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錮之禍” 是東漢末年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從某種程度而言，黨錮事件影響了之後的歷史走向， 魏晉南北朝的士人氣象亦由此而定。因而“黨錮之禍” 成因的研究對於深入瞭解後漢末年的政治史頗具意義。而且，黨錮事件的爆發並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階層本身亦有問題。
一、 東漢皇權與地方士族的衝突
建立東漢王朝的光武帝劉秀是南陽的豪族，因而開國功臣也多出身地方豪族。出於穩定政權的需要，劉秀不得不對地方豪族特別照顧，使得地方勢力越來越強，尾大不掉。由於立國形勢即如此，東漢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始終很微妙。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東漢中後期時，地方勢力已經威脅到東漢皇權對地方的控制。其中，“黨人名聲”便是地方勢力強大的表現形式之一。
最能體現“黨人名聲”的典型，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之後形成的“三君”、“八俊”等稱號。黨人們互相標榜，將“三君”等人提高到上古“八元”、“八凱”的地位。所謂的“八元”、“八凱”，乃是五帝時期的名臣，在儒家士族心中的地位極高，稱得上臣中的楷模。此時，天下的士大夫都站到了黨魁李膺等人的一邊，期待他們能夠重建士人心中的理想政府。士人們利用“黨人名聲”來對抗皇權，將陳蕃列為“三君” 之一，李膺列為“八俊” 之首，公開叫板中央。
“黨人名聲” 是地方社會的絕對權威，超越了東漢皇權，成為地方社會的行為準則。而且，即便無官在身，黨人亦喜好乾涉地運行， 這也體現了黨人在地方上的影響。黨人領袖還成為當時政治的風向標，
能夠得見他們被稱為“登龍門”。而出身貧賤的郭太，得到黨魁李膺賞識後，“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 車數千輛。( 郭太) 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
凡此種種，“黨人名聲”逐漸取代東漢律法、皇權的權威，對皇權造成了事實上的威脅， 兩者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矛盾。因而，東漢皇權不得不對黨人“嚴加註意”，結果，代表中央的皇權與代表地方勢力的黨人士族直接發生衝突，造成了兩次“黨錮之禍”的爆發。
二、 宦官集團對黨人集團利益的侵犯
在東漢政府的倡導下，“鄉舉裡選” 的制度一步一步朝著保護豪族鄉里社會地位的方向發展﹑靠攏。“而鄉舉裡選制的意義， 在於它是政府依據民間輿論登用人才的辦法。簡而言之，這是一種官民合作的官吏登用方式。另外，就登用標準來說，能否成為孝廉，須考慮其在鄉里的道德行為，而不是單純地看其行政能力如何。這樣黨人相親局面就更加嚴重。
但是，新興豪族沒有祖蔭，沒有政治上的特權，唯一能夠躋身官場的做法就是與擅權的外戚、宦官勾結，成為其集團中的一員。否則，這些僅有財勢的新興勢力便只能存活在政界的底層。他們必然要求自己在政治上能夠有所建樹。故而他們與原來的士大夫豪族之間的矛盾是很難調和的。宦官是“無根” 之人， 對於權力的熱戀自然比不上對財富的喜愛新興豪族有財，宦官集團有權，他們很自然地結成政治組合。因此，黨人認為，宦官集團嚴重破壞了地方秩序， 擾亂了鄉里穩定，同時也在侵犯黨人的權利。
三、 黨人“錯誤” 的政治理念
“黨人”，據其政敵宦官所下的定義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皆為黨人。”單從字面上看，黨人一方面包含了遊俠與豪族，另一方面則包括信奉儒學的士大夫。學者楊聯陞將士大夫黨人集團稱為“清流”，將政敵外戚與宦官稱為“濁流在這種儒家理念的影響下， 黨人既無法接受帝王之外的人染指天子大權，也無法接受沒有才能的
諂媚之人擔任皇帝的左右官僚。對於信仰儒家政治理念的黨人而言，外戚與宦官依附天子身邊，任用無才之人為高官，選舉舞弊，極大地刺激了黨人的政治神經。
“黨錮之禍” 主要是由以下三個方面引起的。首先，地方勢力的強大引起東漢皇權對黨人的注意。因此，“黨錮之禍” 實質上是中央與地方的衝突。劉姓皇權代表了中央， 黨人士大夫則代表了地方。黨人在地方社會上凌駕於律法之上， 成為超越東漢皇權的權威力量， 對皇權產生了威脅。後漢皇帝之所以會冷酷無情地鎮壓黨人的原因， 就在於懼怕黨人之間相互勾結，連州跨郡，破壞集權統治的基礎。單個的黨人縱有影響和實力也未足懼， 但是大批的地方勢力互相勾結的結果必然會動搖國本。因而，皇權不得不“特殊關注” 黨人。第二， 黨人大多都是出身士大夫豪族階層， 把持了地方的用人大權。但是新崛起的宦官集團侵犯了黨人在地方上的選舉利益， 從而引起兩大集團的政治衝突。第三，黨人“錯誤” 的政治理念將階級壓迫問題都推諉到宦官集團身上。黨人多是豪族出身， 他們本身免不了具有“階級剝削性”。地方社會的政治經濟問題，他們亦負有責任。他們沒有認清現狀、 發現問題的本質所在，因而最終引發了兩次“黨錮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