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良渚，一場五千年的詩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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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申遺成功的杭州良渚遺址，引起了不小轟動。
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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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申遺成功的杭州良渚遺址，引起了不小轟動。
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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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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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城鎮市井，中西方差異之巨
良渚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玉琮”。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其“天圓地方”的形制，體現了古人樸素的世界觀。據說臺北101大廈，也是臺灣建築大師李祖原設計時借鑑了良渚玉琮的形象。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為當代建築所照耀。
越走近良渚遺址，越會發現，良渚文明雖已消失，但並沒有被湮沒。它貫穿了中國太湖地區朝代更替的歷史，甚至在今日江南水鄉的生活中，也有它的蹤影。
比如，良渚的出土文物中，有眾多造型多元而富有體系的酒具，證明當時糧食充沛，酒的種類、飲酒習俗、禮儀也已經非常豐富；再比如，良渚時期水井也被廣泛使用，且粗大的榫卯結構，精緻程度令人讚歎。
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裡曾有“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的話。張守節為《史記》作註解釋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意思是，人們在井邊兜售貨品，於是產生了集市。俗話說，市井文化，市井人家，也大致源於此。
從井到市，正是中國古代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井，是人類創造最早的供水系統，它不僅滿足了生活飲用、農業生產，而且為早期的貨品交換提供了場地條件。
在漢語裡，“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義，“城”代表城牆範圍，其中有宮殿、廟宇、行政機構；市，代表市場、商業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所以中國的古代城市，規劃形制上有鮮明的等級色彩。
但西方的城市有兩個涵義，城市的英文，一個是city，是與公民citizen相關，就像古希臘的中心廣場，是信息、知識交流傳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個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
我們當下所說的“城市化進程”採用的就是西方的概念，既是一個人口、資源聚集流動的歷程，也是一個人們不斷提高公民意識的過程。
但西方的城市化，是不是就適宜我們的土地與國情？在資源不斷密集、公民思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更優美的城市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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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申遺成功的杭州良渚遺址，引起了不小轟動。
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城鎮市井，中西方差異之巨
良渚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玉琮”。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其“天圓地方”的形制，體現了古人樸素的世界觀。據說臺北101大廈，也是臺灣建築大師李祖原設計時借鑑了良渚玉琮的形象。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為當代建築所照耀。
越走近良渚遺址，越會發現，良渚文明雖已消失，但並沒有被湮沒。它貫穿了中國太湖地區朝代更替的歷史，甚至在今日江南水鄉的生活中，也有它的蹤影。
比如，良渚的出土文物中，有眾多造型多元而富有體系的酒具，證明當時糧食充沛，酒的種類、飲酒習俗、禮儀也已經非常豐富；再比如，良渚時期水井也被廣泛使用，且粗大的榫卯結構，精緻程度令人讚歎。
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裡曾有“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的話。張守節為《史記》作註解釋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意思是，人們在井邊兜售貨品，於是產生了集市。俗話說，市井文化，市井人家，也大致源於此。
從井到市，正是中國古代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井，是人類創造最早的供水系統，它不僅滿足了生活飲用、農業生產，而且為早期的貨品交換提供了場地條件。
在漢語裡，“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義，“城”代表城牆範圍，其中有宮殿、廟宇、行政機構；市，代表市場、商業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所以中國的古代城市，規劃形制上有鮮明的等級色彩。
但西方的城市有兩個涵義，城市的英文，一個是city，是與公民citizen相關，就像古希臘的中心廣場，是信息、知識交流傳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個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
我們當下所說的“城市化進程”採用的就是西方的概念，既是一個人口、資源聚集流動的歷程，也是一個人們不斷提高公民意識的過程。
但西方的城市化，是不是就適宜我們的土地與國情？在資源不斷密集、公民思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更優美的城市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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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城鎮市井，中西方差異之巨
良渚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玉琮”。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其“天圓地方”的形制，體現了古人樸素的世界觀。據說臺北101大廈，也是臺灣建築大師李祖原設計時借鑑了良渚玉琮的形象。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為當代建築所照耀。
越走近良渚遺址，越會發現，良渚文明雖已消失，但並沒有被湮沒。它貫穿了中國太湖地區朝代更替的歷史，甚至在今日江南水鄉的生活中，也有它的蹤影。
比如，良渚的出土文物中，有眾多造型多元而富有體系的酒具，證明當時糧食充沛，酒的種類、飲酒習俗、禮儀也已經非常豐富；再比如，良渚時期水井也被廣泛使用，且粗大的榫卯結構，精緻程度令人讚歎。
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裡曾有“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的話。張守節為《史記》作註解釋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意思是，人們在井邊兜售貨品，於是產生了集市。俗話說，市井文化，市井人家，也大致源於此。
從井到市，正是中國古代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井，是人類創造最早的供水系統，它不僅滿足了生活飲用、農業生產，而且為早期的貨品交換提供了場地條件。
在漢語裡，“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義，“城”代表城牆範圍，其中有宮殿、廟宇、行政機構；市，代表市場、商業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所以中國的古代城市，規劃形制上有鮮明的等級色彩。
但西方的城市有兩個涵義，城市的英文，一個是city，是與公民citizen相關，就像古希臘的中心廣場，是信息、知識交流傳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個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
我們當下所說的“城市化進程”採用的就是西方的概念，既是一個人口、資源聚集流動的歷程，也是一個人們不斷提高公民意識的過程。
但西方的城市化，是不是就適宜我們的土地與國情？在資源不斷密集、公民思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更優美的城市生活方式？
良渚文化村，“詩和遠方”的生態群落
五千年後，在良渚這片土地上，又有了一座標誌性的建築——“美麗洲教堂”在此地矗立。教堂與良渚博物館相隔不遠，周圍茶山連綿、湖泊靜謐。隨後幾年，又陸續開放了安藤忠雄文化藝術中心、村民書房、“曉書館”這樣的文化地標。
萬科良渚文化村也開始成為全國型的旅遊勝地，和美林湖、阿那亞、麓湖生態城並稱為中國房地產“四大神盤”。
2015年，杭州良渚文化村與米蘭伯利亞諾米拉尼斯（Pogliano Milanese）兩個世界級的小鎮，為搭建起兩地居民的文化交流平臺，拓寬國際化生活視野，正式結為友好小鎮；2016年9月，G20峰會在杭州召開，良渚文化村作為G20接待點接待了由美國、法國、新加坡、韓國、墨西哥等國媒體以及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38家國內外媒體組成的採訪團。
良渚文化村，成為杭州乃至全國的金名片。在全國各地類似的複合大盤項目中，不乏借鑑，造圖書館、造公園，甚至還有搬來埃菲爾鐵塔的。但這些個案，往往不盡如人意。不僅配套經營虧損，業主更無心參與、融入。耗資不菲的設施，最終淪為空洞的展示。
能讓良渚文化村聲名遠播的精髓，不僅在於開發商近20年來的開發運營能力，更在於村裡幾千戶業主共同的“價值認同”：
一是生活的認同，業主自詡為“村民”，共同創立了“村民公約”，實現“村民自治”，很早就提出了“垃圾分類”、“公共場合不大聲喧譁”等文明規範；
二是事業的認同，2012年，萬科啟動文化村招商，但到場80多商戶沒有一家在此開店，商家表示，村內人流量太少開不起來，最終很多店鋪都租給了當地居民開設，一邊生活一邊創業，在當時也一度成為杭州地產界的佳話。
到目前良渚文化村已創造超過8000個就業崗位，大概70%-80%來自周邊地區。超越了一般“產城融合”的“工業園區”的模式路線，成為以服務業為主導，文旅、文創融合的新型生態群落。
“生態”，是近年來被多方提及的高頻詞彙。早在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就提出“文化生態學”，探討人類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所提及的“生態”，更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是彼此牽扯、互相影響的各種“關係”。
如何看待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區、城市的關係，或許能為我們的城市化提供新的視角，而不是執著於人口，GDP規模、增速與城市化率的系列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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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申遺成功的杭州良渚遺址，引起了不小轟動。
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城鎮市井，中西方差異之巨
良渚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玉琮”。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其“天圓地方”的形制，體現了古人樸素的世界觀。據說臺北101大廈，也是臺灣建築大師李祖原設計時借鑑了良渚玉琮的形象。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為當代建築所照耀。
越走近良渚遺址，越會發現，良渚文明雖已消失，但並沒有被湮沒。它貫穿了中國太湖地區朝代更替的歷史，甚至在今日江南水鄉的生活中，也有它的蹤影。
比如，良渚的出土文物中，有眾多造型多元而富有體系的酒具，證明當時糧食充沛，酒的種類、飲酒習俗、禮儀也已經非常豐富；再比如，良渚時期水井也被廣泛使用，且粗大的榫卯結構，精緻程度令人讚歎。
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裡曾有“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的話。張守節為《史記》作註解釋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意思是，人們在井邊兜售貨品，於是產生了集市。俗話說，市井文化，市井人家，也大致源於此。
從井到市，正是中國古代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井，是人類創造最早的供水系統，它不僅滿足了生活飲用、農業生產，而且為早期的貨品交換提供了場地條件。
在漢語裡，“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義，“城”代表城牆範圍，其中有宮殿、廟宇、行政機構；市，代表市場、商業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所以中國的古代城市，規劃形制上有鮮明的等級色彩。
但西方的城市有兩個涵義，城市的英文，一個是city，是與公民citizen相關，就像古希臘的中心廣場，是信息、知識交流傳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個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
我們當下所說的“城市化進程”採用的就是西方的概念，既是一個人口、資源聚集流動的歷程，也是一個人們不斷提高公民意識的過程。
但西方的城市化，是不是就適宜我們的土地與國情？在資源不斷密集、公民思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更優美的城市生活方式？
良渚文化村，“詩和遠方”的生態群落
五千年後，在良渚這片土地上，又有了一座標誌性的建築——“美麗洲教堂”在此地矗立。教堂與良渚博物館相隔不遠，周圍茶山連綿、湖泊靜謐。隨後幾年，又陸續開放了安藤忠雄文化藝術中心、村民書房、“曉書館”這樣的文化地標。
萬科良渚文化村也開始成為全國型的旅遊勝地，和美林湖、阿那亞、麓湖生態城並稱為中國房地產“四大神盤”。
2015年，杭州良渚文化村與米蘭伯利亞諾米拉尼斯（Pogliano Milanese）兩個世界級的小鎮，為搭建起兩地居民的文化交流平臺，拓寬國際化生活視野，正式結為友好小鎮；2016年9月，G20峰會在杭州召開，良渚文化村作為G20接待點接待了由美國、法國、新加坡、韓國、墨西哥等國媒體以及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38家國內外媒體組成的採訪團。
良渚文化村，成為杭州乃至全國的金名片。在全國各地類似的複合大盤項目中，不乏借鑑，造圖書館、造公園，甚至還有搬來埃菲爾鐵塔的。但這些個案，往往不盡如人意。不僅配套經營虧損，業主更無心參與、融入。耗資不菲的設施，最終淪為空洞的展示。
能讓良渚文化村聲名遠播的精髓，不僅在於開發商近20年來的開發運營能力，更在於村裡幾千戶業主共同的“價值認同”：
一是生活的認同，業主自詡為“村民”，共同創立了“村民公約”，實現“村民自治”，很早就提出了“垃圾分類”、“公共場合不大聲喧譁”等文明規範；
二是事業的認同，2012年，萬科啟動文化村招商，但到場80多商戶沒有一家在此開店，商家表示，村內人流量太少開不起來，最終很多店鋪都租給了當地居民開設，一邊生活一邊創業，在當時也一度成為杭州地產界的佳話。
到目前良渚文化村已創造超過8000個就業崗位，大概70%-80%來自周邊地區。超越了一般“產城融合”的“工業園區”的模式路線，成為以服務業為主導，文旅、文創融合的新型生態群落。
“生態”，是近年來被多方提及的高頻詞彙。早在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就提出“文化生態學”，探討人類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所提及的“生態”，更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是彼此牽扯、互相影響的各種“關係”。
如何看待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區、城市的關係，或許能為我們的城市化提供新的視角，而不是執著於人口，GDP規模、增速與城市化率的系列數字。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這是第2774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剛剛申遺成功的杭州良渚遺址，引起了不小轟動。
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城鎮市井，中西方差異之巨
良渚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玉琮”。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其“天圓地方”的形制，體現了古人樸素的世界觀。據說臺北101大廈，也是臺灣建築大師李祖原設計時借鑑了良渚玉琮的形象。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為當代建築所照耀。
越走近良渚遺址，越會發現，良渚文明雖已消失，但並沒有被湮沒。它貫穿了中國太湖地區朝代更替的歷史，甚至在今日江南水鄉的生活中，也有它的蹤影。
比如，良渚的出土文物中，有眾多造型多元而富有體系的酒具，證明當時糧食充沛，酒的種類、飲酒習俗、禮儀也已經非常豐富；再比如，良渚時期水井也被廣泛使用，且粗大的榫卯結構，精緻程度令人讚歎。
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裡曾有“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的話。張守節為《史記》作註解釋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意思是，人們在井邊兜售貨品，於是產生了集市。俗話說，市井文化，市井人家，也大致源於此。
從井到市，正是中國古代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井，是人類創造最早的供水系統，它不僅滿足了生活飲用、農業生產，而且為早期的貨品交換提供了場地條件。
在漢語裡，“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義，“城”代表城牆範圍，其中有宮殿、廟宇、行政機構；市，代表市場、商業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所以中國的古代城市，規劃形制上有鮮明的等級色彩。
但西方的城市有兩個涵義，城市的英文，一個是city，是與公民citizen相關，就像古希臘的中心廣場，是信息、知識交流傳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個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
我們當下所說的“城市化進程”採用的就是西方的概念，既是一個人口、資源聚集流動的歷程，也是一個人們不斷提高公民意識的過程。
但西方的城市化，是不是就適宜我們的土地與國情？在資源不斷密集、公民思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更優美的城市生活方式？
良渚文化村，“詩和遠方”的生態群落
五千年後，在良渚這片土地上，又有了一座標誌性的建築——“美麗洲教堂”在此地矗立。教堂與良渚博物館相隔不遠，周圍茶山連綿、湖泊靜謐。隨後幾年，又陸續開放了安藤忠雄文化藝術中心、村民書房、“曉書館”這樣的文化地標。
萬科良渚文化村也開始成為全國型的旅遊勝地，和美林湖、阿那亞、麓湖生態城並稱為中國房地產“四大神盤”。
2015年，杭州良渚文化村與米蘭伯利亞諾米拉尼斯（Pogliano Milanese）兩個世界級的小鎮，為搭建起兩地居民的文化交流平臺，拓寬國際化生活視野，正式結為友好小鎮；2016年9月，G20峰會在杭州召開，良渚文化村作為G20接待點接待了由美國、法國、新加坡、韓國、墨西哥等國媒體以及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38家國內外媒體組成的採訪團。
良渚文化村，成為杭州乃至全國的金名片。在全國各地類似的複合大盤項目中，不乏借鑑，造圖書館、造公園，甚至還有搬來埃菲爾鐵塔的。但這些個案，往往不盡如人意。不僅配套經營虧損，業主更無心參與、融入。耗資不菲的設施，最終淪為空洞的展示。
能讓良渚文化村聲名遠播的精髓，不僅在於開發商近20年來的開發運營能力，更在於村裡幾千戶業主共同的“價值認同”：
一是生活的認同，業主自詡為“村民”，共同創立了“村民公約”，實現“村民自治”，很早就提出了“垃圾分類”、“公共場合不大聲喧譁”等文明規範；
二是事業的認同，2012年，萬科啟動文化村招商，但到場80多商戶沒有一家在此開店，商家表示，村內人流量太少開不起來，最終很多店鋪都租給了當地居民開設，一邊生活一邊創業，在當時也一度成為杭州地產界的佳話。
到目前良渚文化村已創造超過8000個就業崗位，大概70%-80%來自周邊地區。超越了一般“產城融合”的“工業園區”的模式路線，成為以服務業為主導，文旅、文創融合的新型生態群落。
“生態”，是近年來被多方提及的高頻詞彙。早在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就提出“文化生態學”，探討人類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所提及的“生態”，更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是彼此牽扯、互相影響的各種“關係”。
如何看待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區、城市的關係，或許能為我們的城市化提供新的視角，而不是執著於人口，GDP規模、增速與城市化率的系列數字。
業主自治的山居理想
擁有良好關係的社區，才是好社區。在這個定義下，良渚文化村並不是杭州的唯一。還有一個名不見經傳、與良渚遙相呼應的，同樣擁有百萬方體量的社區——和家園。
和家園位居杭州西溪溼地以南、被七大山系環保包圍，常年平均氣溫16.4度。據說，開發商曾主打過一系列“山居負氧離子”的廣告，表達生態環境的良好。廣告一出，還真吸引來了不少業主。
和良渚一樣，和家園也存在高度的“業主自治”。雖然開發商在文化配套上的投入力度不及文化村，但這裡濃厚的社區氛圍也是為業主所樂道。
和家園的業主自詡“山民”，因為依山而建，和家園開闢了一條登山步道，“跑山節”成為社區的傳統節目。此外業主自發組織了二十餘個活力社群，包括足球聯賽、春茗雅集、攝影、花藝、創意市集、社區公益等不一而足。
筆者一位老同事就住在和家園，是一位年輕的二寶媽。她非常自豪小區的環境與文化力：有自發組織的小兒醫生微信群，孩子有什麼病可以及時在群裡發圖問診，醫生的回覆也比較迅速；小區裡還有一家四位寶媽共同創業的“繪本館”，小區裡的媽媽經常帶孩子前往，參加讀書活動、聯誼聚會。
筆者認為，像良渚文化村、和家園這樣的社區，在資源上實現了我們上述的urban，在文化上實現了citizen的過程，是社區文明最有力的體現。而這樣的社區在杭州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在這些統一的社區價值觀背後，是一座城市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支持，以及深厚的文化認同感。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這是第2774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剛剛申遺成功的杭州良渚遺址，引起了不小轟動。
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城鎮市井，中西方差異之巨
良渚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玉琮”。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其“天圓地方”的形制，體現了古人樸素的世界觀。據說臺北101大廈，也是臺灣建築大師李祖原設計時借鑑了良渚玉琮的形象。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為當代建築所照耀。
越走近良渚遺址，越會發現，良渚文明雖已消失，但並沒有被湮沒。它貫穿了中國太湖地區朝代更替的歷史，甚至在今日江南水鄉的生活中，也有它的蹤影。
比如，良渚的出土文物中，有眾多造型多元而富有體系的酒具，證明當時糧食充沛，酒的種類、飲酒習俗、禮儀也已經非常豐富；再比如，良渚時期水井也被廣泛使用，且粗大的榫卯結構，精緻程度令人讚歎。
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裡曾有“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的話。張守節為《史記》作註解釋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意思是，人們在井邊兜售貨品，於是產生了集市。俗話說，市井文化，市井人家，也大致源於此。
從井到市，正是中國古代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井，是人類創造最早的供水系統，它不僅滿足了生活飲用、農業生產，而且為早期的貨品交換提供了場地條件。
在漢語裡，“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義，“城”代表城牆範圍，其中有宮殿、廟宇、行政機構；市，代表市場、商業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所以中國的古代城市，規劃形制上有鮮明的等級色彩。
但西方的城市有兩個涵義，城市的英文，一個是city，是與公民citizen相關，就像古希臘的中心廣場，是信息、知識交流傳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個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
我們當下所說的“城市化進程”採用的就是西方的概念，既是一個人口、資源聚集流動的歷程，也是一個人們不斷提高公民意識的過程。
但西方的城市化，是不是就適宜我們的土地與國情？在資源不斷密集、公民思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更優美的城市生活方式？
良渚文化村，“詩和遠方”的生態群落
五千年後，在良渚這片土地上，又有了一座標誌性的建築——“美麗洲教堂”在此地矗立。教堂與良渚博物館相隔不遠，周圍茶山連綿、湖泊靜謐。隨後幾年，又陸續開放了安藤忠雄文化藝術中心、村民書房、“曉書館”這樣的文化地標。
萬科良渚文化村也開始成為全國型的旅遊勝地，和美林湖、阿那亞、麓湖生態城並稱為中國房地產“四大神盤”。
2015年，杭州良渚文化村與米蘭伯利亞諾米拉尼斯（Pogliano Milanese）兩個世界級的小鎮，為搭建起兩地居民的文化交流平臺，拓寬國際化生活視野，正式結為友好小鎮；2016年9月，G20峰會在杭州召開，良渚文化村作為G20接待點接待了由美國、法國、新加坡、韓國、墨西哥等國媒體以及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38家國內外媒體組成的採訪團。
良渚文化村，成為杭州乃至全國的金名片。在全國各地類似的複合大盤項目中，不乏借鑑，造圖書館、造公園，甚至還有搬來埃菲爾鐵塔的。但這些個案，往往不盡如人意。不僅配套經營虧損，業主更無心參與、融入。耗資不菲的設施，最終淪為空洞的展示。
能讓良渚文化村聲名遠播的精髓，不僅在於開發商近20年來的開發運營能力，更在於村裡幾千戶業主共同的“價值認同”：
一是生活的認同，業主自詡為“村民”，共同創立了“村民公約”，實現“村民自治”，很早就提出了“垃圾分類”、“公共場合不大聲喧譁”等文明規範；
二是事業的認同，2012年，萬科啟動文化村招商，但到場80多商戶沒有一家在此開店，商家表示，村內人流量太少開不起來，最終很多店鋪都租給了當地居民開設，一邊生活一邊創業，在當時也一度成為杭州地產界的佳話。
到目前良渚文化村已創造超過8000個就業崗位，大概70%-80%來自周邊地區。超越了一般“產城融合”的“工業園區”的模式路線，成為以服務業為主導，文旅、文創融合的新型生態群落。
“生態”，是近年來被多方提及的高頻詞彙。早在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就提出“文化生態學”，探討人類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所提及的“生態”，更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是彼此牽扯、互相影響的各種“關係”。
如何看待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區、城市的關係，或許能為我們的城市化提供新的視角，而不是執著於人口，GDP規模、增速與城市化率的系列數字。
業主自治的山居理想
擁有良好關係的社區，才是好社區。在這個定義下，良渚文化村並不是杭州的唯一。還有一個名不見經傳、與良渚遙相呼應的，同樣擁有百萬方體量的社區——和家園。
和家園位居杭州西溪溼地以南、被七大山系環保包圍，常年平均氣溫16.4度。據說，開發商曾主打過一系列“山居負氧離子”的廣告，表達生態環境的良好。廣告一出，還真吸引來了不少業主。
和良渚一樣，和家園也存在高度的“業主自治”。雖然開發商在文化配套上的投入力度不及文化村，但這裡濃厚的社區氛圍也是為業主所樂道。
和家園的業主自詡“山民”，因為依山而建，和家園開闢了一條登山步道，“跑山節”成為社區的傳統節目。此外業主自發組織了二十餘個活力社群，包括足球聯賽、春茗雅集、攝影、花藝、創意市集、社區公益等不一而足。
筆者一位老同事就住在和家園，是一位年輕的二寶媽。她非常自豪小區的環境與文化力：有自發組織的小兒醫生微信群，孩子有什麼病可以及時在群裡發圖問診，醫生的回覆也比較迅速；小區裡還有一家四位寶媽共同創業的“繪本館”，小區裡的媽媽經常帶孩子前往，參加讀書活動、聯誼聚會。
筆者認為，像良渚文化村、和家園這樣的社區，在資源上實現了我們上述的urban，在文化上實現了citizen的過程，是社區文明最有力的體現。而這樣的社區在杭州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在這些統一的社區價值觀背後，是一座城市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支持，以及深厚的文化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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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申遺成功的杭州良渚遺址，引起了不小轟動。
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城鎮市井，中西方差異之巨
良渚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玉琮”。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其“天圓地方”的形制，體現了古人樸素的世界觀。據說臺北101大廈，也是臺灣建築大師李祖原設計時借鑑了良渚玉琮的形象。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為當代建築所照耀。
越走近良渚遺址，越會發現，良渚文明雖已消失，但並沒有被湮沒。它貫穿了中國太湖地區朝代更替的歷史，甚至在今日江南水鄉的生活中，也有它的蹤影。
比如，良渚的出土文物中，有眾多造型多元而富有體系的酒具，證明當時糧食充沛，酒的種類、飲酒習俗、禮儀也已經非常豐富；再比如，良渚時期水井也被廣泛使用，且粗大的榫卯結構，精緻程度令人讚歎。
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裡曾有“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的話。張守節為《史記》作註解釋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意思是，人們在井邊兜售貨品，於是產生了集市。俗話說，市井文化，市井人家，也大致源於此。
從井到市，正是中國古代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井，是人類創造最早的供水系統，它不僅滿足了生活飲用、農業生產，而且為早期的貨品交換提供了場地條件。
在漢語裡，“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義，“城”代表城牆範圍，其中有宮殿、廟宇、行政機構；市，代表市場、商業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所以中國的古代城市，規劃形制上有鮮明的等級色彩。
但西方的城市有兩個涵義，城市的英文，一個是city，是與公民citizen相關，就像古希臘的中心廣場，是信息、知識交流傳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個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
我們當下所說的“城市化進程”採用的就是西方的概念，既是一個人口、資源聚集流動的歷程，也是一個人們不斷提高公民意識的過程。
但西方的城市化，是不是就適宜我們的土地與國情？在資源不斷密集、公民思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更優美的城市生活方式？
良渚文化村，“詩和遠方”的生態群落
五千年後，在良渚這片土地上，又有了一座標誌性的建築——“美麗洲教堂”在此地矗立。教堂與良渚博物館相隔不遠，周圍茶山連綿、湖泊靜謐。隨後幾年，又陸續開放了安藤忠雄文化藝術中心、村民書房、“曉書館”這樣的文化地標。
萬科良渚文化村也開始成為全國型的旅遊勝地，和美林湖、阿那亞、麓湖生態城並稱為中國房地產“四大神盤”。
2015年，杭州良渚文化村與米蘭伯利亞諾米拉尼斯（Pogliano Milanese）兩個世界級的小鎮，為搭建起兩地居民的文化交流平臺，拓寬國際化生活視野，正式結為友好小鎮；2016年9月，G20峰會在杭州召開，良渚文化村作為G20接待點接待了由美國、法國、新加坡、韓國、墨西哥等國媒體以及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38家國內外媒體組成的採訪團。
良渚文化村，成為杭州乃至全國的金名片。在全國各地類似的複合大盤項目中，不乏借鑑，造圖書館、造公園，甚至還有搬來埃菲爾鐵塔的。但這些個案，往往不盡如人意。不僅配套經營虧損，業主更無心參與、融入。耗資不菲的設施，最終淪為空洞的展示。
能讓良渚文化村聲名遠播的精髓，不僅在於開發商近20年來的開發運營能力，更在於村裡幾千戶業主共同的“價值認同”：
一是生活的認同，業主自詡為“村民”，共同創立了“村民公約”，實現“村民自治”，很早就提出了“垃圾分類”、“公共場合不大聲喧譁”等文明規範；
二是事業的認同，2012年，萬科啟動文化村招商，但到場80多商戶沒有一家在此開店，商家表示，村內人流量太少開不起來，最終很多店鋪都租給了當地居民開設，一邊生活一邊創業，在當時也一度成為杭州地產界的佳話。
到目前良渚文化村已創造超過8000個就業崗位，大概70%-80%來自周邊地區。超越了一般“產城融合”的“工業園區”的模式路線，成為以服務業為主導，文旅、文創融合的新型生態群落。
“生態”，是近年來被多方提及的高頻詞彙。早在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就提出“文化生態學”，探討人類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所提及的“生態”，更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是彼此牽扯、互相影響的各種“關係”。
如何看待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區、城市的關係，或許能為我們的城市化提供新的視角，而不是執著於人口，GDP規模、增速與城市化率的系列數字。
業主自治的山居理想
擁有良好關係的社區，才是好社區。在這個定義下，良渚文化村並不是杭州的唯一。還有一個名不見經傳、與良渚遙相呼應的，同樣擁有百萬方體量的社區——和家園。
和家園位居杭州西溪溼地以南、被七大山系環保包圍，常年平均氣溫16.4度。據說，開發商曾主打過一系列“山居負氧離子”的廣告，表達生態環境的良好。廣告一出，還真吸引來了不少業主。
和良渚一樣，和家園也存在高度的“業主自治”。雖然開發商在文化配套上的投入力度不及文化村，但這裡濃厚的社區氛圍也是為業主所樂道。
和家園的業主自詡“山民”，因為依山而建，和家園開闢了一條登山步道，“跑山節”成為社區的傳統節目。此外業主自發組織了二十餘個活力社群，包括足球聯賽、春茗雅集、攝影、花藝、創意市集、社區公益等不一而足。
筆者一位老同事就住在和家園，是一位年輕的二寶媽。她非常自豪小區的環境與文化力：有自發組織的小兒醫生微信群，孩子有什麼病可以及時在群裡發圖問診，醫生的回覆也比較迅速；小區裡還有一家四位寶媽共同創業的“繪本館”，小區裡的媽媽經常帶孩子前往，參加讀書活動、聯誼聚會。
筆者認為，像良渚文化村、和家園這樣的社區，在資源上實現了我們上述的urban，在文化上實現了citizen的過程，是社區文明最有力的體現。而這樣的社區在杭州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在這些統一的社區價值觀背後，是一座城市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支持，以及深厚的文化認同感。
千萬級人口與“三創”杭州
杭州的大城市化也不斷在向urban和citizen邁進。
近日“杭州人才落戶指南”微信公號指出，杭州實際常住人口突破1000萬。文章進一步指出近年來杭州每一年常住人口的增長數，在全國城市中都位居前列。今年4月，更是主動降低了人才落戶的“門檻”：全日制大學專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並繳納社保的，可直接落戶。
其實千萬級常住人口不值得炫耀。作為江蘇地級市的蘇州，人口早已突破千萬。但杭州這些年，外來人口呈現增長快、學歷高等特點，甚至原來“滬漂”、“北漂”的高精尖從業人員也選擇落戶杭州。
這與城市的互聯網基因、產業結構密不可分。杭州這些年的經濟戰略，筆者總結了一下，刨去旅遊業、電子商務等產業，崛起的“三創”為人矚目，分別是：科創、文創和“金創”。
科創：從傳統濱江區逐漸轉移到目前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如果說濱江是500強的陣地，科創則是杭州的創業創新高地。
科創大走廊東起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西至浙江農林大學，長約33公里，平均寬約6.8公里，規劃總面積約224平方公里。
在這裡，產學研實現循環聯動：杭師大、浙大紫金港校區、阿里巴巴、未來科技城、之江實驗室、青山湖科技城、浙江農林大學……這條城西科創大走廊目前以阿里係為代表，集聚了阿里巴巴、阿里雲、北斗導航、數夢工廠以及眾多準獨角獸企業。
該區域是中國目前“互聯網＋”“人工智能＋”的產業最前沿，是搶佔世界科技、產業制高點的主陣地。目前大家最為關心的芯片製造、導航系統、無人駕駛等研發項目都在該區域進行了佈局。
文創：僅以良渚新城為例，已成功打造7大文創空間，區內集聚文創企業有600餘家。
2020年中國美院良渚分院也將投入使用，良渚將進一步深化與美院合作，整合資源，建設環美院的產業帶，打造“東方設計城”，為良渚文創產業發展創造優越的整體環境。
良渚新城下屬的夢棲小鎮，截至2018年底，新增了310個有效發明專利，入駐企業獲各項大獎39個，眾多創新設計成果獲得德國IF和紅點設計獎、日本G-Mark設計獎、意大利金圓規獎、中國設計智造大獎和紅星獎等國際國內設計大獎。
杭州的文創產業，良渚不是唯一，類似於夢棲小鎮這樣市級文創小鎮就不少於10個。據統計2018年杭州全市文創產業實現增加值3347億元，同比增長11.6%，佔GDP比重達24.8%，成為全市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性產業。
“金創”：也就是金融創新。科創、文創的培育，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扶持。杭州最發達的電子商務也在向移動支付、數字金融等方面更深層次的推進落地。
根據《財經智庫》最新發布的報告《邁向數字經濟的杭州金融科技》，杭州目前已成為金融科技產業高地，致力於打造國際金融科技中心和“數字經濟第一城”。但金融是把雙刃劍，杭州近年來P2P的爆雷事件，也屢見報端。如何馴化資本的“洪水猛獸”，不僅是杭州，所有“大城市”都有待增長監管、“馴服”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互聯網提高了信息效用，電子商務為城市作了信用背書。二者都參與了社會公共服務，大大提升了城市裡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這也是一個由互聯網推動的城市urban和citizen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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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申遺成功的杭州良渚遺址，引起了不小轟動。
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城鎮市井，中西方差異之巨
良渚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玉琮”。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其“天圓地方”的形制，體現了古人樸素的世界觀。據說臺北101大廈，也是臺灣建築大師李祖原設計時借鑑了良渚玉琮的形象。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為當代建築所照耀。
越走近良渚遺址，越會發現，良渚文明雖已消失，但並沒有被湮沒。它貫穿了中國太湖地區朝代更替的歷史，甚至在今日江南水鄉的生活中，也有它的蹤影。
比如，良渚的出土文物中，有眾多造型多元而富有體系的酒具，證明當時糧食充沛，酒的種類、飲酒習俗、禮儀也已經非常豐富；再比如，良渚時期水井也被廣泛使用，且粗大的榫卯結構，精緻程度令人讚歎。
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裡曾有“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的話。張守節為《史記》作註解釋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意思是，人們在井邊兜售貨品，於是產生了集市。俗話說，市井文化，市井人家，也大致源於此。
從井到市，正是中國古代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井，是人類創造最早的供水系統，它不僅滿足了生活飲用、農業生產，而且為早期的貨品交換提供了場地條件。
在漢語裡，“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義，“城”代表城牆範圍，其中有宮殿、廟宇、行政機構；市，代表市場、商業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所以中國的古代城市，規劃形制上有鮮明的等級色彩。
但西方的城市有兩個涵義，城市的英文，一個是city，是與公民citizen相關，就像古希臘的中心廣場，是信息、知識交流傳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個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
我們當下所說的“城市化進程”採用的就是西方的概念，既是一個人口、資源聚集流動的歷程，也是一個人們不斷提高公民意識的過程。
但西方的城市化，是不是就適宜我們的土地與國情？在資源不斷密集、公民思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更優美的城市生活方式？
良渚文化村，“詩和遠方”的生態群落
五千年後，在良渚這片土地上，又有了一座標誌性的建築——“美麗洲教堂”在此地矗立。教堂與良渚博物館相隔不遠，周圍茶山連綿、湖泊靜謐。隨後幾年，又陸續開放了安藤忠雄文化藝術中心、村民書房、“曉書館”這樣的文化地標。
萬科良渚文化村也開始成為全國型的旅遊勝地，和美林湖、阿那亞、麓湖生態城並稱為中國房地產“四大神盤”。
2015年，杭州良渚文化村與米蘭伯利亞諾米拉尼斯（Pogliano Milanese）兩個世界級的小鎮，為搭建起兩地居民的文化交流平臺，拓寬國際化生活視野，正式結為友好小鎮；2016年9月，G20峰會在杭州召開，良渚文化村作為G20接待點接待了由美國、法國、新加坡、韓國、墨西哥等國媒體以及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38家國內外媒體組成的採訪團。
良渚文化村，成為杭州乃至全國的金名片。在全國各地類似的複合大盤項目中，不乏借鑑，造圖書館、造公園，甚至還有搬來埃菲爾鐵塔的。但這些個案，往往不盡如人意。不僅配套經營虧損，業主更無心參與、融入。耗資不菲的設施，最終淪為空洞的展示。
能讓良渚文化村聲名遠播的精髓，不僅在於開發商近20年來的開發運營能力，更在於村裡幾千戶業主共同的“價值認同”：
一是生活的認同，業主自詡為“村民”，共同創立了“村民公約”，實現“村民自治”，很早就提出了“垃圾分類”、“公共場合不大聲喧譁”等文明規範；
二是事業的認同，2012年，萬科啟動文化村招商，但到場80多商戶沒有一家在此開店，商家表示，村內人流量太少開不起來，最終很多店鋪都租給了當地居民開設，一邊生活一邊創業，在當時也一度成為杭州地產界的佳話。
到目前良渚文化村已創造超過8000個就業崗位，大概70%-80%來自周邊地區。超越了一般“產城融合”的“工業園區”的模式路線，成為以服務業為主導，文旅、文創融合的新型生態群落。
“生態”，是近年來被多方提及的高頻詞彙。早在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就提出“文化生態學”，探討人類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所提及的“生態”，更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是彼此牽扯、互相影響的各種“關係”。
如何看待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區、城市的關係，或許能為我們的城市化提供新的視角，而不是執著於人口，GDP規模、增速與城市化率的系列數字。
業主自治的山居理想
擁有良好關係的社區，才是好社區。在這個定義下，良渚文化村並不是杭州的唯一。還有一個名不見經傳、與良渚遙相呼應的，同樣擁有百萬方體量的社區——和家園。
和家園位居杭州西溪溼地以南、被七大山系環保包圍，常年平均氣溫16.4度。據說，開發商曾主打過一系列“山居負氧離子”的廣告，表達生態環境的良好。廣告一出，還真吸引來了不少業主。
和良渚一樣，和家園也存在高度的“業主自治”。雖然開發商在文化配套上的投入力度不及文化村，但這裡濃厚的社區氛圍也是為業主所樂道。
和家園的業主自詡“山民”，因為依山而建，和家園開闢了一條登山步道，“跑山節”成為社區的傳統節目。此外業主自發組織了二十餘個活力社群，包括足球聯賽、春茗雅集、攝影、花藝、創意市集、社區公益等不一而足。
筆者一位老同事就住在和家園，是一位年輕的二寶媽。她非常自豪小區的環境與文化力：有自發組織的小兒醫生微信群，孩子有什麼病可以及時在群裡發圖問診，醫生的回覆也比較迅速；小區裡還有一家四位寶媽共同創業的“繪本館”，小區裡的媽媽經常帶孩子前往，參加讀書活動、聯誼聚會。
筆者認為，像良渚文化村、和家園這樣的社區，在資源上實現了我們上述的urban，在文化上實現了citizen的過程，是社區文明最有力的體現。而這樣的社區在杭州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在這些統一的社區價值觀背後，是一座城市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支持，以及深厚的文化認同感。
千萬級人口與“三創”杭州
杭州的大城市化也不斷在向urban和citizen邁進。
近日“杭州人才落戶指南”微信公號指出，杭州實際常住人口突破1000萬。文章進一步指出近年來杭州每一年常住人口的增長數，在全國城市中都位居前列。今年4月，更是主動降低了人才落戶的“門檻”：全日制大學專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並繳納社保的，可直接落戶。
其實千萬級常住人口不值得炫耀。作為江蘇地級市的蘇州，人口早已突破千萬。但杭州這些年，外來人口呈現增長快、學歷高等特點，甚至原來“滬漂”、“北漂”的高精尖從業人員也選擇落戶杭州。
這與城市的互聯網基因、產業結構密不可分。杭州這些年的經濟戰略，筆者總結了一下，刨去旅遊業、電子商務等產業，崛起的“三創”為人矚目，分別是：科創、文創和“金創”。
科創：從傳統濱江區逐漸轉移到目前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如果說濱江是500強的陣地，科創則是杭州的創業創新高地。
科創大走廊東起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西至浙江農林大學，長約33公里，平均寬約6.8公里，規劃總面積約224平方公里。
在這裡，產學研實現循環聯動：杭師大、浙大紫金港校區、阿里巴巴、未來科技城、之江實驗室、青山湖科技城、浙江農林大學……這條城西科創大走廊目前以阿里係為代表，集聚了阿里巴巴、阿里雲、北斗導航、數夢工廠以及眾多準獨角獸企業。
該區域是中國目前“互聯網＋”“人工智能＋”的產業最前沿，是搶佔世界科技、產業制高點的主陣地。目前大家最為關心的芯片製造、導航系統、無人駕駛等研發項目都在該區域進行了佈局。
文創：僅以良渚新城為例，已成功打造7大文創空間，區內集聚文創企業有600餘家。
2020年中國美院良渚分院也將投入使用，良渚將進一步深化與美院合作，整合資源，建設環美院的產業帶，打造“東方設計城”，為良渚文創產業發展創造優越的整體環境。
良渚新城下屬的夢棲小鎮，截至2018年底，新增了310個有效發明專利，入駐企業獲各項大獎39個，眾多創新設計成果獲得德國IF和紅點設計獎、日本G-Mark設計獎、意大利金圓規獎、中國設計智造大獎和紅星獎等國際國內設計大獎。
杭州的文創產業，良渚不是唯一，類似於夢棲小鎮這樣市級文創小鎮就不少於10個。據統計2018年杭州全市文創產業實現增加值3347億元，同比增長11.6%，佔GDP比重達24.8%，成為全市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性產業。
“金創”：也就是金融創新。科創、文創的培育，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扶持。杭州最發達的電子商務也在向移動支付、數字金融等方面更深層次的推進落地。
根據《財經智庫》最新發布的報告《邁向數字經濟的杭州金融科技》，杭州目前已成為金融科技產業高地，致力於打造國際金融科技中心和“數字經濟第一城”。但金融是把雙刃劍，杭州近年來P2P的爆雷事件，也屢見報端。如何馴化資本的“洪水猛獸”，不僅是杭州，所有“大城市”都有待增長監管、“馴服”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互聯網提高了信息效用，電子商務為城市作了信用背書。二者都參與了社會公共服務，大大提升了城市裡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這也是一個由互聯網推動的城市urban和citizen的過程。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這是第2774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剛剛申遺成功的杭州良渚遺址，引起了不小轟動。
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城鎮市井，中西方差異之巨
良渚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玉琮”。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其“天圓地方”的形制，體現了古人樸素的世界觀。據說臺北101大廈，也是臺灣建築大師李祖原設計時借鑑了良渚玉琮的形象。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為當代建築所照耀。
越走近良渚遺址，越會發現，良渚文明雖已消失，但並沒有被湮沒。它貫穿了中國太湖地區朝代更替的歷史，甚至在今日江南水鄉的生活中，也有它的蹤影。
比如，良渚的出土文物中，有眾多造型多元而富有體系的酒具，證明當時糧食充沛，酒的種類、飲酒習俗、禮儀也已經非常豐富；再比如，良渚時期水井也被廣泛使用，且粗大的榫卯結構，精緻程度令人讚歎。
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裡曾有“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的話。張守節為《史記》作註解釋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意思是，人們在井邊兜售貨品，於是產生了集市。俗話說，市井文化，市井人家，也大致源於此。
從井到市，正是中國古代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井，是人類創造最早的供水系統，它不僅滿足了生活飲用、農業生產，而且為早期的貨品交換提供了場地條件。
在漢語裡，“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義，“城”代表城牆範圍，其中有宮殿、廟宇、行政機構；市，代表市場、商業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所以中國的古代城市，規劃形制上有鮮明的等級色彩。
但西方的城市有兩個涵義，城市的英文，一個是city，是與公民citizen相關，就像古希臘的中心廣場，是信息、知識交流傳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個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
我們當下所說的“城市化進程”採用的就是西方的概念，既是一個人口、資源聚集流動的歷程，也是一個人們不斷提高公民意識的過程。
但西方的城市化，是不是就適宜我們的土地與國情？在資源不斷密集、公民思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更優美的城市生活方式？
良渚文化村，“詩和遠方”的生態群落
五千年後，在良渚這片土地上，又有了一座標誌性的建築——“美麗洲教堂”在此地矗立。教堂與良渚博物館相隔不遠，周圍茶山連綿、湖泊靜謐。隨後幾年，又陸續開放了安藤忠雄文化藝術中心、村民書房、“曉書館”這樣的文化地標。
萬科良渚文化村也開始成為全國型的旅遊勝地，和美林湖、阿那亞、麓湖生態城並稱為中國房地產“四大神盤”。
2015年，杭州良渚文化村與米蘭伯利亞諾米拉尼斯（Pogliano Milanese）兩個世界級的小鎮，為搭建起兩地居民的文化交流平臺，拓寬國際化生活視野，正式結為友好小鎮；2016年9月，G20峰會在杭州召開，良渚文化村作為G20接待點接待了由美國、法國、新加坡、韓國、墨西哥等國媒體以及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38家國內外媒體組成的採訪團。
良渚文化村，成為杭州乃至全國的金名片。在全國各地類似的複合大盤項目中，不乏借鑑，造圖書館、造公園，甚至還有搬來埃菲爾鐵塔的。但這些個案，往往不盡如人意。不僅配套經營虧損，業主更無心參與、融入。耗資不菲的設施，最終淪為空洞的展示。
能讓良渚文化村聲名遠播的精髓，不僅在於開發商近20年來的開發運營能力，更在於村裡幾千戶業主共同的“價值認同”：
一是生活的認同，業主自詡為“村民”，共同創立了“村民公約”，實現“村民自治”，很早就提出了“垃圾分類”、“公共場合不大聲喧譁”等文明規範；
二是事業的認同，2012年，萬科啟動文化村招商，但到場80多商戶沒有一家在此開店，商家表示，村內人流量太少開不起來，最終很多店鋪都租給了當地居民開設，一邊生活一邊創業，在當時也一度成為杭州地產界的佳話。
到目前良渚文化村已創造超過8000個就業崗位，大概70%-80%來自周邊地區。超越了一般“產城融合”的“工業園區”的模式路線，成為以服務業為主導，文旅、文創融合的新型生態群落。
“生態”，是近年來被多方提及的高頻詞彙。早在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就提出“文化生態學”，探討人類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所提及的“生態”，更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是彼此牽扯、互相影響的各種“關係”。
如何看待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區、城市的關係，或許能為我們的城市化提供新的視角，而不是執著於人口，GDP規模、增速與城市化率的系列數字。
業主自治的山居理想
擁有良好關係的社區，才是好社區。在這個定義下，良渚文化村並不是杭州的唯一。還有一個名不見經傳、與良渚遙相呼應的，同樣擁有百萬方體量的社區——和家園。
和家園位居杭州西溪溼地以南、被七大山系環保包圍，常年平均氣溫16.4度。據說，開發商曾主打過一系列“山居負氧離子”的廣告，表達生態環境的良好。廣告一出，還真吸引來了不少業主。
和良渚一樣，和家園也存在高度的“業主自治”。雖然開發商在文化配套上的投入力度不及文化村，但這裡濃厚的社區氛圍也是為業主所樂道。
和家園的業主自詡“山民”，因為依山而建，和家園開闢了一條登山步道，“跑山節”成為社區的傳統節目。此外業主自發組織了二十餘個活力社群，包括足球聯賽、春茗雅集、攝影、花藝、創意市集、社區公益等不一而足。
筆者一位老同事就住在和家園，是一位年輕的二寶媽。她非常自豪小區的環境與文化力：有自發組織的小兒醫生微信群，孩子有什麼病可以及時在群裡發圖問診，醫生的回覆也比較迅速；小區裡還有一家四位寶媽共同創業的“繪本館”，小區裡的媽媽經常帶孩子前往，參加讀書活動、聯誼聚會。
筆者認為，像良渚文化村、和家園這樣的社區，在資源上實現了我們上述的urban，在文化上實現了citizen的過程，是社區文明最有力的體現。而這樣的社區在杭州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在這些統一的社區價值觀背後，是一座城市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支持，以及深厚的文化認同感。
千萬級人口與“三創”杭州
杭州的大城市化也不斷在向urban和citizen邁進。
近日“杭州人才落戶指南”微信公號指出，杭州實際常住人口突破1000萬。文章進一步指出近年來杭州每一年常住人口的增長數，在全國城市中都位居前列。今年4月，更是主動降低了人才落戶的“門檻”：全日制大學專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並繳納社保的，可直接落戶。
其實千萬級常住人口不值得炫耀。作為江蘇地級市的蘇州，人口早已突破千萬。但杭州這些年，外來人口呈現增長快、學歷高等特點，甚至原來“滬漂”、“北漂”的高精尖從業人員也選擇落戶杭州。
這與城市的互聯網基因、產業結構密不可分。杭州這些年的經濟戰略，筆者總結了一下，刨去旅遊業、電子商務等產業，崛起的“三創”為人矚目，分別是：科創、文創和“金創”。
科創：從傳統濱江區逐漸轉移到目前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如果說濱江是500強的陣地，科創則是杭州的創業創新高地。
科創大走廊東起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西至浙江農林大學，長約33公里，平均寬約6.8公里，規劃總面積約224平方公里。
在這裡，產學研實現循環聯動：杭師大、浙大紫金港校區、阿里巴巴、未來科技城、之江實驗室、青山湖科技城、浙江農林大學……這條城西科創大走廊目前以阿里係為代表，集聚了阿里巴巴、阿里雲、北斗導航、數夢工廠以及眾多準獨角獸企業。
該區域是中國目前“互聯網＋”“人工智能＋”的產業最前沿，是搶佔世界科技、產業制高點的主陣地。目前大家最為關心的芯片製造、導航系統、無人駕駛等研發項目都在該區域進行了佈局。
文創：僅以良渚新城為例，已成功打造7大文創空間，區內集聚文創企業有600餘家。
2020年中國美院良渚分院也將投入使用，良渚將進一步深化與美院合作，整合資源，建設環美院的產業帶，打造“東方設計城”，為良渚文創產業發展創造優越的整體環境。
良渚新城下屬的夢棲小鎮，截至2018年底，新增了310個有效發明專利，入駐企業獲各項大獎39個，眾多創新設計成果獲得德國IF和紅點設計獎、日本G-Mark設計獎、意大利金圓規獎、中國設計智造大獎和紅星獎等國際國內設計大獎。
杭州的文創產業，良渚不是唯一，類似於夢棲小鎮這樣市級文創小鎮就不少於10個。據統計2018年杭州全市文創產業實現增加值3347億元，同比增長11.6%，佔GDP比重達24.8%，成為全市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性產業。
“金創”：也就是金融創新。科創、文創的培育，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扶持。杭州最發達的電子商務也在向移動支付、數字金融等方面更深層次的推進落地。
根據《財經智庫》最新發布的報告《邁向數字經濟的杭州金融科技》，杭州目前已成為金融科技產業高地，致力於打造國際金融科技中心和“數字經濟第一城”。但金融是把雙刃劍，杭州近年來P2P的爆雷事件，也屢見報端。如何馴化資本的“洪水猛獸”，不僅是杭州，所有“大城市”都有待增長監管、“馴服”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互聯網提高了信息效用，電子商務為城市作了信用背書。二者都參與了社會公共服務，大大提升了城市裡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這也是一個由互聯網推動的城市urban和citizen的過程。
東方大都市的文化認同
誠然，杭州經濟也有諸多問題。伴隨G20、亞運會甚至良渚申遺，帶來投資過剩、資本過熱的跡象，泡沫十分密集。但杭州不是個例，而是中國整個城市化、大城市化的縮影。
反觀在2018城市GDP十強榜單上，蘇州、杭州是為數不多的千年名城，是什麼基因，讓蘇杭在當下全球城市化進程中散發持續的生機？而其他同齡的千年名城卻不見身影？
五千年前，環太湖地區的良渚古國從聚落、墓葬、祭祀到玉器，都有著嚴密完整的規範禮制，是中國古代城市文明的濫觴。五千年裡，杭州從吳越交戰之地到唐代港口、南宋都城到元代的國際商貿中心，杭州始終散發著自身的魅力。在宋朝的《夢粱錄》中所述，杭州的夜間，熱鬧萬分，店鋪都在營業，路上燈火通明，通宵達旦，徹夜喧鬧。
杭州的魅力，離不開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離不開政府打造的高效營商環境，離不開當地龍頭企業的帶動與騰飛，但更離不開這座城市千年傳承的人文情懷。這裡流傳著西施、白蛇傳、梁祝等美好的愛情傳說；擁有無數名人故居、遺蹟古蹤。正是這些文藝的氣質，涵養起現在開放、創新、精緻的“杭風”。
古人所說“鍾靈毓秀”，就是指人與自然的美好關係，改造、善待自然的良性循環，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系統”。
在目前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不少經濟學家呼籲著都市圈、大城市化。的確，我們需要國際的都市，更大的城市，但更需要 “自己”的城市，訴說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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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申遺成功的杭州良渚遺址，引起了不小轟動。
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城鎮市井，中西方差異之巨
良渚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玉琮”。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其“天圓地方”的形制，體現了古人樸素的世界觀。據說臺北101大廈，也是臺灣建築大師李祖原設計時借鑑了良渚玉琮的形象。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為當代建築所照耀。
越走近良渚遺址，越會發現，良渚文明雖已消失，但並沒有被湮沒。它貫穿了中國太湖地區朝代更替的歷史，甚至在今日江南水鄉的生活中，也有它的蹤影。
比如，良渚的出土文物中，有眾多造型多元而富有體系的酒具，證明當時糧食充沛，酒的種類、飲酒習俗、禮儀也已經非常豐富；再比如，良渚時期水井也被廣泛使用，且粗大的榫卯結構，精緻程度令人讚歎。
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裡曾有“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的話。張守節為《史記》作註解釋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意思是，人們在井邊兜售貨品，於是產生了集市。俗話說，市井文化，市井人家，也大致源於此。
從井到市，正是中國古代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井，是人類創造最早的供水系統，它不僅滿足了生活飲用、農業生產，而且為早期的貨品交換提供了場地條件。
在漢語裡，“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義，“城”代表城牆範圍，其中有宮殿、廟宇、行政機構；市，代表市場、商業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所以中國的古代城市，規劃形制上有鮮明的等級色彩。
但西方的城市有兩個涵義，城市的英文，一個是city，是與公民citizen相關，就像古希臘的中心廣場，是信息、知識交流傳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個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
我們當下所說的“城市化進程”採用的就是西方的概念，既是一個人口、資源聚集流動的歷程，也是一個人們不斷提高公民意識的過程。
但西方的城市化，是不是就適宜我們的土地與國情？在資源不斷密集、公民思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更優美的城市生活方式？
良渚文化村，“詩和遠方”的生態群落
五千年後，在良渚這片土地上，又有了一座標誌性的建築——“美麗洲教堂”在此地矗立。教堂與良渚博物館相隔不遠，周圍茶山連綿、湖泊靜謐。隨後幾年，又陸續開放了安藤忠雄文化藝術中心、村民書房、“曉書館”這樣的文化地標。
萬科良渚文化村也開始成為全國型的旅遊勝地，和美林湖、阿那亞、麓湖生態城並稱為中國房地產“四大神盤”。
2015年，杭州良渚文化村與米蘭伯利亞諾米拉尼斯（Pogliano Milanese）兩個世界級的小鎮，為搭建起兩地居民的文化交流平臺，拓寬國際化生活視野，正式結為友好小鎮；2016年9月，G20峰會在杭州召開，良渚文化村作為G20接待點接待了由美國、法國、新加坡、韓國、墨西哥等國媒體以及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38家國內外媒體組成的採訪團。
良渚文化村，成為杭州乃至全國的金名片。在全國各地類似的複合大盤項目中，不乏借鑑，造圖書館、造公園，甚至還有搬來埃菲爾鐵塔的。但這些個案，往往不盡如人意。不僅配套經營虧損，業主更無心參與、融入。耗資不菲的設施，最終淪為空洞的展示。
能讓良渚文化村聲名遠播的精髓，不僅在於開發商近20年來的開發運營能力，更在於村裡幾千戶業主共同的“價值認同”：
一是生活的認同，業主自詡為“村民”，共同創立了“村民公約”，實現“村民自治”，很早就提出了“垃圾分類”、“公共場合不大聲喧譁”等文明規範；
二是事業的認同，2012年，萬科啟動文化村招商，但到場80多商戶沒有一家在此開店，商家表示，村內人流量太少開不起來，最終很多店鋪都租給了當地居民開設，一邊生活一邊創業，在當時也一度成為杭州地產界的佳話。
到目前良渚文化村已創造超過8000個就業崗位，大概70%-80%來自周邊地區。超越了一般“產城融合”的“工業園區”的模式路線，成為以服務業為主導，文旅、文創融合的新型生態群落。
“生態”，是近年來被多方提及的高頻詞彙。早在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就提出“文化生態學”，探討人類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所提及的“生態”，更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是彼此牽扯、互相影響的各種“關係”。
如何看待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區、城市的關係，或許能為我們的城市化提供新的視角，而不是執著於人口，GDP規模、增速與城市化率的系列數字。
業主自治的山居理想
擁有良好關係的社區，才是好社區。在這個定義下，良渚文化村並不是杭州的唯一。還有一個名不見經傳、與良渚遙相呼應的，同樣擁有百萬方體量的社區——和家園。
和家園位居杭州西溪溼地以南、被七大山系環保包圍，常年平均氣溫16.4度。據說，開發商曾主打過一系列“山居負氧離子”的廣告，表達生態環境的良好。廣告一出，還真吸引來了不少業主。
和良渚一樣，和家園也存在高度的“業主自治”。雖然開發商在文化配套上的投入力度不及文化村，但這裡濃厚的社區氛圍也是為業主所樂道。
和家園的業主自詡“山民”，因為依山而建，和家園開闢了一條登山步道，“跑山節”成為社區的傳統節目。此外業主自發組織了二十餘個活力社群，包括足球聯賽、春茗雅集、攝影、花藝、創意市集、社區公益等不一而足。
筆者一位老同事就住在和家園，是一位年輕的二寶媽。她非常自豪小區的環境與文化力：有自發組織的小兒醫生微信群，孩子有什麼病可以及時在群裡發圖問診，醫生的回覆也比較迅速；小區裡還有一家四位寶媽共同創業的“繪本館”，小區裡的媽媽經常帶孩子前往，參加讀書活動、聯誼聚會。
筆者認為，像良渚文化村、和家園這樣的社區，在資源上實現了我們上述的urban，在文化上實現了citizen的過程，是社區文明最有力的體現。而這樣的社區在杭州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在這些統一的社區價值觀背後，是一座城市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支持，以及深厚的文化認同感。
千萬級人口與“三創”杭州
杭州的大城市化也不斷在向urban和citizen邁進。
近日“杭州人才落戶指南”微信公號指出，杭州實際常住人口突破1000萬。文章進一步指出近年來杭州每一年常住人口的增長數，在全國城市中都位居前列。今年4月，更是主動降低了人才落戶的“門檻”：全日制大學專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並繳納社保的，可直接落戶。
其實千萬級常住人口不值得炫耀。作為江蘇地級市的蘇州，人口早已突破千萬。但杭州這些年，外來人口呈現增長快、學歷高等特點，甚至原來“滬漂”、“北漂”的高精尖從業人員也選擇落戶杭州。
這與城市的互聯網基因、產業結構密不可分。杭州這些年的經濟戰略，筆者總結了一下，刨去旅遊業、電子商務等產業，崛起的“三創”為人矚目，分別是：科創、文創和“金創”。
科創：從傳統濱江區逐漸轉移到目前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如果說濱江是500強的陣地，科創則是杭州的創業創新高地。
科創大走廊東起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西至浙江農林大學，長約33公里，平均寬約6.8公里，規劃總面積約224平方公里。
在這裡，產學研實現循環聯動：杭師大、浙大紫金港校區、阿里巴巴、未來科技城、之江實驗室、青山湖科技城、浙江農林大學……這條城西科創大走廊目前以阿里係為代表，集聚了阿里巴巴、阿里雲、北斗導航、數夢工廠以及眾多準獨角獸企業。
該區域是中國目前“互聯網＋”“人工智能＋”的產業最前沿，是搶佔世界科技、產業制高點的主陣地。目前大家最為關心的芯片製造、導航系統、無人駕駛等研發項目都在該區域進行了佈局。
文創：僅以良渚新城為例，已成功打造7大文創空間，區內集聚文創企業有600餘家。
2020年中國美院良渚分院也將投入使用，良渚將進一步深化與美院合作，整合資源，建設環美院的產業帶，打造“東方設計城”，為良渚文創產業發展創造優越的整體環境。
良渚新城下屬的夢棲小鎮，截至2018年底，新增了310個有效發明專利，入駐企業獲各項大獎39個，眾多創新設計成果獲得德國IF和紅點設計獎、日本G-Mark設計獎、意大利金圓規獎、中國設計智造大獎和紅星獎等國際國內設計大獎。
杭州的文創產業，良渚不是唯一，類似於夢棲小鎮這樣市級文創小鎮就不少於10個。據統計2018年杭州全市文創產業實現增加值3347億元，同比增長11.6%，佔GDP比重達24.8%，成為全市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性產業。
“金創”：也就是金融創新。科創、文創的培育，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扶持。杭州最發達的電子商務也在向移動支付、數字金融等方面更深層次的推進落地。
根據《財經智庫》最新發布的報告《邁向數字經濟的杭州金融科技》，杭州目前已成為金融科技產業高地，致力於打造國際金融科技中心和“數字經濟第一城”。但金融是把雙刃劍，杭州近年來P2P的爆雷事件，也屢見報端。如何馴化資本的“洪水猛獸”，不僅是杭州，所有“大城市”都有待增長監管、“馴服”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互聯網提高了信息效用，電子商務為城市作了信用背書。二者都參與了社會公共服務，大大提升了城市裡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這也是一個由互聯網推動的城市urban和citizen的過程。
東方大都市的文化認同
誠然，杭州經濟也有諸多問題。伴隨G20、亞運會甚至良渚申遺，帶來投資過剩、資本過熱的跡象，泡沫十分密集。但杭州不是個例，而是中國整個城市化、大城市化的縮影。
反觀在2018城市GDP十強榜單上，蘇州、杭州是為數不多的千年名城，是什麼基因，讓蘇杭在當下全球城市化進程中散發持續的生機？而其他同齡的千年名城卻不見身影？
五千年前，環太湖地區的良渚古國從聚落、墓葬、祭祀到玉器，都有著嚴密完整的規範禮制，是中國古代城市文明的濫觴。五千年裡，杭州從吳越交戰之地到唐代港口、南宋都城到元代的國際商貿中心，杭州始終散發著自身的魅力。在宋朝的《夢粱錄》中所述，杭州的夜間，熱鬧萬分，店鋪都在營業，路上燈火通明，通宵達旦，徹夜喧鬧。
杭州的魅力，離不開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離不開政府打造的高效營商環境，離不開當地龍頭企業的帶動與騰飛，但更離不開這座城市千年傳承的人文情懷。這裡流傳著西施、白蛇傳、梁祝等美好的愛情傳說；擁有無數名人故居、遺蹟古蹤。正是這些文藝的氣質，涵養起現在開放、創新、精緻的“杭風”。
古人所說“鍾靈毓秀”，就是指人與自然的美好關係，改造、善待自然的良性循環，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系統”。
在目前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不少經濟學家呼籲著都市圈、大城市化。的確，我們需要國際的都市，更大的城市，但更需要 “自己”的城市，訴說自己的故事。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這是第2774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剛剛申遺成功的杭州良渚遺址，引起了不小轟動。
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城鎮市井，中西方差異之巨
良渚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玉琮”。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其“天圓地方”的形制，體現了古人樸素的世界觀。據說臺北101大廈，也是臺灣建築大師李祖原設計時借鑑了良渚玉琮的形象。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為當代建築所照耀。
越走近良渚遺址，越會發現，良渚文明雖已消失，但並沒有被湮沒。它貫穿了中國太湖地區朝代更替的歷史，甚至在今日江南水鄉的生活中，也有它的蹤影。
比如，良渚的出土文物中，有眾多造型多元而富有體系的酒具，證明當時糧食充沛，酒的種類、飲酒習俗、禮儀也已經非常豐富；再比如，良渚時期水井也被廣泛使用，且粗大的榫卯結構，精緻程度令人讚歎。
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裡曾有“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的話。張守節為《史記》作註解釋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意思是，人們在井邊兜售貨品，於是產生了集市。俗話說，市井文化，市井人家，也大致源於此。
從井到市，正是中國古代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井，是人類創造最早的供水系統，它不僅滿足了生活飲用、農業生產，而且為早期的貨品交換提供了場地條件。
在漢語裡，“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義，“城”代表城牆範圍，其中有宮殿、廟宇、行政機構；市，代表市場、商業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所以中國的古代城市，規劃形制上有鮮明的等級色彩。
但西方的城市有兩個涵義，城市的英文，一個是city，是與公民citizen相關，就像古希臘的中心廣場，是信息、知識交流傳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個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
我們當下所說的“城市化進程”採用的就是西方的概念，既是一個人口、資源聚集流動的歷程，也是一個人們不斷提高公民意識的過程。
但西方的城市化，是不是就適宜我們的土地與國情？在資源不斷密集、公民思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更優美的城市生活方式？
良渚文化村，“詩和遠方”的生態群落
五千年後，在良渚這片土地上，又有了一座標誌性的建築——“美麗洲教堂”在此地矗立。教堂與良渚博物館相隔不遠，周圍茶山連綿、湖泊靜謐。隨後幾年，又陸續開放了安藤忠雄文化藝術中心、村民書房、“曉書館”這樣的文化地標。
萬科良渚文化村也開始成為全國型的旅遊勝地，和美林湖、阿那亞、麓湖生態城並稱為中國房地產“四大神盤”。
2015年，杭州良渚文化村與米蘭伯利亞諾米拉尼斯（Pogliano Milanese）兩個世界級的小鎮，為搭建起兩地居民的文化交流平臺，拓寬國際化生活視野，正式結為友好小鎮；2016年9月，G20峰會在杭州召開，良渚文化村作為G20接待點接待了由美國、法國、新加坡、韓國、墨西哥等國媒體以及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38家國內外媒體組成的採訪團。
良渚文化村，成為杭州乃至全國的金名片。在全國各地類似的複合大盤項目中，不乏借鑑，造圖書館、造公園，甚至還有搬來埃菲爾鐵塔的。但這些個案，往往不盡如人意。不僅配套經營虧損，業主更無心參與、融入。耗資不菲的設施，最終淪為空洞的展示。
能讓良渚文化村聲名遠播的精髓，不僅在於開發商近20年來的開發運營能力，更在於村裡幾千戶業主共同的“價值認同”：
一是生活的認同，業主自詡為“村民”，共同創立了“村民公約”，實現“村民自治”，很早就提出了“垃圾分類”、“公共場合不大聲喧譁”等文明規範；
二是事業的認同，2012年，萬科啟動文化村招商，但到場80多商戶沒有一家在此開店，商家表示，村內人流量太少開不起來，最終很多店鋪都租給了當地居民開設，一邊生活一邊創業，在當時也一度成為杭州地產界的佳話。
到目前良渚文化村已創造超過8000個就業崗位，大概70%-80%來自周邊地區。超越了一般“產城融合”的“工業園區”的模式路線，成為以服務業為主導，文旅、文創融合的新型生態群落。
“生態”，是近年來被多方提及的高頻詞彙。早在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就提出“文化生態學”，探討人類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所提及的“生態”，更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是彼此牽扯、互相影響的各種“關係”。
如何看待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區、城市的關係，或許能為我們的城市化提供新的視角，而不是執著於人口，GDP規模、增速與城市化率的系列數字。
業主自治的山居理想
擁有良好關係的社區，才是好社區。在這個定義下，良渚文化村並不是杭州的唯一。還有一個名不見經傳、與良渚遙相呼應的，同樣擁有百萬方體量的社區——和家園。
和家園位居杭州西溪溼地以南、被七大山系環保包圍，常年平均氣溫16.4度。據說，開發商曾主打過一系列“山居負氧離子”的廣告，表達生態環境的良好。廣告一出，還真吸引來了不少業主。
和良渚一樣，和家園也存在高度的“業主自治”。雖然開發商在文化配套上的投入力度不及文化村，但這裡濃厚的社區氛圍也是為業主所樂道。
和家園的業主自詡“山民”，因為依山而建，和家園開闢了一條登山步道，“跑山節”成為社區的傳統節目。此外業主自發組織了二十餘個活力社群，包括足球聯賽、春茗雅集、攝影、花藝、創意市集、社區公益等不一而足。
筆者一位老同事就住在和家園，是一位年輕的二寶媽。她非常自豪小區的環境與文化力：有自發組織的小兒醫生微信群，孩子有什麼病可以及時在群裡發圖問診，醫生的回覆也比較迅速；小區裡還有一家四位寶媽共同創業的“繪本館”，小區裡的媽媽經常帶孩子前往，參加讀書活動、聯誼聚會。
筆者認為，像良渚文化村、和家園這樣的社區，在資源上實現了我們上述的urban，在文化上實現了citizen的過程，是社區文明最有力的體現。而這樣的社區在杭州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在這些統一的社區價值觀背後，是一座城市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支持，以及深厚的文化認同感。
千萬級人口與“三創”杭州
杭州的大城市化也不斷在向urban和citizen邁進。
近日“杭州人才落戶指南”微信公號指出，杭州實際常住人口突破1000萬。文章進一步指出近年來杭州每一年常住人口的增長數，在全國城市中都位居前列。今年4月，更是主動降低了人才落戶的“門檻”：全日制大學專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並繳納社保的，可直接落戶。
其實千萬級常住人口不值得炫耀。作為江蘇地級市的蘇州，人口早已突破千萬。但杭州這些年，外來人口呈現增長快、學歷高等特點，甚至原來“滬漂”、“北漂”的高精尖從業人員也選擇落戶杭州。
這與城市的互聯網基因、產業結構密不可分。杭州這些年的經濟戰略，筆者總結了一下，刨去旅遊業、電子商務等產業，崛起的“三創”為人矚目，分別是：科創、文創和“金創”。
科創：從傳統濱江區逐漸轉移到目前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如果說濱江是500強的陣地，科創則是杭州的創業創新高地。
科創大走廊東起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西至浙江農林大學，長約33公里，平均寬約6.8公里，規劃總面積約224平方公里。
在這裡，產學研實現循環聯動：杭師大、浙大紫金港校區、阿里巴巴、未來科技城、之江實驗室、青山湖科技城、浙江農林大學……這條城西科創大走廊目前以阿里係為代表，集聚了阿里巴巴、阿里雲、北斗導航、數夢工廠以及眾多準獨角獸企業。
該區域是中國目前“互聯網＋”“人工智能＋”的產業最前沿，是搶佔世界科技、產業制高點的主陣地。目前大家最為關心的芯片製造、導航系統、無人駕駛等研發項目都在該區域進行了佈局。
文創：僅以良渚新城為例，已成功打造7大文創空間，區內集聚文創企業有600餘家。
2020年中國美院良渚分院也將投入使用，良渚將進一步深化與美院合作，整合資源，建設環美院的產業帶，打造“東方設計城”，為良渚文創產業發展創造優越的整體環境。
良渚新城下屬的夢棲小鎮，截至2018年底，新增了310個有效發明專利，入駐企業獲各項大獎39個，眾多創新設計成果獲得德國IF和紅點設計獎、日本G-Mark設計獎、意大利金圓規獎、中國設計智造大獎和紅星獎等國際國內設計大獎。
杭州的文創產業，良渚不是唯一，類似於夢棲小鎮這樣市級文創小鎮就不少於10個。據統計2018年杭州全市文創產業實現增加值3347億元，同比增長11.6%，佔GDP比重達24.8%，成為全市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性產業。
“金創”：也就是金融創新。科創、文創的培育，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扶持。杭州最發達的電子商務也在向移動支付、數字金融等方面更深層次的推進落地。
根據《財經智庫》最新發布的報告《邁向數字經濟的杭州金融科技》，杭州目前已成為金融科技產業高地，致力於打造國際金融科技中心和“數字經濟第一城”。但金融是把雙刃劍，杭州近年來P2P的爆雷事件，也屢見報端。如何馴化資本的“洪水猛獸”，不僅是杭州，所有“大城市”都有待增長監管、“馴服”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互聯網提高了信息效用，電子商務為城市作了信用背書。二者都參與了社會公共服務，大大提升了城市裡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這也是一個由互聯網推動的城市urban和citizen的過程。
東方大都市的文化認同
誠然，杭州經濟也有諸多問題。伴隨G20、亞運會甚至良渚申遺，帶來投資過剩、資本過熱的跡象，泡沫十分密集。但杭州不是個例，而是中國整個城市化、大城市化的縮影。
反觀在2018城市GDP十強榜單上，蘇州、杭州是為數不多的千年名城，是什麼基因，讓蘇杭在當下全球城市化進程中散發持續的生機？而其他同齡的千年名城卻不見身影？
五千年前，環太湖地區的良渚古國從聚落、墓葬、祭祀到玉器，都有著嚴密完整的規範禮制，是中國古代城市文明的濫觴。五千年裡，杭州從吳越交戰之地到唐代港口、南宋都城到元代的國際商貿中心，杭州始終散發著自身的魅力。在宋朝的《夢粱錄》中所述，杭州的夜間，熱鬧萬分，店鋪都在營業，路上燈火通明，通宵達旦，徹夜喧鬧。
杭州的魅力，離不開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離不開政府打造的高效營商環境，離不開當地龍頭企業的帶動與騰飛，但更離不開這座城市千年傳承的人文情懷。這裡流傳著西施、白蛇傳、梁祝等美好的愛情傳說；擁有無數名人故居、遺蹟古蹤。正是這些文藝的氣質，涵養起現在開放、創新、精緻的“杭風”。
古人所說“鍾靈毓秀”，就是指人與自然的美好關係，改造、善待自然的良性循環，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系統”。
在目前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不少經濟學家呼籲著都市圈、大城市化。的確，我們需要國際的都市，更大的城市，但更需要 “自己”的城市，訴說自己的故事。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這是第2774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剛剛申遺成功的杭州良渚遺址，引起了不小轟動。
於考古界，中國的文明歷程又往前溯源了一千多年；於地產界，歡呼坐等“世遺板塊”的又一輪漲價。一個是五千年前的文明古國，一個是城市化敘事中的“美麗樣本”。
筆者親身經歷杭州這些年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深感這份古老與當下的交融深刻而有趣。這份“新”與“古”的碰撞，在我們大大小小其他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或許可以對我們今日的城市化發展多一些啟發。
五千年古國，失落的“美麗州”
良渚，有另一個詩意的名字——“美麗洲”。
乾隆年間的《神州古史考》記載：“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今杭州湖墅西北村落謂之樑渚。”
在清代，眾多地方誌已稱其為“良渚”。根據考古發現，五千年前的良渚是一座改造於溼地之上的文明古國，有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完整的水利系統以及精美的玉製禮器、手工業的細化分工，甚至完善的糧食倉儲等等。
中國的人類文化目前最早溯源於七千年前餘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位於錢塘江南，是一個自然的聚集村落。但在一千多年後，錢塘江以北，就產生了高度文明的良渚古國。不恰當地說，也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化歷程”。
良渚古國的發現，是對黃河文明起源的一項極大的補充。史學界開始達成共識：早期中華文明並不是只有中原一箇中心，而是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地區出現了不同的文化，它們燦若星斗，有的消失，有的兼併，發展壯大，最終共同形成了早期的華夏文明。
城鎮市井，中西方差異之巨
良渚出土的眾多文物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玉琮”。中國古代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禮制。其“天圓地方”的形制，體現了古人樸素的世界觀。據說臺北101大廈，也是臺灣建築大師李祖原設計時借鑑了良渚玉琮的形象。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為當代建築所照耀。
越走近良渚遺址，越會發現，良渚文明雖已消失，但並沒有被湮沒。它貫穿了中國太湖地區朝代更替的歷史，甚至在今日江南水鄉的生活中，也有它的蹤影。
比如，良渚的出土文物中，有眾多造型多元而富有體系的酒具，證明當時糧食充沛，酒的種類、飲酒習俗、禮儀也已經非常豐富；再比如，良渚時期水井也被廣泛使用，且粗大的榫卯結構，精緻程度令人讚歎。
司馬遷在《史記·平淮書》裡曾有“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人”的話。張守節為《史記》作註解釋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意思是，人們在井邊兜售貨品，於是產生了集市。俗話說，市井文化，市井人家，也大致源於此。
從井到市，正是中國古代城市一個重要的特色。井，是人類創造最早的供水系統，它不僅滿足了生活飲用、農業生產，而且為早期的貨品交換提供了場地條件。
在漢語裡，“城市”二字有不同的涵義，“城”代表城牆範圍，其中有宮殿、廟宇、行政機構；市，代表市場、商業和居住生活。前者是政治的，後者是經濟的。所以中國的古代城市，規劃形制上有鮮明的等級色彩。
但西方的城市有兩個涵義，城市的英文，一個是city，是與公民citizen相關，就像古希臘的中心廣場，是信息、知識交流傳播的地方，具有法律、民主的特色；另一個是urban，具有聚居、集中的意思。
我們當下所說的“城市化進程”採用的就是西方的概念，既是一個人口、資源聚集流動的歷程，也是一個人們不斷提高公民意識的過程。
但西方的城市化，是不是就適宜我們的土地與國情？在資源不斷密集、公民思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是不是有更優美的城市生活方式？
良渚文化村，“詩和遠方”的生態群落
五千年後，在良渚這片土地上，又有了一座標誌性的建築——“美麗洲教堂”在此地矗立。教堂與良渚博物館相隔不遠，周圍茶山連綿、湖泊靜謐。隨後幾年，又陸續開放了安藤忠雄文化藝術中心、村民書房、“曉書館”這樣的文化地標。
萬科良渚文化村也開始成為全國型的旅遊勝地，和美林湖、阿那亞、麓湖生態城並稱為中國房地產“四大神盤”。
2015年，杭州良渚文化村與米蘭伯利亞諾米拉尼斯（Pogliano Milanese）兩個世界級的小鎮，為搭建起兩地居民的文化交流平臺，拓寬國際化生活視野，正式結為友好小鎮；2016年9月，G20峰會在杭州召開，良渚文化村作為G20接待點接待了由美國、法國、新加坡、韓國、墨西哥等國媒體以及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38家國內外媒體組成的採訪團。
良渚文化村，成為杭州乃至全國的金名片。在全國各地類似的複合大盤項目中，不乏借鑑，造圖書館、造公園，甚至還有搬來埃菲爾鐵塔的。但這些個案，往往不盡如人意。不僅配套經營虧損，業主更無心參與、融入。耗資不菲的設施，最終淪為空洞的展示。
能讓良渚文化村聲名遠播的精髓，不僅在於開發商近20年來的開發運營能力，更在於村裡幾千戶業主共同的“價值認同”：
一是生活的認同，業主自詡為“村民”，共同創立了“村民公約”，實現“村民自治”，很早就提出了“垃圾分類”、“公共場合不大聲喧譁”等文明規範；
二是事業的認同，2012年，萬科啟動文化村招商，但到場80多商戶沒有一家在此開店，商家表示，村內人流量太少開不起來，最終很多店鋪都租給了當地居民開設，一邊生活一邊創業，在當時也一度成為杭州地產界的佳話。
到目前良渚文化村已創造超過8000個就業崗位，大概70%-80%來自周邊地區。超越了一般“產城融合”的“工業園區”的模式路線，成為以服務業為主導，文旅、文創融合的新型生態群落。
“生態”，是近年來被多方提及的高頻詞彙。早在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家就提出“文化生態學”，探討人類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所提及的“生態”，更涉及政治、經濟、科技等各個領域，是彼此牽扯、互相影響的各種“關係”。
如何看待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社區、城市的關係，或許能為我們的城市化提供新的視角，而不是執著於人口，GDP規模、增速與城市化率的系列數字。
業主自治的山居理想
擁有良好關係的社區，才是好社區。在這個定義下，良渚文化村並不是杭州的唯一。還有一個名不見經傳、與良渚遙相呼應的，同樣擁有百萬方體量的社區——和家園。
和家園位居杭州西溪溼地以南、被七大山系環保包圍，常年平均氣溫16.4度。據說，開發商曾主打過一系列“山居負氧離子”的廣告，表達生態環境的良好。廣告一出，還真吸引來了不少業主。
和良渚一樣，和家園也存在高度的“業主自治”。雖然開發商在文化配套上的投入力度不及文化村，但這裡濃厚的社區氛圍也是為業主所樂道。
和家園的業主自詡“山民”，因為依山而建，和家園開闢了一條登山步道，“跑山節”成為社區的傳統節目。此外業主自發組織了二十餘個活力社群，包括足球聯賽、春茗雅集、攝影、花藝、創意市集、社區公益等不一而足。
筆者一位老同事就住在和家園，是一位年輕的二寶媽。她非常自豪小區的環境與文化力：有自發組織的小兒醫生微信群，孩子有什麼病可以及時在群裡發圖問診，醫生的回覆也比較迅速；小區裡還有一家四位寶媽共同創業的“繪本館”，小區裡的媽媽經常帶孩子前往，參加讀書活動、聯誼聚會。
筆者認為，像良渚文化村、和家園這樣的社區，在資源上實現了我們上述的urban，在文化上實現了citizen的過程，是社區文明最有力的體現。而這樣的社區在杭州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在這些統一的社區價值觀背後，是一座城市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支持，以及深厚的文化認同感。
千萬級人口與“三創”杭州
杭州的大城市化也不斷在向urban和citizen邁進。
近日“杭州人才落戶指南”微信公號指出，杭州實際常住人口突破1000萬。文章進一步指出近年來杭州每一年常住人口的增長數，在全國城市中都位居前列。今年4月，更是主動降低了人才落戶的“門檻”：全日制大學專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並繳納社保的，可直接落戶。
其實千萬級常住人口不值得炫耀。作為江蘇地級市的蘇州，人口早已突破千萬。但杭州這些年，外來人口呈現增長快、學歷高等特點，甚至原來“滬漂”、“北漂”的高精尖從業人員也選擇落戶杭州。
這與城市的互聯網基因、產業結構密不可分。杭州這些年的經濟戰略，筆者總結了一下，刨去旅遊業、電子商務等產業，崛起的“三創”為人矚目，分別是：科創、文創和“金創”。
科創：從傳統濱江區逐漸轉移到目前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如果說濱江是500強的陣地，科創則是杭州的創業創新高地。
科創大走廊東起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西至浙江農林大學，長約33公里，平均寬約6.8公里，規劃總面積約224平方公里。
在這裡，產學研實現循環聯動：杭師大、浙大紫金港校區、阿里巴巴、未來科技城、之江實驗室、青山湖科技城、浙江農林大學……這條城西科創大走廊目前以阿里係為代表，集聚了阿里巴巴、阿里雲、北斗導航、數夢工廠以及眾多準獨角獸企業。
該區域是中國目前“互聯網＋”“人工智能＋”的產業最前沿，是搶佔世界科技、產業制高點的主陣地。目前大家最為關心的芯片製造、導航系統、無人駕駛等研發項目都在該區域進行了佈局。
文創：僅以良渚新城為例，已成功打造7大文創空間，區內集聚文創企業有600餘家。
2020年中國美院良渚分院也將投入使用，良渚將進一步深化與美院合作，整合資源，建設環美院的產業帶，打造“東方設計城”，為良渚文創產業發展創造優越的整體環境。
良渚新城下屬的夢棲小鎮，截至2018年底，新增了310個有效發明專利，入駐企業獲各項大獎39個，眾多創新設計成果獲得德國IF和紅點設計獎、日本G-Mark設計獎、意大利金圓規獎、中國設計智造大獎和紅星獎等國際國內設計大獎。
杭州的文創產業，良渚不是唯一，類似於夢棲小鎮這樣市級文創小鎮就不少於10個。據統計2018年杭州全市文創產業實現增加值3347億元，同比增長11.6%，佔GDP比重達24.8%，成為全市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性產業。
“金創”：也就是金融創新。科創、文創的培育，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扶持。杭州最發達的電子商務也在向移動支付、數字金融等方面更深層次的推進落地。
根據《財經智庫》最新發布的報告《邁向數字經濟的杭州金融科技》，杭州目前已成為金融科技產業高地，致力於打造國際金融科技中心和“數字經濟第一城”。但金融是把雙刃劍，杭州近年來P2P的爆雷事件，也屢見報端。如何馴化資本的“洪水猛獸”，不僅是杭州，所有“大城市”都有待增長監管、“馴服”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互聯網提高了信息效用，電子商務為城市作了信用背書。二者都參與了社會公共服務，大大提升了城市裡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這也是一個由互聯網推動的城市urban和citizen的過程。
東方大都市的文化認同
誠然，杭州經濟也有諸多問題。伴隨G20、亞運會甚至良渚申遺，帶來投資過剩、資本過熱的跡象，泡沫十分密集。但杭州不是個例，而是中國整個城市化、大城市化的縮影。
反觀在2018城市GDP十強榜單上，蘇州、杭州是為數不多的千年名城，是什麼基因，讓蘇杭在當下全球城市化進程中散發持續的生機？而其他同齡的千年名城卻不見身影？
五千年前，環太湖地區的良渚古國從聚落、墓葬、祭祀到玉器，都有著嚴密完整的規範禮制，是中國古代城市文明的濫觴。五千年裡，杭州從吳越交戰之地到唐代港口、南宋都城到元代的國際商貿中心，杭州始終散發著自身的魅力。在宋朝的《夢粱錄》中所述，杭州的夜間，熱鬧萬分，店鋪都在營業，路上燈火通明，通宵達旦，徹夜喧鬧。
杭州的魅力，離不開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離不開政府打造的高效營商環境，離不開當地龍頭企業的帶動與騰飛，但更離不開這座城市千年傳承的人文情懷。這裡流傳著西施、白蛇傳、梁祝等美好的愛情傳說；擁有無數名人故居、遺蹟古蹤。正是這些文藝的氣質，涵養起現在開放、創新、精緻的“杭風”。
古人所說“鍾靈毓秀”，就是指人與自然的美好關係，改造、善待自然的良性循環，人和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系統”。
在目前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不少經濟學家呼籲著都市圈、大城市化。的確，我們需要國際的都市，更大的城市，但更需要 “自己”的城市，訴說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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