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亞，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國防科技戰線傑出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從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起，他作為新中國核事業特別是“兩彈”事業的元勳和主要技術負責人之一，和許多著名科學家一起，負責並組織領導了我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工作，為原子彈、氫彈技術的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為鑄造和建立我國精幹、有效的核自衛力量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朱光亞是第九、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至十四屆中央委員。曾擔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一任中國工程院院長、中國科協主席等職務。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1999年榮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2005年，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解放軍總裝備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北京聯合舉行朱光亞科技思想座談會。同時，為表彰朱光亞對我國原子能事業發展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准，將我國國家天文臺發現的、國際編號為10388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朱光亞星”。

一、與核物理結下不解之緣

1945年7月15日5時30分，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伴隨著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原子之火沖天而起，標誌著人類由此進入了核時代。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想搞原子彈。他們派出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三位科學家赴美國考察，並要求每位再推薦兩名年輕助手去進修深造。華羅庚推薦了孫本旺和徐賢修，曾昭掄推薦了唐敖慶和王瑞先，吳大猷則推薦了朱光亞和李政道。

朱光亞祖籍武漢，1924年12月25日出生於湖北宜昌，他在上中學的時候即對物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大學時，先後受教於周培源、趙忠堯、王竹溪、葉企孫、吳有訓、吳大猷等著名教授，從而在學業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6年9月，22歲的朱光亞隨考察組祕密前往美國，踏上了中國尋覓原子彈的漫漫征途。但讓他們未曾料到的是，美國根本就不向任何人開放原子能技術，對國民黨政府派出的中國學者也不例外。考察組只好解散，各奔東西。朱光亞則不改初衷，他去了老師吳大猷的母校密執安大學，專門從事實驗核物理研究工作，幾年後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從此，他與核物理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密執安大學學習的第二年，朱光亞從事核物理實驗研究，發表了《符合測量方法（II)內變換》等論文。在核物理這門當時迅速發展的尖端學科裡，留下了自己的足跡。1949年秋，他通過了博士學位答辯。幾十年之後，已成為世界知名科學家的李政道回憶起這段往事時開玩笑說:“當初派的幾個人，只有派朱光亞是派對了，他回來是做原子彈了。派我是派錯了，我沒有做原子彈，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隨著新中國成立的隆隆禮炮聲，蔣家王朝覆滅了。朱光亞終於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949年秋，25歲的朱光亞通過了博士學位的答辯，於1950年春毅然從美國回到祖國北京，投入到了新中國創業的熱潮中。

20世紀50年代初，朱光亞先後在北京大學、東北人民大學從事物理學的基礎教學工作。把自己學到的知識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中國物理學的年輕一代。

在這期間，商務印書館於1951年出版了他的個人專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這大概是國內較早介紹這方面知識的著作之一。說明朱光亞回國後一直沒有放棄搞原子彈的志向。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後，他親眼目睹了美帝國主義利用手中的高科技和雄厚的軍事實力耀武揚威的醜態，這更激發了他獻身國防科技的堅定信念。

1955年1月，面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叫囂和核威脅的嚴峻形勢，毛主席向全黨發出了發展我國原子能事業的偉大號召，決定在蘇聯的援助下，研製自己的核武器。朱光亞被召回北京大學，擔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參與組建原子能專業，擔負起為中國培養第一批原子能專業人才的重任。

1957年，我國核武器研製機構急需一位負責最後產品的科學技術領導人，錢三強經過反覆思考和比較，最後決定推薦朱光亞，由他擔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物理實驗室副主任。26年後的1983年，錢三強在《談培養學術帶頭人》的文章中，以當年推薦朱光亞為例指出:“他指朱光亞那時還屬於科技界的‘中’字輩，選他到原子能所，是因為他有以下長處:第一，他具有較高的業務水平和判斷事物的能力;第二，他有較強的組織觀念和科學組織能力;第三，他善於團結人，既能與年長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員的尊重;第四，他年富力強，精力旺盛。實踐證明，他不僅把擔子挑起來了，很好地完成了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現在已經成為我國國防科學技術工作的能幹的組織者、領導者之一。現在他還不到60歲，還可以為發展我國科學技術事業和培養人才繼續顯身手。”

二、畢生精力獻給“兩彈”

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核事業。朱光亞這位物理學博士被任命為我國核武器研製的科學技術領導人。年輕的朱光亞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莊嚴的事業之中。

1958年秋天，蘇聯援建的核工業反應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給中方使用，中國第一個綜合性的原子能科學技術研究基地誕生了。朱光亞受命於舊中國多年求索的核夢想，在新中國科學技術的騰飛中就要實現了。然而，1959年6月，即距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不到兩年的時候，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撤走了專家，我國原子彈的科研項目被迫停頓，正在試生產的企業陷於癱瘓。

“自己動手，從頭做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拿出自己的原子彈!”開國領袖毛澤東發出了向國防尖端技術進軍的偉大動員令。

1959年7月1日，35歲的朱光亞奉命調到二機部，擔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和第四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承擔起中國核武器研製攻關的技術領導重擔，同時負責中子點火等主要技術課題的攻關指導工作。他協助副部長錢三強和所長李覺將軍，組建機構，調集人員，籌備設施，一支中國核武器研製大軍誕生了。

中蘇關係惡化，給我國原子彈設計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援華蘇聯核武器專家平時就嚴密封鎖有關核武器的機密情報和關鍵技術，撤走時又毀掉了所有帶不走的資料，使中國核武器研製處於大海撈針般的困境。然而這些都難不倒中國的科學家，朱光亞提出，就從蘇聯專家作的一次報告中留下的“殘缺碎片”研究起。經過夜以繼日的艱苦奮鬥，在繼承和否定交織的科學探索中，中國的原子彈理論設計終於有了重大突破。朱光亞作為研究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負責全面的科研組織工作，既抓技術指導、業務協調，又抓科研機構、隊伍的建設和管理，他那嚴謹細緻、一絲不苟的優良作風，對核武器研製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核武器研製工作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大科學研究工程，朱光亞對這項研究在科學技術方面負全面責任。他親自參加領導與指導了研製任務的分解、確定應該研究的主要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選擇解決問題的技術途徑，設立課題並制定重要攻關課題的實施方案等。

在原子彈研製的關鍵時刻，朱光亞出任4個技術委員會之一的中子點火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主任委員彭桓武、委員何澤慧等一起指導了幾種不同點火中子源的研製與選擇，並協同冷試驗委員會研究確定點火中子綜合可靠性的檢驗方法等關鍵課題的攻關。由於他善於在綜合各方面理論、實驗、工程及當時的實際條件的情況和意見基礎上作出正確的科學判斷，使這些課題都能在較短時間內順利解決。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製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是當時我國原子彈研製科技工作的重要綱領性文件，對我國在當時科學、工業基礎薄弱的條件下，很快完成第一個原子彈裝置的研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朱光亞主持起草的《原子彈裝置國家試驗項目與準備工作的初步建議與原子彈裝置塔上爆炸試驗大綱》提出了將核爆炸試驗分兩步走，第一個裝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後以空投航彈方式進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國第一次原子彈爆炸的時間，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較多的測試項目，用來監視原子彈動作的正常與否，檢驗設計的正確性。這個大綱在第一顆原子彈研究及試驗中起了關鍵的作用。

不久，毛主席仔細審閱了這份大綱，十分高興地在上面批示道:“同意，很好。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周總理在聽取彙報時親切地招呼朱光亞:“請坐到前邊來!

當時他只有38歲，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思維敏捷，談吐清晰，給周總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講得很好，很好!”周總理讚賞地對朱光亞說:“核武器研究所的同志們做了大量艱苦的努力，黨和人民是清楚的。”

這是朱光亞第一次面見總理，他在總理對面坐下，激動萬分。

臨別的時候，周總理緊緊地握著朱光亞的手，誠摯地說:“請捎個話，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們感謝你們，人民感謝你們，你們要不懈努力!

1964年10月16日，一朵黃褐色的蘑菇雲在中國西北戈壁灘騰空而起，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震驚了全世界。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朱光亞緊接著又開始組織實施機載核航彈爆炸試驗和導彈運載核彈頭爆炸試驗，都分別取得了圓滿成功，一步步實現了我國原子彈研製的“三級跳”計劃。

根據毛主席“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的指示，他們又加快研製速度。我國第一顆氫彈於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強烈的衝擊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三、在榮譽面前從不談自己，只談別人和集體

凡是接觸過他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觸，他對自己的成就和貢獻隻字不提。1996年初，解放軍出版社策劃出版了一套“國防科技科學家傳記叢書”，其中他是必寫對象之一。報請審批時，他二話不說，提筆把自己的名字劃掉了。在有關國防科技回憶史料的文獻中，都有他撰寫的文章，但字裡行間他都只談別人和集體，不談自己。朱光亞經常謙虛地對人說:”核武器研製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系統工程，需要有多種專業、高水平的科學家與工程技術人員通力協作。”這裡，他特別提到了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何澤慧、鄧稼先、程開甲、陳能寬、周光召、龍文光等科技專家在其中所建立的不可磨滅的功勳。

在1994年3月全國政協八屆二次會議選舉的那天，出席會議的近兩千名全國政協委員，有96%投了朱光亞的票，選舉他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朱光亞作為新中國的原子彈、氫彈科技攻關組織領導者之一，長時期很少出頭露面，以至於在審讀他那簡短而不平凡的履歷時，政協委員們都受到了深深的震動，當他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後，他說:“實在是過獎了，要說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我個人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地方。”

1996年10月，朱光亞榮獲了“何樑何利科學技術成就獎”，獎金為100萬元港幣。頒獎的頭一天，他對身邊的同志說，要把全部獎金捐出，作為中國工程科技獎助基金。身邊的同志雖然知道朱光亞這樣做一定是經過考慮並且是不易改變的，但還是不忍心他這樣做，因為100萬港幣對於任何個人來說都不是一個小的數字，即使存在銀行，當時的年利息少說也有10萬，況且他的經濟狀況並不特別寬裕。

於是，有人試探性地建議他說:您實在要捐出的話，是不是從中拿出一部分，比如說50萬，這也不少了。朱光亞聽後回答十分平和，他講了要這樣做的原因。他說:“作為中國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獎助基金，現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海外友好人士捐助的，如果我們也能捐獻出一點雖然為數不很多，也算是做一點工作和一份貢獻。”乍聽起來，原因非常一般，可是認真領會一下，其中包含了一種真誠的心意，一種崇高的精神境界。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在捐出了100萬元港幣後，又反覆叮囑周圍的人，這件事千萬不要張揚出去。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即便是在中國工程院院士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朱光亞捐款這件事，至於在社會上更是鮮為人知。

朱光亞是大牌科學家，又擔任過國家領導人的職務，但他在中國工程院工作的幾年中，始終都是把自己當成一名普通工作人員，從不搞什麼特殊化。無論是1996年以前租房辦公，還是搬進中國科技會堂新址後，他辦公室的條件和幾位副院長都是一樣的，許多第一次到他辦公室的人，幾乎都能有這樣的感嘆:“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不能想象朱院長就在這樣的條件下辦公。”但是朱光亞從未覺得條件與自己的職務不符，相反，他還是一如既往的嚴於律己，處處體諒主管單位的困難。由於有一段時間工程院用房較緊張，他不同意為自己的警衛和司機安排休息的房間，所以他們只好各處打“遊擊”，有時警衛只好站在走廊裡值班。工程院搬進科技會堂後，中國科協領導人曾提出請朱光亞和幾位副院長到小餐廳用餐，又被朱光亞等領導謝絕了，他們一定要堅持和大家在一起吃份飯。1998年朱光亞離開中國工程院領導崗位時，他又再三叮囑祕書等身邊工作人員:辦公室裡所有用公費購買的書籍、資料，一冊也不許帶走，一定要一件一件整理登記後交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