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友，請點擊上方紅色按鈕“關注” ↑↑↑
漢代書法
漢（前２０６年～公元２２０年）繼秦而興，西東漢之間有一個短暫的新莽時期，歷時４００年，經三個時期：西漢（前２０６年～公元８年，劉玄又於２３年～２５年一度為帝）、新莽（８年～２３年）、東漢（２５年～２２０年）。漢初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發展經濟，後來統一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國力強盛。
漢承秦制，初用篆書，後來篆書呈現出衰落的趨勢，隸書得到蓬勃的發展，並在東漢進入鼎盛時期；草書（章草）在漢代發展成為比較成熟的一種字體；楷書和行書也開始萌芽。石刻和簡帛為漢代書法的主要載體。更重要的是，社會的進步，使人們對文字的需求進一步擴大。兩漢時期的人們，充分利用這種種有利的因素，對文字本身的美和書寫中可能獲得的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使書法藝術呈現出繁榮昌盛的形勢，創造了大批經典作品；同時，漢末時期理論家們的思考，也成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書論著作，在書論史上影響深遠。
一、漢篆
漢承秦制，小篆是重要的應用文字之一，東漢以後才逐漸被隸書取代，但在許多特殊的重要場合仍然被使用著，因而兩漢對小篆書來說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時期。其書跡遺存主要有：碑刻、碑額、銅器銘文、磚文和瓦當、墨跡等。
１、碑刻
嚴格意義上的碑刻，在西漢時還沒有出現，因此西漢時期的篆書石刻，都不以“碑”稱名，如《魯北陛石題字》、《況其卿墳壇刻石》、《上谷府卿墳壇刻石》、《鬱平大尹馮君孺人墓畫像石題記》、《群臣上壽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中殿刻石》等，數量不少，但形制比較簡單，不過風格也較為多樣。前三種體勢較開闊，但還是相對典型的小篆；第四種出於新莽，瘦硬而不失婉轉，具有獨特的意味；後面幾種則間或夾雜著隸書的形意，顯然受到了隸書流行的影響。
東漢以後，碑刻大興，而小篆的地位已經被隸書取代，因而小篆碑刻並不多。代表性的有三類：《開母廟石闕銘》、《少室石闕銘》，體勢方正茂密，筆劃圓勁；《袁安碑》、《袁敞碑》，體勢寬博，與秦小篆的嚴正不同，用筆渾厚，與秦小篆的婉轉不同，一般認為，這兩碑是小篆的新開創，代表了漢代小篆的新風格。《祀三公山碑》，體兼篆隸，單字撐滿字格，而通篇佈局錯落，是一種極有創造性的寫法。
２、碑額
篆書與隸書相比，畢竟是古老的字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而在東漢隸書碑刻大盛時，其碑額卻有許多是採用篆書書寫的。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闕銘額》（陽文）、《少室石闕銘額》、《景君碑額》、《孔君碣額》、《鄭固碑額》、《孔宙碑額》、《孔彪碑額》、《韓仁銘額》、《尹宙碑額》、《王舎人碑額》、《鮮于璜碑額》（陽文）、《華山碑額》、《張遷碑額》、《趙寬碑額》、《白石神君碑額》、《鄭季宣碑額》、《樊敏碑額》、《趙菿碑額》、《仙人唐公房碑額》、《尚府君碑額》等。
碑額要求有較強的裝飾性，因而碑額篆書往往與一般篆書有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於碑額位置相對狹小，許多碑額篆書的整體佈局必須因勢利導，隨形佈勢，因而章法比較奇特；其次，這也必然影響到單字結構的處理，往往或長或扁、或方或圓，有時又互相穿插，同嚴謹的秦篆相比，顯得活潑多姿；再次，有時受到隸書的影響，筆劃常有隸意，相對豐富得多；最後，有的作品為了突出其裝飾性，採用了繆篆體勢或類似韭葉的筆劃，別具一格。
３、銅器銘文
漢代已經不是青銅器的興盛期，但是青銅器物的應用仍然比較廣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銘文，多為器名、使用地點、鑄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近人容庚《秦漢金文錄》中收集有大量這類銘文。其成字方法多為契刻，風格約可分為兩類：一類筆劃均勻，字形端穩，有的接近規範的小篆。如《壽成室鼎》、《長楊鼎》、《黃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陽宮行鐙》、《竟寧雁足鐙》、《成山宮渠升》等的銘文。另一類，體勢不受小篆格侷限制，筆劃隨意自如。如《雲陽鼎》、《杜陽鼎》、《溼成鼎》、《永初鐘》等的銘文。總的來看，無論內容還是書寫，都比較簡略，無法和前此的銅器銘文相比，但在“簡 ”中也形成了特色。
新莽時期有些例外。王莽復古，試圖恢復小篆，因而其間出現了不少製作精美、書寫嚴謹的銅器銘文作品，如《新莽銅量》、《新莽銅衡桿》、《始建國銅方鬥》、《始建國銅撮》和《始建國尺》等。佈局整齊規範，結構方嚴刻厲，筆劃瘦勁挺拔，《新莽銅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４、磚文和瓦當
漢代瓦當文是古代篆書的一束奇葩。以圓形瓦當為常見，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圍用線等分為四。瓦當文記錄建築物的名稱或是祈頌吉祥的語句，雖然簡短，但由於其形制特異，篆法也極具異彩。最為突出的是它的善於隨形布字，文字圍繞圓心進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變形，將文字簡化或誇張，充分發揮篆書圓曲筆劃易於伸展、收縮的特點，創造了既有很強的裝飾性又不失篆書本性的新風格。
漢代磚刻在西都長安、東都洛陽出土的為最多。它與瓦當相似，但磚面近方，無需作太多的變形處理，因而文字往往於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為大膽雄放，有時採用印鑑上常用的篆法，形簡而意遠。
５、墨跡
漢篆書墨跡留存至今的有四件：《武威張伯升柩銘》、《武威壺子樑柩銘》、《武威姑臧張□□柩銘》和《張掖都尉棨信》，應當都是所謂“幡信”一類的作品，筆劃盤曲、穿插，婉轉嫵媚，結體或突出疏密對比，或強調撐滿字格，與歷史上所謂的繆篆的特徵相近，由於絲織品年代久遠變形，更增其糾繆婉曲的特徵。古代篆書墨跡留存極少，這四件作品是很有價值的。
二、西漢隸書
西漢初期，是隸書的蛻變期。存留作品主要有兩類：石刻和簡牘帛書。
石刻存世有《楊量買山地記》、《五鳳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等。其結構與簡牘相近，已是隸體，但多數筆劃無波磔，可能是製作方式造成的，顯得很古樸。後來評價，多據此認為它們是“體兼篆隸”。
簡牘帛書有：湖南長沙馬王堆１號墓《遣策》、３號墓《遣策》和帛書；安徽阜陽出土的文帝時期殘簡；山東臨沂銀雀山１號墓出土的《孫臏兵法》、《孫子》、《尉繚子》、《晏子春秋》等、２號墓出土的元光元年曆譜；湖北江陵鳳凰山８號、９號、１０號西漢墓出土的竹簡；湖北光化縣３號西漢墓出土的竹簡等。
湖南長沙馬王堆１、２、３號墓是西漢初長沙丞相軑侯家族的墓葬。其中，帛書《老子》甲本，尚有濃厚的篆書結構特點，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隸化痕跡，如化圓為方、末筆重按似波磔等。帛書《老子》乙本，結構基本已是隸書，末筆更具波磔形貌。可見到西漢初期，隸書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較大的提高，以致有的學者認為，這表明隸書的成熟期應當從此算起。不過，綜合來看，這種結論稍嫌樂觀。
西漢末期，是隸書的定型成熟期。存留作品有：青海大通縣１１５號出土的宣帝時期竹簡；甘肅敦煌出土的天鳳元年（公元前１４年）的木牘；江蘇儀徵胥浦１０１號漢墓（元始五年）出土的竹簡木牘等。而堪稱代表的，當屬河北定縣４０號漢墓出土的竹簡，書於漢宣帝（公元前７３年～公元前４９年）時。結體取橫勢，波挑定型，點畫之間已能自如地表現後來隸書常見的俯仰呼應，風格端莊、整潔，脫離了前此的古樸稚拙。此外《王杖詔令冊》簡、《始建國天鳳元年》簡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全面來看，整個西漢時期，隸書始終沒有完全建立規範，在上述比較成熟的簡牘中，有相當多的隸字，或是筆劃，或是結構，都多少有其它字體的因素攙雜其間，這也許是墨跡書寫相對隨意的緣故。
三、東漢隸書
東漢，尤其是東漢晚期，隸書發展到高度成熟的階段。由於東漢實行厚葬，為歌功頌德而大興碑刻，成為官方正體的隸書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藝術的光采。故近人陳彬龢說：“秦以來隸書，多用方筆，至前漢末稍成斜方，至後漢更甚，同時用筆，點劃亦趨巧妙。蓋前漢隸書之點劃，有如兒童之用筆，其後漸次進步，執筆正直，起筆、止筆、波磔，亦能逆筆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種種巧技，故用筆之變化，至後漢進步殆達極頂。”
１、碑刻
東漢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強集團，豪強地主的莊園是經濟的主體，文化上繼續獨尊儒術，人才選拔採用“徵辟”、“察舉”制度，這一切助長了浮華的社會風尚，其直接表現之一就是厚葬之風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諛墓的做法大為流行，從而為隸書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刻石立碑的風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額”，相當於標題，刻在碑的頂部。有的有“穿”，或在碑額上，或在碑的中部，本來是用來下棺的。碑的正面稱“陽”，背面稱“陰”。有的碑有座，稱為“碑趺”。
廣義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廟碑”、“摩崖”、“石闕”、“石經”等等。“墓碑”和“功德碑”是門生故吏聚錢選石為主人樹碑立傳。 “神廟碑”則是祈福或紀念神廟修築的功業的。“摩崖”主要是紀念工程完工的。“畫像題字”是畫像石上的說明文字。“石闕”是重要建築物的附屬，上面往往有裝飾圖案。“石經”則主要刊刻儒家經典。相對於簡牘來說，碑刻的製作目的比較莊重，在書寫和工藝上比較講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個時代人們對於隸書美的追求和認識。因而，通常所謂“漢隸”，往往指這一時期的石刻隸書作品。
這些碑刻流傳至今的約有一、二百種，精品極夥，劇跡甚眾。朱彝尊把漢碑分為三類：方整、流麗、奇古。他在《西嶽華山廟碑跋》中說：“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屬此。一種流麗，《韓敕》、《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宙》諸碑屬此。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屬此。”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本漢第七》中把漢碑隸書分為駿爽、疏宕、高渾、豐茂、華豔、虛和、凝整、秀韻八類。
最能稱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禮器碑》、《張景碑》、《華山碑》、《朝侯小子殘碑》、《曹全碑》、《熹平石經》、《韓仁銘》、《鮮于璜碑》、《張遷碑》、《幽州書佐秦君石闕》、《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石門頌》、《西狹頌》、《郙閣頌》、《武梁祠畫像題記》、《左表墓門題字》、《蒼山畫像石題字》等。從風格上講，或雄強，或秀美，或飄逸，或凝重，或古樸，或優雅……可謂千姿百態，朱彝尊和康有為的分類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說“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禮器碑》，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又稱《漢明府孔子廟碑》、《韓敕碑》等。現藏山東曲阜孔廟，桓帝永壽二年（公元１５６年）刻。清王澍《虛舟題跋》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禮器碑》筆畫以瘦硬見長，但雄健有力，結體勁拔謹嚴，整體風格清剛峻邁、端莊秀潔。
《乙瑛碑》，全稱《魯相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現藏山東曲阜孔廟。漢桓帝永興元年（公元１５３年）刻。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明趙崡評價：“其敘事簡古，隸法遒勁，令人想見漢人風采。”清何紹基《東洲草堂金石跋》評：“樸翔健出，開後來雋刻一門，然肅穆之氣自在。”《乙瑛碑》點劃秀潤而不失端勁，結體扁方整肅，規矩森嚴，整體風格密麗典雅。
《史晨碑》，碑有兩面，故後人分稱《史晨前碑》、《史晨後碑》。現藏山東曲阜孔廟。前碑全稱《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或《史晨請出家谷祀孔廟碑》等，刻於東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１６９年）；後碑全稱《魯相史晨饗孔廟碑》，刻於東漢靈帝建寧元年。清楊守敬《平碑記》說：“昔人謂漢隸不皆佳，而一種古厚之氣自不可及，此種是也。”《史晨碑》點劃含蓄圓潤，結構修飭整密，風格相對樸厚。
《曹全碑》，全稱《漢郃陽令曹全碑》。東漢靈帝中平二年刻（公元１８５年），現存西安碑林。清張廷濟評：“貌如羅綺嬋娟，神實銅柯石幹。”清楊守敬《平碑記》引孺初說：“分書之有《曹全》，猶真行之有趙董。”《曹全碑》以橫為主筆，點劃嚴謹而飄逸，藏露相濟，方圓並用，結構注重疏密對比，雖嚴整而外勢極綿長，如長袖舞筵、仙鶴遠舉，是漢隸的典範之作。
《張遷碑》，全稱《漢谷城長蕩陰令張遷表記》。東漢中平三年（公元１８６年）刻。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評此碑：“典雅饒古趣，終非永嘉以後所能及也。 ”此碑刻工較粗，但反而因此而獲得奇特的姿致：筆畫方整厚重、刀味森森、斬釘截鐵，顯得極為古樸剛強；結構時出別體，而或橫或方，敦穆方嚴，飽滿厚重，與《曹全》的秀潔恰成陽剛與陰柔兩種風格的對照。
２、磚刻
東漢還有一類刻契文字，即磚刻，主要又是墓磚。大多是長方形，內容主要記錄磚的數量、制磚時間等，有的則刻有古代文獻。刻制方法一般分為有模印、幹刻和溼刻三類。
目前發現的東漢磚刻比較重要的有：洛陽、偃師出土的刑徒墓磚和安徽亳縣出土的曹氏墓磚。
（１）洛陽、偃師刑徒墓磚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６２年出土，後者發掘出５２２座刑徒墓，墓磚８２０餘塊，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２２９塊，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１０３年），終於延光四年（公元１２５年）。由於只是死亡刑徒有關事件的簡單記錄，書寫、刻契都比較草率，但別有一種揮灑自由的氣質，有些甚至有草書的意味。
（２）曹氏墓磚出土於兩座墓中，一為１９７３年在安徽亳縣董園村發掘的一座漢墓，計字磚２３８塊，畫像磚３塊，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１６４年）字樣。一為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７７年在該縣元寶坑村發掘的一座漢墓，計字磚１４０塊、畫像磚６塊，有靈帝建寧三年（公元１７０年）紀年。曹氏墓磚磚文作於同時期同地點，卻呈現了各種不同的書體和風格。文字是在磚坯上直接刻寫的，有隸書、草書和篆書，筆劃運行自如，總體上比較率意。
３、簡牘
東漢簡牘近年發現漸多，從內容上看，有經籍、官方詔書、屯戍文書等。官方詔書和經籍書寫工整、法度謹飭，其成熟程度不下於碑刻隸書。屯戍文書則自由隨意、自然、率真、活潑生動。其中著名的有：
（１）甘肅《武威簡牘》
１９５９年在甘肅省武威縣的磨子嘴後漢墓中出土４６９件竹木簡。１９７２年在武威縣旱灘坡後漢早期墓中出土簡牘９２件，其中木簡７８件，木牘１４件。《武威簡牘》多是成熟的隸書，也有章草。
（２）《甘谷漢簡》
１９７１年在甘肅省甘谷縣後漢墓中出土數十件，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１４１年）簡和延熹元年（公元１５８年）簡。字體為成熟隸書。《甘谷漢簡》因為書風接近《曹全碑》而得到了很高的聲譽。
四、草書和行、楷書
１、草書是在漢代成熟的另一字體。草書分為章草、今草兩種。有文獻說張芝在東漢晚期將章草逐漸推進到今草，但現在還沒有確切的證明。許慎說“漢興有草書 ”，指的是章草，是隸變過程中成熟的，帶有隸書的波磔，又省減筆畫、改變筆順、增加牽絲映帶，基本可以看作是隸書的草體。章草具有隸書的淵雅靜穆與草書的靈動活潑，氣息比較古樸高遠，是極有審美價值的一種字體。
現存漢代的章草有三類作品：
第一類，簡牘，代表性作品有甘肅武威出土的《武威醫藥簡牘》，敦煌出土的《天漢三年十月牘》、《可次殄滅諸反國簡》、《入十一月食秔一斛簡》、居延肩水金關出土的《誤死馬駒冊》等。此類風格最為多樣，有的簡約古樸，有的大開大合，有的優雅從容，都極具活力。
第二類，磚刻，代表作品為《急就奇觚磚》和《公羊傳磚》等。此類則點劃凝重，結體縱橫奔突，大氣磅礴。
第三類，刻帖，代表作品張芝《秋涼帖》。此類溫文爾雅，矩度森嚴，一般認為經過了後人翻刻的改造。
楷書是中國書法史上最後定型的字體，行書一般被認為是它的快寫體。但實際上它們是一母同胞，行書可能還早於楷書。它們的一些形式因素在隸變時已經出現，但直到東漢後期才逐漸凝聚成一種字體。
東漢永壽二年（公元１５６年）陶瓶題字、熹平元年（公元１７２年）陶瓶題字、光和年陶瓶題字、永元四年陶瓶題字，尤其是寶雞市剷車廠１號墓出土的無紀年陶瓶題字，已有相當明顯的行書和楷書意味，標誌著楷書、行書作為字體正式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
五、兩漢書法家
兩漢以來，社會對於書法的重視又超過了秦代，特別是漢末以後。《後漢書·宗室傳》記載：“（劉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衛恆《四體書勢》記載：“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自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值，計錢足而滅之。”又記曹操喜愛樑鵠書法，“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這些情況，表明人們進一步認識到書法不僅有實用價值，而且富於審美價值，表明人們開始更加主動地欣賞、追求和研究書法的美，預示著書法藝術的發展將進入一個更高的階段。
史書記載的漢代書法名家有：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寔、張芝、蔡邕、師宜官、劉德昇、樑鵠。
曹喜（生卒不詳），字仲則，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西北）人。章帝建初中（公元７０年～８３年）為祕書郎。能篆隸，尤長於篆書。
杜度（生卒不詳），原名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市）人。章帝（公元７５年～８８年）時為齊相。擅長草書。衛恆《四體書勢》說他“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文獻記載，漢章帝特許他以草書來寫奏章。崔瑗、崔寔父子皆受其影響。與崔瑗合稱為“崔杜”。張懷瓘《書斷》列其章草入“神品”。
崔瑗（公元７８年～１４３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人。曾任濟北相。擅長草書和小篆。《書斷》說其書“點劃之間，莫不調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南齊王僧虔《論書》說“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疏”。書跡有收入宋《淳化閣帖》中的《賢女帖》，已非真品。其子崔寔，字子真，亦擅章草，有父風。
王次仲（生卒不詳），關於他的情況，歷史上說法很多，但都沒有確實的依據。
張芝（生卒不詳），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肅酒泉）人。學書於崔、杜，極為刻苦，《四體書勢》說他“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最擅草書，後人譽為“草聖”。傳世作品有刻入宋《淳化閣帖》中的《冠軍帖》、《終年帖》、《今欲歸帖》、《二月八日帖》、《秋涼帖》等。其中只有《秋涼帖》較可靠。其弟張昶，字文舒，也擅長草書，與張芝相似，後人以為筋骨不及，而妍華繼之，譽為“亞聖”。
蔡邕（公元１３２年～１９２年），字伯喈，陳留圉（今河南杞縣南）人，漢獻帝時為左中郎將，世稱“蔡中郎”。擅長篆、隸，創造“飛白書”。樑蕭衍說他書法“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張懷瓘《書斷》說：“八分書則伯喈勝，出世獨立，誰敢比肩。又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古今，篆隸絕世，中歲之跡，筆力未精，及其暮年，方窮其妙，動合神功。”蔡邕是《熹平石經》的主持人，但是否親自參加書寫，則不得而知。後人曾附會《劉熊碑》、《夏承碑》等名碑出於其手，皆未足徵信。
師宜官（生卒不詳），南陽（今河南）人，約生活在靈帝時期。擅長隸書，靈帝徵集天下工書者數百人於鴻都門，師宜官最優（《書斷》）。後為袁術將。
劉德昇（生卒不詳），字君嗣，潁川（今河南禹縣）人，約生活在桓帝、靈帝時期。擅長行書，為鍾繇、胡昭所師。
樑鵠（生卒不詳），字孟皇，安定郡烏石縣（今甘肅平涼西北）人，約生活在漢末至魏時。學書於師宜官，擅長隸書，靈帝時官至選部尚書，後奔劉表，曹操破荊州，招為軍假司馬。曹操認為其書勝於師宜官，宮殿題署，多命為之，又常以其書懸帳中欣賞，為書史佳話。
此外，在漢代一些名跡上，也保留了一些書家的名字，唯其生平功業已不可考，如《西狹頌》作者仇靖、《郙閣頌》作者仇拂、《武斑碑》作者紀伯元、《衡方碑》作者朱登等。這些書家也是應該被歷史所記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