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上文中的“十算遣一男一女”，與“算錢”的種種“徭使”用途，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徭使”派發，已經不可能是秦律中規定的“以次發”，也就是編名冊排隊了，而應該是以小部分勞力+大部分貨幣化的方式來解決頻繁而來的“興徭”。
正是由於漢初刑徒、官奴婢的減少，乃至於漢文帝初年徹底放免官奴婢，造成了縣道常規“徭使”的“平民化”。
在《二年律令》編訂的時代，“算事”的出現，是為了彌補秦律系統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刑徒、官奴婢勞動的缺失，不得不對勞動力進行更細緻的身份劃分，以備國家使用。
然而，“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的隨意性實在太大，在有刑徒、奴隸國有經濟保底的情況下，秦朝尚且面臨百姓怨聲載道的反對，漢朝初年平攤到平民百姓頭上絕不輕鬆。
《漢書·賈捐之傳》中寫道：
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此處的民賦40錢，對照上面三裡的“算錢”，實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議，或許是文帝朝特別節制，而剛剛進入景帝朝，即開始“多事”？這些問題，現在很難解答，只能留待更多的資料出土了。
只看《鄭裡廩簿》中為我們展示的漢景帝初年的王朝底層民眾生活，就已經令人齒冷了。
該簿中涉及民戶共25戶，田數相加為617畝，每戶平均田畝數為24.68畝，還不到《二年律令·戶律》中規定的司寇、隱官授田數的一半。
按照《漢書·食貨志》中晁錯所說的“百畝之收不過百石”的說法，則當時畝產約為1畝1石左右，另見楊際平教授計算，西漢東海郡畝產約1漢石。
則，上述鄭裡總畝產為617石，每戶平均收穫24.68石，扣除借貸種子1畝1鬥，則為22.212石。
《史記·律書》中記載文帝時，“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
假設為1石10餘錢，哪怕是19，具體到戶人擊牛家，能田二人，口四人，田十二畝，比平均佔有量還少，卻有2算的義務。
12畝*1石=（12石-1.2石）*19錢=205.2錢，鄭裡2月份每算交53錢*2算=106錢。
205.2-106=99.2錢。
看著還有點口糧是吧？但是賬不能這麼算，還要扣除三十稅一的田租，再扣掉芻藁稅，即田芻，再扣除戶芻，再扣掉1個丁男的更賦（三年一事，即300錢/3，每年需預留100錢）。
這麼算完，擊牛家確實已經不用吃飯了，因為已經全餓死了。
不過，如果我們假設上述三個裡的“算數”是一個資金池，而非分別徵收，在“量出為入”的同時還有“衡量貧富”的思路，所以只徵收了鄭裡每算53錢的賦斂，從而給鄭里居民一條活路，即整個財政年度，只有2月份的“算錢”一次，那麼，鄭裡的居民還有可能苟延殘喘，否則，這部分居民絕無生理。
而這，還是“文景之治”的仁政之下，試問，類似這樣的貧窮自耕農，若在更加苛酷的環境下，又該如何存活？
與窮人完全相反，在漢初的幾十年間，富人的生活很閒適，唯一一項明確與財產相關的特別稅收，就是“訾稅”，而這一稅種雖然在秦朝即已存在，並要求百姓“自佔”財產，也就是自行申報財產，並對“匿貲”有比較重的懲罰，但是具體的稅額，我們並不清楚。
《漢書·景帝紀》中“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條下引服虔註釋：
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
也就是說，每10000錢的資產繳127錢的訾稅，稅率為1.27%，比漢武帝算緡時所定的財產稅率低一些，整體來說，負擔極輕，不過既然漢初以“訾算得官”，訾稅自然不會免除，不過富戶只要滿足基本條件就好，其餘的財產當然是能藏則藏，能匿則匿。
而漢文帝廢除“連坐之法”的舉措，也讓漢初的這些富戶們的藏匿有了雙保險，直到算緡令下，“告緡”的復古邪招重出江湖，才讓天下的富戶們領教了“雄才大略”的威力，只是此時醒悟已經晚了。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當我們聚焦漢朝初年，就會發現，上述的一切“賦斂”、“徭使”和“賦稅”，在漢初從未“主動減輕”哪怕一點半點，即便是在“文景之治”當中，簡牘中的信息仍然讓人心涼。
當然，有人說，那是因為面臨七國之亂的突發情況，但是，隨意性、突發性的賦斂、徭使本身對於貧困的自耕農而言，本身就是毀滅性的打擊，如果貧民百姓需要祈禱“不出事兒”才能活下去，那麼這樣的“某某之治”、“某某盛世”實在是不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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