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學成為官方主流思想；他首開絲路、改革幣制，使大漢聲名遠播；他徵匈奴、破閩越，伐衛氏朝鮮，奠定了後代中國的基本版圖；他說，犯我大漢者，雖遠必誅。漢武的步伐何其堅定。
當孝武皇帝劉徹以橫跨古今的步伐完成這一項項大一統事業的時候，殊不知，他也正在把西漢王朝慢慢送上了斷頭臺……
為什麼要說漢武帝是亡國之君呢？第一個理由還得從漢武帝的反匈奴之戰說起。漢武帝反擊匈奴之戰，始於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歷時四十四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決戰勝利為標誌，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而以第一個階段為主體。在這一時期內，漢軍曾對匈奴展開三次重大反擊作戰（也有人稱之為五大戰役），並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匈奴的南下騷擾問題。這三次戰略反擊，分別是河南，漠南之戰、河西之戰和漠北之戰。大家都知道戰爭不僅僅軍事力量之間的較量，更是後方補給和經濟實力的較量，即使是經過文景兩朝的積攢，漢朝已經國庫充盈，但是歷時四十四年戰爭消耗，又哪是支撐的起的。比如從衛青的兩次成名之戰來看，漢朝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戰後，據不完全統計，僅賞賜給立功將士的黃金多達二十多萬斤，摺合二十多億錢。而當時每年供養中央官吏的工資也只有三千萬錢。當然這還不是全部，投降的數萬匈奴還收到了漢王朝的優待，吃飯穿衣等方面全都由漢政府提供報銷，除了賞金，還要解決馬的問題。這還只是對匈奴用兵的一部分支出，可別忘了漢武帝還曾征討過閩越、朝鮮等，這一大筆的支出費用漢武帝是不會自己拿出來，當然也拿不出來，正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漢武帝還得從百姓身上搜刮“羊毛”。於是漢武帝在桑弘羊的建議一下執行了鹽鐵專營、算緡和告緡令以及均輸平準等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和措施。這些改革其實說白了就是與民爭利，為戰爭籌備資金，不激化矛盾才是怪事。但是這些改革所得的收入對於曠日持久的匈奴戰爭來說仍舊是杯水車薪。無奈之下的漢武帝又下令大量的賣官鬻爵來填補財政的大窟窿，買爵位者不僅可以減免人頭稅，還能當官當厲，這就為漢朝的官吏腐敗大行方便之門。
“一將功成萬骨枯。”漢武帝的成就是由數萬將士的殘骸和百姓的血汗堆積起來的。匈奴戰爭結束後整個王朝已國力不支，危機四伏：階級激化，盜賊蜂起，“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昭帝紀》。即使是後來的昭宣中興也成了落日的餘暉。漢武帝雖然贏得了匈奴戰爭，但他卻輸掉了西漢。
第二個理由是漢武帝創立的“中外朝”制度為西漢的滅亡埋下了禍根。加強皇權被歷任統治者看做是基本國策，具有敏銳政治天賦的漢武帝也不例外。同時漢武帝與丞相田汾之間的矛盾也已經達到了白熱化階段。於是漢武帝將身邊重臣與尚書令共議軍國大事，組成中朝（又稱內朝）。中外朝的產生是君權與相權鬥爭的產物。原以丞相為首的三公九卿組成外朝，中外朝制度就形成了兩個官僚系統，中朝是決策機關，外朝是政務機關。就這樣以相權為中心的三公九卿被排斥在權力中心以外，而中朝的統領者多半是外戚，比如在武帝時期衛青就曾擔任過中朝長官，那時候中外朝的弊端還不是那麼明顯，在武帝看來自然是優大於弊了。昭帝時,大司馬大將軍不但成為實權官職,而且將尚書事與輔政集於一生以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官職。隨著中朝勢力的膨脹，和皇帝最為親密的宦官、外戚成為中朝的主宰，終於釀成新莽代漢的結局。
樹欲靜而風不止。西漢葬送在漢武帝劉徹手裡，這大概是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作為統治者如果一味的窮兵黷武，不顧百姓死活，又豈能長治久安？然而這也是人治所不能避免的。誠可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