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是一件影響到千秋萬代的大事。從此，中華帝國有了國家意識形態，也有了恆定的核心價值。帝國作為一種制度，也才穩定的延續了兩千多年。這一決定的實現其實並不容易。因為漢武帝的祖先們都不喜歡儒家。比如，漢高祖劉邦只要一見到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們的帽子往裡面撒尿的；還有竇太后，武帝的祖母，老太太喜歡的是皇帝和老子，以至於景帝和和竇家人都“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
事實上，漢武帝從來都不是真正儒家，更非純儒。他迷信巫術，重用酷吏，都不是儒家贊成的事。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外儒內法，即以儒家作為裝飾，以法家為核心的施政方針。儒家思想是以宣揚道德禮儀教化為核心的仁政，而法家就是行霸道，即以嚴峻刑法為核心的施政方針。法家嚴峻刑法，令行禁止，信賞必罰，效率高，組織、動員性強，這才能滿足漢武帝的多欲，也很符合他的行為和處事風格，因此重用酷吏也是理所當然的。
酷吏典型代表就是張湯。張湯似乎天生就是法官，從小就喜歡審案，其父便把他送去學習法律，學成之後，張湯便成為專業法官，從最基層的法院做起，一直到帝國的最高監察官員御史大夫。
酷吏張湯的代表作，是顏異案。顏異被害時的官職是大司農，大司農是九卿之一，即漢帝國中央政府的部長，主管國家的財政經濟、物價、國庫、土地、交通運輸和鹽鐵專賣。顏異得罪於漢武帝，便是因為金融貨幣的問題。
元狩六年，漢武帝和張湯發明了一種新的貨幣，叫白鹿皮幣，即就是一張一尺見方的白鹿皮，四邊繡上水草，價值四十萬，同時還規定，王侯宗室朝見皇帝，必須要用白鹿皮墊著玉璧，才能行禮。對此，大司農表示反對，因為一塊蒼玉才幾千塊錢，墊子倒要四十萬，豈非本木倒置？漢武帝很不高興，於是張湯將顏異下獄，判處死刑，罪名為腹誹。何為腹誹，就是嘴上不說，心裡誹謗。這種罪名，本身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何況就連這也不成立。因為顏異不贊成白鹿皮幣是公開的，並沒有欺上瞞下，何來腹誹一說了？君臣意見統一原本正常，顏異作為財政大臣，對經濟政策發表看法，也是合情合理。要治他死罪，只能節外生枝，故意找茬。然而這證據居然也被張湯找到了，有一次，某人在顏異那裡做客，談話時對朝廷政策表示了不滿，顏異當時什麼也沒說，只是微微動力一下嘴脣。於是張湯起訴說：這就是腹誹，欺君罔上，心懷不軌，大逆不道，罪該萬死，漢武帝表示很滿意。
顯然，這不是法制而是專制。或者說，以法制行專制，在這裡法制跟儒術一樣，不過是裝飾品，但，裝飾既然是必需的，那就得有懂法律的人來做幫凶，所謂的酷吏便也應運而生，得到了漢武帝的重用，用來滿足漢武帝一些政治手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