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簡稱絲路，是指西漢（前202年—8年）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並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因為這條路上主要販運的是中國的絲綢，故得此名。

絲綢之路

1877年，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一名詞很快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接受，並正式運用。

西漢

先秦時期，連接中國東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經存在，絲綢正式西傳始於西漢通西域，絲綢之路真正形成始於西漢張騫鑿空。這個時期，絲綢的傳播源、傳播的目的地、傳播的路線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據可查，傳播的數量也非常大，東西方是有計劃、甚至是有組織的進行絲綢貿易，所以絲綢之路真正開闢於西漢武帝時期。

西漢時，陽關和玉門關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遠的地方，稱作西域。西漢初期，聯絡東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漢武帝時，中原始與西域相通，開始加強對西域的經略。西域本三十六個國，後來分裂至五十多個，都位於匈奴之西，烏孫之南。

漢武帝聽說被匈奴侵犯西遷的大月氏有報復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聯絡他們東西夾攻匈奴。陝西漢中人張騫以郎應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率領100餘人向西域進發，途中被匈奴俘獲，滯留了10年，終於尋機逃脫，西行數十日到達大宛。這時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繼續西遷，張騫沒有達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東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後適逢匈奴單于死，國內大亂，元朔三年（前126年），張騫趁機回到大漢，受到漢武帝的熱情接待，被封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後達10餘年，雖未達到目的，但獲得了大量西域的資料，史學家司馬遷稱張騫此行為“鑿空”。

張騫歸國後，漢武帝曾遣使探求通過羅馬開闢一條不經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線，但是沒有成功。後來漢軍擊敗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區，打通了西漢與西域之間的通道。霍去病在祁連山大破匈奴後，張騫建議聯絡西域強國烏孫，以斷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前119年），張騫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烏孫回河西故地，並與西域各國聯繫。張騫到烏孫，未達目的，於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烏孫使者返抵長安，被張騫派往西域其他國家的副使也陸續回國。烏孫使者見大漢人眾富厚，回國歸報後烏孫漸漸與大漢交往密切，其後數年，張騫通使大夏，從此，西漢與西北諸國開始聯繫頻繁起來，張騫鑿空西域，絲綢之路正式開通，漢武帝以軍功封其為博望侯。

但是，西域諸國仍未完全擺脫匈奴的控制，樓蘭、車師等國在匈奴的策動下，經常劫掠西漢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隊。為了確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漢將王恢率騎兵擊破樓蘭，趙破奴率軍擊破車師。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漢又與烏孫王和親，聯合挾制匈奴。同時為了打破匈奴對大宛的控制並取得大宛的優秀馬種汗血馬，漢武帝派李廣利領兵數次進攻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價後，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漢在西域的聲威大振，確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至此暢通。

漢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漢武帝在輪臺（今輪臺縣東南）和渠犁（今庫爾勒縣西南）設立了使者校尉，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務。這是西漢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設置的官吏。此後，西漢政府就在西域建立了根據地。

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賢撣率眾投降，西漢政府取得了對匈奴戰爭的最終勝利，設置了西域都護府，這是中央王朝在蔥嶺以東，今巴爾喀什湖以南廣大地區正式設置行政機構的開端。從此，今新疆地區開始隸屬中央的管轄，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漢政府在西域設置常駐官員，派士卒屯田，設校尉統領保護，使漢族同新疆少數民族交往更加密切。漢朝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為標誌，絲綢之路這條東西從西漢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時代。

佛教第一次傳入中國，也始於絲綢之路。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來朝，在帝都長安向中國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從此佛教正式開始傳入中國，史稱這一佛教初傳歷史標誌為“伊存授經”。

天鳳三年（16年），西域諸國斷絕了與新莽政權的聯繫，絲綢之路中斷。

東漢

73年，班超隨從大將軍竇固出擊北匈奴，並奉命出使西域。他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使鄯善為之震服。之後他又說服於闐，歸附中央政府。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絕58年絲綢之路，並幫助西域各國擺脫了匈奴的控制，被東漢任命為西域都護，班超在西域經營30年，加強了西域與內地的聯繫。

絲綢之路

91年，北道的龜茲、姑墨、溫宿皆歸附東漢，班超設西域都護府於龜茲它乾城，親自坐鎮北道。又命西域長史徐幹屯疏勒，與北道相呼應。

94年，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7萬餘人，討伐對抗中央的焉耆等國統治者，西域50餘國皆歸屬中央政府。

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國（羅馬帝國），一直到達條支海（今波斯灣），臨大海欲渡，由於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攔，雖未能實現，但這是首次突破安息國的阻攔，將絲綢之路從亞洲延伸到了歐洲，再次打通已經衰落的絲綢之路。

大秦屬下的蒙奇兜訥（今譯為馬其頓）地區遣使到東漢首都洛陽，向漢和帝進獻禮物。漢和帝厚待兩國使者，賜給兩國紫綬金印。

166年，古羅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至東漢洛陽，朝見漢桓帝。

魏晉時期

494年，北魏遷都洛陽。神龜元年（518年），宋雲與比丘惠生，由洛陽出發，沿“絲綢之路”西行，出使西域，拜取佛經。正光三年（522年）宋雲、惠生等由天竺回到洛陽，取回大乘經典170部，豐富了中國的佛教文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不斷髮展，主要有西北絲綢之路（又叫綠洲絲綢之路或沙漠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三條。它具有由兩漢到隋唐的過渡性、海上絲綢之路進一步發展、南北兩政權同時與西域頻繁交往三方面的特點。

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在直接的交往斷絕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波斯與統一了中國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聯繫。從這時開始，直到522年，《魏書》本紀記載了十個波斯使團，前五次應當是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為中國帶來了玻璃製品工藝，後五次到達的則是493年遷都後的洛陽。

波斯的使者也順著絲綢之路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年），波斯國遣使獻佛牙。五年（533年）八月，遣使獻方物。大同元年（535年）四月又獻方物。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是西域經吐谷渾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順長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的道路。

這一時期，中西之間的交流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這種交流，在政治上，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聯繫與交流；在經濟上，促進了雙方之間經濟貿易、生產技術的交流；在文化上，促進了中國佛教的興盛和禮樂文化的發展。

隋代

隋開皇九年（589年），隋王朝結束南北分裂，新興突厥族佔領了西域至裡海間廣大地區，今青海境吐谷渾也向河西走廊侵擾，中國和西域，西方的官方、民間交往受到不少阻礙。但隋與絲綢之路各國民族之間關係，仍愈來愈密切，西域商人多至張掖互市，煬帝曾派裴矩專管這方面工作。裴矩用厚禮吸引他們到內地，使其往來相繼。《隋書·西域傳》序記載：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番諸國，至罽賓（今塔什干附近），得瑪瑙杯，印度王含城得佛經，史國得歌舞教練，獅子皮、火鼠毛。官、民的交往又活躍起來。

唐代

絲綢之路交往的繁榮鼎盛時期，是繼隋而建立的強大的唐朝。

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擊敗了東突厥吐谷渾，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又滅西突厥，設安西、北庭兩都護府。大唐帝國疆域，東起朝鮮海濱，西至達昌水（阿姆河，一說底格里斯河），是當時世界第一發達強盛國家，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東西方通過絲綢之路，以大食帝國為橋樑，官方、民間都進行了全面友好的交往。

唐代絲綢之路

在絲綢之路東段，大漠南北與西域各國，修了很多支線通絲綢之路，亦稱“參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大食、東羅馬帝國也不斷派使節到長安與中國相通。敦煌、陽關、玉門這些地方，成了當時“陸地上的海市”。在海道上，中國也可以船舶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臘（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島）、驃國（今緬甸），經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與歐洲各國發生關係。當時廣州、泉州、劉家港（今上海吳淞口近處）等地，成了最著名的對外港口。史書記載廣州當時便有南海舶、崑崙舶、獅子國舶、婆羅門舶、西域舶、波斯舶等躉船性的船塢。西方各國在陸上取道中亞、西域，沿途駝馬商旅不斷；海路則多由大食首都巴格達出波斯灣，幾乎每日都有船隻遠涉重洋來到東方。

唐代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也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對以後相互的社會和民族意識形態發展，產生了很多積極、深遠的影響，這種思想文化的交流，是與宗教密切相關的。

佛教自西漢哀帝時期傳入中國後，南北朝開始大行於中國，至隋唐時達到鼎盛。唐太宗時，高僧玄奘由絲綢之路經中亞往印度取經、講學，歷時十六年，所著《大唐西域記》一書，記載了當時印度各國的政治、社會、風土人情，至今仍為印度學者研究印度中世紀曆史的頭等重要資料。他取回佛教經典657部，唐高宗特在長安建大雁塔使其藏經、譯經。稍後，高僧義淨又由海道去印度，又歷時十六年，取回佛經400部，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向中國介紹了當時南亞各國的文化、生活情況。

景教（東正教）在唐初由東羅馬帝國傳入了中國。西安碑林保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這一史實的實物見證。唐中期自波斯傳入的摩尼教（亦稱襖教、拜火教），中國化後稱為“明教”，深為不少勞動人民所信奉。唐宋後多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都利用它的教義來組織貧苦農民與封建統治者戰鬥。中國的造紙術、盛唐時也傳入了大食帝國，不久便經它傳入了歐洲各國。

唐代，東西方相互傳入和移植的東西很多，醫術、舞蹈、武學和一些著名動植物，都使雙方增加了不少視野。漢代將西方輸入的東西冠以胡字，如胡琴、胡瓜、胡蘿蔔等；唐代則習將它們名稱冠以海字，如海棠、海石榴、海珠（波斯灣珍珠）等。據《唐會典》載，唐王朝曾與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相通使交往，每年取道絲綢之路前來長安這個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國客人，數目皆以萬計，定居中國的，單廣州便以千計。

唐代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也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對以後相互的社會和民族意識形態發展，產生了很多積極、深遠的影響。

經過安史之亂後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崑崙山北進，侵佔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戰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產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願遠行，絲綢之路逐步走向低谷。

宋元時期

北宋實際版圖大幅縮減，政府未能控制河西走廊，到了南宋時期，更無法涉足西北地區，絲綢之路衰落日益明顯，而海上絲路崛起，逐漸有取代陸上絲綢之路的跡象。

蒙元時期，蒙古發動了三次西征及南征，版圖大大擴展，加之驛路的設立、歐亞交通網絡的恢復，使歐亞廣大地域範圍內國際商隊長途販運活動再度興盛起來。

據史料記載，當時在漫長的東西方陸路商道上從事商隊販運貿易的，有歐洲商人、有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以及中國色目商人等。歐州和中、西亞商人一般都攜帶大量金銀、珠寶、藥物、奇禽異獸、香料、竹布等商品來中國或在沿途出售，他們所購買的主要是中國的緞匹、繡彩、金錦、絲綢、茶葉、瓷器、藥材等商品。元代來中國的外國商人、商隊為數之眾，在外國史料中多有印證。《馬可·波羅遊記》中幾處寫道：元大都外城常有“無數商人”、“大量商人”來往止息，“建有許多旅館和招待駱駝商隊的大客棧，……旅客按不同的人種，分別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離的旅館”。既為不同人種，無疑為外國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輳於此，百貨雲集”。

歐亞大陸交流

在蒙元時期絲路暢通、歐亞大陸各種層次的經濟交流駸駸興旺之際，作為東西方國際貿易樞紐或與國際貿易有密切關係的地區性，民族性商品市場和物資集散地的一批貿易中心相應形成和發展。元代中外史籍幾乎都記述了元大都作為東方國際貿易中心的無可爭議的地位。這裡“各國商賈輻輳，百貨雲集”。《馬可·波羅遊記》曾以一章的篇幅介紹元大都國際貿易的盛況：“凡世界上最為珍奇寶貴的東西，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這裡出售的商品數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元朝中國境內絲路重要商鎮還有可失哈耳（喀什噶爾），這裡的紡織品“由國內的商人運銷世界各地”。河西走廊的肅州，這裡附近“山上出產的一種質量非常好的大黃。別處的商人都來這裡採購，然後行銷世界各地”。另外還有別失八里、哈喇火州等。

元代絲綢之路的交往目的發生了明顯變化，大多是以宗教、文化交流為使命，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從側面反映了絲綢之路的衰落。

明清時期

明代中期以後，政府採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與此同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不斷髮展，海上交通代之而起，使絲綢之路貿易全面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