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要好文 韓愈散文獨家漫談(八):《爭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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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要好文 韓愈散文獨家漫談(八):《爭臣論》

人間要好文 韓愈散文獨家漫談(八):《爭臣論》

文/鍾百超

韓愈,繼司馬遷之後最偉大的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首,不僅有自己的創作理論,而且有豐富的創作實踐,現存散文近400餘篇,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無所不通,熔鑄百家之精華,為古文運動樹立了典範,令人歎為觀止。

韓愈的散文創作,一則以傳承並弘揚儒家思想為己任,二則以古文為抒寫工具,使之成為具有強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作品而垂範千古。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面對當時的社會現實,誰也不能夠力挽狂瀾,扭轉局勢。

儒家地位急劇下降,儒學日漸式微,“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huī)之,天下靡(mǐ)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在“道喪文弊,異端並起”的歷史時期,唯有韓愈高舉大旗,主動擔當起恢復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歷史重任,而終於“復歸於正”。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這是蘇軾對韓愈的最高評價。倡導古文運動,把變革文風與儒學復興結合起來,既推動了散文的發展,也接續了儒學的千年血脈。

作為一代散文大家,韓愈的散文創作,有哪些地方值得我們借鑑與學習?品讀與賞析大師作品,對於提高我們的創作水平,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爭臣論》既是一篇精彩的辯論文章,也是韓愈的政治綱領,更是儒家理想的宣言書與行為準則。

韓愈首先關心的是,一個官員如何處理積極謀政與消極謀政,或者有所作為與不作為的問題?

作為一介平民,陽城不僅“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而且“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後來擢升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而“陽子不色喜”,而且,“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做到“富貴不移易其心”,完全符合孟子“大丈夫”的條件。

然而,韓愈卻認為,這樣的人不能說是有道之士,或者說,這樣的官員不合格。一個人要如何處理仕與隱的關係?《周易》強調“恆其德貞”,保持自己德行不變,這固然是好的,可是,對於一個官員來說就不該如此。這樣的說辭,是不是自相矛盾?韓愈認為,一個人,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可以“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但是“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換言之,不謀求王侯事業,其行為是高尚的。同樣,為了王侯事業,忠心耿耿,奮不顧身,也是高尚的,作為與不作為,要因時制宜,不能一概而論。

但是,韓愈又指出兩種極端情況,一種是“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一種是“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處於沒被任用的地位,卻表示奮不顧身的節操,即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或者,處在君王之臣的職位,卻把不侍奉王侯的節操當作高尚,即在其位不謀其政。其結果是,“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冒求仕進的禍患便會產生,玩忽職守的指責也會興起。因此,韓愈認為,“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這些所謂的志向,最終會被人詬病,因而不應當去效法。

陽城屬於第二種情況,“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對於陽城的表現,韓愈持否定態度。

為官一任,應該遵守怎樣的原則?韓愈借用“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的觀點,對陽子提出批評,“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作為諫議大夫,韓愈認為陽子既然不履行其言責的責任,就應當辭去職位,而不應該在其位而不謀其政。

當官為什麼?“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出仕不是因為家貧,有時候因為貧困而不得不為之。但是,韓愈指出,如果是為了俸祿,“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為俸祿而做官的人,應該辭去高位而擔任低下的職務,放棄富貴而安於貧賤生活,當個守門、巡夜之類的差使便好。他以孔子為正面例子,批判陽子,再次否定陽子是一個有道之士的言論。

作為一個諫議大夫,如果對某事有建議或意見,如何向皇上提出來?是當著眾人的面直言不諱地說出來,讓大家都知道,還是私下告知,不讓人知道?

《尚書》提出了一條諫言原則,“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後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後之德”。一個臣子,倘若有好的計策和謀略,就應該入內向皇上稟報,然後對外宣傳說這個計策智謀是君主提出的。

這條諫言原則,用意何在?很顯然,是為了凸顯君王的智慧,而不是個人的能力。換言之,作為一個大臣,建言獻策是職責所在,不要因為提出好的建議而沾沾自喜,甚至到處炫耀張揚。

陽子在這個問題是如何處理的呢?“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陽子厭惡誹謗皇上的人,厭惡那些作為臣下卻通過公開揭發他的君主的過失而出名的人。“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因此,他雖然向皇帝提了意見和建議,卻不讓別人知道。這種做法,也完全符合《尚書》的要求。

可是,韓愈卻不以為然,“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認為陽子如此用心,那就更加糊塗。他的理由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韓愈認為,進去為君主獻策,出來又不使別人知道,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不是陽子所應該做的。

韓愈為什麼要批評陽子呢?“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韓愈的理由是,陽子本來以平民身份,隱居在草野之間,皇上賞識他的品行道義,提拔他擔任這個職位,官為諫議大夫,他實在應該做出成績來,奉行自己的職守,使全國各地和子孫後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諱、剛正不屈的臣子,君主有不濫賞和從諫如流的美名。這就可能使山野間的隱士聽到了而對此產生羨慕之心,束好腰帶,挽起髮髻,願意進身到宮門之下陳述他們的言論,使我們的君主成為堯舜那樣的聖君,使他們偉大的名聲流傳千古。

韓愈進一步指出,“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韓愈認為,像《尚書》所說的,那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陽先生所應該做的。況且陽子的想法,不是使君主厭惡聽到自己的過失,而是啟發君主,使之聞過則喜,聞過則改。

一個士人,如何處理仕與隱的關係?“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陽子是一個不求聞達的人,不得已才出仕,“守其道而不變”,保持著一貫的操行準則而不改變,也符合孟子所說“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的原則。可是韓愈為什麼還是對他痛加責備?

韓愈自有他的道理,“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韓愈認為,自古以來的聖人賢士,都不是由於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他們憐憫自己所處的時代動盪,民生不安定,有了道德和學問之後,不敢獨善其身,一定要經世致用,普濟天下。勤懇努力,終身不懈,到死才罷休。

韓愈還指出,“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上天將聖賢的德才和能力授予這些人,哪裡只是讓他們自己有餘就算了,實在是想通過他們來補充別人的不足。耳目對人來說,耳管聽,眼管看,聽清是非,看明安危,然後身體才能安全。聖人賢人,是世人的耳目;世人,是聖賢的身體。

韓愈以“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以及“而墨突不得黔”為例,說明聖人不能夠“自安佚之為樂”,而是“畏天命而悲人窮”。韓愈認為,作為聖人,不能只顧自己過安逸生活的快樂,而是要敬畏上天的旨意,憐憫人民的窮困。然後,再次指責陽子,“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作為君子,不管出仕還是不出仕,應該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孟子曾經說過,“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那麼,韓愈又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韓愈認為,如果擔任某個職位,就應有以身殉職的思想準備。如果沒有一官半職,就考慮修飾文辭來闡明儒家的思想與學說。

“惟善人能受盡言”,只有善人才能夠無保留地接受批評。韓愈認為,“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因為他聽到別人規勸後能改正自己的過失。

可是,歷史上不乏因為直言進諫而被殺的事件,春秋時期齊國上卿國武子就是因為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於是見殺。

韓愈努力做一個錚臣,而且也在踐行自己的理念,因為反對逢迎佛骨的事,差點被殺頭,其教訓也足夠深刻。如何得到善人,這仍然是一個問題。

201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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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要好文 韓愈散文獨家漫談(八):《爭臣論》

人間要好文 韓愈散文獨家漫談(八):《爭臣論》

文/鍾百超

韓愈,繼司馬遷之後最偉大的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首,不僅有自己的創作理論,而且有豐富的創作實踐,現存散文近400餘篇,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無所不通,熔鑄百家之精華,為古文運動樹立了典範,令人歎為觀止。

韓愈的散文創作,一則以傳承並弘揚儒家思想為己任,二則以古文為抒寫工具,使之成為具有強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作品而垂範千古。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面對當時的社會現實,誰也不能夠力挽狂瀾,扭轉局勢。

儒家地位急劇下降,儒學日漸式微,“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huī)之,天下靡(mǐ)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在“道喪文弊,異端並起”的歷史時期,唯有韓愈高舉大旗,主動擔當起恢復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歷史重任,而終於“復歸於正”。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這是蘇軾對韓愈的最高評價。倡導古文運動,把變革文風與儒學復興結合起來,既推動了散文的發展,也接續了儒學的千年血脈。

作為一代散文大家,韓愈的散文創作,有哪些地方值得我們借鑑與學習?品讀與賞析大師作品,對於提高我們的創作水平,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爭臣論》既是一篇精彩的辯論文章,也是韓愈的政治綱領,更是儒家理想的宣言書與行為準則。

韓愈首先關心的是,一個官員如何處理積極謀政與消極謀政,或者有所作為與不作為的問題?

作為一介平民,陽城不僅“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而且“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後來擢升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而“陽子不色喜”,而且,“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做到“富貴不移易其心”,完全符合孟子“大丈夫”的條件。

然而,韓愈卻認為,這樣的人不能說是有道之士,或者說,這樣的官員不合格。一個人要如何處理仕與隱的關係?《周易》強調“恆其德貞”,保持自己德行不變,這固然是好的,可是,對於一個官員來說就不該如此。這樣的說辭,是不是自相矛盾?韓愈認為,一個人,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可以“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但是“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換言之,不謀求王侯事業,其行為是高尚的。同樣,為了王侯事業,忠心耿耿,奮不顧身,也是高尚的,作為與不作為,要因時制宜,不能一概而論。

但是,韓愈又指出兩種極端情況,一種是“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一種是“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處於沒被任用的地位,卻表示奮不顧身的節操,即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或者,處在君王之臣的職位,卻把不侍奉王侯的節操當作高尚,即在其位不謀其政。其結果是,“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冒求仕進的禍患便會產生,玩忽職守的指責也會興起。因此,韓愈認為,“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這些所謂的志向,最終會被人詬病,因而不應當去效法。

陽城屬於第二種情況,“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對於陽城的表現,韓愈持否定態度。

為官一任,應該遵守怎樣的原則?韓愈借用“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的觀點,對陽子提出批評,“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作為諫議大夫,韓愈認為陽子既然不履行其言責的責任,就應當辭去職位,而不應該在其位而不謀其政。

當官為什麼?“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出仕不是因為家貧,有時候因為貧困而不得不為之。但是,韓愈指出,如果是為了俸祿,“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為俸祿而做官的人,應該辭去高位而擔任低下的職務,放棄富貴而安於貧賤生活,當個守門、巡夜之類的差使便好。他以孔子為正面例子,批判陽子,再次否定陽子是一個有道之士的言論。

作為一個諫議大夫,如果對某事有建議或意見,如何向皇上提出來?是當著眾人的面直言不諱地說出來,讓大家都知道,還是私下告知,不讓人知道?

《尚書》提出了一條諫言原則,“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後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後之德”。一個臣子,倘若有好的計策和謀略,就應該入內向皇上稟報,然後對外宣傳說這個計策智謀是君主提出的。

這條諫言原則,用意何在?很顯然,是為了凸顯君王的智慧,而不是個人的能力。換言之,作為一個大臣,建言獻策是職責所在,不要因為提出好的建議而沾沾自喜,甚至到處炫耀張揚。

陽子在這個問題是如何處理的呢?“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陽子厭惡誹謗皇上的人,厭惡那些作為臣下卻通過公開揭發他的君主的過失而出名的人。“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因此,他雖然向皇帝提了意見和建議,卻不讓別人知道。這種做法,也完全符合《尚書》的要求。

可是,韓愈卻不以為然,“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認為陽子如此用心,那就更加糊塗。他的理由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韓愈認為,進去為君主獻策,出來又不使別人知道,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不是陽子所應該做的。

韓愈為什麼要批評陽子呢?“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韓愈的理由是,陽子本來以平民身份,隱居在草野之間,皇上賞識他的品行道義,提拔他擔任這個職位,官為諫議大夫,他實在應該做出成績來,奉行自己的職守,使全國各地和子孫後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諱、剛正不屈的臣子,君主有不濫賞和從諫如流的美名。這就可能使山野間的隱士聽到了而對此產生羨慕之心,束好腰帶,挽起髮髻,願意進身到宮門之下陳述他們的言論,使我們的君主成為堯舜那樣的聖君,使他們偉大的名聲流傳千古。

韓愈進一步指出,“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韓愈認為,像《尚書》所說的,那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陽先生所應該做的。況且陽子的想法,不是使君主厭惡聽到自己的過失,而是啟發君主,使之聞過則喜,聞過則改。

一個士人,如何處理仕與隱的關係?“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陽子是一個不求聞達的人,不得已才出仕,“守其道而不變”,保持著一貫的操行準則而不改變,也符合孟子所說“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的原則。可是韓愈為什麼還是對他痛加責備?

韓愈自有他的道理,“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韓愈認為,自古以來的聖人賢士,都不是由於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他們憐憫自己所處的時代動盪,民生不安定,有了道德和學問之後,不敢獨善其身,一定要經世致用,普濟天下。勤懇努力,終身不懈,到死才罷休。

韓愈還指出,“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上天將聖賢的德才和能力授予這些人,哪裡只是讓他們自己有餘就算了,實在是想通過他們來補充別人的不足。耳目對人來說,耳管聽,眼管看,聽清是非,看明安危,然後身體才能安全。聖人賢人,是世人的耳目;世人,是聖賢的身體。

韓愈以“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以及“而墨突不得黔”為例,說明聖人不能夠“自安佚之為樂”,而是“畏天命而悲人窮”。韓愈認為,作為聖人,不能只顧自己過安逸生活的快樂,而是要敬畏上天的旨意,憐憫人民的窮困。然後,再次指責陽子,“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作為君子,不管出仕還是不出仕,應該怎樣度過自己的一生?孟子曾經說過,“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那麼,韓愈又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韓愈認為,如果擔任某個職位,就應有以身殉職的思想準備。如果沒有一官半職,就考慮修飾文辭來闡明儒家的思想與學說。

“惟善人能受盡言”,只有善人才能夠無保留地接受批評。韓愈認為,“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因為他聽到別人規勸後能改正自己的過失。

可是,歷史上不乏因為直言進諫而被殺的事件,春秋時期齊國上卿國武子就是因為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於是見殺。

韓愈努力做一個錚臣,而且也在踐行自己的理念,因為反對逢迎佛骨的事,差點被殺頭,其教訓也足夠深刻。如何得到善人,這仍然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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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要好文 韓愈散文獨家漫談(八):《爭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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