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剛卯嚴卯：國內僅出土四件，是楚越之地端午節文化的遺存嗎？'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上海博物館展示的剛卯銘文內容
雙卯銘文通常被看作是驅邪、壓勝的祝禱文，類似於符籙化的咒語。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從製作時間來看，剛卯所製作的時間為正月。按《漢書》等史志，“正月剛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為一歲之首，即為“元月”，《呂覽·召類》說“元者，吉之始也”，中國古代向以正月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勞幹解釋說，“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當為‘除日’，‘除’有除災害之意，和驅除疫病正相符合。”（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與嚴卯相聯繫的時間為“疾日”，疾日即為凶日、惡日，《左傳》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社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既有惡日，就需以嚴卯揚威以祛惡。祛惡之嚴卯與元吉之剛卯可謂相輔相成。
第二，無論是剛卯還是嚴卯，都強調了“靈殳”。剛卯雲“靈殳四方”，嚴卯雲“化茲靈殳”，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將剛卯、嚴卯稱之為“靈殳”。何謂殳？鄭玄稱殳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歷來成謎。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銳殳、14件晉杸，其中3件銳殳的一側刃上有銘文“曾侯之用殳”，這一謎才得以初步解決。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上海博物館展示的剛卯銘文內容
雙卯銘文通常被看作是驅邪、壓勝的祝禱文，類似於符籙化的咒語。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從製作時間來看，剛卯所製作的時間為正月。按《漢書》等史志，“正月剛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為一歲之首，即為“元月”，《呂覽·召類》說“元者，吉之始也”，中國古代向以正月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勞幹解釋說，“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當為‘除日’，‘除’有除災害之意，和驅除疫病正相符合。”（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與嚴卯相聯繫的時間為“疾日”，疾日即為凶日、惡日，《左傳》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社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既有惡日，就需以嚴卯揚威以祛惡。祛惡之嚴卯與元吉之剛卯可謂相輔相成。
第二，無論是剛卯還是嚴卯，都強調了“靈殳”。剛卯雲“靈殳四方”，嚴卯雲“化茲靈殳”，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將剛卯、嚴卯稱之為“靈殳”。何謂殳？鄭玄稱殳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歷來成謎。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銳殳、14件晉杸，其中3件銳殳的一側刃上有銘文“曾侯之用殳”，這一謎才得以初步解決。
曾侯乙墓出土銳殳，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上海博物館展示的剛卯銘文內容
雙卯銘文通常被看作是驅邪、壓勝的祝禱文，類似於符籙化的咒語。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從製作時間來看，剛卯所製作的時間為正月。按《漢書》等史志，“正月剛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為一歲之首，即為“元月”，《呂覽·召類》說“元者，吉之始也”，中國古代向以正月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勞幹解釋說，“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當為‘除日’，‘除’有除災害之意，和驅除疫病正相符合。”（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與嚴卯相聯繫的時間為“疾日”，疾日即為凶日、惡日，《左傳》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社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既有惡日，就需以嚴卯揚威以祛惡。祛惡之嚴卯與元吉之剛卯可謂相輔相成。
第二，無論是剛卯還是嚴卯，都強調了“靈殳”。剛卯雲“靈殳四方”，嚴卯雲“化茲靈殳”，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將剛卯、嚴卯稱之為“靈殳”。何謂殳？鄭玄稱殳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歷來成謎。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銳殳、14件晉杸，其中3件銳殳的一側刃上有銘文“曾侯之用殳”，這一謎才得以初步解決。
曾侯乙墓出土銳殳，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左為曾侯乙墓出土銳殳，右為湖北望山1號墓所出銅殳
銳殳有刃，晉杸則無刃而僅有銅套狀的鐏（首和晉）安裝於積竹木柲兩端，用於儀仗或在戰車上作旗杆之用。銘文上所稱之殳，應當並非銳殳，而是八稜形截面、外表纏絲線的晉杸。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一文中詳細研究了殳的演化，認為在東周期間，原本作為擊刺工具的殳逐漸退出了實戰兵器的行列，而形成了用於禮儀的殳（杸）。下圖左為襄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沈崗墓地發掘出的一件戰國銅殳，這分別為兩端的銅套。圖右為秦始皇兵馬俑三號坑出土的銅殳，很可能是作儀仗用。這些銅殳都沒有刃。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上海博物館展示的剛卯銘文內容
雙卯銘文通常被看作是驅邪、壓勝的祝禱文，類似於符籙化的咒語。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從製作時間來看，剛卯所製作的時間為正月。按《漢書》等史志，“正月剛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為一歲之首，即為“元月”，《呂覽·召類》說“元者，吉之始也”，中國古代向以正月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勞幹解釋說，“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當為‘除日’，‘除’有除災害之意，和驅除疫病正相符合。”（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與嚴卯相聯繫的時間為“疾日”，疾日即為凶日、惡日，《左傳》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社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既有惡日，就需以嚴卯揚威以祛惡。祛惡之嚴卯與元吉之剛卯可謂相輔相成。
第二，無論是剛卯還是嚴卯，都強調了“靈殳”。剛卯雲“靈殳四方”，嚴卯雲“化茲靈殳”，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將剛卯、嚴卯稱之為“靈殳”。何謂殳？鄭玄稱殳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歷來成謎。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銳殳、14件晉杸，其中3件銳殳的一側刃上有銘文“曾侯之用殳”，這一謎才得以初步解決。
曾侯乙墓出土銳殳，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左為曾侯乙墓出土銳殳，右為湖北望山1號墓所出銅殳
銳殳有刃，晉杸則無刃而僅有銅套狀的鐏（首和晉）安裝於積竹木柲兩端，用於儀仗或在戰車上作旗杆之用。銘文上所稱之殳，應當並非銳殳，而是八稜形截面、外表纏絲線的晉杸。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一文中詳細研究了殳的演化，認為在東周期間，原本作為擊刺工具的殳逐漸退出了實戰兵器的行列，而形成了用於禮儀的殳（杸）。下圖左為襄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沈崗墓地發掘出的一件戰國銅殳，這分別為兩端的銅套。圖右為秦始皇兵馬俑三號坑出土的銅殳，很可能是作儀仗用。這些銅殳都沒有刃。
圖片來自楊琳《兵器殳的歷史演變》，《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剛卯常常與“殳文”相聯繫。關於這部分內容，徐學標在《秦漢殳書名實研究》一文中有過詳細辯證，指出所謂秦書八體中的殳書，並非是指“兵器銘文”及“漢剛卯、栒邑權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此說可從。
第三，“靈殳四方”本意大約是指其形制為四方柱形，與嚴卯的“既觚既方”（此處的觚指的是角）相對應。那麼， “赤青白黃，四色是當”為何意？由晉灼言“以彩絲葺其底，如冠纓頭”可知晉灼認為是以赤、青、白、黃四種顏色的絲帶貫穿中央小孔而佩之。姑且不談晉灼的這種穿系方法是否符合漢代實際，漢代流行五行之說，南方赤帝、東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這四色為何只缺了北方黑帝？
勞幹根據《漢書·郊祀志》認為，這可能與秦人所祭帝有關，赤青白黃為秦時上帝，秦人不祠黑帝，剛卯用此四字，當是襲用秦時之舊（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可備一說。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上海博物館展示的剛卯銘文內容
雙卯銘文通常被看作是驅邪、壓勝的祝禱文，類似於符籙化的咒語。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從製作時間來看，剛卯所製作的時間為正月。按《漢書》等史志，“正月剛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為一歲之首，即為“元月”，《呂覽·召類》說“元者，吉之始也”，中國古代向以正月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勞幹解釋說，“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當為‘除日’，‘除’有除災害之意，和驅除疫病正相符合。”（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與嚴卯相聯繫的時間為“疾日”，疾日即為凶日、惡日，《左傳》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社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既有惡日，就需以嚴卯揚威以祛惡。祛惡之嚴卯與元吉之剛卯可謂相輔相成。
第二，無論是剛卯還是嚴卯，都強調了“靈殳”。剛卯雲“靈殳四方”，嚴卯雲“化茲靈殳”，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將剛卯、嚴卯稱之為“靈殳”。何謂殳？鄭玄稱殳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歷來成謎。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銳殳、14件晉杸，其中3件銳殳的一側刃上有銘文“曾侯之用殳”，這一謎才得以初步解決。
曾侯乙墓出土銳殳，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左為曾侯乙墓出土銳殳，右為湖北望山1號墓所出銅殳
銳殳有刃，晉杸則無刃而僅有銅套狀的鐏（首和晉）安裝於積竹木柲兩端，用於儀仗或在戰車上作旗杆之用。銘文上所稱之殳，應當並非銳殳，而是八稜形截面、外表纏絲線的晉杸。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一文中詳細研究了殳的演化，認為在東周期間，原本作為擊刺工具的殳逐漸退出了實戰兵器的行列，而形成了用於禮儀的殳（杸）。下圖左為襄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沈崗墓地發掘出的一件戰國銅殳，這分別為兩端的銅套。圖右為秦始皇兵馬俑三號坑出土的銅殳，很可能是作儀仗用。這些銅殳都沒有刃。
圖片來自楊琳《兵器殳的歷史演變》，《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剛卯常常與“殳文”相聯繫。關於這部分內容，徐學標在《秦漢殳書名實研究》一文中有過詳細辯證，指出所謂秦書八體中的殳書，並非是指“兵器銘文”及“漢剛卯、栒邑權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此說可從。
第三，“靈殳四方”本意大約是指其形制為四方柱形，與嚴卯的“既觚既方”（此處的觚指的是角）相對應。那麼， “赤青白黃，四色是當”為何意？由晉灼言“以彩絲葺其底，如冠纓頭”可知晉灼認為是以赤、青、白、黃四種顏色的絲帶貫穿中央小孔而佩之。姑且不談晉灼的這種穿系方法是否符合漢代實際，漢代流行五行之說，南方赤帝、東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這四色為何只缺了北方黑帝？
勞幹根據《漢書·郊祀志》認為，這可能與秦人所祭帝有關，赤青白黃為秦時上帝，秦人不祠黑帝，剛卯用此四字，當是襲用秦時之舊（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可備一說。
第四，無論剛卯、嚴卯，都突出了“夔”。剛卯雲“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嚴卯雲“帝令夔化”。 尤仁德《漢代玉佩剛卯嚴卯考論》認為，“夔化”之化是“龍”之誤刻，明代郎瑛稱自己收藏的一件玉嚴卯上“夔化”作“夔龍”。《山海經》中說，“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裡。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說文解字》說，“夔，神魅也，如龍一足”。夔應為龍屬，可興風雨，製作雙卯的直接目的與“夔龍”有關。
第五，從“庶疫剛癉，莫我敢當”來看，《昭明文選》注：“癉，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可知剛卯的主要作用為除疫、鎮煞。“莫我敢當”，意為所當無敵。以玉石材質的剛卯，刻祝禱文於其上，意圖實現驅邪鎮惡的效果，郗文倩由此聯想到“鎮墓之石獸被稱為石敢當”。關於剛卯和“石敢當”的聯繫，後文有敘。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上海博物館展示的剛卯銘文內容
雙卯銘文通常被看作是驅邪、壓勝的祝禱文，類似於符籙化的咒語。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從製作時間來看，剛卯所製作的時間為正月。按《漢書》等史志，“正月剛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為一歲之首，即為“元月”，《呂覽·召類》說“元者，吉之始也”，中國古代向以正月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勞幹解釋說，“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當為‘除日’，‘除’有除災害之意，和驅除疫病正相符合。”（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與嚴卯相聯繫的時間為“疾日”，疾日即為凶日、惡日，《左傳》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社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既有惡日，就需以嚴卯揚威以祛惡。祛惡之嚴卯與元吉之剛卯可謂相輔相成。
第二，無論是剛卯還是嚴卯，都強調了“靈殳”。剛卯雲“靈殳四方”，嚴卯雲“化茲靈殳”，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將剛卯、嚴卯稱之為“靈殳”。何謂殳？鄭玄稱殳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歷來成謎。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銳殳、14件晉杸，其中3件銳殳的一側刃上有銘文“曾侯之用殳”，這一謎才得以初步解決。
曾侯乙墓出土銳殳，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左為曾侯乙墓出土銳殳，右為湖北望山1號墓所出銅殳
銳殳有刃，晉杸則無刃而僅有銅套狀的鐏（首和晉）安裝於積竹木柲兩端，用於儀仗或在戰車上作旗杆之用。銘文上所稱之殳，應當並非銳殳，而是八稜形截面、外表纏絲線的晉杸。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一文中詳細研究了殳的演化，認為在東周期間，原本作為擊刺工具的殳逐漸退出了實戰兵器的行列，而形成了用於禮儀的殳（杸）。下圖左為襄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沈崗墓地發掘出的一件戰國銅殳，這分別為兩端的銅套。圖右為秦始皇兵馬俑三號坑出土的銅殳，很可能是作儀仗用。這些銅殳都沒有刃。
圖片來自楊琳《兵器殳的歷史演變》，《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剛卯常常與“殳文”相聯繫。關於這部分內容，徐學標在《秦漢殳書名實研究》一文中有過詳細辯證，指出所謂秦書八體中的殳書，並非是指“兵器銘文”及“漢剛卯、栒邑權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此說可從。
第三，“靈殳四方”本意大約是指其形制為四方柱形，與嚴卯的“既觚既方”（此處的觚指的是角）相對應。那麼， “赤青白黃，四色是當”為何意？由晉灼言“以彩絲葺其底，如冠纓頭”可知晉灼認為是以赤、青、白、黃四種顏色的絲帶貫穿中央小孔而佩之。姑且不談晉灼的這種穿系方法是否符合漢代實際，漢代流行五行之說，南方赤帝、東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這四色為何只缺了北方黑帝？
勞幹根據《漢書·郊祀志》認為，這可能與秦人所祭帝有關，赤青白黃為秦時上帝，秦人不祠黑帝，剛卯用此四字，當是襲用秦時之舊（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可備一說。
第四，無論剛卯、嚴卯，都突出了“夔”。剛卯雲“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嚴卯雲“帝令夔化”。 尤仁德《漢代玉佩剛卯嚴卯考論》認為，“夔化”之化是“龍”之誤刻，明代郎瑛稱自己收藏的一件玉嚴卯上“夔化”作“夔龍”。《山海經》中說，“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裡。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說文解字》說，“夔，神魅也，如龍一足”。夔應為龍屬，可興風雨，製作雙卯的直接目的與“夔龍”有關。
第五，從“庶疫剛癉，莫我敢當”來看，《昭明文選》注：“癉，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可知剛卯的主要作用為除疫、鎮煞。“莫我敢當”，意為所當無敵。以玉石材質的剛卯，刻祝禱文於其上，意圖實現驅邪鎮惡的效果，郗文倩由此聯想到“鎮墓之石獸被稱為石敢當”。關於剛卯和“石敢當”的聯繫，後文有敘。
上海博物館展出的玉剛卯，圖片來自上海博物館網站
（三）神巫之道：從彩絲係臂說開去
關於剛卯的文獻資料中，有一個細節是值得注意的。西漢史游曾作《急就篇》，中有“射鬾辟邪除群凶”之句。許慎曾在《說文解字》中說，“㱾攺，大剛卯也，以逐精鬼，從殳亥聲。”受許慎影響，顏師古在註釋《急就篇》時也以㱾攺為大剛卯：
“射鬾辟邪皆神獸名也。鬾，小兒鬼也，射鬾，言能射鬾鬼也。辟邪，言能避御妖邪也。謂以寶玉之類。二獸之狀以佩戴之，用除去凶災而保衛其身也。一曰射鬾，謂大剛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為之。一名㱾攺，其上有銘，而旁穿孔，系以彩絲，用係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
顏師古生活在初唐，一則距離漢末魏晉尚不算很遠，民間可能尚有一些習俗遺存，二者他能接觸到更多的漢魏文獻，如服虔和晉灼等的著作，因此其觀點的可靠性還是比較高的。在這則註釋中，顏師古聲稱剛卯的佩戴方式是“系以彩絲，用係臂焉”——“彩絲係臂”可是中國古代廣為流傳的驅邪護命習俗，剛卯之制很可能與此有關。
古代祭祀活動中，系五彩絲以大儺逐疫，《周禮·地官·鼓人》“帗舞”，鄭玄注：“帗，列五彩繒為之。”之後這個習俗逐漸演化，一直流傳下來。宋代高承《事物紀原》引《風土記》雲:“荊楚人端午日以五彩絲係臂，闢兵鬼氣，一名長命縷，今百索是也”， 說明宋代時這一習俗還在流行。明人餘有丁《帝京五日歌》說“系出五絲命可續”，到了清代，各地誌書多有記錄，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有“彩絲系虎”之說，《洛川縣誌》載:“五月男女系五色絲”；《乾州新志》載:“五月以五色絲系長命縷，古人長幼皆然，乾俗唯系小兒女臂上”（轉引自何根海《繩化母題的文化解析和衍繹》）。
五彩絲有何作用？一為辟邪，南北朝時宗懍(約501～565)在《荊楚歲時記》說：“五月，俗稱惡月，多禁。……以五彩絲係臂，名曰‘闢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能改齋漫錄》載“安妃有金條脫為臂飾，即金釧也。”《荊楚歲時記》中所提到的“條達等織組雜物”，很可能為繫於臂上的絲織品。它的作用是在五月端午節這一天避疫癘、祛邪惡。
二為拒龍。楚人以為龍畏懼彩絲，南朝梁吳均（469年—520年）《續齊諧記》中說“漢建武中，長沙區曲見一士人自雲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聞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歷史教育》中提出，端午節起源於南方以龍為圖騰的越族，越人斷髮文身，“以像龍子者，將以避水神也”，其水神就是蛟龍。他認為彩絲係臂便是文身的變相，其原因一方面是文身術應用的主要部分之一是兩臂，與彩絲係臂相若，另一方面彩絲係臂有“長命縷”之名，證明它也具有保障生命的功能。這些觀點頗有價值。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上海博物館展示的剛卯銘文內容
雙卯銘文通常被看作是驅邪、壓勝的祝禱文，類似於符籙化的咒語。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從製作時間來看，剛卯所製作的時間為正月。按《漢書》等史志，“正月剛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為一歲之首，即為“元月”，《呂覽·召類》說“元者，吉之始也”，中國古代向以正月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勞幹解釋說，“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當為‘除日’，‘除’有除災害之意，和驅除疫病正相符合。”（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與嚴卯相聯繫的時間為“疾日”，疾日即為凶日、惡日，《左傳》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社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既有惡日，就需以嚴卯揚威以祛惡。祛惡之嚴卯與元吉之剛卯可謂相輔相成。
第二，無論是剛卯還是嚴卯，都強調了“靈殳”。剛卯雲“靈殳四方”，嚴卯雲“化茲靈殳”，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將剛卯、嚴卯稱之為“靈殳”。何謂殳？鄭玄稱殳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歷來成謎。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銳殳、14件晉杸，其中3件銳殳的一側刃上有銘文“曾侯之用殳”，這一謎才得以初步解決。
曾侯乙墓出土銳殳，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左為曾侯乙墓出土銳殳，右為湖北望山1號墓所出銅殳
銳殳有刃，晉杸則無刃而僅有銅套狀的鐏（首和晉）安裝於積竹木柲兩端，用於儀仗或在戰車上作旗杆之用。銘文上所稱之殳，應當並非銳殳，而是八稜形截面、外表纏絲線的晉杸。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一文中詳細研究了殳的演化，認為在東周期間，原本作為擊刺工具的殳逐漸退出了實戰兵器的行列，而形成了用於禮儀的殳（杸）。下圖左為襄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沈崗墓地發掘出的一件戰國銅殳，這分別為兩端的銅套。圖右為秦始皇兵馬俑三號坑出土的銅殳，很可能是作儀仗用。這些銅殳都沒有刃。
圖片來自楊琳《兵器殳的歷史演變》，《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剛卯常常與“殳文”相聯繫。關於這部分內容，徐學標在《秦漢殳書名實研究》一文中有過詳細辯證，指出所謂秦書八體中的殳書，並非是指“兵器銘文”及“漢剛卯、栒邑權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此說可從。
第三，“靈殳四方”本意大約是指其形制為四方柱形，與嚴卯的“既觚既方”（此處的觚指的是角）相對應。那麼， “赤青白黃，四色是當”為何意？由晉灼言“以彩絲葺其底，如冠纓頭”可知晉灼認為是以赤、青、白、黃四種顏色的絲帶貫穿中央小孔而佩之。姑且不談晉灼的這種穿系方法是否符合漢代實際，漢代流行五行之說，南方赤帝、東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這四色為何只缺了北方黑帝？
勞幹根據《漢書·郊祀志》認為，這可能與秦人所祭帝有關，赤青白黃為秦時上帝，秦人不祠黑帝，剛卯用此四字，當是襲用秦時之舊（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可備一說。
第四，無論剛卯、嚴卯，都突出了“夔”。剛卯雲“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嚴卯雲“帝令夔化”。 尤仁德《漢代玉佩剛卯嚴卯考論》認為，“夔化”之化是“龍”之誤刻，明代郎瑛稱自己收藏的一件玉嚴卯上“夔化”作“夔龍”。《山海經》中說，“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裡。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說文解字》說，“夔，神魅也，如龍一足”。夔應為龍屬，可興風雨，製作雙卯的直接目的與“夔龍”有關。
第五，從“庶疫剛癉，莫我敢當”來看，《昭明文選》注：“癉，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可知剛卯的主要作用為除疫、鎮煞。“莫我敢當”，意為所當無敵。以玉石材質的剛卯，刻祝禱文於其上，意圖實現驅邪鎮惡的效果，郗文倩由此聯想到“鎮墓之石獸被稱為石敢當”。關於剛卯和“石敢當”的聯繫，後文有敘。
上海博物館展出的玉剛卯，圖片來自上海博物館網站
（三）神巫之道：從彩絲係臂說開去
關於剛卯的文獻資料中，有一個細節是值得注意的。西漢史游曾作《急就篇》，中有“射鬾辟邪除群凶”之句。許慎曾在《說文解字》中說，“㱾攺，大剛卯也，以逐精鬼，從殳亥聲。”受許慎影響，顏師古在註釋《急就篇》時也以㱾攺為大剛卯：
“射鬾辟邪皆神獸名也。鬾，小兒鬼也，射鬾，言能射鬾鬼也。辟邪，言能避御妖邪也。謂以寶玉之類。二獸之狀以佩戴之，用除去凶災而保衛其身也。一曰射鬾，謂大剛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為之。一名㱾攺，其上有銘，而旁穿孔，系以彩絲，用係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
顏師古生活在初唐，一則距離漢末魏晉尚不算很遠，民間可能尚有一些習俗遺存，二者他能接觸到更多的漢魏文獻，如服虔和晉灼等的著作，因此其觀點的可靠性還是比較高的。在這則註釋中，顏師古聲稱剛卯的佩戴方式是“系以彩絲，用係臂焉”——“彩絲係臂”可是中國古代廣為流傳的驅邪護命習俗，剛卯之制很可能與此有關。
古代祭祀活動中，系五彩絲以大儺逐疫，《周禮·地官·鼓人》“帗舞”，鄭玄注：“帗，列五彩繒為之。”之後這個習俗逐漸演化，一直流傳下來。宋代高承《事物紀原》引《風土記》雲:“荊楚人端午日以五彩絲係臂，闢兵鬼氣，一名長命縷，今百索是也”， 說明宋代時這一習俗還在流行。明人餘有丁《帝京五日歌》說“系出五絲命可續”，到了清代，各地誌書多有記錄，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有“彩絲系虎”之說，《洛川縣誌》載:“五月男女系五色絲”；《乾州新志》載:“五月以五色絲系長命縷，古人長幼皆然，乾俗唯系小兒女臂上”（轉引自何根海《繩化母題的文化解析和衍繹》）。
五彩絲有何作用？一為辟邪，南北朝時宗懍(約501～565)在《荊楚歲時記》說：“五月，俗稱惡月，多禁。……以五彩絲係臂，名曰‘闢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能改齋漫錄》載“安妃有金條脫為臂飾，即金釧也。”《荊楚歲時記》中所提到的“條達等織組雜物”，很可能為繫於臂上的絲織品。它的作用是在五月端午節這一天避疫癘、祛邪惡。
二為拒龍。楚人以為龍畏懼彩絲，南朝梁吳均（469年—520年）《續齊諧記》中說“漢建武中，長沙區曲見一士人自雲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聞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歷史教育》中提出，端午節起源於南方以龍為圖騰的越族，越人斷髮文身，“以像龍子者，將以避水神也”，其水神就是蛟龍。他認為彩絲係臂便是文身的變相，其原因一方面是文身術應用的主要部分之一是兩臂，與彩絲係臂相若，另一方面彩絲係臂有“長命縷”之名，證明它也具有保障生命的功能。這些觀點頗有價值。
聞一多塑像
根據端午節時彩絲係臂的風俗，結合剛卯的銘文和形制，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首先，漢代剛卯和嚴卯，其文化根源在於吳越、荊楚一帶。漢朝在文化、信仰方面重點繼承了楚人的信鬼好巫，彩絲係臂的風俗很可能融入漢代流行的習俗之中——於“惡月”五月的端午節之時，佩戴具有祛惡鎮煞作用的五彩佩飾。也就是說，漢代剛卯和嚴卯最初可能主要用於端午節。另外，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中指出，在東周時期，殳（杸）的發現以楚為最，數量、種類均無出其右。雙卯的“靈殳”之名，也暗暗說明了它與楚文化之間的關係。
湖北省博物館藏有曾侯乙墓出土的數件四方柱形、穿孔玉器，素面無文字，因其與漢代剛卯相似，因此命名為“玉剛卯”。出土時一枚置於死者頭部下方，五枚置軀體左側。李皓在《玉中奇物—漢代玉剛卯》一文中認為，其上並不含有“剛卯”的文字，應稱之為“琮形管”。 曾侯乙墓確實也曾出土有與該玉剛卯大小相似的“雲紋玉管”。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上海博物館展示的剛卯銘文內容
雙卯銘文通常被看作是驅邪、壓勝的祝禱文，類似於符籙化的咒語。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從製作時間來看，剛卯所製作的時間為正月。按《漢書》等史志，“正月剛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為一歲之首，即為“元月”，《呂覽·召類》說“元者，吉之始也”，中國古代向以正月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勞幹解釋說，“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當為‘除日’，‘除’有除災害之意，和驅除疫病正相符合。”（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與嚴卯相聯繫的時間為“疾日”，疾日即為凶日、惡日，《左傳》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社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既有惡日，就需以嚴卯揚威以祛惡。祛惡之嚴卯與元吉之剛卯可謂相輔相成。
第二，無論是剛卯還是嚴卯，都強調了“靈殳”。剛卯雲“靈殳四方”，嚴卯雲“化茲靈殳”，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將剛卯、嚴卯稱之為“靈殳”。何謂殳？鄭玄稱殳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歷來成謎。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銳殳、14件晉杸，其中3件銳殳的一側刃上有銘文“曾侯之用殳”，這一謎才得以初步解決。
曾侯乙墓出土銳殳，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左為曾侯乙墓出土銳殳，右為湖北望山1號墓所出銅殳
銳殳有刃，晉杸則無刃而僅有銅套狀的鐏（首和晉）安裝於積竹木柲兩端，用於儀仗或在戰車上作旗杆之用。銘文上所稱之殳，應當並非銳殳，而是八稜形截面、外表纏絲線的晉杸。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一文中詳細研究了殳的演化，認為在東周期間，原本作為擊刺工具的殳逐漸退出了實戰兵器的行列，而形成了用於禮儀的殳（杸）。下圖左為襄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沈崗墓地發掘出的一件戰國銅殳，這分別為兩端的銅套。圖右為秦始皇兵馬俑三號坑出土的銅殳，很可能是作儀仗用。這些銅殳都沒有刃。
圖片來自楊琳《兵器殳的歷史演變》，《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剛卯常常與“殳文”相聯繫。關於這部分內容，徐學標在《秦漢殳書名實研究》一文中有過詳細辯證，指出所謂秦書八體中的殳書，並非是指“兵器銘文”及“漢剛卯、栒邑權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此說可從。
第三，“靈殳四方”本意大約是指其形制為四方柱形，與嚴卯的“既觚既方”（此處的觚指的是角）相對應。那麼， “赤青白黃，四色是當”為何意？由晉灼言“以彩絲葺其底，如冠纓頭”可知晉灼認為是以赤、青、白、黃四種顏色的絲帶貫穿中央小孔而佩之。姑且不談晉灼的這種穿系方法是否符合漢代實際，漢代流行五行之說，南方赤帝、東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這四色為何只缺了北方黑帝？
勞幹根據《漢書·郊祀志》認為，這可能與秦人所祭帝有關，赤青白黃為秦時上帝，秦人不祠黑帝，剛卯用此四字，當是襲用秦時之舊（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可備一說。
第四，無論剛卯、嚴卯，都突出了“夔”。剛卯雲“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嚴卯雲“帝令夔化”。 尤仁德《漢代玉佩剛卯嚴卯考論》認為，“夔化”之化是“龍”之誤刻，明代郎瑛稱自己收藏的一件玉嚴卯上“夔化”作“夔龍”。《山海經》中說，“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裡。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說文解字》說，“夔，神魅也，如龍一足”。夔應為龍屬，可興風雨，製作雙卯的直接目的與“夔龍”有關。
第五，從“庶疫剛癉，莫我敢當”來看，《昭明文選》注：“癉，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可知剛卯的主要作用為除疫、鎮煞。“莫我敢當”，意為所當無敵。以玉石材質的剛卯，刻祝禱文於其上，意圖實現驅邪鎮惡的效果，郗文倩由此聯想到“鎮墓之石獸被稱為石敢當”。關於剛卯和“石敢當”的聯繫，後文有敘。
上海博物館展出的玉剛卯，圖片來自上海博物館網站
（三）神巫之道：從彩絲係臂說開去
關於剛卯的文獻資料中，有一個細節是值得注意的。西漢史游曾作《急就篇》，中有“射鬾辟邪除群凶”之句。許慎曾在《說文解字》中說，“㱾攺，大剛卯也，以逐精鬼，從殳亥聲。”受許慎影響，顏師古在註釋《急就篇》時也以㱾攺為大剛卯：
“射鬾辟邪皆神獸名也。鬾，小兒鬼也，射鬾，言能射鬾鬼也。辟邪，言能避御妖邪也。謂以寶玉之類。二獸之狀以佩戴之，用除去凶災而保衛其身也。一曰射鬾，謂大剛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為之。一名㱾攺，其上有銘，而旁穿孔，系以彩絲，用係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
顏師古生活在初唐，一則距離漢末魏晉尚不算很遠，民間可能尚有一些習俗遺存，二者他能接觸到更多的漢魏文獻，如服虔和晉灼等的著作，因此其觀點的可靠性還是比較高的。在這則註釋中，顏師古聲稱剛卯的佩戴方式是“系以彩絲，用係臂焉”——“彩絲係臂”可是中國古代廣為流傳的驅邪護命習俗，剛卯之制很可能與此有關。
古代祭祀活動中，系五彩絲以大儺逐疫，《周禮·地官·鼓人》“帗舞”，鄭玄注：“帗，列五彩繒為之。”之後這個習俗逐漸演化，一直流傳下來。宋代高承《事物紀原》引《風土記》雲:“荊楚人端午日以五彩絲係臂，闢兵鬼氣，一名長命縷，今百索是也”， 說明宋代時這一習俗還在流行。明人餘有丁《帝京五日歌》說“系出五絲命可續”，到了清代，各地誌書多有記錄，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有“彩絲系虎”之說，《洛川縣誌》載:“五月男女系五色絲”；《乾州新志》載:“五月以五色絲系長命縷，古人長幼皆然，乾俗唯系小兒女臂上”（轉引自何根海《繩化母題的文化解析和衍繹》）。
五彩絲有何作用？一為辟邪，南北朝時宗懍(約501～565)在《荊楚歲時記》說：“五月，俗稱惡月，多禁。……以五彩絲係臂，名曰‘闢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能改齋漫錄》載“安妃有金條脫為臂飾，即金釧也。”《荊楚歲時記》中所提到的“條達等織組雜物”，很可能為繫於臂上的絲織品。它的作用是在五月端午節這一天避疫癘、祛邪惡。
二為拒龍。楚人以為龍畏懼彩絲，南朝梁吳均（469年—520年）《續齊諧記》中說“漢建武中，長沙區曲見一士人自雲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聞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歷史教育》中提出，端午節起源於南方以龍為圖騰的越族，越人斷髮文身，“以像龍子者，將以避水神也”，其水神就是蛟龍。他認為彩絲係臂便是文身的變相，其原因一方面是文身術應用的主要部分之一是兩臂，與彩絲係臂相若，另一方面彩絲係臂有“長命縷”之名，證明它也具有保障生命的功能。這些觀點頗有價值。
聞一多塑像
根據端午節時彩絲係臂的風俗，結合剛卯的銘文和形制，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首先，漢代剛卯和嚴卯，其文化根源在於吳越、荊楚一帶。漢朝在文化、信仰方面重點繼承了楚人的信鬼好巫，彩絲係臂的風俗很可能融入漢代流行的習俗之中——於“惡月”五月的端午節之時，佩戴具有祛惡鎮煞作用的五彩佩飾。也就是說，漢代剛卯和嚴卯最初可能主要用於端午節。另外，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中指出，在東周時期，殳（杸）的發現以楚為最，數量、種類均無出其右。雙卯的“靈殳”之名，也暗暗說明了它與楚文化之間的關係。
湖北省博物館藏有曾侯乙墓出土的數件四方柱形、穿孔玉器，素面無文字，因其與漢代剛卯相似，因此命名為“玉剛卯”。出土時一枚置於死者頭部下方，五枚置軀體左側。李皓在《玉中奇物—漢代玉剛卯》一文中認為，其上並不含有“剛卯”的文字，應稱之為“琮形管”。 曾侯乙墓確實也曾出土有與該玉剛卯大小相似的“雲紋玉管”。
湖北省博物館展出的玉剛卯和雲紋玉管
馬承源先生以琮形管為剛卯的前身，他認為良渚文化的琮形管發展出商周時的方柱形玉管，再發展為漢代的剛卯，剛卯很可能繼承了琮形管“外方內圓”的特徵，形成了長方柱體的外形，這一說法目前看來是比較合理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方柱圓孔玉器可以認為是琮形管和剛卯之間的一種過渡形式。它很可能是以絲線繫於下葬的墓主左臂，這種處置方式與漢代剛卯已經非常接近，因此湖北省博物館稱其為“玉剛卯”亦無大錯。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上海博物館展示的剛卯銘文內容
雙卯銘文通常被看作是驅邪、壓勝的祝禱文，類似於符籙化的咒語。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從製作時間來看，剛卯所製作的時間為正月。按《漢書》等史志，“正月剛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為一歲之首，即為“元月”，《呂覽·召類》說“元者，吉之始也”，中國古代向以正月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勞幹解釋說，“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當為‘除日’，‘除’有除災害之意，和驅除疫病正相符合。”（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與嚴卯相聯繫的時間為“疾日”，疾日即為凶日、惡日，《左傳》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社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既有惡日，就需以嚴卯揚威以祛惡。祛惡之嚴卯與元吉之剛卯可謂相輔相成。
第二，無論是剛卯還是嚴卯，都強調了“靈殳”。剛卯雲“靈殳四方”，嚴卯雲“化茲靈殳”，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將剛卯、嚴卯稱之為“靈殳”。何謂殳？鄭玄稱殳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歷來成謎。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銳殳、14件晉杸，其中3件銳殳的一側刃上有銘文“曾侯之用殳”，這一謎才得以初步解決。
曾侯乙墓出土銳殳，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左為曾侯乙墓出土銳殳，右為湖北望山1號墓所出銅殳
銳殳有刃，晉杸則無刃而僅有銅套狀的鐏（首和晉）安裝於積竹木柲兩端，用於儀仗或在戰車上作旗杆之用。銘文上所稱之殳，應當並非銳殳，而是八稜形截面、外表纏絲線的晉杸。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一文中詳細研究了殳的演化，認為在東周期間，原本作為擊刺工具的殳逐漸退出了實戰兵器的行列，而形成了用於禮儀的殳（杸）。下圖左為襄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沈崗墓地發掘出的一件戰國銅殳，這分別為兩端的銅套。圖右為秦始皇兵馬俑三號坑出土的銅殳，很可能是作儀仗用。這些銅殳都沒有刃。
圖片來自楊琳《兵器殳的歷史演變》，《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剛卯常常與“殳文”相聯繫。關於這部分內容，徐學標在《秦漢殳書名實研究》一文中有過詳細辯證，指出所謂秦書八體中的殳書，並非是指“兵器銘文”及“漢剛卯、栒邑權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此說可從。
第三，“靈殳四方”本意大約是指其形制為四方柱形，與嚴卯的“既觚既方”（此處的觚指的是角）相對應。那麼， “赤青白黃，四色是當”為何意？由晉灼言“以彩絲葺其底，如冠纓頭”可知晉灼認為是以赤、青、白、黃四種顏色的絲帶貫穿中央小孔而佩之。姑且不談晉灼的這種穿系方法是否符合漢代實際，漢代流行五行之說，南方赤帝、東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這四色為何只缺了北方黑帝？
勞幹根據《漢書·郊祀志》認為，這可能與秦人所祭帝有關，赤青白黃為秦時上帝，秦人不祠黑帝，剛卯用此四字，當是襲用秦時之舊（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可備一說。
第四，無論剛卯、嚴卯，都突出了“夔”。剛卯雲“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嚴卯雲“帝令夔化”。 尤仁德《漢代玉佩剛卯嚴卯考論》認為，“夔化”之化是“龍”之誤刻，明代郎瑛稱自己收藏的一件玉嚴卯上“夔化”作“夔龍”。《山海經》中說，“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裡。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說文解字》說，“夔，神魅也，如龍一足”。夔應為龍屬，可興風雨，製作雙卯的直接目的與“夔龍”有關。
第五，從“庶疫剛癉，莫我敢當”來看，《昭明文選》注：“癉，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可知剛卯的主要作用為除疫、鎮煞。“莫我敢當”，意為所當無敵。以玉石材質的剛卯，刻祝禱文於其上，意圖實現驅邪鎮惡的效果，郗文倩由此聯想到“鎮墓之石獸被稱為石敢當”。關於剛卯和“石敢當”的聯繫，後文有敘。
上海博物館展出的玉剛卯，圖片來自上海博物館網站
（三）神巫之道：從彩絲係臂說開去
關於剛卯的文獻資料中，有一個細節是值得注意的。西漢史游曾作《急就篇》，中有“射鬾辟邪除群凶”之句。許慎曾在《說文解字》中說，“㱾攺，大剛卯也，以逐精鬼，從殳亥聲。”受許慎影響，顏師古在註釋《急就篇》時也以㱾攺為大剛卯：
“射鬾辟邪皆神獸名也。鬾，小兒鬼也，射鬾，言能射鬾鬼也。辟邪，言能避御妖邪也。謂以寶玉之類。二獸之狀以佩戴之，用除去凶災而保衛其身也。一曰射鬾，謂大剛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為之。一名㱾攺，其上有銘，而旁穿孔，系以彩絲，用係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
顏師古生活在初唐，一則距離漢末魏晉尚不算很遠，民間可能尚有一些習俗遺存，二者他能接觸到更多的漢魏文獻，如服虔和晉灼等的著作，因此其觀點的可靠性還是比較高的。在這則註釋中，顏師古聲稱剛卯的佩戴方式是“系以彩絲，用係臂焉”——“彩絲係臂”可是中國古代廣為流傳的驅邪護命習俗，剛卯之制很可能與此有關。
古代祭祀活動中，系五彩絲以大儺逐疫，《周禮·地官·鼓人》“帗舞”，鄭玄注：“帗，列五彩繒為之。”之後這個習俗逐漸演化，一直流傳下來。宋代高承《事物紀原》引《風土記》雲:“荊楚人端午日以五彩絲係臂，闢兵鬼氣，一名長命縷，今百索是也”， 說明宋代時這一習俗還在流行。明人餘有丁《帝京五日歌》說“系出五絲命可續”，到了清代，各地誌書多有記錄，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有“彩絲系虎”之說，《洛川縣誌》載:“五月男女系五色絲”；《乾州新志》載:“五月以五色絲系長命縷，古人長幼皆然，乾俗唯系小兒女臂上”（轉引自何根海《繩化母題的文化解析和衍繹》）。
五彩絲有何作用？一為辟邪，南北朝時宗懍(約501～565)在《荊楚歲時記》說：“五月，俗稱惡月，多禁。……以五彩絲係臂，名曰‘闢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能改齋漫錄》載“安妃有金條脫為臂飾，即金釧也。”《荊楚歲時記》中所提到的“條達等織組雜物”，很可能為繫於臂上的絲織品。它的作用是在五月端午節這一天避疫癘、祛邪惡。
二為拒龍。楚人以為龍畏懼彩絲，南朝梁吳均（469年—520年）《續齊諧記》中說“漢建武中，長沙區曲見一士人自雲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聞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歷史教育》中提出，端午節起源於南方以龍為圖騰的越族，越人斷髮文身，“以像龍子者，將以避水神也”，其水神就是蛟龍。他認為彩絲係臂便是文身的變相，其原因一方面是文身術應用的主要部分之一是兩臂，與彩絲係臂相若，另一方面彩絲係臂有“長命縷”之名，證明它也具有保障生命的功能。這些觀點頗有價值。
聞一多塑像
根據端午節時彩絲係臂的風俗，結合剛卯的銘文和形制，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首先，漢代剛卯和嚴卯，其文化根源在於吳越、荊楚一帶。漢朝在文化、信仰方面重點繼承了楚人的信鬼好巫，彩絲係臂的風俗很可能融入漢代流行的習俗之中——於“惡月”五月的端午節之時，佩戴具有祛惡鎮煞作用的五彩佩飾。也就是說，漢代剛卯和嚴卯最初可能主要用於端午節。另外，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中指出，在東周時期，殳（杸）的發現以楚為最，數量、種類均無出其右。雙卯的“靈殳”之名，也暗暗說明了它與楚文化之間的關係。
湖北省博物館藏有曾侯乙墓出土的數件四方柱形、穿孔玉器，素面無文字，因其與漢代剛卯相似，因此命名為“玉剛卯”。出土時一枚置於死者頭部下方，五枚置軀體左側。李皓在《玉中奇物—漢代玉剛卯》一文中認為，其上並不含有“剛卯”的文字，應稱之為“琮形管”。 曾侯乙墓確實也曾出土有與該玉剛卯大小相似的“雲紋玉管”。
湖北省博物館展出的玉剛卯和雲紋玉管
馬承源先生以琮形管為剛卯的前身，他認為良渚文化的琮形管發展出商周時的方柱形玉管，再發展為漢代的剛卯，剛卯很可能繼承了琮形管“外方內圓”的特徵，形成了長方柱體的外形，這一說法目前看來是比較合理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方柱圓孔玉器可以認為是琮形管和剛卯之間的一種過渡形式。它很可能是以絲線繫於下葬的墓主左臂，這種處置方式與漢代剛卯已經非常接近，因此湖北省博物館稱其為“玉剛卯”亦無大錯。
良渚玉琮式管，圖片拍攝於故宮博物院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上海博物館展示的剛卯銘文內容
雙卯銘文通常被看作是驅邪、壓勝的祝禱文，類似於符籙化的咒語。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從製作時間來看，剛卯所製作的時間為正月。按《漢書》等史志，“正月剛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為一歲之首，即為“元月”，《呂覽·召類》說“元者，吉之始也”，中國古代向以正月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勞幹解釋說，“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當為‘除日’，‘除’有除災害之意，和驅除疫病正相符合。”（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與嚴卯相聯繫的時間為“疾日”，疾日即為凶日、惡日，《左傳》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社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既有惡日，就需以嚴卯揚威以祛惡。祛惡之嚴卯與元吉之剛卯可謂相輔相成。
第二，無論是剛卯還是嚴卯，都強調了“靈殳”。剛卯雲“靈殳四方”，嚴卯雲“化茲靈殳”，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將剛卯、嚴卯稱之為“靈殳”。何謂殳？鄭玄稱殳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歷來成謎。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銳殳、14件晉杸，其中3件銳殳的一側刃上有銘文“曾侯之用殳”，這一謎才得以初步解決。
曾侯乙墓出土銳殳，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左為曾侯乙墓出土銳殳，右為湖北望山1號墓所出銅殳
銳殳有刃，晉杸則無刃而僅有銅套狀的鐏（首和晉）安裝於積竹木柲兩端，用於儀仗或在戰車上作旗杆之用。銘文上所稱之殳，應當並非銳殳，而是八稜形截面、外表纏絲線的晉杸。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一文中詳細研究了殳的演化，認為在東周期間，原本作為擊刺工具的殳逐漸退出了實戰兵器的行列，而形成了用於禮儀的殳（杸）。下圖左為襄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沈崗墓地發掘出的一件戰國銅殳，這分別為兩端的銅套。圖右為秦始皇兵馬俑三號坑出土的銅殳，很可能是作儀仗用。這些銅殳都沒有刃。
圖片來自楊琳《兵器殳的歷史演變》，《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剛卯常常與“殳文”相聯繫。關於這部分內容，徐學標在《秦漢殳書名實研究》一文中有過詳細辯證，指出所謂秦書八體中的殳書，並非是指“兵器銘文”及“漢剛卯、栒邑權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此說可從。
第三，“靈殳四方”本意大約是指其形制為四方柱形，與嚴卯的“既觚既方”（此處的觚指的是角）相對應。那麼， “赤青白黃，四色是當”為何意？由晉灼言“以彩絲葺其底，如冠纓頭”可知晉灼認為是以赤、青、白、黃四種顏色的絲帶貫穿中央小孔而佩之。姑且不談晉灼的這種穿系方法是否符合漢代實際，漢代流行五行之說，南方赤帝、東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這四色為何只缺了北方黑帝？
勞幹根據《漢書·郊祀志》認為，這可能與秦人所祭帝有關，赤青白黃為秦時上帝，秦人不祠黑帝，剛卯用此四字，當是襲用秦時之舊（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可備一說。
第四，無論剛卯、嚴卯，都突出了“夔”。剛卯雲“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嚴卯雲“帝令夔化”。 尤仁德《漢代玉佩剛卯嚴卯考論》認為，“夔化”之化是“龍”之誤刻，明代郎瑛稱自己收藏的一件玉嚴卯上“夔化”作“夔龍”。《山海經》中說，“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裡。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說文解字》說，“夔，神魅也，如龍一足”。夔應為龍屬，可興風雨，製作雙卯的直接目的與“夔龍”有關。
第五，從“庶疫剛癉，莫我敢當”來看，《昭明文選》注：“癉，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可知剛卯的主要作用為除疫、鎮煞。“莫我敢當”，意為所當無敵。以玉石材質的剛卯，刻祝禱文於其上，意圖實現驅邪鎮惡的效果，郗文倩由此聯想到“鎮墓之石獸被稱為石敢當”。關於剛卯和“石敢當”的聯繫，後文有敘。
上海博物館展出的玉剛卯，圖片來自上海博物館網站
（三）神巫之道：從彩絲係臂說開去
關於剛卯的文獻資料中，有一個細節是值得注意的。西漢史游曾作《急就篇》，中有“射鬾辟邪除群凶”之句。許慎曾在《說文解字》中說，“㱾攺，大剛卯也，以逐精鬼，從殳亥聲。”受許慎影響，顏師古在註釋《急就篇》時也以㱾攺為大剛卯：
“射鬾辟邪皆神獸名也。鬾，小兒鬼也，射鬾，言能射鬾鬼也。辟邪，言能避御妖邪也。謂以寶玉之類。二獸之狀以佩戴之，用除去凶災而保衛其身也。一曰射鬾，謂大剛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為之。一名㱾攺，其上有銘，而旁穿孔，系以彩絲，用係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
顏師古生活在初唐，一則距離漢末魏晉尚不算很遠，民間可能尚有一些習俗遺存，二者他能接觸到更多的漢魏文獻，如服虔和晉灼等的著作，因此其觀點的可靠性還是比較高的。在這則註釋中，顏師古聲稱剛卯的佩戴方式是“系以彩絲，用係臂焉”——“彩絲係臂”可是中國古代廣為流傳的驅邪護命習俗，剛卯之制很可能與此有關。
古代祭祀活動中，系五彩絲以大儺逐疫，《周禮·地官·鼓人》“帗舞”，鄭玄注：“帗，列五彩繒為之。”之後這個習俗逐漸演化，一直流傳下來。宋代高承《事物紀原》引《風土記》雲:“荊楚人端午日以五彩絲係臂，闢兵鬼氣，一名長命縷，今百索是也”， 說明宋代時這一習俗還在流行。明人餘有丁《帝京五日歌》說“系出五絲命可續”，到了清代，各地誌書多有記錄，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有“彩絲系虎”之說，《洛川縣誌》載:“五月男女系五色絲”；《乾州新志》載:“五月以五色絲系長命縷，古人長幼皆然，乾俗唯系小兒女臂上”（轉引自何根海《繩化母題的文化解析和衍繹》）。
五彩絲有何作用？一為辟邪，南北朝時宗懍(約501～565)在《荊楚歲時記》說：“五月，俗稱惡月，多禁。……以五彩絲係臂，名曰‘闢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能改齋漫錄》載“安妃有金條脫為臂飾，即金釧也。”《荊楚歲時記》中所提到的“條達等織組雜物”，很可能為繫於臂上的絲織品。它的作用是在五月端午節這一天避疫癘、祛邪惡。
二為拒龍。楚人以為龍畏懼彩絲，南朝梁吳均（469年—520年）《續齊諧記》中說“漢建武中，長沙區曲見一士人自雲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聞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歷史教育》中提出，端午節起源於南方以龍為圖騰的越族，越人斷髮文身，“以像龍子者，將以避水神也”，其水神就是蛟龍。他認為彩絲係臂便是文身的變相，其原因一方面是文身術應用的主要部分之一是兩臂，與彩絲係臂相若，另一方面彩絲係臂有“長命縷”之名，證明它也具有保障生命的功能。這些觀點頗有價值。
聞一多塑像
根據端午節時彩絲係臂的風俗，結合剛卯的銘文和形制，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首先，漢代剛卯和嚴卯，其文化根源在於吳越、荊楚一帶。漢朝在文化、信仰方面重點繼承了楚人的信鬼好巫，彩絲係臂的風俗很可能融入漢代流行的習俗之中——於“惡月”五月的端午節之時，佩戴具有祛惡鎮煞作用的五彩佩飾。也就是說，漢代剛卯和嚴卯最初可能主要用於端午節。另外，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中指出，在東周時期，殳（杸）的發現以楚為最，數量、種類均無出其右。雙卯的“靈殳”之名，也暗暗說明了它與楚文化之間的關係。
湖北省博物館藏有曾侯乙墓出土的數件四方柱形、穿孔玉器，素面無文字，因其與漢代剛卯相似，因此命名為“玉剛卯”。出土時一枚置於死者頭部下方，五枚置軀體左側。李皓在《玉中奇物—漢代玉剛卯》一文中認為，其上並不含有“剛卯”的文字，應稱之為“琮形管”。 曾侯乙墓確實也曾出土有與該玉剛卯大小相似的“雲紋玉管”。
湖北省博物館展出的玉剛卯和雲紋玉管
馬承源先生以琮形管為剛卯的前身，他認為良渚文化的琮形管發展出商周時的方柱形玉管，再發展為漢代的剛卯，剛卯很可能繼承了琮形管“外方內圓”的特徵，形成了長方柱體的外形，這一說法目前看來是比較合理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方柱圓孔玉器可以認為是琮形管和剛卯之間的一種過渡形式。它很可能是以絲線繫於下葬的墓主左臂，這種處置方式與漢代剛卯已經非常接近，因此湖北省博物館稱其為“玉剛卯”亦無大錯。
良渚玉琮式管，圖片拍攝於故宮博物院
良渚玉琮式管，圖片拍攝於故宮博物院
其次，漢代剛卯和嚴卯，其形制為四方形，按其銘文“靈殳四方”、“既觚既方”，它很可能採用了戰國、秦代時作為禮儀的晉杸的外形。但已發現的晉杸少有四方形的，因此雙卯是否在早期還有六方、八方的形制，目前不大能確定。
如果雙卯的原初內涵為於端午節日時辟邪，那麼它在形制上的主要特徵應當在兩點：第一為以彩絲纏系，第二為雙卯本身的材質。按《後漢書》，雙卯的材質分別為白玉、黑犀和象牙，此外與居延漢簡同出有木剛卯，可能為桃木。《宋書·禮志一》:“舊時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門，以攘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設之，有桃卯，無磔雞。”所謂“桃卯”，應指桃木剛卯之意。
《韓詩外傳》說：“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這裡的“桃殳”能夠“庶人皆佩”，很可能就是桃卯或桃卯的前身，日常佩戴用以辟邪或正心。國人自古相信桃木有神力，《禮記·檀弓下》載:“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鄭注曰:“為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
前文提到，在雙卯銘文中有“庶疫剛癉，莫我敢當”，是否與山神或靈石崇拜有關？中國的山神、信仰源頭極早，商周時已極流行。葉濤在《泰山石敢當源流考》中認為西漢時社會上出現了“泰山治鬼”說，漢代鎮墓文中多出現“生屬長安，死屬大 （泰） 山”、“生人屬西長安，死人屬太山”之語（見羅振玉《貞鬆堂集古遺文》）。既然泰山神能治鬼，泰山石自然就能禁壓不祥，進而推進到一切石類都可以驅除邪惡，因此西漢劉安《淮南萬畢術》載:“丸石於宅四隅，則鬼能無殃也。”西漢史游《急就章》說“師猛虎，石敢當，所不侵，龍未央”，這是最早的關於“石敢當”三字連文的記載。雖然《急就章》只是為兒童寫的啟蒙讀物，並不是意義連貫的文學作品，但其字句也不是毫無根據地拼湊出的，這說明在西漢時“石敢當”很可能已經成為一種敬奉山神或靈石的民俗，認為石可以抵擋一切厄運災難。玉為石之美者，神力當然更強。
白玉、黑犀、白象、桃木，都可以用來製作雙卯。黑犀和白象都是珍貴且強大的巨獸，以其齒牙為器，應為借其神力之意，桃木可辟邪驅鬼，這四種材料都有辟邪通靈之能，很適合用來製作鎮煞的法器。
再次，漢代剛卯和嚴卯的佩戴方式，一般認為將剛卯和嚴卯組成如下圖所示（引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上海博物館展示的剛卯銘文內容
雙卯銘文通常被看作是驅邪、壓勝的祝禱文，類似於符籙化的咒語。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從製作時間來看，剛卯所製作的時間為正月。按《漢書》等史志，“正月剛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為一歲之首，即為“元月”，《呂覽·召類》說“元者，吉之始也”，中國古代向以正月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勞幹解釋說，“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當為‘除日’，‘除’有除災害之意，和驅除疫病正相符合。”（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與嚴卯相聯繫的時間為“疾日”，疾日即為凶日、惡日，《左傳》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社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既有惡日，就需以嚴卯揚威以祛惡。祛惡之嚴卯與元吉之剛卯可謂相輔相成。
第二，無論是剛卯還是嚴卯，都強調了“靈殳”。剛卯雲“靈殳四方”，嚴卯雲“化茲靈殳”，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將剛卯、嚴卯稱之為“靈殳”。何謂殳？鄭玄稱殳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歷來成謎。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銳殳、14件晉杸，其中3件銳殳的一側刃上有銘文“曾侯之用殳”，這一謎才得以初步解決。
曾侯乙墓出土銳殳，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左為曾侯乙墓出土銳殳，右為湖北望山1號墓所出銅殳
銳殳有刃，晉杸則無刃而僅有銅套狀的鐏（首和晉）安裝於積竹木柲兩端，用於儀仗或在戰車上作旗杆之用。銘文上所稱之殳，應當並非銳殳，而是八稜形截面、外表纏絲線的晉杸。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一文中詳細研究了殳的演化，認為在東周期間，原本作為擊刺工具的殳逐漸退出了實戰兵器的行列，而形成了用於禮儀的殳（杸）。下圖左為襄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沈崗墓地發掘出的一件戰國銅殳，這分別為兩端的銅套。圖右為秦始皇兵馬俑三號坑出土的銅殳，很可能是作儀仗用。這些銅殳都沒有刃。
圖片來自楊琳《兵器殳的歷史演變》，《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剛卯常常與“殳文”相聯繫。關於這部分內容，徐學標在《秦漢殳書名實研究》一文中有過詳細辯證，指出所謂秦書八體中的殳書，並非是指“兵器銘文”及“漢剛卯、栒邑權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此說可從。
第三，“靈殳四方”本意大約是指其形制為四方柱形，與嚴卯的“既觚既方”（此處的觚指的是角）相對應。那麼， “赤青白黃，四色是當”為何意？由晉灼言“以彩絲葺其底，如冠纓頭”可知晉灼認為是以赤、青、白、黃四種顏色的絲帶貫穿中央小孔而佩之。姑且不談晉灼的這種穿系方法是否符合漢代實際，漢代流行五行之說，南方赤帝、東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這四色為何只缺了北方黑帝？
勞幹根據《漢書·郊祀志》認為，這可能與秦人所祭帝有關，赤青白黃為秦時上帝，秦人不祠黑帝，剛卯用此四字，當是襲用秦時之舊（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可備一說。
第四，無論剛卯、嚴卯，都突出了“夔”。剛卯雲“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嚴卯雲“帝令夔化”。 尤仁德《漢代玉佩剛卯嚴卯考論》認為，“夔化”之化是“龍”之誤刻，明代郎瑛稱自己收藏的一件玉嚴卯上“夔化”作“夔龍”。《山海經》中說，“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裡。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說文解字》說，“夔，神魅也，如龍一足”。夔應為龍屬，可興風雨，製作雙卯的直接目的與“夔龍”有關。
第五，從“庶疫剛癉，莫我敢當”來看，《昭明文選》注：“癉，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可知剛卯的主要作用為除疫、鎮煞。“莫我敢當”，意為所當無敵。以玉石材質的剛卯，刻祝禱文於其上，意圖實現驅邪鎮惡的效果，郗文倩由此聯想到“鎮墓之石獸被稱為石敢當”。關於剛卯和“石敢當”的聯繫，後文有敘。
上海博物館展出的玉剛卯，圖片來自上海博物館網站
（三）神巫之道：從彩絲係臂說開去
關於剛卯的文獻資料中，有一個細節是值得注意的。西漢史游曾作《急就篇》，中有“射鬾辟邪除群凶”之句。許慎曾在《說文解字》中說，“㱾攺，大剛卯也，以逐精鬼，從殳亥聲。”受許慎影響，顏師古在註釋《急就篇》時也以㱾攺為大剛卯：
“射鬾辟邪皆神獸名也。鬾，小兒鬼也，射鬾，言能射鬾鬼也。辟邪，言能避御妖邪也。謂以寶玉之類。二獸之狀以佩戴之，用除去凶災而保衛其身也。一曰射鬾，謂大剛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為之。一名㱾攺，其上有銘，而旁穿孔，系以彩絲，用係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
顏師古生活在初唐，一則距離漢末魏晉尚不算很遠，民間可能尚有一些習俗遺存，二者他能接觸到更多的漢魏文獻，如服虔和晉灼等的著作，因此其觀點的可靠性還是比較高的。在這則註釋中，顏師古聲稱剛卯的佩戴方式是“系以彩絲，用係臂焉”——“彩絲係臂”可是中國古代廣為流傳的驅邪護命習俗，剛卯之制很可能與此有關。
古代祭祀活動中，系五彩絲以大儺逐疫，《周禮·地官·鼓人》“帗舞”，鄭玄注：“帗，列五彩繒為之。”之後這個習俗逐漸演化，一直流傳下來。宋代高承《事物紀原》引《風土記》雲:“荊楚人端午日以五彩絲係臂，闢兵鬼氣，一名長命縷，今百索是也”， 說明宋代時這一習俗還在流行。明人餘有丁《帝京五日歌》說“系出五絲命可續”，到了清代，各地誌書多有記錄，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有“彩絲系虎”之說，《洛川縣誌》載:“五月男女系五色絲”；《乾州新志》載:“五月以五色絲系長命縷，古人長幼皆然，乾俗唯系小兒女臂上”（轉引自何根海《繩化母題的文化解析和衍繹》）。
五彩絲有何作用？一為辟邪，南北朝時宗懍(約501～565)在《荊楚歲時記》說：“五月，俗稱惡月，多禁。……以五彩絲係臂，名曰‘闢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能改齋漫錄》載“安妃有金條脫為臂飾，即金釧也。”《荊楚歲時記》中所提到的“條達等織組雜物”，很可能為繫於臂上的絲織品。它的作用是在五月端午節這一天避疫癘、祛邪惡。
二為拒龍。楚人以為龍畏懼彩絲，南朝梁吳均（469年—520年）《續齊諧記》中說“漢建武中，長沙區曲見一士人自雲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聞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歷史教育》中提出，端午節起源於南方以龍為圖騰的越族，越人斷髮文身，“以像龍子者，將以避水神也”，其水神就是蛟龍。他認為彩絲係臂便是文身的變相，其原因一方面是文身術應用的主要部分之一是兩臂，與彩絲係臂相若，另一方面彩絲係臂有“長命縷”之名，證明它也具有保障生命的功能。這些觀點頗有價值。
聞一多塑像
根據端午節時彩絲係臂的風俗，結合剛卯的銘文和形制，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首先，漢代剛卯和嚴卯，其文化根源在於吳越、荊楚一帶。漢朝在文化、信仰方面重點繼承了楚人的信鬼好巫，彩絲係臂的風俗很可能融入漢代流行的習俗之中——於“惡月”五月的端午節之時，佩戴具有祛惡鎮煞作用的五彩佩飾。也就是說，漢代剛卯和嚴卯最初可能主要用於端午節。另外，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中指出，在東周時期，殳（杸）的發現以楚為最，數量、種類均無出其右。雙卯的“靈殳”之名，也暗暗說明了它與楚文化之間的關係。
湖北省博物館藏有曾侯乙墓出土的數件四方柱形、穿孔玉器，素面無文字，因其與漢代剛卯相似，因此命名為“玉剛卯”。出土時一枚置於死者頭部下方，五枚置軀體左側。李皓在《玉中奇物—漢代玉剛卯》一文中認為，其上並不含有“剛卯”的文字，應稱之為“琮形管”。 曾侯乙墓確實也曾出土有與該玉剛卯大小相似的“雲紋玉管”。
湖北省博物館展出的玉剛卯和雲紋玉管
馬承源先生以琮形管為剛卯的前身，他認為良渚文化的琮形管發展出商周時的方柱形玉管，再發展為漢代的剛卯，剛卯很可能繼承了琮形管“外方內圓”的特徵，形成了長方柱體的外形，這一說法目前看來是比較合理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方柱圓孔玉器可以認為是琮形管和剛卯之間的一種過渡形式。它很可能是以絲線繫於下葬的墓主左臂，這種處置方式與漢代剛卯已經非常接近，因此湖北省博物館稱其為“玉剛卯”亦無大錯。
良渚玉琮式管，圖片拍攝於故宮博物院
良渚玉琮式管，圖片拍攝於故宮博物院
其次，漢代剛卯和嚴卯，其形制為四方形，按其銘文“靈殳四方”、“既觚既方”，它很可能採用了戰國、秦代時作為禮儀的晉杸的外形。但已發現的晉杸少有四方形的，因此雙卯是否在早期還有六方、八方的形制，目前不大能確定。
如果雙卯的原初內涵為於端午節日時辟邪，那麼它在形制上的主要特徵應當在兩點：第一為以彩絲纏系，第二為雙卯本身的材質。按《後漢書》，雙卯的材質分別為白玉、黑犀和象牙，此外與居延漢簡同出有木剛卯，可能為桃木。《宋書·禮志一》:“舊時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門，以攘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設之，有桃卯，無磔雞。”所謂“桃卯”，應指桃木剛卯之意。
《韓詩外傳》說：“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這裡的“桃殳”能夠“庶人皆佩”，很可能就是桃卯或桃卯的前身，日常佩戴用以辟邪或正心。國人自古相信桃木有神力，《禮記·檀弓下》載:“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鄭注曰:“為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
前文提到，在雙卯銘文中有“庶疫剛癉，莫我敢當”，是否與山神或靈石崇拜有關？中國的山神、信仰源頭極早，商周時已極流行。葉濤在《泰山石敢當源流考》中認為西漢時社會上出現了“泰山治鬼”說，漢代鎮墓文中多出現“生屬長安，死屬大 （泰） 山”、“生人屬西長安，死人屬太山”之語（見羅振玉《貞鬆堂集古遺文》）。既然泰山神能治鬼，泰山石自然就能禁壓不祥，進而推進到一切石類都可以驅除邪惡，因此西漢劉安《淮南萬畢術》載:“丸石於宅四隅，則鬼能無殃也。”西漢史游《急就章》說“師猛虎，石敢當，所不侵，龍未央”，這是最早的關於“石敢當”三字連文的記載。雖然《急就章》只是為兒童寫的啟蒙讀物，並不是意義連貫的文學作品，但其字句也不是毫無根據地拼湊出的，這說明在西漢時“石敢當”很可能已經成為一種敬奉山神或靈石的民俗，認為石可以抵擋一切厄運災難。玉為石之美者，神力當然更強。
白玉、黑犀、白象、桃木，都可以用來製作雙卯。黑犀和白象都是珍貴且強大的巨獸，以其齒牙為器，應為借其神力之意，桃木可辟邪驅鬼，這四種材料都有辟邪通靈之能，很適合用來製作鎮煞的法器。
再次，漢代剛卯和嚴卯的佩戴方式，一般認為將剛卯和嚴卯組成如下圖所示（引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
曾侯乙墓出土的殳，以木杆為芯，外貼竹片，再以絲線、革帶或藤皮纏繞髹漆。雙卯被稱為“靈殳”，則其形制應當與作為兵器、儀仗器的殳有所相似，外部以絲線纏繞包裹。更何況從其最初的製作目的來看，它本以彩絲驅邪，如果用彩絲通體纏繞則更能體現神力。因此起碼在最初階段，剛卯是通體以彩色絲線纏繞的，僅憑表面看不出其內部的材質，也正因為如此，剛卯僅僅刻劃銘文，而沒有任何附加的紋飾。一是因為剛卯的銘文刻寫需要在特定的時日內完成，時間緊張，二則在絲線包裹下，難以看出紋飾多少，何勞費心。
考慮到出土材料和文獻材料均很有限，是否如黃誠所說，雙卯在民間和禮制組佩中有不同的佩戴方式，目前還難以定論。
1991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獲得了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之後迅速成為國內最流行的長篇小說之一。這部小說的主旨和情節自有公論。在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小小的細節：剛卯。
剛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覽玉盛會”上出現，意味著韓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綬昌並駕齊驅的實力，這是小說情節的一個轉折點。韓子奇利用這些寶玉向蒲綬昌“示威”：
青玉鏤雕螭鳳紋劍鞘飾，青玉渦紋劍首飾，青玉夔鳳紋(又鳥)心佩，在他眼前緩緩地游過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雲彩。他一時還不能明確判定身處於什麼時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現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擊中似的叫出聲來："剛卯！漢朝的剛卯！"
在謝鐵驪所導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禮》中，出現了下面兩個鏡頭，所展示的正是漢代剛卯。也許有觀眾會感到奇怪，這個不起眼的方塊小玉，值得大書特書嗎？
剛卯常常和嚴卯並稱，兩種玉器的存世量都極少，真正的漢代剛卯、嚴卯卻難得一見。國內有數十家博物館陳列出先秦兩漢的玉器，但能夠展出漢代雙卯的，卻只有上海博物館等寥寥數家，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貓”。
天津博物館藏 漢玉剛卯、嚴卯
（一）雙卯：流行於漢代的護身符
剛卯和嚴卯得名於開首銘文“正月剛卯”和“疾日嚴卯”，關於雙卯的記載最早見於《漢書·禮儀志》、《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輿服志》等典籍，《後漢書·輿服志》中的記錄最詳，並將剛卯和嚴卯稱作“雙印”（疑為“雙卯”之誤）：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貫白珠赤蕤，諸侯王以下以赤絲蕤，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
這段記錄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豐富，我們對於漢代剛卯的基本認識正是來自於這段話。第一，它記錄了漢代剛卯的形制和剛卯、嚴卯的同銘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級不同，剛卯和嚴卯會採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質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爛，目前尚未有發現；第三，它記錄了剛卯和嚴卯的裝飾方式。
亳州博物館藏玉剛卯，圖片來自亳州博物館網站
不過《後漢書》並非關於剛卯的最早文字記錄。之前的《漢書·王莽傳》記錄了王莽廢剛卯之事：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剛卯”處，顏師古《漢書注》中稱：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採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東漢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為“卯、金、刀”，為壓制原本的劉姓皇族而廢剛卯和刀幣，顏師古則引述了東漢靈帝時的服虔和晉代晉灼在剛卯尺寸上的矛盾，並根據當時出土發現的剛卯而肯定了服虔“剛卯長三寸”的說法。此外，顏師古在注西漢史游《急就篇》時曾提出一些觀點，後文再敘。
關於剛卯的關鍵文獻材料僅有上述幾則。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為基礎，所談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宋代馬永卿在《懶真子》中提到於士人王君毖家見一玉剛卯，，“長短廣狹，正如中指”。這一尺寸與服虔所說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張岱的《夜航船》，都將剛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類稿》卷四十五中談及“剛卯”的形制、來源、銘文等等，大量引用顏師古的材料，認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類似於“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說曾得一玉嚴卯，大小及銘文同晉灼之說。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龍”，“靈殳”作“靈昌”。他由此感嘆，“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異。後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到了清代、民國時期，剛卯已成為珍貴的收藏品。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的一生》中寫到袁克文的剛卯、嚴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為“佩雙印齋”。此時對剛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學者吳大澂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四件剛卯的銘文（不過王正書認為這四件都很可能是偽品，見《漢代剛卯真偽考述》），指出:“大澂所見玉剛卯從無長三寸、一寸廣者。似以晉灼之說為長，顏持服說不可解。”另一清代學者陳經認為剛卯之大小、器型多種多樣，“剛卯之制漢時必不一其式，服、晉各就所見以為注，而小顏只據目見者妄以服說為是，陋矣。”這一時期，那志良《剛卯》、陳大年《剛卯嚴卯考》、勞幹《玉佩與剛卯》等都是頗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圖錄》中收錄的四件剛卯
居延漢簡有記錄“木剛卯二品”，勞幹《玉佩與剛卯》一文即談及與居延漢簡同出的兩枚木剛卯，其一長1.5釐米，寬0.9釐米，銘文與文獻所載三十四字的剛卯一致，唯“四色是當”作“四色賦當”，“庶疫剛癉”作“庶疫岡單”。另一件長1.5釐米，寬1釐米，文字與一般所見剛卯皆異：
若一心堅明，安上去外英，長示六□。（以上甲面）□□□□，剛□□□，□□□明。（以上乙面）□書□七，□□□章，□□□□。（以上丙面）五鳳四年，□□□□，□□丞光。（以上丁面）
以清代、民國對剛卯的認識，有人以為剛卯是特殊時段製作的壓勝之物，如陳大年《剛卯嚴卯考》“依餘之見解，凡正月剛日卯時刻玉以壓勝，均可謂之剛卯。”那志良認為銘文與史志記載相似，即為剛卯。這一件銘文奇特的木剛卯能否算是剛卯，勞幹認為可以，因為“剛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認為銘文差異太大，“這件東西的基本條件與剛卯、嚴卯不合”。（《中國古玉圖釋》，南天書局，第324頁）。
剛卯、嚴卯大約從西漢後期開始流行，王莽改制時被禁止，東漢時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與等級、身份有關的定製，魏晉後，為了避免劉姓再度興起，剛卯和嚴卯又被禁絕，之後這種形制的佩玉再也沒有出現。目前傳世者雖有數十件（也許還有一些未公開的私人收藏），但多為後世偽造。1991年，王正書發表了《漢代剛卯真偽考述》，考察了31件剛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斷為真品。在歷年考古發掘中，剛卯、嚴卯僅僅出土了4件，分別如下：
圖片來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東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東漢，玉嚴卯，揚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書在《漢代剛卯真偽考述》中提出的漢代剛卯四點特徵，現在看來仍非常有價值：第一，漢代剛卯是從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發展而來，所以其形制為四面體。第二，漢代剛卯銘文是刻劃而成的，由於工具簡陋，使文字草率不規。第三，漢代剛卯銘文是一種固定的韻文，與《漢書》著錄基本相同。多減筆字。第四，漢代剛卯沒有附加紋飾。
總之，剛卯和嚴卯是漢代獨有的佩玉，一般成對出現， 兩者形制相同，均為長約2.3釐米的、器面刻有銘文、中間有通孔的小方柱。剛卯和嚴卯可以赤青白黃四色絲縷穿過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驅邪，是古代的護身符。直到今天，對於漢代剛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內涵等等，學界雖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於文獻記載和實物都寥寥無幾，這些認識還比較膚淺。
（二）剛卯銘文：靈殳與夔龍
剛卯、嚴卯是做什麼用的？很顯然，是用以辟邪的。我們可以看看它們的銘文。由於錯漏等原因，各件剛卯、嚴卯的銘文並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後漢書》：
剛卯的銘文為：“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嚴卯的銘文為：“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
上海博物館展示的剛卯銘文內容
雙卯銘文通常被看作是驅邪、壓勝的祝禱文，類似於符籙化的咒語。從這篇銘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
第一，從製作時間來看，剛卯所製作的時間為正月。按《漢書》等史志，“正月剛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為一歲之首，即為“元月”，《呂覽·召類》說“元者，吉之始也”，中國古代向以正月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勞幹解釋說，“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當為‘除日’，‘除’有除災害之意，和驅除疫病正相符合。”（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與嚴卯相聯繫的時間為“疾日”，疾日即為凶日、惡日，《左傳》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社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既有惡日，就需以嚴卯揚威以祛惡。祛惡之嚴卯與元吉之剛卯可謂相輔相成。
第二，無論是剛卯還是嚴卯，都強調了“靈殳”。剛卯雲“靈殳四方”，嚴卯雲“化茲靈殳”，有學者認為可以直接將剛卯、嚴卯稱之為“靈殳”。何謂殳？鄭玄稱殳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歷來成謎。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銳殳、14件晉杸，其中3件銳殳的一側刃上有銘文“曾侯之用殳”，這一謎才得以初步解決。
曾侯乙墓出土銳殳，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左為曾侯乙墓出土銳殳，右為湖北望山1號墓所出銅殳
銳殳有刃，晉杸則無刃而僅有銅套狀的鐏（首和晉）安裝於積竹木柲兩端，用於儀仗或在戰車上作旗杆之用。銘文上所稱之殳，應當並非銳殳，而是八稜形截面、外表纏絲線的晉杸。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一文中詳細研究了殳的演化，認為在東周期間，原本作為擊刺工具的殳逐漸退出了實戰兵器的行列，而形成了用於禮儀的殳（杸）。下圖左為襄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沈崗墓地發掘出的一件戰國銅殳，這分別為兩端的銅套。圖右為秦始皇兵馬俑三號坑出土的銅殳，很可能是作儀仗用。這些銅殳都沒有刃。
圖片來自楊琳《兵器殳的歷史演變》，《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剛卯常常與“殳文”相聯繫。關於這部分內容，徐學標在《秦漢殳書名實研究》一文中有過詳細辯證，指出所謂秦書八體中的殳書，並非是指“兵器銘文”及“漢剛卯、栒邑權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此說可從。
第三，“靈殳四方”本意大約是指其形制為四方柱形，與嚴卯的“既觚既方”（此處的觚指的是角）相對應。那麼， “赤青白黃，四色是當”為何意？由晉灼言“以彩絲葺其底，如冠纓頭”可知晉灼認為是以赤、青、白、黃四種顏色的絲帶貫穿中央小孔而佩之。姑且不談晉灼的這種穿系方法是否符合漢代實際，漢代流行五行之說，南方赤帝、東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這四色為何只缺了北方黑帝？
勞幹根據《漢書·郊祀志》認為，這可能與秦人所祭帝有關，赤青白黃為秦時上帝，秦人不祠黑帝，剛卯用此四字，當是襲用秦時之舊（轉引自郗文倩《漢代剛卯及其銘文考論》）。可備一說。
第四，無論剛卯、嚴卯，都突出了“夔”。剛卯雲“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嚴卯雲“帝令夔化”。 尤仁德《漢代玉佩剛卯嚴卯考論》認為，“夔化”之化是“龍”之誤刻，明代郎瑛稱自己收藏的一件玉嚴卯上“夔化”作“夔龍”。《山海經》中說，“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裡。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說文解字》說，“夔，神魅也，如龍一足”。夔應為龍屬，可興風雨，製作雙卯的直接目的與“夔龍”有關。
第五，從“庶疫剛癉，莫我敢當”來看，《昭明文選》注：“癉，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可知剛卯的主要作用為除疫、鎮煞。“莫我敢當”，意為所當無敵。以玉石材質的剛卯，刻祝禱文於其上，意圖實現驅邪鎮惡的效果，郗文倩由此聯想到“鎮墓之石獸被稱為石敢當”。關於剛卯和“石敢當”的聯繫，後文有敘。
上海博物館展出的玉剛卯，圖片來自上海博物館網站
（三）神巫之道：從彩絲係臂說開去
關於剛卯的文獻資料中，有一個細節是值得注意的。西漢史游曾作《急就篇》，中有“射鬾辟邪除群凶”之句。許慎曾在《說文解字》中說，“㱾攺，大剛卯也，以逐精鬼，從殳亥聲。”受許慎影響，顏師古在註釋《急就篇》時也以㱾攺為大剛卯：
“射鬾辟邪皆神獸名也。鬾，小兒鬼也，射鬾，言能射鬾鬼也。辟邪，言能避御妖邪也。謂以寶玉之類。二獸之狀以佩戴之，用除去凶災而保衛其身也。一曰射鬾，謂大剛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為之。一名㱾攺，其上有銘，而旁穿孔，系以彩絲，用係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
顏師古生活在初唐，一則距離漢末魏晉尚不算很遠，民間可能尚有一些習俗遺存，二者他能接觸到更多的漢魏文獻，如服虔和晉灼等的著作，因此其觀點的可靠性還是比較高的。在這則註釋中，顏師古聲稱剛卯的佩戴方式是“系以彩絲，用係臂焉”——“彩絲係臂”可是中國古代廣為流傳的驅邪護命習俗，剛卯之制很可能與此有關。
古代祭祀活動中，系五彩絲以大儺逐疫，《周禮·地官·鼓人》“帗舞”，鄭玄注：“帗，列五彩繒為之。”之後這個習俗逐漸演化，一直流傳下來。宋代高承《事物紀原》引《風土記》雲:“荊楚人端午日以五彩絲係臂，闢兵鬼氣，一名長命縷，今百索是也”， 說明宋代時這一習俗還在流行。明人餘有丁《帝京五日歌》說“系出五絲命可續”，到了清代，各地誌書多有記錄，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有“彩絲系虎”之說，《洛川縣誌》載:“五月男女系五色絲”；《乾州新志》載:“五月以五色絲系長命縷，古人長幼皆然，乾俗唯系小兒女臂上”（轉引自何根海《繩化母題的文化解析和衍繹》）。
五彩絲有何作用？一為辟邪，南北朝時宗懍(約501～565)在《荊楚歲時記》說：“五月，俗稱惡月，多禁。……以五彩絲係臂，名曰‘闢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能改齋漫錄》載“安妃有金條脫為臂飾，即金釧也。”《荊楚歲時記》中所提到的“條達等織組雜物”，很可能為繫於臂上的絲織品。它的作用是在五月端午節這一天避疫癘、祛邪惡。
二為拒龍。楚人以為龍畏懼彩絲，南朝梁吳均（469年—520年）《續齊諧記》中說“漢建武中，長沙區曲見一士人自雲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聞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歷史教育》中提出，端午節起源於南方以龍為圖騰的越族，越人斷髮文身，“以像龍子者，將以避水神也”，其水神就是蛟龍。他認為彩絲係臂便是文身的變相，其原因一方面是文身術應用的主要部分之一是兩臂，與彩絲係臂相若，另一方面彩絲係臂有“長命縷”之名，證明它也具有保障生命的功能。這些觀點頗有價值。
聞一多塑像
根據端午節時彩絲係臂的風俗，結合剛卯的銘文和形制，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首先，漢代剛卯和嚴卯，其文化根源在於吳越、荊楚一帶。漢朝在文化、信仰方面重點繼承了楚人的信鬼好巫，彩絲係臂的風俗很可能融入漢代流行的習俗之中——於“惡月”五月的端午節之時，佩戴具有祛惡鎮煞作用的五彩佩飾。也就是說，漢代剛卯和嚴卯最初可能主要用於端午節。另外，許道勝在《楚系殳(杸)研究》中指出，在東周時期，殳（杸）的發現以楚為最，數量、種類均無出其右。雙卯的“靈殳”之名，也暗暗說明了它與楚文化之間的關係。
湖北省博物館藏有曾侯乙墓出土的數件四方柱形、穿孔玉器，素面無文字，因其與漢代剛卯相似，因此命名為“玉剛卯”。出土時一枚置於死者頭部下方，五枚置軀體左側。李皓在《玉中奇物—漢代玉剛卯》一文中認為，其上並不含有“剛卯”的文字，應稱之為“琮形管”。 曾侯乙墓確實也曾出土有與該玉剛卯大小相似的“雲紋玉管”。
湖北省博物館展出的玉剛卯和雲紋玉管
馬承源先生以琮形管為剛卯的前身，他認為良渚文化的琮形管發展出商周時的方柱形玉管，再發展為漢代的剛卯，剛卯很可能繼承了琮形管“外方內圓”的特徵，形成了長方柱體的外形，這一說法目前看來是比較合理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方柱圓孔玉器可以認為是琮形管和剛卯之間的一種過渡形式。它很可能是以絲線繫於下葬的墓主左臂，這種處置方式與漢代剛卯已經非常接近，因此湖北省博物館稱其為“玉剛卯”亦無大錯。
良渚玉琮式管，圖片拍攝於故宮博物院
良渚玉琮式管，圖片拍攝於故宮博物院
其次，漢代剛卯和嚴卯，其形制為四方形，按其銘文“靈殳四方”、“既觚既方”，它很可能採用了戰國、秦代時作為禮儀的晉杸的外形。但已發現的晉杸少有四方形的，因此雙卯是否在早期還有六方、八方的形制，目前不大能確定。
如果雙卯的原初內涵為於端午節日時辟邪，那麼它在形制上的主要特徵應當在兩點：第一為以彩絲纏系，第二為雙卯本身的材質。按《後漢書》，雙卯的材質分別為白玉、黑犀和象牙，此外與居延漢簡同出有木剛卯，可能為桃木。《宋書·禮志一》:“舊時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門，以攘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設之，有桃卯，無磔雞。”所謂“桃卯”，應指桃木剛卯之意。
《韓詩外傳》說：“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這裡的“桃殳”能夠“庶人皆佩”，很可能就是桃卯或桃卯的前身，日常佩戴用以辟邪或正心。國人自古相信桃木有神力，《禮記·檀弓下》載:“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鄭注曰:“為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
前文提到，在雙卯銘文中有“庶疫剛癉，莫我敢當”，是否與山神或靈石崇拜有關？中國的山神、信仰源頭極早，商周時已極流行。葉濤在《泰山石敢當源流考》中認為西漢時社會上出現了“泰山治鬼”說，漢代鎮墓文中多出現“生屬長安，死屬大 （泰） 山”、“生人屬西長安，死人屬太山”之語（見羅振玉《貞鬆堂集古遺文》）。既然泰山神能治鬼，泰山石自然就能禁壓不祥，進而推進到一切石類都可以驅除邪惡，因此西漢劉安《淮南萬畢術》載:“丸石於宅四隅，則鬼能無殃也。”西漢史游《急就章》說“師猛虎，石敢當，所不侵，龍未央”，這是最早的關於“石敢當”三字連文的記載。雖然《急就章》只是為兒童寫的啟蒙讀物，並不是意義連貫的文學作品，但其字句也不是毫無根據地拼湊出的，這說明在西漢時“石敢當”很可能已經成為一種敬奉山神或靈石的民俗，認為石可以抵擋一切厄運災難。玉為石之美者，神力當然更強。
白玉、黑犀、白象、桃木，都可以用來製作雙卯。黑犀和白象都是珍貴且強大的巨獸，以其齒牙為器，應為借其神力之意，桃木可辟邪驅鬼，這四種材料都有辟邪通靈之能，很適合用來製作鎮煞的法器。
再次，漢代剛卯和嚴卯的佩戴方式，一般認為將剛卯和嚴卯組成如下圖所示（引自黃誠《淺談東漢壓勝佩》）。
曾侯乙墓出土的殳，以木杆為芯，外貼竹片，再以絲線、革帶或藤皮纏繞髹漆。雙卯被稱為“靈殳”，則其形制應當與作為兵器、儀仗器的殳有所相似，外部以絲線纏繞包裹。更何況從其最初的製作目的來看，它本以彩絲驅邪，如果用彩絲通體纏繞則更能體現神力。因此起碼在最初階段，剛卯是通體以彩色絲線纏繞的，僅憑表面看不出其內部的材質，也正因為如此，剛卯僅僅刻劃銘文，而沒有任何附加的紋飾。一是因為剛卯的銘文刻寫需要在特定的時日內完成，時間緊張，二則在絲線包裹下，難以看出紋飾多少，何勞費心。
考慮到出土材料和文獻材料均很有限，是否如黃誠所說，雙卯在民間和禮制組佩中有不同的佩戴方式，目前還難以定論。
圖片拍攝於湖北省博物館
（四）結語
我們再回到《穆斯林的葬禮》。就會發現韓子奇對剛卯的介紹還算準確：
“（剛卯）是古人掛在革帶上的一種護符，通常用玉、金或者核桃製成，中間有孔，可以穿線懸掛。因為制於正月卯日，所以稱為‘剛卯’。剛卯最早出現大約在西漢後期，王莽篡朝時禁止使用，東漢時又恢復了，但時間不長，東漢之後又被廢除，就再也沒有了。所以，現今流傳世上的剛卯，如果不是贗品，必是漢代的無疑。”
就漢代剛卯本身而言，它的佩戴目的是辟邪鎮煞，它的佩戴時間大約為“惡月”五月，尤其是端午節前後，它的佩戴方式很可能是繫於臂，但隨著雙卯形成國家定製，其彩絲的纏繞和佩戴方式也有可能發生變化。它的核心特徵其實在於三點：第一，它的功能是辟邪，第二，以彩色絲線纏繞，第二，橫截面為方形（多為四方），類殳。那志良因為銘文否定了某件木剛卯，但符咒、祝禱文並不需要一成不變，為不同場合、不同目的更改祝禱內容是非常正常的。
在將來，應當會有越來越多的剛卯出土。隨著材料的增加，剛卯是否為端午節日所用、是否有其他形制、佩戴方式如何，才能真正揭開謎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