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這塊地方，人氣很旺，但地氣很硬。所以武威人風壯猛，不論文官武官皆豪俠仗義，不記恩怨私憤，而樂於助人。即使想致自己於死地的人，落在武威人手裡，武威人也不用報復的手段，而是網開一面，放他一條生路。真有一種俠風道骨的韻味。契芯何力就是這樣一個人。唐太宗親征高麗時，契芯何力為前軍總管。攻打白崖城時，何力被敵人高突勃的長矛刺傷，傷勢很重，太宗親自為他敷藥。白崖城攻破後，欲致自己於死地的高突勃被抓獲。太宗要何力親自處死高突勃。何力說：“他也是為他的主人，才冒著生命危險來殺我，這是個義士啊，犬馬尚能報答主人的養育之恩，何況他是人呢！遂未殺高突勃。這就是武威人的雅量，處理事情不以個人恩怨出發，而從大局著想。元朝時，曾在湖廣行省任職的馬合某與武威人帖木補花有磨擦，有矛盾，馬合某一直待機報復他、陷害他，在上級面前說他的壞話。後來馬合某因參與內亂而被捕送京，詔命誅殺；帖木兒補花不計前仇，秉公辦事，向文宗皇帝申訟，免了馬合某的死刑。人們都佩服他的雅量。但涼州人能容人寬人，別人則不一定能容武威人。至正十一年（1351年）帖木兒補花還是被人誣陷而被殺。連有仇者都能網開一面，對朋友、對同事、對老鄉、對官友、對百性，武威人就更是豪俠仗義，慷慨相助了。清·祥符縣令王令患病暴故後，武威人張別駕到符祥縣代任縣令。王令生前拖欠公款，家庭生計困難，家眷無錢得以返鄉。張別駕不僅替他代還了官虧，又出錢幫助將王令的家屬送回南方老家。而張別駕的家境也很貧寒。潘中吉為人也很豪爽，每發現冤假錯案，他都不惜丟了官帽，糾正冤案。潘挹奎的豪俠仗義更是遠近聞名。他在京城為官時，武威每科到北京參加會試者不下百人，他總是提供多方幫助：把老鄉請到家裡提供食宿；有些人想住旅館，他出錢包房間，年年如是。而他自己也是經濟拮据，沒有一文多餘的錢。武威人豪爽而不小氣，厚實而不排他，容人而不報復，不願為了個人利益而丟了人格，這很可稱之為“大武威人心態”。這種豪爽仗義，在南方人中雖然也有，但不如武威人普遍堅實。不僅如此，他們在具體的為官生涯中也特別講究誠信，否則，武威人到各地做官，怎麼能就很快得到各地老百姓的擁護與信任呢？武威人在注重個人品質塑造時也給華夏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也為中國思想史上歷時千年的“義利之辨”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構勒出了歷史上武威人的為官心態和官場人格？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幾個方面歷史上武威人留下來的零零總總、點點滴滴的思想火花就可凝聚成一道亮麗的人格風景線了；一個個外出做官的武威人就可像模像樣靠一種群體文化優勢走回故鄉了，從而給武威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然而，歷史上的武威文官基本上“失敗”了。他們為民做事當家，敢作敢為，遭到的結局卻往往是罷職；他們剛直不阿，反腐倡廉，遭到的結局卻往往被誣陷和降職；他們崇尚實幹，開拓進取，卻最終得不到官場集團的理解和支持，一個個背起鋪蓋回到了老家。這種“失敗”表面上是南北人較量的結果，是陽剛之氣的失敗，豪爽之氣的失敗，正義之氣的失敗，清廉之氣的失敗，是“不合時宜”的失敗，是“不識時務”的失敗。有如此高尚的人格，卻遭到全方位的失敗，這正是我深深痛苦的地方。武威人亦無不為自己血液中流動的這種無法改革的秉性而苦惱。秉性不更改，就只能靠自己的人格發言，而當人格的發言不能在朝政產生多少精神效果時，他們在迷茫、困惑後唯一能選擇的就是激流勇退，辭官回家，改作學問或教書育人。他們以為這種選擇就是智者的覺悟。實際上，是時代，是歷史，是環境，使武威人這些務實上的成功者沒有能成為歷史意志的覺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