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洗稿”司馬遷？《史記》與《漢書》的相愛相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銘基】

一、《漢書》乃難讀之書

《漢書》自書成以後，誠為難讀，如無專人傳授，不能明白。《後漢書‧班昭傳》雲：“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班彪、班固父子共撰《漢書》，固妹班昭“博學高才”，續寫未完之部。馬融“博通經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學問淵懿，著作豐碩；然其讀《漢書》仍只能跟從班昭受讀，則《漢書》之難讀亦可見一斑。

《漢書》雖為難讀，然自書成以後，甚受歡迎，《後漢書・班固傳》雲﹕“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時人喜讀《漢書》，卻不易通讀，必待師傳然後方明。王先謙指出《漢書》“義蘊宏深，通貫匪易”，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以其《漢書》之“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三國志》有《漢書》師法之記載，其文如下：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為江東霸主，因欲時為太子之孫登習知近代治亂興衰之事，乃使其學習《漢書》。在東吳大臣之中，張昭好學而博覽群書，孫權遂欲使太子孫登隨張昭習讀《漢書》。張昭少子休為孫登僚友，便將《漢書》教授孫登。據裴松之注引《吳書》，謂張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大抵即為張休授予孫登之讀《漢書》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銘基】

一、《漢書》乃難讀之書

《漢書》自書成以後，誠為難讀，如無專人傳授，不能明白。《後漢書‧班昭傳》雲：“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班彪、班固父子共撰《漢書》，固妹班昭“博學高才”，續寫未完之部。馬融“博通經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學問淵懿，著作豐碩；然其讀《漢書》仍只能跟從班昭受讀，則《漢書》之難讀亦可見一斑。

《漢書》雖為難讀，然自書成以後，甚受歡迎，《後漢書・班固傳》雲﹕“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時人喜讀《漢書》，卻不易通讀，必待師傳然後方明。王先謙指出《漢書》“義蘊宏深，通貫匪易”，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以其《漢書》之“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三國志》有《漢書》師法之記載，其文如下：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為江東霸主，因欲時為太子之孫登習知近代治亂興衰之事，乃使其學習《漢書》。在東吳大臣之中，張昭好學而博覽群書，孫權遂欲使太子孫登隨張昭習讀《漢書》。張昭少子休為孫登僚友，便將《漢書》教授孫登。據裴松之注引《吳書》，謂張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大抵即為張休授予孫登之讀《漢書》法。

明代代表的《漢書》刊本之一，凌稚隆《漢書評林》

《漢書》之難讀，並非文字釋義上之困難。唐人顏師古註釋《漢書》，每多指出《漢書》某字即為古字，明代凌稚隆《漢書評林》卷首有“《漢書評林》字例”，其中載有若干古字。

此外，相較《史記》而言，《漢書》時代雖後，卻用上更多古字，劉知幾《史通》以為史書每多“勇效昔言”之作，班固撰史自不例外，書中多用古字，文風淵懿。但是，文字之難，絕非《漢書》難讀之因由。《漢書》難讀之處，自當超出文字以外，乃涉乎全書撰史之精神。

二、《漢書》在六朝之傳授

《漢書》無人教授，不可通讀，義蘊宏深，難以明白。《漢書》註釋者眾，自漢代起已經出現專門傳授的情況。如上文所引，馬融已從班昭受讀；延篤為後漢桓帝時人，本傳言其“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陳直據今《漢書・天文志》昭帝部分顏注所引延篤註解，以為“延篤所注，別有《漢書音義》”。實為最早註釋《漢書》之人。

本傳又謂“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可見服虔嘗參考延篤著述。准此，《漢書》在漢代之師承可得一脈落：“班昭馬融延篤服虔”。這是有師傳授的明證。

及至兩晉，左思亦《漢書》名家，據本傳所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裡，專意典籍”。

意謂當時賈謐嘗請左思講授《漢書》，惜因賈謐被誅，事遂不成。又，石勒乃後趙之開國君主，其人“雅好文學”，亦使人專門講授《漢書》，及至讀酈食其、留侯張良事而有所感，事見《晉書・石勒載記》。又劉宣乃十六國時前趙之開國功臣，其人好學深思，師事孫炎，讀《兩漢書》，雖未言其《漢書》師承，亦必所學有自，事見《晉書．劉宣載記》。

又，《晉書‧劉殷傳》謂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據此可見劉殷以《史》《漢》與五經並論，地位與經書相同，必待傳授然後方明。

在南北朝時期，南北兩地皆有傳授《漢書》。《南史・臧嚴傳》謂臧嚴能諷誦《漢書》，則必學有所承。又〈陸雲公傳〉言其“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亦必師承有自。《北史・崔宏傳》雲：“帝曾引宏講論《漢書》 ，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

崔宏嘗任北魏道武帝之吏部尚書，道武帝嘗邀崔宏講論《漢書》，則崔氏亦為深於《漢書》者也。且其子崔浩，撰有《漢紀音義》，乃唐代顏師古所徵引前代《漢書》註解之一；崔浩之《漢書》學，蓋亦受於其父崔宏。《李密傳》謂李密“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

《包愷傳》謂包愷“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准此，可見《漢書》在北方有“王仲通包愷李密”之傳授過程。

至於隋代，《漢書》之學更是大盛。《隋書》載楊汪“受《漢書》於劉臻”，閻毗“受《漢書》於蕭該”。劉臻當時號為“漢聖”，以《漢書》名家；蕭該則是《漢書》學之宗匠，聚徒教授數千人。可知唐代以前，《漢書》之流傳仿如經籍，必須師法授受。

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以為六朝至唐初有三大顯學，一曰三禮，二曰《漢書》，三曰《文選》，其論《漢書》雲：

次則《漢書》之學，亦唐初人所競尚。⋯⋯當時《漢書》之學大行，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十卷。秦景通與弟暐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以為無法。⋯⋯此又唐人之究心《漢書》，各稟承舊說，不敢以意為穿鑿者也。

據其說，此時以三禮、《漢書》、《文選》為三大顯學，遍及經部、史部、集部，而《史記》不在其中。趙氏所論，概括六朝、唐初《漢書》之註釋與地位，足以參考。

三、《史》《漢》對讀

歷代論及《史》《漢》異同者甚眾，晉人張輔雲：“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 ”此以字數多寡論二書之優劣，雖未足取，卻屬對讀二書之先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銘基】

一、《漢書》乃難讀之書

《漢書》自書成以後，誠為難讀，如無專人傳授，不能明白。《後漢書‧班昭傳》雲：“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班彪、班固父子共撰《漢書》，固妹班昭“博學高才”，續寫未完之部。馬融“博通經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學問淵懿，著作豐碩；然其讀《漢書》仍只能跟從班昭受讀，則《漢書》之難讀亦可見一斑。

《漢書》雖為難讀，然自書成以後，甚受歡迎，《後漢書・班固傳》雲﹕“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時人喜讀《漢書》，卻不易通讀，必待師傳然後方明。王先謙指出《漢書》“義蘊宏深，通貫匪易”，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以其《漢書》之“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三國志》有《漢書》師法之記載，其文如下：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為江東霸主，因欲時為太子之孫登習知近代治亂興衰之事，乃使其學習《漢書》。在東吳大臣之中，張昭好學而博覽群書，孫權遂欲使太子孫登隨張昭習讀《漢書》。張昭少子休為孫登僚友，便將《漢書》教授孫登。據裴松之注引《吳書》，謂張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大抵即為張休授予孫登之讀《漢書》法。

明代代表的《漢書》刊本之一，凌稚隆《漢書評林》

《漢書》之難讀，並非文字釋義上之困難。唐人顏師古註釋《漢書》，每多指出《漢書》某字即為古字，明代凌稚隆《漢書評林》卷首有“《漢書評林》字例”，其中載有若干古字。

此外，相較《史記》而言，《漢書》時代雖後，卻用上更多古字，劉知幾《史通》以為史書每多“勇效昔言”之作，班固撰史自不例外，書中多用古字，文風淵懿。但是，文字之難，絕非《漢書》難讀之因由。《漢書》難讀之處，自當超出文字以外，乃涉乎全書撰史之精神。

二、《漢書》在六朝之傳授

《漢書》無人教授，不可通讀，義蘊宏深，難以明白。《漢書》註釋者眾，自漢代起已經出現專門傳授的情況。如上文所引，馬融已從班昭受讀；延篤為後漢桓帝時人，本傳言其“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陳直據今《漢書・天文志》昭帝部分顏注所引延篤註解，以為“延篤所注，別有《漢書音義》”。實為最早註釋《漢書》之人。

本傳又謂“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可見服虔嘗參考延篤著述。准此，《漢書》在漢代之師承可得一脈落：“班昭馬融延篤服虔”。這是有師傳授的明證。

及至兩晉，左思亦《漢書》名家，據本傳所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裡，專意典籍”。

意謂當時賈謐嘗請左思講授《漢書》，惜因賈謐被誅，事遂不成。又，石勒乃後趙之開國君主，其人“雅好文學”，亦使人專門講授《漢書》，及至讀酈食其、留侯張良事而有所感，事見《晉書・石勒載記》。又劉宣乃十六國時前趙之開國功臣，其人好學深思，師事孫炎，讀《兩漢書》，雖未言其《漢書》師承，亦必所學有自，事見《晉書．劉宣載記》。

又，《晉書‧劉殷傳》謂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據此可見劉殷以《史》《漢》與五經並論，地位與經書相同，必待傳授然後方明。

在南北朝時期，南北兩地皆有傳授《漢書》。《南史・臧嚴傳》謂臧嚴能諷誦《漢書》，則必學有所承。又〈陸雲公傳〉言其“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亦必師承有自。《北史・崔宏傳》雲：“帝曾引宏講論《漢書》 ，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

崔宏嘗任北魏道武帝之吏部尚書，道武帝嘗邀崔宏講論《漢書》，則崔氏亦為深於《漢書》者也。且其子崔浩，撰有《漢紀音義》，乃唐代顏師古所徵引前代《漢書》註解之一；崔浩之《漢書》學，蓋亦受於其父崔宏。《李密傳》謂李密“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

《包愷傳》謂包愷“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准此，可見《漢書》在北方有“王仲通包愷李密”之傳授過程。

至於隋代，《漢書》之學更是大盛。《隋書》載楊汪“受《漢書》於劉臻”，閻毗“受《漢書》於蕭該”。劉臻當時號為“漢聖”，以《漢書》名家；蕭該則是《漢書》學之宗匠，聚徒教授數千人。可知唐代以前，《漢書》之流傳仿如經籍，必須師法授受。

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以為六朝至唐初有三大顯學，一曰三禮，二曰《漢書》，三曰《文選》，其論《漢書》雲：

次則《漢書》之學，亦唐初人所競尚。⋯⋯當時《漢書》之學大行，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十卷。秦景通與弟暐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以為無法。⋯⋯此又唐人之究心《漢書》，各稟承舊說，不敢以意為穿鑿者也。

據其說，此時以三禮、《漢書》、《文選》為三大顯學，遍及經部、史部、集部，而《史記》不在其中。趙氏所論，概括六朝、唐初《漢書》之註釋與地位，足以參考。

三、《史》《漢》對讀

歷代論及《史》《漢》異同者甚眾，晉人張輔雲：“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 ”此以字數多寡論二書之優劣，雖未足取，卻屬對讀二書之先聲。

《史記》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刻本

其實，《漢書》百篇，襲取《史記》者計有六十一篇，取之而逐字逐句排比對讀，則可見二書之異同。《漢書》襲用《史記》，無可疑議，惟其中有幾項尤堪注意，可發前人之未見。

1. 續寫《史記》乃《漢書》之原意

司馬遷《史記》僅載漢武帝太初史事，此後闕而不錄。後世史臣，多有續作，班彪（班固父親）即其一。班彪撰《史記後傳》六十五篇，啟導《漢書》之作。今《漢書》雖不多見班彪《後傳》之遺，然唐代顏師古云﹕

《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

顏氏以為《漢書》之讚語俱由班固所撰，然部分讚語本出班彪，則班固必出之父名，而不略人之美。考《漢書》諸贊，有三處明確題為班彪所撰，並有兩段雖不題班彪之名，卻幾可肯定為父彪所撰。《韋賢傳》、《翟方進傳》、《元后傳》等三篇讚語明確題為《司徒掾班彪》所撰，自出班彪之手，毋庸置疑。此外，《元帝紀贊》、《成帝紀贊》亦當出自班彪手筆。觀此五例，若謂班固掩奪父名，未可遽信。

《漢書》繼《史記》而作，故於武帝太初以前史事，多述《史記》，偶有不同，或作補充，要皆以《史記》為根本。舉例而言，《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有漢人賈誼之生平事蹟，如河南守吳廷尉徵之、在文帝朝最為年輕等，其《鵩鳥賦》與《吊屈原賦》，《漢書》皆載之；惟賈誼於西漢國策影響深遠，《史記》卻未有錄其政論之文；反之，《漢書》補充《治安策》，實乃《漢書》補充《史記》之重要部分。

又如董仲舒，《史記・儒林列傳》載錄其生平，《漢書》仍之，復補《天人三策》，則董生之學術思想自此瞭然。

2.襲取《史記》而自壞體例

據班彪所言，《史記》“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班彪以為《史記》在記載人物傳記之時，傳主之字、郡、縣等，或記或不記，次序隨意，班彪續《史記》，自當改正。

然而，《漢書》雖對《史記》體例之不嚴有所不滿，卻有自壞體例之舉。考之《漢書》全書，其不依傳主名字郡縣序次者有之，蓋有三焉，分別是《司馬遷傳》、《王貢兩龔鮑傳》、《敘傳》。班氏所以自壞體例，實乃有意為之，一為頌揚史遷，嘉其編撰《史記》之功；二為激貪厲俗，歌頌賢德之人；三為歷敘先祖，頌其扶風班氏源流。

3.《藝文志》•“有列傳”之意蘊

《漢書‧藝文志》，蓋以劉歆《七略》為藍本，而《七略》又是依據劉向《別錄》而來。篇中有班氏自注，張舜徽謂“凡事蹟見於《太史公書》者，則曰有列傳”，此實班氏視己書為續《史記》之書，且《史記》、《漢書》當合看之證。

張舜徽此說實本顏師古《漢書注》，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可謂知言，顏說是也。考諸《漢志》班氏自注為“有列傳”者共十一次，分別是《晏子》、《筦子》、《孟子》、《孫卿子》、《魯仲連子》、《商君》、《蘇子》、《張子》、《屈原賦》、《吳起》、《魏公子》。以上十一人皆屬先秦，《漢書》不可能載錄此等人物，故“有列傳”者，必指《史記》無疑。

4.漢室之失，直書不隱

前人學者討論《漢書》之於漢室之態度，劉知幾雲：“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王樹民雲：“《漢書》的突出特點，在極力美化封建統治者，異常地提高了統治者在歷史上的地位。”二人以為《漢書》只是歌功頌德，美化漢室。但冉昭德則稱讚班固能夠“不為漢諱”。

舉例而言，《史記》、《漢書》同寫漢文帝，《史記・孝文本紀》稱讚其“除肉刑”，《漢書・刑法志》謂“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

《漢書》不單不就文景之治加以歌頌，更揭露文帝之施政輕用刑罰。朱東潤《中國傳敘文學之變遷》雲：“史傳有了互見之例，不但重複可以避免，而且可以示褒貶，明忌諱，但是必待研討全書而後才能看到事實的真相，倘使謹讀本傳，那麼不但不能得到真相，甚至所得的印像，止會是朦朧而不確實。”

又《漢書考索》雲：“《史記》寫作的特長，在於運用互見之例，常能使讀者對於當前的人物，從不同的方面，加以認識。這一點特長，在《漢書》裡是保留下來的，有時在運用上使人感覺到比《史記》更大膽，更靈活，因為班固所觸及的人物，常常是幾乎已經論定的，但是他提出其它的事實，我們不能不重加考慮。”朱說是也。利用史傳互見之法，結合本紀與各篇所記，便知文帝為人。

至於景帝，包括其為太子時以棋盤擊殺吳王太子、即位後將老師石奮調官、吳楚七國之亂時以晁錯之命抵禍，《漢書》皆直書而不隱。

再如〈司馬遷傳〉，《漢書》襲自《史記・太史公自序》，其中有一關鍵句子如下﹕

《史記‧太史公自序》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漢書‧司馬遷傳》 貶 諸侯，討大夫

王明通以為“班文刪『貶天子』三字。蓋班氏以為天子不可貶，而諸侯可退，大夫可討，此為尊王之精神，亦為尊漢所本也”。王說似是。

呂世浩以為“《司馬遷傳》全抄史公《自序》之語，然於全文關鍵之史公述董生語：‘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刪去‘天子退’關鍵三字，變成‘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其擁護漢室統治而刪改《史記》之態度，極為明顯。”

取意亦與王明通相近。然而，《史記》和《漢書》既然應該合看，《漢書》乃續《史記》之作，天子不得貶，但讀者取《史記》對照《漢書》，自可見班固刻意刪去“天子退”三字，欲蓋彌彰，反而彰顯《漢書》立意褒貶之史書筆法。

5.取用“謗書”之勇氣

《史記》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早已有目無書，今所見者實為後世所補。駰《史記集解》引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葛洪《西京雜記》所記略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銘基】

一、《漢書》乃難讀之書

《漢書》自書成以後，誠為難讀，如無專人傳授，不能明白。《後漢書‧班昭傳》雲：“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班彪、班固父子共撰《漢書》，固妹班昭“博學高才”，續寫未完之部。馬融“博通經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學問淵懿，著作豐碩；然其讀《漢書》仍只能跟從班昭受讀，則《漢書》之難讀亦可見一斑。

《漢書》雖為難讀，然自書成以後，甚受歡迎，《後漢書・班固傳》雲﹕“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時人喜讀《漢書》，卻不易通讀，必待師傳然後方明。王先謙指出《漢書》“義蘊宏深，通貫匪易”，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以其《漢書》之“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三國志》有《漢書》師法之記載，其文如下：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為江東霸主，因欲時為太子之孫登習知近代治亂興衰之事，乃使其學習《漢書》。在東吳大臣之中，張昭好學而博覽群書，孫權遂欲使太子孫登隨張昭習讀《漢書》。張昭少子休為孫登僚友，便將《漢書》教授孫登。據裴松之注引《吳書》，謂張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大抵即為張休授予孫登之讀《漢書》法。

明代代表的《漢書》刊本之一，凌稚隆《漢書評林》

《漢書》之難讀，並非文字釋義上之困難。唐人顏師古註釋《漢書》，每多指出《漢書》某字即為古字，明代凌稚隆《漢書評林》卷首有“《漢書評林》字例”，其中載有若干古字。

此外，相較《史記》而言，《漢書》時代雖後，卻用上更多古字，劉知幾《史通》以為史書每多“勇效昔言”之作，班固撰史自不例外，書中多用古字，文風淵懿。但是，文字之難，絕非《漢書》難讀之因由。《漢書》難讀之處，自當超出文字以外，乃涉乎全書撰史之精神。

二、《漢書》在六朝之傳授

《漢書》無人教授，不可通讀，義蘊宏深，難以明白。《漢書》註釋者眾，自漢代起已經出現專門傳授的情況。如上文所引，馬融已從班昭受讀；延篤為後漢桓帝時人，本傳言其“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陳直據今《漢書・天文志》昭帝部分顏注所引延篤註解，以為“延篤所注，別有《漢書音義》”。實為最早註釋《漢書》之人。

本傳又謂“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可見服虔嘗參考延篤著述。准此，《漢書》在漢代之師承可得一脈落：“班昭馬融延篤服虔”。這是有師傳授的明證。

及至兩晉，左思亦《漢書》名家，據本傳所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裡，專意典籍”。

意謂當時賈謐嘗請左思講授《漢書》，惜因賈謐被誅，事遂不成。又，石勒乃後趙之開國君主，其人“雅好文學”，亦使人專門講授《漢書》，及至讀酈食其、留侯張良事而有所感，事見《晉書・石勒載記》。又劉宣乃十六國時前趙之開國功臣，其人好學深思，師事孫炎，讀《兩漢書》，雖未言其《漢書》師承，亦必所學有自，事見《晉書．劉宣載記》。

又，《晉書‧劉殷傳》謂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據此可見劉殷以《史》《漢》與五經並論，地位與經書相同，必待傳授然後方明。

在南北朝時期，南北兩地皆有傳授《漢書》。《南史・臧嚴傳》謂臧嚴能諷誦《漢書》，則必學有所承。又〈陸雲公傳〉言其“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亦必師承有自。《北史・崔宏傳》雲：“帝曾引宏講論《漢書》 ，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

崔宏嘗任北魏道武帝之吏部尚書，道武帝嘗邀崔宏講論《漢書》，則崔氏亦為深於《漢書》者也。且其子崔浩，撰有《漢紀音義》，乃唐代顏師古所徵引前代《漢書》註解之一；崔浩之《漢書》學，蓋亦受於其父崔宏。《李密傳》謂李密“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

《包愷傳》謂包愷“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准此，可見《漢書》在北方有“王仲通包愷李密”之傳授過程。

至於隋代，《漢書》之學更是大盛。《隋書》載楊汪“受《漢書》於劉臻”，閻毗“受《漢書》於蕭該”。劉臻當時號為“漢聖”，以《漢書》名家；蕭該則是《漢書》學之宗匠，聚徒教授數千人。可知唐代以前，《漢書》之流傳仿如經籍，必須師法授受。

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以為六朝至唐初有三大顯學，一曰三禮，二曰《漢書》，三曰《文選》，其論《漢書》雲：

次則《漢書》之學，亦唐初人所競尚。⋯⋯當時《漢書》之學大行，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十卷。秦景通與弟暐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以為無法。⋯⋯此又唐人之究心《漢書》，各稟承舊說，不敢以意為穿鑿者也。

據其說，此時以三禮、《漢書》、《文選》為三大顯學，遍及經部、史部、集部，而《史記》不在其中。趙氏所論，概括六朝、唐初《漢書》之註釋與地位，足以參考。

三、《史》《漢》對讀

歷代論及《史》《漢》異同者甚眾，晉人張輔雲：“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 ”此以字數多寡論二書之優劣，雖未足取，卻屬對讀二書之先聲。

《史記》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刻本

其實，《漢書》百篇，襲取《史記》者計有六十一篇，取之而逐字逐句排比對讀，則可見二書之異同。《漢書》襲用《史記》，無可疑議，惟其中有幾項尤堪注意，可發前人之未見。

1. 續寫《史記》乃《漢書》之原意

司馬遷《史記》僅載漢武帝太初史事，此後闕而不錄。後世史臣，多有續作，班彪（班固父親）即其一。班彪撰《史記後傳》六十五篇，啟導《漢書》之作。今《漢書》雖不多見班彪《後傳》之遺，然唐代顏師古云﹕

《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

顏氏以為《漢書》之讚語俱由班固所撰，然部分讚語本出班彪，則班固必出之父名，而不略人之美。考《漢書》諸贊，有三處明確題為班彪所撰，並有兩段雖不題班彪之名，卻幾可肯定為父彪所撰。《韋賢傳》、《翟方進傳》、《元后傳》等三篇讚語明確題為《司徒掾班彪》所撰，自出班彪之手，毋庸置疑。此外，《元帝紀贊》、《成帝紀贊》亦當出自班彪手筆。觀此五例，若謂班固掩奪父名，未可遽信。

《漢書》繼《史記》而作，故於武帝太初以前史事，多述《史記》，偶有不同，或作補充，要皆以《史記》為根本。舉例而言，《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有漢人賈誼之生平事蹟，如河南守吳廷尉徵之、在文帝朝最為年輕等，其《鵩鳥賦》與《吊屈原賦》，《漢書》皆載之；惟賈誼於西漢國策影響深遠，《史記》卻未有錄其政論之文；反之，《漢書》補充《治安策》，實乃《漢書》補充《史記》之重要部分。

又如董仲舒，《史記・儒林列傳》載錄其生平，《漢書》仍之，復補《天人三策》，則董生之學術思想自此瞭然。

2.襲取《史記》而自壞體例

據班彪所言，《史記》“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班彪以為《史記》在記載人物傳記之時，傳主之字、郡、縣等，或記或不記，次序隨意，班彪續《史記》，自當改正。

然而，《漢書》雖對《史記》體例之不嚴有所不滿，卻有自壞體例之舉。考之《漢書》全書，其不依傳主名字郡縣序次者有之，蓋有三焉，分別是《司馬遷傳》、《王貢兩龔鮑傳》、《敘傳》。班氏所以自壞體例，實乃有意為之，一為頌揚史遷，嘉其編撰《史記》之功；二為激貪厲俗，歌頌賢德之人；三為歷敘先祖，頌其扶風班氏源流。

3.《藝文志》•“有列傳”之意蘊

《漢書‧藝文志》，蓋以劉歆《七略》為藍本，而《七略》又是依據劉向《別錄》而來。篇中有班氏自注，張舜徽謂“凡事蹟見於《太史公書》者，則曰有列傳”，此實班氏視己書為續《史記》之書，且《史記》、《漢書》當合看之證。

張舜徽此說實本顏師古《漢書注》，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可謂知言，顏說是也。考諸《漢志》班氏自注為“有列傳”者共十一次，分別是《晏子》、《筦子》、《孟子》、《孫卿子》、《魯仲連子》、《商君》、《蘇子》、《張子》、《屈原賦》、《吳起》、《魏公子》。以上十一人皆屬先秦，《漢書》不可能載錄此等人物，故“有列傳”者，必指《史記》無疑。

4.漢室之失，直書不隱

前人學者討論《漢書》之於漢室之態度，劉知幾雲：“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王樹民雲：“《漢書》的突出特點，在極力美化封建統治者，異常地提高了統治者在歷史上的地位。”二人以為《漢書》只是歌功頌德，美化漢室。但冉昭德則稱讚班固能夠“不為漢諱”。

舉例而言，《史記》、《漢書》同寫漢文帝，《史記・孝文本紀》稱讚其“除肉刑”，《漢書・刑法志》謂“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

《漢書》不單不就文景之治加以歌頌，更揭露文帝之施政輕用刑罰。朱東潤《中國傳敘文學之變遷》雲：“史傳有了互見之例，不但重複可以避免，而且可以示褒貶，明忌諱，但是必待研討全書而後才能看到事實的真相，倘使謹讀本傳，那麼不但不能得到真相，甚至所得的印像，止會是朦朧而不確實。”

又《漢書考索》雲：“《史記》寫作的特長，在於運用互見之例，常能使讀者對於當前的人物，從不同的方面，加以認識。這一點特長，在《漢書》裡是保留下來的，有時在運用上使人感覺到比《史記》更大膽，更靈活，因為班固所觸及的人物，常常是幾乎已經論定的，但是他提出其它的事實，我們不能不重加考慮。”朱說是也。利用史傳互見之法，結合本紀與各篇所記，便知文帝為人。

至於景帝，包括其為太子時以棋盤擊殺吳王太子、即位後將老師石奮調官、吳楚七國之亂時以晁錯之命抵禍，《漢書》皆直書而不隱。

再如〈司馬遷傳〉，《漢書》襲自《史記・太史公自序》，其中有一關鍵句子如下﹕

《史記‧太史公自序》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漢書‧司馬遷傳》 貶 諸侯，討大夫

王明通以為“班文刪『貶天子』三字。蓋班氏以為天子不可貶，而諸侯可退，大夫可討，此為尊王之精神，亦為尊漢所本也”。王說似是。

呂世浩以為“《司馬遷傳》全抄史公《自序》之語，然於全文關鍵之史公述董生語：‘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刪去‘天子退’關鍵三字，變成‘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其擁護漢室統治而刪改《史記》之態度，極為明顯。”

取意亦與王明通相近。然而，《史記》和《漢書》既然應該合看，《漢書》乃續《史記》之作，天子不得貶，但讀者取《史記》對照《漢書》，自可見班固刻意刪去“天子退”三字，欲蓋彌彰，反而彰顯《漢書》立意褒貶之史書筆法。

5.取用“謗書”之勇氣

《史記》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早已有目無書，今所見者實為後世所補。駰《史記集解》引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葛洪《西京雜記》所記略同。

陝西西安，街邊立著司馬遷的雕像（@東方IC）

《後漢書》載王允謂“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李賢注清楚定義何謂“謗書”，其曰：“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榷酤之類是也。”

此等“漢家不善”之事，《史記》多有載之，故得“謗書”之名；可是，“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榷酤”，三事《漢書》亦皆襲取《史記》，則《漢書》亦可謂之為“謗書”乎？

在撰寫《漢書》以前，班固已嘗因撰寫漢代歷史已為人誣告，陷於囹圄。如非固弟班超代為上書，並親見明帝，具陳兄長著述之意，班固早已死於獄中，而不能有《漢書》之作。由是觀之，班固早已明瞭撰寫歷史之危，然不單繼承父業，更加大量取用《史記》，以及對史遷之歌頌。此正反映出班固之史家精神，與史遷源出一轍。因此，《漢書》之中，班固亦必以不虛美，不隱惡，以史書為尺度，欲令亂臣賊子懼。

四、《漢書》之史學精神

顧炎武雲：“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這種不待論斷而在敘事之中可見旨意的撰史筆法，《漢書》有之，顧氏亦已略加舉例矣。

《漢書》之史書筆法，簡言之，有以下數項。

一為秉筆直書，不作迴護。如在《漢書・景十三王傳》中，便揭露了諸侯王之奢侈縱慾，無法無天。《景十三王傳》總寫諸王雲：“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在驕淫失道。”直接指出諸王不法，而朝廷亦不過問。

二為微顯婉晦之曲筆。《漢書・外戚傳》雲：“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後廢后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所謂“緣上雅意”，即按照武帝的心意，讓李夫人在宗廟配享。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銘基】

一、《漢書》乃難讀之書

《漢書》自書成以後，誠為難讀，如無專人傳授，不能明白。《後漢書‧班昭傳》雲：“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班彪、班固父子共撰《漢書》，固妹班昭“博學高才”，續寫未完之部。馬融“博通經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學問淵懿，著作豐碩；然其讀《漢書》仍只能跟從班昭受讀，則《漢書》之難讀亦可見一斑。

《漢書》雖為難讀，然自書成以後，甚受歡迎，《後漢書・班固傳》雲﹕“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時人喜讀《漢書》，卻不易通讀，必待師傳然後方明。王先謙指出《漢書》“義蘊宏深，通貫匪易”，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以其《漢書》之“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三國志》有《漢書》師法之記載，其文如下：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為江東霸主，因欲時為太子之孫登習知近代治亂興衰之事，乃使其學習《漢書》。在東吳大臣之中，張昭好學而博覽群書，孫權遂欲使太子孫登隨張昭習讀《漢書》。張昭少子休為孫登僚友，便將《漢書》教授孫登。據裴松之注引《吳書》，謂張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大抵即為張休授予孫登之讀《漢書》法。

明代代表的《漢書》刊本之一，凌稚隆《漢書評林》

《漢書》之難讀，並非文字釋義上之困難。唐人顏師古註釋《漢書》，每多指出《漢書》某字即為古字，明代凌稚隆《漢書評林》卷首有“《漢書評林》字例”，其中載有若干古字。

此外，相較《史記》而言，《漢書》時代雖後，卻用上更多古字，劉知幾《史通》以為史書每多“勇效昔言”之作，班固撰史自不例外，書中多用古字，文風淵懿。但是，文字之難，絕非《漢書》難讀之因由。《漢書》難讀之處，自當超出文字以外，乃涉乎全書撰史之精神。

二、《漢書》在六朝之傳授

《漢書》無人教授，不可通讀，義蘊宏深，難以明白。《漢書》註釋者眾，自漢代起已經出現專門傳授的情況。如上文所引，馬融已從班昭受讀；延篤為後漢桓帝時人，本傳言其“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陳直據今《漢書・天文志》昭帝部分顏注所引延篤註解，以為“延篤所注，別有《漢書音義》”。實為最早註釋《漢書》之人。

本傳又謂“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可見服虔嘗參考延篤著述。准此，《漢書》在漢代之師承可得一脈落：“班昭馬融延篤服虔”。這是有師傳授的明證。

及至兩晉，左思亦《漢書》名家，據本傳所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裡，專意典籍”。

意謂當時賈謐嘗請左思講授《漢書》，惜因賈謐被誅，事遂不成。又，石勒乃後趙之開國君主，其人“雅好文學”，亦使人專門講授《漢書》，及至讀酈食其、留侯張良事而有所感，事見《晉書・石勒載記》。又劉宣乃十六國時前趙之開國功臣，其人好學深思，師事孫炎，讀《兩漢書》，雖未言其《漢書》師承，亦必所學有自，事見《晉書．劉宣載記》。

又，《晉書‧劉殷傳》謂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據此可見劉殷以《史》《漢》與五經並論，地位與經書相同，必待傳授然後方明。

在南北朝時期，南北兩地皆有傳授《漢書》。《南史・臧嚴傳》謂臧嚴能諷誦《漢書》，則必學有所承。又〈陸雲公傳〉言其“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亦必師承有自。《北史・崔宏傳》雲：“帝曾引宏講論《漢書》 ，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

崔宏嘗任北魏道武帝之吏部尚書，道武帝嘗邀崔宏講論《漢書》，則崔氏亦為深於《漢書》者也。且其子崔浩，撰有《漢紀音義》，乃唐代顏師古所徵引前代《漢書》註解之一；崔浩之《漢書》學，蓋亦受於其父崔宏。《李密傳》謂李密“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

《包愷傳》謂包愷“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准此，可見《漢書》在北方有“王仲通包愷李密”之傳授過程。

至於隋代，《漢書》之學更是大盛。《隋書》載楊汪“受《漢書》於劉臻”，閻毗“受《漢書》於蕭該”。劉臻當時號為“漢聖”，以《漢書》名家；蕭該則是《漢書》學之宗匠，聚徒教授數千人。可知唐代以前，《漢書》之流傳仿如經籍，必須師法授受。

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以為六朝至唐初有三大顯學，一曰三禮，二曰《漢書》，三曰《文選》，其論《漢書》雲：

次則《漢書》之學，亦唐初人所競尚。⋯⋯當時《漢書》之學大行，又有劉伯莊撰《漢書音義》二十卷。秦景通與弟暐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者，非其指授以為無法。⋯⋯此又唐人之究心《漢書》，各稟承舊說，不敢以意為穿鑿者也。

據其說，此時以三禮、《漢書》、《文選》為三大顯學，遍及經部、史部、集部，而《史記》不在其中。趙氏所論，概括六朝、唐初《漢書》之註釋與地位，足以參考。

三、《史》《漢》對讀

歷代論及《史》《漢》異同者甚眾，晉人張輔雲：“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 ”此以字數多寡論二書之優劣，雖未足取，卻屬對讀二書之先聲。

《史記》宋建安黃善夫家塾刻本

其實，《漢書》百篇，襲取《史記》者計有六十一篇，取之而逐字逐句排比對讀，則可見二書之異同。《漢書》襲用《史記》，無可疑議，惟其中有幾項尤堪注意，可發前人之未見。

1. 續寫《史記》乃《漢書》之原意

司馬遷《史記》僅載漢武帝太初史事，此後闕而不錄。後世史臣，多有續作，班彪（班固父親）即其一。班彪撰《史記後傳》六十五篇，啟導《漢書》之作。今《漢書》雖不多見班彪《後傳》之遺，然唐代顏師古云﹕

《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

顏氏以為《漢書》之讚語俱由班固所撰，然部分讚語本出班彪，則班固必出之父名，而不略人之美。考《漢書》諸贊，有三處明確題為班彪所撰，並有兩段雖不題班彪之名，卻幾可肯定為父彪所撰。《韋賢傳》、《翟方進傳》、《元后傳》等三篇讚語明確題為《司徒掾班彪》所撰，自出班彪之手，毋庸置疑。此外，《元帝紀贊》、《成帝紀贊》亦當出自班彪手筆。觀此五例，若謂班固掩奪父名，未可遽信。

《漢書》繼《史記》而作，故於武帝太初以前史事，多述《史記》，偶有不同，或作補充，要皆以《史記》為根本。舉例而言，《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有漢人賈誼之生平事蹟，如河南守吳廷尉徵之、在文帝朝最為年輕等，其《鵩鳥賦》與《吊屈原賦》，《漢書》皆載之；惟賈誼於西漢國策影響深遠，《史記》卻未有錄其政論之文；反之，《漢書》補充《治安策》，實乃《漢書》補充《史記》之重要部分。

又如董仲舒，《史記・儒林列傳》載錄其生平，《漢書》仍之，復補《天人三策》，則董生之學術思想自此瞭然。

2.襲取《史記》而自壞體例

據班彪所言，《史記》“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班彪以為《史記》在記載人物傳記之時，傳主之字、郡、縣等，或記或不記，次序隨意，班彪續《史記》，自當改正。

然而，《漢書》雖對《史記》體例之不嚴有所不滿，卻有自壞體例之舉。考之《漢書》全書，其不依傳主名字郡縣序次者有之，蓋有三焉，分別是《司馬遷傳》、《王貢兩龔鮑傳》、《敘傳》。班氏所以自壞體例，實乃有意為之，一為頌揚史遷，嘉其編撰《史記》之功；二為激貪厲俗，歌頌賢德之人；三為歷敘先祖，頌其扶風班氏源流。

3.《藝文志》•“有列傳”之意蘊

《漢書‧藝文志》，蓋以劉歆《七略》為藍本，而《七略》又是依據劉向《別錄》而來。篇中有班氏自注，張舜徽謂“凡事蹟見於《太史公書》者，則曰有列傳”，此實班氏視己書為續《史記》之書，且《史記》、《漢書》當合看之證。

張舜徽此說實本顏師古《漢書注》，師古曰：“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可謂知言，顏說是也。考諸《漢志》班氏自注為“有列傳”者共十一次，分別是《晏子》、《筦子》、《孟子》、《孫卿子》、《魯仲連子》、《商君》、《蘇子》、《張子》、《屈原賦》、《吳起》、《魏公子》。以上十一人皆屬先秦，《漢書》不可能載錄此等人物，故“有列傳”者，必指《史記》無疑。

4.漢室之失，直書不隱

前人學者討論《漢書》之於漢室之態度，劉知幾雲：“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王樹民雲：“《漢書》的突出特點，在極力美化封建統治者，異常地提高了統治者在歷史上的地位。”二人以為《漢書》只是歌功頌德，美化漢室。但冉昭德則稱讚班固能夠“不為漢諱”。

舉例而言，《史記》、《漢書》同寫漢文帝，《史記・孝文本紀》稱讚其“除肉刑”，《漢書・刑法志》謂“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

《漢書》不單不就文景之治加以歌頌，更揭露文帝之施政輕用刑罰。朱東潤《中國傳敘文學之變遷》雲：“史傳有了互見之例，不但重複可以避免，而且可以示褒貶，明忌諱，但是必待研討全書而後才能看到事實的真相，倘使謹讀本傳，那麼不但不能得到真相，甚至所得的印像，止會是朦朧而不確實。”

又《漢書考索》雲：“《史記》寫作的特長，在於運用互見之例，常能使讀者對於當前的人物，從不同的方面，加以認識。這一點特長，在《漢書》裡是保留下來的，有時在運用上使人感覺到比《史記》更大膽，更靈活，因為班固所觸及的人物，常常是幾乎已經論定的，但是他提出其它的事實，我們不能不重加考慮。”朱說是也。利用史傳互見之法，結合本紀與各篇所記，便知文帝為人。

至於景帝，包括其為太子時以棋盤擊殺吳王太子、即位後將老師石奮調官、吳楚七國之亂時以晁錯之命抵禍，《漢書》皆直書而不隱。

再如〈司馬遷傳〉，《漢書》襲自《史記・太史公自序》，其中有一關鍵句子如下﹕

《史記‧太史公自序》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漢書‧司馬遷傳》 貶 諸侯，討大夫

王明通以為“班文刪『貶天子』三字。蓋班氏以為天子不可貶，而諸侯可退，大夫可討，此為尊王之精神，亦為尊漢所本也”。王說似是。

呂世浩以為“《司馬遷傳》全抄史公《自序》之語，然於全文關鍵之史公述董生語：‘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刪去‘天子退’關鍵三字，變成‘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其擁護漢室統治而刪改《史記》之態度，極為明顯。”

取意亦與王明通相近。然而，《史記》和《漢書》既然應該合看，《漢書》乃續《史記》之作，天子不得貶，但讀者取《史記》對照《漢書》，自可見班固刻意刪去“天子退”三字，欲蓋彌彰，反而彰顯《漢書》立意褒貶之史書筆法。

5.取用“謗書”之勇氣

《史記》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早已有目無書，今所見者實為後世所補。駰《史記集解》引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葛洪《西京雜記》所記略同。

陝西西安，街邊立著司馬遷的雕像（@東方IC）

《後漢書》載王允謂“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李賢注清楚定義何謂“謗書”，其曰：“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榷酤之類是也。”

此等“漢家不善”之事，《史記》多有載之，故得“謗書”之名；可是，“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榷酤”，三事《漢書》亦皆襲取《史記》，則《漢書》亦可謂之為“謗書”乎？

在撰寫《漢書》以前，班固已嘗因撰寫漢代歷史已為人誣告，陷於囹圄。如非固弟班超代為上書，並親見明帝，具陳兄長著述之意，班固早已死於獄中，而不能有《漢書》之作。由是觀之，班固早已明瞭撰寫歷史之危，然不單繼承父業，更加大量取用《史記》，以及對史遷之歌頌。此正反映出班固之史家精神，與史遷源出一轍。因此，《漢書》之中，班固亦必以不虛美，不隱惡，以史書為尺度，欲令亂臣賊子懼。

四、《漢書》之史學精神

顧炎武雲：“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有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

這種不待論斷而在敘事之中可見旨意的撰史筆法，《漢書》有之，顧氏亦已略加舉例矣。

《漢書》之史書筆法，簡言之，有以下數項。

一為秉筆直書，不作迴護。如在《漢書・景十三王傳》中，便揭露了諸侯王之奢侈縱慾，無法無天。《景十三王傳》總寫諸王雲：“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在驕淫失道。”直接指出諸王不法，而朝廷亦不過問。

二為微顯婉晦之曲筆。《漢書・外戚傳》雲：“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後廢后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所謂“緣上雅意”，即按照武帝的心意，讓李夫人在宗廟配享。

《晚笑堂畫傳》由清代畫家上官周繪製，分上、下二卷，1743年雕版刊行

這裡所說的“緣上雅意”，寥寥四字，毫不起眼。然而，這代表了霍光乃是極為了解漢武帝的臣子，因其“緣上雅意”，及後西漢帝王繼位，皆與此相關。輔助昭帝、立廢劉賀、擁立宣帝，霍光在昭宣二朝一直擁有絕對權力。漢武帝的好惡，霍光的“緣上雅意”，一直延續。

三為屬辭比事。《禮記・經解》所說：“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 屬辭比事原指連綴文辭，排比事實，記載歷史。後泛稱作文紀事。如此排比對讀，在《漢書》而言，便是蘇洵在其〈史論中〉評論《史記》時所說的“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的互見之法。

在《漢書・武帝紀》的“贊曰”，就漢武帝之雄才偉略推崇備至；在《汲黯傳》裡，汲黯嘗評論漢武帝，其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話便恰好反映漢武帝個人性格之最大問題，“多欲”卻又希望成為古代聖賢君主。

四為“贊曰”以見史家之議論。舉例而言，《漢書・酷吏傳》“讚語”亦源自《史記・酷吏列傳》，只是較諸《史記》而言，《漢書》似乎並無《史記》對於酷吏褒貶並見的態度。《史記》“太史公曰”部分以為酷吏雖然殘酷，但在某一特定時空，酷吏確實有其存在的價值。

只是部分酷吏只尚殘酷，無可足稱。反之，《漢書》刪去馮當、李貞等語，其實正反映《漢書》心目中所言酷吏只需殘酷即可，過於殘酷而無所足稱根本不是問題。由是觀之，《漢書》跟《史記》就酷吏之態度取意不同，正是《漢書・酷吏傳》“贊曰”之微旨所在。

五、結語

據以上考察，可總之為三。首先，《漢書》續《史記》而作，然《史》、《漢》關係除文獻互見外，尚有其它重要原因。《漢書》乃繼《史記》而作並當與《史記》合看。其次，襲取《史記》而獨見微詞。《漢書》襲取《史記》者眾矣，則

“不虛美，不隱惡”者不獨《史記》，而《漢書》與有榮焉。

最後，尊顯漢室而不失《春秋》筆法。今觀《漢書》不為漢諱之例大有所在，言有盡而意無窮，深具《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之精神。

以上報告內容，參考自筆者三項著述：

1. 〈《史記》《漢書》關係新議〉，載《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第6期（2017年12月），頁31-36。

2. 〈班固《漢書》的經學意義與《春秋》筆法——兼論《漢書》的傳授與讀法〉，宣讀於世界漢學研究會主辦、德國維藤大學承辦之“首屆世界漢學論壇”，2017年8月19-20日。

3. 《漢書及其春秋筆法》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