領域採取有監管的自由貿易和市場開放的原則。

1947年通過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使得美國應稅商品的關稅平均下降了21%，進一步打破了貿易壁壘。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自由貿易體系逐漸形成。

威爾遜主張成立的國際聯盟於1946年宣告解散，其財產和檔案全部移交給聯合國。在新的旗幟下，威爾遜時期提出的自由貿易、開放市場等主張均成現實。美國也以聯合國為新起點，逐步重塑世界貿易格局。儘管在美國海外擴張受挫或國內問題突出時，孤立主義偶爾還會有所抬頭，但再也無法主宰美國的外交思想。

正如美國著名記者約翰遜在《羅斯福傳記》中所寫：“他推翻的先例比任何人都多，砸爛的古老結構比任何人都多，對美國整個面貌的改變比任何人都要迅猛而激烈。”二戰勝利後，美國綜合國力達到巔峰。在紐約的曼哈頓區，有一座玻璃幕牆建築，它就是聯合國總部。正是羅斯福開闢的這塊人類共有的“國際領土”，使美國在世界的影響力得以確立。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沒有羅斯福的全球化視野，就沒有美國今天的國際地位。

“經濟總統”克林頓打開美中貿易新大門

他認為開放貿易符合美國利益，在任期間落實北美自貿協定，

解決中國入世最大障礙

本刊駐美國特派記者 王如君

白宮誰當家？經濟是關鍵。每次大選，美國總統候選人的經濟政策都備受關注。1992年，比爾·克林頓憑著他所描繪的美妙經濟前景，把聲望較高的老布什拉下了馬；2000年，小布什喊出響亮的“減稅”口號，險勝實力不弱的戈爾；2008年，奧巴馬高舉“變革”大旗，發誓要給美國經濟帶來“希望”，順利入主白宮。

2017年1月20日，身家數十億美元的房地產商兼脫口秀明星唐納德·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拉開了一臺“政治素人”主政美國的大戲。他高舉“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大旗，美國老百姓本以為“特朗普做生意是把好手，治理國家自然也有高招”。但未成想，不到兩年，特朗普奇招迭出，退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全球移民協議》、《關於伊朗核問題的全面協議》等，還跟歐盟、日本、墨西哥以及中國等開打貿易戰，攪得世界不得安寧。在國內，特朗普指責政敵是騙子、媒體在撒謊，自身團隊也不斷走馬換將。如今，“通俄門”調查走向深入，服務特朗普多年的律師科恩及前競選班子主管馬納福特雙雙認罪，尤其是特朗普集團財務主管魏賽爾貝格也在檢方同意免於起訴的條件下，交代了特朗普性醜聞封口費的信息。美國媒體普遍認為，魏賽爾貝格為特朗普集團管理財務長達幾十年，對特朗普過去的一舉一動了如指掌。一旦魏賽爾貝格和盤托出，對特朗普而言，“潘多拉盒子”大概也真的就打開了。

如此關頭，人們不禁想到前總統克林頓。雖說當年他也是桃色醜聞纏身，因與女實習生萊溫斯基有染而險遭彈劾，但其政績尤其是經濟成績沒得說。克林頓在執政期間創下了美國曆史上經濟繁榮最長的紀錄，不僅讓美國鉅額財政赤字變為盈餘，而且推動“新經濟”迅猛發展，讓美國在信息革命和互聯網產業浪潮中再拔頭籌。

“窮小子”打經濟牌進白宮

與特朗普“含著金鑰匙”來到這個世界不同，克林頓是地地道道的窮光蛋。他是一個汽車推銷員的遺腹子，生父28歲就死於車禍，母親凱莉是個護士，脾氣不好，繼父又是個酒鬼和賭徒。克林頓小時候基本上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陰影中，他的夫人希拉里後來曾說，當年凱莉“曾以令人難以想象的方式傷害自己的兒子”。

克林頓天生是個學霸，青年時期就以傑出學生之名受到過時任總統肯尼迪(右)接見。

但克林頓天生是個學霸，青年時期就以傑出學生之名受到過時任總統肯尼迪接見。那張青澀的克林頓和光芒四射的肯尼迪握手的照片歷來為人稱道。大學期間，克林頓一向是各種獎學金的得主，從喬治敦大學、牛津大學到耶魯大學，實現了從窮小子向青年才俊的華麗轉身。後來克林頓投身政界，當上了阿肯色州的州長。

雖說在上世紀80年代的阿肯色州，克林頓是個人物，但在全美範圍他還是名不見經傳。1992年總統大選，當時的環境有利於共和黨，里根當了8年總統，老布什也幹了4年，他們搞垮了蘇聯，推倒了柏林牆，打敗了薩達姆……挾如日中天的聲望，老布什與民主黨總統競選人的對決，被當時美國媒體稱為“一個巨人和七個小矮人的戰爭”，而克林頓就是那七個小矮人中的一個。

然而，老布什在國際事務中贏得讚譽，在國內經濟方面卻有軟肋。克林頓打敗了民主黨其他總統競選人，拿下本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然後，他扛起振興經濟的大旗，與老布什展開了一場“政治絕殺”。

在經歷里根、老布什主政白宮12年後，美國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三高”和“三低”。“三高”即高債務赤字、高外貿逆差、高失業率，“三低”是人均GDP增速低、製造業生產低、經濟競爭力低。到1991年，美國更出現了1.2%的負增長，創下了戰後經濟增長率最低紀錄。里根當政時刺激經濟過度，給老布什留下了巨大的國債和財政赤字。面對難題，老布什在1990年屈從於國會壓力，同意增加稅收。要知道，減稅歷來是共和黨競選和執政的政策利器，老布什在1988年競選總統時曾高喊，“請看我的嘴，決不增稅”。可時移事易，從1990年開始，美國經濟下滑趨勢愈演愈烈，公司和個人大量破產，中產階級和工薪階層日益絕望，老布什政府提不出改善經濟的新藥方，承諾化為泡影，可信度在選民心目中大打折扣。

克林頓雖說是個“政治矮子”，但他迅速抓住了老布什的要害，在競選時就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笨蛋，問題是經濟。”他將經濟牌打得倍兒響，加上其富有親和力的相貌，會講故事的好口才，贏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

青年時代的克林頓夫婦。

最終，富有個人魅力的克林頓打敗了政壇宿將老布什，於1993年1月20日宣誓成為美國第四十二任總統。這位美國草根出身的總統，在就職演講中發出響亮的誓言：“今天，我們一起慶祝美國復興這個謎一樣的事情。這個儀式在隆冬舉行，但是我們今天在這裡所說的話和展現出的新面貌，將促使春天早日到來。”

一上任就落實北美自貿協定

年富力強的克林頓不僅給美國政壇帶來一股朝氣蓬勃的新風，還雄心勃勃地要在全球化進程中留下自己的印記。他說：“全球市場的崛起削弱了各國政府控制自身經濟的能力。這個問題的答案既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保護主義，而是第三種方式：制定新的國際規則和制度，以確保全球化能與更高的生活水平、保障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同步進行。”他認為，美國領導層“應該談判具體的多邊協議以應對特定的環境威脅，而不是限制貿易”。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就體現了克林頓的這一思考。這個貿易區最早源自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美加自由貿易區，1992年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領導人又經過長期磋商，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遞交各自的立法機構批准。

雖然協定是老布什時期簽署的，但克林頓的積極推動是北美自貿區最終落實的重要原因。早在總統競選辯論時，克林頓就擺明了自己的立場。當時老布什表示，自由貿易可以增加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尤其是在經濟衰退時期，更需要擴大出口來振興經濟，更需要自貿協定。而克林頓說：“如果我們能夠真正做到重新教育和訓練失業的美國工人，那麼(自貿協定)利大於弊。”克林頓上臺後，美國國會受到勞工和環保組織的壓力，後者稱該協定會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產業空心化。克林頓則在國會發表演講，陳述協定的好處，又與墨加兩國進行勞工和環境等附加協定談判，最終使協定獲批，並於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

北美自貿協定是世界上第一個由一個發展中國家(墨西哥)與兩個發達國家(美國和加拿大)簽署的自貿協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示範效應，大大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北美自貿區成員國綜合國力和市場成熟程度差距很大，經濟上的互補性較強。自貿區成立後第一個十年，成員國之間的貨物貿易額增長迅速，三邊貿易額從1993年的3060億美元增長到2002年的6210億美元。這個協定幫助企業重組其北美大陸供應鏈，使美國的汽車製造等行業更具全球競爭力。發展中國家墨西哥也受益明顯。1993年至2002年，墨西哥對美加的出口額都翻了一番，在美國貿易中的比重也大幅度提高。可以說，三國都從北美自貿區獲利豐厚。

值得一提的是，里根、老布什時代曾推出美國對外貿易的兩大變革：一是重心由“自由貿易”轉向“公平貿易”，以“公平貿易”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二是由多邊主義轉向雙邊主義，以雙邊促多邊。克林頓並沒有完全否定里根、老布什的政策，但又有所區別。他強調要提高本國競爭力，把擴大出口視為提高美國工人工資、振興美國經濟的必由之路。為打開國際市場，他不惜揮舞“制裁”大棒，但也積極實施“國家出口戰略”。1993年，克林頓確定了半導體、電腦、通信、環境保護、諮詢軟件工業及服務業等六大重點出口產業，通過減少出口管制、開拓新興市場、提供貿易融資、設立中小企業出口協助中心等方式，有力推動了美國外貿發展。1992年到1996年，美國出口總額年均增長率6.2%，高於全球5%的平均速度。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絕對是共贏”

1998年6月28日，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與夫人希拉里、女兒切爾西在北京遊覽長城。

克林頓推動了全球範圍內降低關稅壁壘。他的財長勞倫斯·薩默斯後來說：“克林頓時期談判完成的關稅減讓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就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減稅。”

自由貿易理論是西方國家自由競爭時期的產物。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認為，自由貿易是各個文明都能經濟發達的原因。亞當·斯密說，增加貿易是埃及﹑希臘等地中海文化體蓬勃興旺的原因，也是中國繁榮的原因。二戰以後，在西方主導下推出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明文規定降低關稅和消除非關稅壁壘，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世界貿易的發展。美國憲法規定，不可對商業活動設置任何阻礙，這適用於美國所有的州。所以，美國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實體。但在實際執行中，美國政府歷來是在有利於自身的領域實行自由貿易，不利於己的領域則採取貿易保護。

克林頓上臺後，積極推動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最後於1994年4月簽署最終協議。烏拉圭回合談判取得了三大成果：一是強化了多邊體制，加強了爭端解決機制。二是進一步改善了貨物和服務業市場準入的條件，關稅水平進一步下降。三是建立了世界貿易組織。對建立世貿組織，美國起初反對，最終作了讓步。1995年1月1日，也就是克林頓執政中期，世貿組織正式開始運作，其基本原則是通過實施市場開放、非歧視和公平貿易等原則，來實現世界貿易自由化的目標。

由於歷史和政治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未能順利成為關貿總協定成員。1986年，中國申請重返關貿總協定，隨後展開了一輪又一輪艱苦談判。克林頓執政期間，看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持積極態度。1995年7月，世貿組織接納中國為觀察員，中國也努力爭取儘早加入世貿組織。1999年，朱鎔基總理訪問華盛頓，親自同美方談判，但隨後發生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中美關係趨冷，中國入世遇挫。數月後，雙方談判再次啟動，最終於1999年11月15日簽署了雙邊協議，使入世談判取得突破性進展，為談判的最終成功鋪平了道路。2000年5月，美國眾議院批准了與中國建立永久性正常貿易伙伴關係協議。2000年9月，美國參議院批准該協議。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

克林頓曾經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演講，向國會和公眾闡明與中國建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對美國的好處。他說，如果投票反對與中國建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美國將失去就業機會，因為美國在歐洲、亞洲和其他地方的競爭對手“將佔領我們本來可以服務的中國市場”。“我們必須再次理解說‘不’的後果：如果我們不把我們的產品賣給中國，他人就會介入，接下來的20年裡，我們會不斷反問自己，為什麼我們會在這個大千世界裡，把我們協商好的利益交給別人。”

克林頓是有遠見的。中國入世，中美貿易得到了長足發展。中國貨物進口總額從2001年的2400多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1.9萬億美元，同期中國服務貿易進口從393億美元增至4676億美元，年均增長16.7%。2017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30%。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絕對是共贏，不僅是中國贏了，美國贏了，歐洲贏了，發展中國家都贏了。

對一些人認為“美國吃了虧”的看法，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表示，這是“我們自身的問題造成的”。中國入世後，美國在很多方面沒有改進，未能提高貿易競爭力。“對美國來講不能說輸，而是我們沒有能夠像中國一樣抓住機會”。

發展“新經濟”提升美國競爭力

克林頓執政時期，基本實現零通脹下的充分就業，而更深刻的變化來自增長機制——技術創新成為經濟發展最強勁的動力。通過技術創新，用新供應來刺激新需求，再用新需求來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這被稱為“新經濟”。按照《商業週刊》的解釋，“新經濟”是一種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場為基礎，面向全球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

克林頓在1995年的國情諮文中表示，美國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證美國人民在全球經濟中取得成功。他認為，應對競爭的方法不是搞貿易保護主義，而是提高美國自身的競爭力。他擯棄了帶來滯脹的“里根經濟學”，提出了力主變革的一攬子經濟復興計劃，採取更為實用的做法，不僅吸收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的高招，同時採納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的精華。全新的“克林頓經濟學”取代了“里根經濟學”，既反對完全自由放任的政府，又反對過度干預的政府。

當政第一年，克林頓在國會以微弱優勢通過了一項財政預算計劃，大幅增加美國最富階層稅收，削減政府部門開支，大幅增加低薪階層的退稅。隨後，一系列干預經濟的政策出臺，增加政府投資，增加公共服務，為中下層民眾創造就業機會，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對高收入家庭增稅，提高最低工資，改革醫療保險制度，等等。

有專家總結，克林頓時期的經濟政策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財政政策，大力消減財政赤字，實施有增有減的財政政策，通過增加投資推動經濟轉型。這大大增強了人們對美國經濟的信心，刺激了投資市場的繁榮。二是實行穩定連續的貨幣政策，堅決制止通貨膨脹，保證經濟在低通脹水平下持久增長，保障美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三是貿易政策，加強經濟外交，實行以開拓國外市場為核心的貿易政策並且擴大出口。貿易增長大大帶動了經濟繁榮。四是技術政策，由間接促進產業技術發展轉向直接發展產業技術。在他任上，實施了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行動計劃、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等戰略，有力地引導了信息產業的成長。

克林頓當政8年，最亮眼的政績就是經濟。在他執政期間，美國經濟始終保持擴張和繁榮，創下了新紀錄。以1997年為例，當時美國經濟增長率達到3.9%，失業率由1992年的7.3%降至4.7%，為24年來的最低，通脹率由1992年的2.9%降至1.7%，財政赤字從1992年的2900億美元降至220億美元。道瓊斯指數則一路狂飆，到1998年底已突破9000點大關。整個美國的經濟呈現低通脹與高增長並存的局勢，與上世紀80年代的滯脹形成了鮮明對比。更為可貴的是美國企業利潤大增。一大批效益遠超傳統企業的高科技企業如蘋果、康柏、戴爾、英特爾、微軟等脫穎而出，生物工程技術也蓬勃發展，新的藥物和治療方法不斷出現，在基因研究和人類基因研究上也實現了重大突破。

克林頓通過發展“新經濟”，確保了美國的科技和經濟強國地位，讓美國人的自信心倍增。難怪有民意調查顯示，在美國人心目中最受歡迎的總統第一是林肯，其次是里根，克林頓居第三，而在在世總統中，克林頓最受歡迎。

總統智囊基辛格為開放貿易辯護

本刊記者 凌雲

1975年，基辛格坐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辦公室裡。

在美國政壇，亨利·基辛格被稱為常青樹。肯尼迪執政之初，讀了哈佛教授基辛格的新書《選擇的必要性》，邀他出任白宮顧問。那時基辛格還書生氣十足，給肯尼迪提出的建議多為長篇大論的學術意見。到1962年中，兩人就“拆夥”了。基辛格說“雙方都鬆了口氣”。但沒過幾年，他就真正進入了美國政治決策圈。

1969年，基辛格出任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1973年至1977年任尼克松和福特的國務卿，成為美國外交圈核心人物。里根和老布什時代，他被任命為中美洲問題兩黨全國委員會主席，並且是外交情報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防部綜合長期戰略委員會等智囊機構成員。在小布什和奧巴馬時代，他連續16年擔任防務政策委員會委員。儘管兩黨輪流執政讓身為共和黨人的基辛格政治影響力也有所起伏，但他從未遠離美國總統的視野。無論誰上臺，都會向基辛格討教一二。

中國人所熟悉的基辛格，是一個“現實派”的地緣政治大師，在冷戰的大背景下以一場充滿戲劇性的祕密外交開啟了美中關係的新時代，並在此後的許多年一直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而在美國人眼中，基辛格則是個權謀高手，行事祕而不宣，追求左右逢源。

在白宮生涯回憶錄中，基辛格提出“沒有平衡就沒有和平，沒有節制就沒有公正”。他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並且由於他在美國政壇“左右逢源”的超然地位，往往能夠在一些關鍵時刻發揮獨特的作用。

為北美自貿協定搖旗吶喊

1992年4月的一天，基辛格和銀行家戴維·洛克菲勒在華盛頓主持了一場研討會。洛克菲勒呼籲與會的工商界人士支持8年內在整個美洲大陸建立自貿區，而基辛格說得更具體，一定要在當年大選投票日前完成北美自貿協定。

作為共和黨人，基辛格那時支持的是老布什。而老布什也相信北美自貿協定會給美國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並由此增加他的選票。他告訴支持者：“我已經指示(美國的)談判代表加快工作。我相信能夠在選舉前達成一個合情合理的協定。一個好協定一旦準備就緒，我就會簽署。”老布什確實簽了協定，但他在大選中敗給了克林頓。

但是，基辛格並沒有因為政局變化而改變支持自由貿易的立場。1993年7月18日，就在克林頓爭取國會批准北美自貿協定的關鍵時刻，基辛格在《洛杉磯時報》上撰文稱，北美自貿協定將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連接在一起。這個自貿區有3.7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達6萬億美元，代表了“冷戰結束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最具創造性的一步”。

當時，美國公眾對北美自貿協定並不瞭解。用基辛格的話說，大約半數的美國人根本沒有聽說過它，所以克林頓要“教育公眾”理解北美自貿協定的意義。當然，基辛格還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解讀這種意義，並把通過這個協定來繁榮西半球視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關鍵。他說，冷戰結束後，隨著以往意識形態挑戰的消弭，傳統的民族主義模式顯現，冷戰後的世界出現了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緊張局勢相似的激烈對抗。在這種情況下，西半球的發展對全球秩序至關重要。

基辛格分析當時的國際經濟形勢說，各國的國有企業正在私有化，國家主義和保護主義的經濟管理模式被以出口為導向的、歡迎外國投資並支持開放的貿易系統模式取代，並稱新的國際秩序是“立足於合作的”。在這個意義上，北美自貿協定“不是傳統的貿易協定，而是新國際體系的架構”。

基辛格也不愧為資深的總統智囊。他給克林頓“支招”說，作為民選的美國領導人，克林頓應該把北美自貿協定放在一個更廣的戰略框架下，並向國會和公眾說明為什麼它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不要讓北美自貿協定被對手描繪成單純的經濟問題解決方案。而取得突破的關鍵是要得到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共同支持，北美自貿協定又正體現了這種兩黨合作。這個協定的主體部分是老布什時代達成的，補充協定則在克林頓時代完成，這正體現了兩黨團結。

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特聘教授、美國查普曼大學終身教授的賈文山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基辛格善於把握政治力量的平衡，善於掌握時機。而克林頓是一個善於傾聽專家意見、善於任用精英的領導人。北美自貿協定的通過，一定程度上正是這樣一種進言和傾聽的結果。

重視美中經貿關係的積極作用

《基辛格傳》的作者尼爾·弗格森曾經以“人際網絡構建者”來形容基辛格。他認為，基辛格的成功不僅僅要歸功於他過人的才智與頑強的意志，也應歸功於他建立與維護人際網絡的卓越才能。多年來，基辛格關注中國，自稱專長是“認識中國的每一代領導人”，並對“中國思想和中國人民有濃厚的興趣”。正是基於這種瞭解，他重視美中經貿關係的積極作用。

熟悉中國的基辛格，在88歲高齡時出版了《論中國》一書，試圖從歷史的角度理解中國，包括理解美中經貿交往的漫長曆史。1784年，“中國皇后號”商船帶著一船中國貨物返回剛剛取得獨立的美國，喬治·華盛頓買了這條船帶回的一些中國瓷器。此後40多年，美國對華貿易額迅速增加，排在英國之後位列第二。到抗戰期間，作為反法西斯同盟的美國向中國提供了不少物資援助。但到1971年7月基辛格搭乘巴基斯坦民航飛機來到北京時，美中處在彼此隔絕的狀態。基辛格向中國記者回憶，那時候“中國被認為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沒有經濟關係，沒有人員互訪，美國大眾對中國是敵視的”。

從尼克松訪華到1979年美中建交，政治關係的突破並未馬上帶來經貿升溫。基辛格說，兩國建交後的兩三年裡，美中貿易額還不如美國與小國洪都拉斯的貿易額。上世紀90年代，兩國經貿關係在曲折中發展。1997年，克林頓政府促成國會通過無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1999年達成中國入世的雙邊協議。自那時起，美中貿易額出現幾何倍數的增長，到2017年已達5836.97億美元。

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繁榮，對此基辛格是樂觀看待的。早在1982年，他到中國進行私人訪問，與鄧小平就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交流。基辛格回憶，當時鄧小平號召向西方國家學習，引進先進技術，鼓勵派出留學生，這些新理念都讓他印象深刻。後來，基辛格稱讚鄧小平是“20世紀最偉大人物之一”。1995年，基辛格率團訪華，當時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人均收入已是1978年的3倍。基辛格認為，中國正加速融入國際社會。1997年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堡壘”。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在應對危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基辛格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阻止了全球經濟的下滑。

美國的選擇影響世界

2014年，基辛格在紐約邀請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一行午宴時，圍繞世界秩序和中美關係進行了對話。當時基辛格表示，自己最擔心、思考最多的是世界秩序所發生的變化。他說，19世紀以來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歐美，21世紀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亞太，亞洲最大的變量是中國在未來20年的持續增長。

基辛格數年前就談到過美中貿易摩擦問題，他當時的看法是務實的，直到現在看也並不過時。他說，國與國間的貿易摩擦不可避免，很多國家都經歷過。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會持續，但“以我對中國經濟政策的理解，中國也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更加依賴於消費而不是出口”。

可以看出，基辛格對中國的經濟前景持有樂觀的態度。他將中國、美國、印度、巴西視為未來全球經濟的新引擎。他說，美國經濟的基礎正在發生根本的轉換，從能源純進口國變為能源富餘國，這會對經濟狀況產生巨大的影響。由於汽油變得更便宜，緩解了美國製造業的高成本困擾，美國也有可能成為低成本工業製品的生產者，“這在幾十年內將得以實現”。

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美國領導人的選擇非常重要。基辛格曾說：“中國的選擇將影響和改變世界。美國必須考慮還有多少時間、多少空間可以維持現存秩序，並需要構思未來的世界秩序。”其實，美國的選擇也同樣將影響世界。從歷史的經驗看，每當美國領導人對外選擇開放的經濟政策，對內積極解決產業的升級換代，美國經濟就變得更強大，社會就變得更富裕。反之，當美國領導人將國際貿易視為零和遊戲，短視地擁抱關稅壁壘，相伴而來的總是經濟的收縮和蕭條。

基辛格不止一次強調，美中合作對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至關重要。雙方應把友好與合作作為共同目標，併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作為一個15歲移民美國、二戰中在美國陸軍服役、執掌過美國外交的德裔猶太人，他對美國利益的忠誠是毋庸置疑的。正因如此，他對美中合作的強調才更值得一聽。這對中國是好事，對美國更是好事。

原標題：那些推動自由貿易的美國總統

來源：環球人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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