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都市發展之經過

走讀梵按：本文為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於1947年11月30日應浙江省教育會等之邀，在浙江民眾教育館做的講演。本文至為經典，欲瞭解杭州城市發展，必讀此文

譚其驤（1911-1992）

杭州自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見於記載，迄今凡二千一百五十七年，依其都市發展的經過而言，約可分為六個時期。

• 秦漢六朝八百年為一期，是(一)：山中小縣時代；
• 隋唐三百年為一期(起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是(二)：江干大郡時代；
• 五代北宋二百四十年為一期(起唐昭宗乾寧三年，公元896年)，是(三)：吳越國都及兩浙路路治時代；
• 南宋一百四十年為一期(起宋高宗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是(四)：首都時代；
• 元代八十年為一期(起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是(五)：江浙行省省會時代；
• 自明至今五百九十年為一期(起元順帝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是(六)：浙江省省會時代。

(一)《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始皇出遊過丹陽，至錢唐。錢唐即今杭州，杭州見於記載始此，但錢唐縣的創立可能在此前十二年秦取楚江南地，初置會稽郡時，也可能在戰國時楚已置縣，而秦因之。錢唐於秦及西漢為會稽郡的屬縣，於東漢、六朝為吳郡的屬縣，其時它在東南都邑中的地位非但遠不及六朝首都的建康(今南京)，秦漢以來吳郡郡治的吳(今蘇州)，會稽郡郡治的會稽(今紹興)，還趕不上孫吳時即建為郡治的吳興、金華、臨海，東晉時即建為郡治的永嘉，僅僅和鄰近的富陽、海寧、餘杭等縣約略相等。孫權黃武中嘗置東安郡於富陽，後三年廢；樑末侯景置富春郡於富陽，臨江郡於錢唐，陳初置海寧郡於鹽官(今海寧)，皆不久即罷；陳後主禎明元年又置錢唐郡於錢唐，後二年隋平陳罷郡，改置杭州於餘杭(杭州之名始此，即得名於州治餘杭)。可見自孫吳以來，錢塘下流，本已有分建一郡治的需要，可是還找不到一個已具有相當都市規模，適宜於做郡治的大縣，只得在江口諸縣中，隨便擇一而治。這幾縣既然都還不夠作郡的資格，因而郡則屢治屢罷，治則遷移靡定。

杭州水居江流海潮交會之所，是錢塘江流域的天然吐納港，陸介兩浙之間，是自北徂南的天然渡口，以地理位置而言，極利於都市發展，何以自秦漢至六朝歷八百年之久，始終只是一個無足稱道的小縣呢?欲明乎此：

(甲)先要從古今地形的不同說起。原來現今杭州灣兩岸的陸地，有許多都是有史以來逐漸由錢塘江帶下與海潮湧上的泥沙堆積而成的；西湖在古代是灣裡的一個小海灣，而湖以東的平陸，在昔實為波濤出沒之所。以秦漢時代而言，至少今城東南江干一帶，尚在海中，南岸的西興鎮，亦逼臨江滸，水面遼闊，猶不成江形。所以《史記·秦始皇本紀》稱始皇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今城南包山迤西諸山，舊名秦望山，傳說即秦皇臨浙江欲渡而不得處。而始皇當日渡處，據《水經·漸江水注》、山謙之《吳興記》，都說在餘杭境。按杭，航也，渡也。蓋古代浙東西之渡口在此。秦王於此立縣，即以杭為名。(餘同於，是越民族的發語詞，猶言于越、於潛、餘姚。)漢分餘杭南境立富春縣，津渡所在，遂改屬富春。可見古代江海交會南北津渡處，實在今之富陽，而不在杭州。故自秦漢至六朝初期，富春地位，重於錢唐，孫吳創立東安郡於錢江下游，即以富春為治所。

(乙)古今的地形既不同，城邑所在，亦因而不同。今杭城所在地秦漢時也許根本沒有露出海面，也許雖已露出，但仍時有被巨潮淹沒之可能，當然無從建立城邑。《水經·漸江水注》，浙江又東經靈隱山下，山下有錢唐故縣，縣南江側有明聖湖。明聖湖即今西湖，則今湖以西北至岳墳西去靈隱一帶，殆即秦漢時錢唐故址所在。其地三面皆山，僅東南一面濱湖，而湖外又為沙灘所阻，絕無舟楫之利可言。對外交流既僅賴幾條崎嶇的山路，其僻陋可想，難怪八百年來，它的地位，始終只是一個山中小縣。

(二)杭州脫離它山中小縣的地位而步上光榮的新生命，關鍵在隋開皇十一年的遷治。隋以開皇九年平陳，改錢唐郡為杭州，移治餘杭。其明年，還遷錢唐；又明年，州縣並移治於柳浦西。柳浦之名始見於劉宋泰始二年，吳喜率眾自此渡浙江取西陵。西陵即今西興。柳浦當即今城東南之貼沙河，河上猶有橋曰跨浦(或作跨步，誤)，橋南舊有浙江亭，為驛路所經。柳浦一帶蓋自晉宋之際已漲成平陸，宋後遂為津渡要地。經南朝百數十年來的生聚，日漸蕃息，隋因移州於此，就浦西鳳凰山麓之地，肇建新城。自此僻處山中的錢唐縣，乃一變而為江干的杭州，——水居江海之會、陸介兩浙之間，適宜於都市發展的杭州。

隋代之有功於杭州，不僅移治一端而已。移治後二十年，煬帝又鑿通江南運河，起京口(今鎮江)，迄餘杭(時改杭州曰餘杭郡)，都八百餘里。江南運河是煬帝所開大運河的一部分。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西以廣通渠達於長安，北以永濟渠達於涿郡(今北平)，東南以通濟渠溝通大河、長淮，又以邗溝接連長淮、大江，又以江南運河貫穿太湖流域，北通大江，南接浙江。自此杭州遂為大運河水運的一個起訖點，其地位益見重要。

杭州成為大都會的基礎至是可說業已具備，但隋祚短促，未能及見其盛。杭州的繁榮實始於唐。《乾道臨安志》記唐貞觀中杭州戶口，至十一萬人。中唐而後，遂以“東南名郡”見稱於世(見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作於代宗永泰元年)，又白居易撰《盧元輔襲杭州刺史制》(德宗時)，也說“江南列郡，餘杭為大。”而唐代杭州之所以克臻繁榮，一方面誠然是承襲了隋代所奠定的基業而日漸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則唐代本期的多方面建樹，亦有以致之：

一是海上貿易的開闢。有唐一代由於國威遠振，海外交通，盛極一時。廣州、揚州而外，杭州亦為通商口岸之一。杜工部《解悶十二首》：“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西陵是宋世海舶出入杭州必經之地(《西溪叢話》引《海潮說》，海舶因畏避杭州灣沙灘，皆由今寧波泛內河西上，自西興渡江達杭)，由此可見唐代西陵之所以時有商胡蹤跡，其目的地亦必在杭州。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水牽卉服，陸控山夷，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這綿亙二十里的帆檣，中間當有大部分來自海上。錢鏐《羅城記》(作於唐昭宗景福二年)，“東眄巨浸，輳閩粵之舟櫓，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可見當時杭州之繁榮，半繫於北郭河埠的內河貿易，半繫於城東江干的海上貿易。

二是市民飲水問題的解決。杭城所在之平陸既是江海的故地，自宋以前，江流東去城郭甚近，地下水潛相通灌，鹹苦不中飲。惟有負山而居者，鑿井可得甘泉，範圍至狹，故最初興起的聚落，不在中城、下城的廣大平原，而在上城城南的鳳凰山麓。其後因交通便利，商賈輻輳，居民日眾，飲水來源，遂成為一嚴重問題。唐德宗建中中刺史李泌始在今湧金門、錢塘門之間，分開水口六，導西湖水入城，瀦而為六井；穆宗長慶中刺史白居易復加開浚。自是民足於水，生齒日繁，城邑聚落所屆，乃得不復限於南部山麓地帶，逐漸北展，後世杭州的城區，大致即拓定於此時。《杭州府志》載，隋楊素創建州城，周圍即有卅六裡九十步，此說殆不足信。隋代初年杭州還是一個新起的小郡，無需乎偌大城郭。且《太平寰宇記》明說隋代依山築城，足證城區限於鳳凰山東、柳浦之西一帶。大抵今鳳山門南吳越牙城、南宋皇城的故址，實為隋代州城所在；南起江干，北屆今武林門、艮山門的市區，當肇基於唐，惟築城年代已無可確考。又自唐至元杭城南近江干，南北較今城為長，東至今東青巷、城頭巷，東西較今城為狹，城區成一狹長形，蓋惟近山近湖之地可得甘水之故。所以自唐之李泌下迨兩宋，凡杭州的賢有司，幾莫不致力於導湖浚井。宋元之際，江勢去城日遠，城區附近水泉不復有鹹苦之病，市區乃漸展向東。元末張士誠改築城垣，因南截已就荒廢之南宋故宮於城外，東包新市區於城內，即今城是也。而元明以後之言杭州水利者，遂亦不再從治井為急務。

三是農田水利的興建。杭州夏秋之際易旱，影響農作甚巨。西湖據浙西平原的上游，本為一天然水庫，唐以前未知利用。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始築堤捍湖，以時蓄洩，州東北瀕河之田有千餘頃，皆資以灌溉，無復凶年。農村的富饒，當然是促使都會繁榮滋長的原因之一。自此以後，開湖浚河，歷代皆奉為成法。

四是西湖風景的播揚。西湖妙境天成，冠絕宇內，但自唐以前，未嘗見諸題詠，知者殆鮮。長慶中，白居易守杭，酷愛湖山，眈眤雲樹，新詞豔曲，疊出不窮，其《湖上春行》《春題湖上》《餘杭形勝》諸詩，已曲盡風物之勝。既去任，猶不勝回戀，有《留題天竺靈隱》《留別西湖》《思杭州舊遊》《憶杭州梅花》《答客問杭州》等篇。樂天在當時，詩名震撼一世，西湖經其品題，聲價自必十倍。蓋自此而後，西湖遂為世人所周知，杭州遂為四方文士勝流好遊賞者所麇集。其後北宋熙寧、元祐中蘇軾又以第一流詩人兩任杭州，篇什之豐，過於樂天。前人每謂“杭州巨美，自白、蘇而益彰”，洵屬知言。

(三)唐代的杭州雖已被稱為東南“大都”、“名郡”，但此所謂“大”與”名”，只是在一般郡治中比較地大、比較有名而已。實際當時東南的大都市，約可分為三等：屬於第一等的是全國的經濟首都揚州，屬於第二等的是兩浙的政治重心蘇州與越州(今紹興)，第三等才能數到杭州。使杭州從第三等超升到第一等的是五代的吳越錢氏。

先說杭州與蘇、越二州盛況的升降。王明清《玉照新志》說得很對：“杭州在唐，繁榮不及姑蘇、會稽二郡，因錢氏建國始盛。”為什麼錢氏的建國能使杭州的繁榮超過蘇、越二州之上呢?當然是因為錢氏定都於杭州。為什麼錢氏要定都於新起的杭州，而不定都於較為繁榮的歷史故都蘇州或越州呢?杭州是錢武肅王起家發祥之地，此為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主因在政區的變動。原來錢塘江兩岸，自唐以前，經常分屬於兩個政區：在春秋為吳、越兩國，在秦漢為吳、會稽二郡，在唐為浙西、浙東兩道。政區既然分為兩個，則浙西的都會當然在蘇州(歷史的，也是地理的中心)；浙東的都會當然在越州(歷史中心。浙東地理中心在金華，但開發較晚)。杭州地處浙西的邊隅，只能做一個屬縣或屬郡。把兩浙併為一個政區實始於吳越錢氏的建國；自兩浙而言，則蘇、越皆有偏處一隅之病，杭州正為地理中心所在，吳越國的首都，便非此莫屬了。吳越盛時版圖除在今浙省境內的十一州而外(其中秀州包有蘇省舊松江府之地)，北有蘇州(包有舊太倉州之地)，南有福州(包有舊福寧府之地)。此十三州雖地不甚大，惟自唐以來，已為全國精華所萃，而杭州為之首都，宜其盛況益駸駸日上，入宋遂為兩浙路路治。兩浙路統轄十又四州，較之吳越國境，南不得福州，北增常、潤(舊鎮江府)二州。

再說杭州怎樣能進一步成為東南的亦且是全國的第一流大都會。關於這個問題，有名的歐陽修《有美堂記》，已經替我們解釋得很明白：並不是杭州本身有了什麼特殊原因使它突飛猛進，乃是兵燹把其他大都會慘烈地破壞了，而太平無事使杭州能夠循序發展。不過《有美堂記》中所提到的，僅是從五代進入北宋時，南唐首都金陵與吳越首都錢塘遭際的不同：“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錢塘“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可謂盛矣”。實則推而廣之，唐代許多第一流大都市如長安、洛陽、揚州等，入宋後往往令人“酸鼻”(洪邁《容齋隨筆》論唐宋揚州之盛衰語)，殆無一非兵燹之賜。要之，唐末五代是一個干戈擾攘、四方鼎沸的時代，獨兩浙在錢氏保據之下，晏然無事者垂九十年；兩浙既然是當時惟一的樂土，因而杭州就成了樂土中的天堂；樂土中的天堂，其繁榮富盛， 自非復其他兵亂之餘的都會所可比擬了。北宋時杭州有“東南第一州”之譽(宋仁宗《賜梅摯出守杭州詩》)，決非過當。《宋會要》載全國各地天聖、熙寧商稅酒麴稅額，杭居第一，汴都猶在其次；蘇東坡也說：“天下酒課之盛，未有如杭者。”(《開西湖狀》)

上述兩點，是促使杭州成為“東南第一州”的主因，此外五代北宋時又有下列數事，對於杭州都市的發展，顯然亦有相當的重要性。

一是海岸石塘的修築。杭城東南濱海，田廬時有被巨潮淹沒之虞，防海大塘創立於三國時功曹華信，惟塘以土築，歲久輒壞。中唐以後，潮患頻仍，或至奔逸人城。樑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積巨石植大木以捍之，上自六和塔下抵艮山門，號捍海塘。城基既固，居民乃奠，蓋杭城至是始確保脫離水患。宋後又屢加修治。

二是城區運河的整治，杭州城區內外諸河，南由貼沙、龍山二河達於江，北自上塘、下塘等河下注嘉、湖兩郡。在未有堰閘以前，江河互相貫通，潦則有潰溢之患，旱則有涸竭之虞，堰閘之興，史未明載，疑濫觴於唐而備於錢氏。錢氏時北郭有清湖等堰，江干有浙江、龍山二閘，城東有大、小二堰，因時啟閉，水運大暢，江船河艘，交織城中。宋初堰閘傾廢，江湖徑行灌注城中，一汛一淤，每隔三五年，就須開浚一次，頗為民病。元祐中刺史蘇軾又築閘浚河，大加整治。茆山、鹽橋二河，皆有水八尺；令江水專由徑行城東僻處的茆山河北出天宗門，俟潮平水清，然後開閘灌注鹽橋河；自是穿行闤闠中的鹽橋河，但有過航之利，無復開浚之勞。(蘇軾《請開河狀》)

三是市舶司的設置。市舶司創制於唐，專理對外貿易。唐世只在廣州一地設立；北宋時置司漸多，杭州亦居其一。杭州市舶司創建於太宗端拱年間，其時惟廣州已設，明、泉、密諸司的設置，皆在其後。《有美堂記》有云：“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藹之間。”可見宋世杭州海舶之盛。

四是手工業的發達。宋元時杭州為全國手工業中心(見《馬可·波羅遊記》)。按《有美堂記》中已有“其俗習工巧”之語。則杭州手工業的發達，殆亦始於五代、北宋時。

(四)杭州都市的發展，至宋室南渡而登峰造極。高宗以建炎三年自揚州渡江幸杭州，旋升杭州為臨安府。其後轉徙於吳越之間垂十年，時而建康、時而紹興、時而平江(今蘇州)，至紹興八年，終於定都臨安。於是錢氏以來的東南第一州，更進一步而成為南宋全國第一州。十二世紀的世界各國，以南宋最為繁榮富盛，故南宋的第一州，實即世界的第一大都會。馬可·波羅以南宋亡國後來遊杭州，仍以“天城”相稱，嘆為“世界上最美麗華貴之城”。此世界第一大都會之繁華浩穰，殊非數語所能盡。其詳備見於吳自牧的《夢粱錄》、周密的《武林舊事》、耐得翁的《都城紀勝》，以及乾道、淳祐、鹹淳三《臨安志》。元代馬可·波羅、奧代理谷、馬黎諾里、伊賓拔都他等西洋人的所見所述，大抵亦即南宋時的景象。約而言之，則其時：

(甲)城區運河時加浚治，雖鉅艦可通行無阻。道路皆以磚石築成，遇天雨無泥濘之病。浙右江淮河艘駢集於城北，江船海舶蟻集於江岸。自北關可溯城內運河深入市區，水次有塌房數千間，專以寄藏貨物。自江岸可經貼沙、龍山二河，達於城郭：大致濱江綱運皆由龍山河入城；海舶則自西興渡江入貼沙河，市舶務在保安門外，貼沙河即自此折西入城。鉅富高資，多屬江商海賈；四方百貨，不趾而集；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鼓鐘鳴，賣早市者即已開店。

(乙)百工分十二行，每行凡萬二千家，每家至少十二人，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製造品銷行極廣，工人幾無暇晷。這是馬可·波羅的話，容有過分誇張處，但其時杭州手工業極為發達則可信。

既以政治首都同時為全國工商業的中心，故

(丙)市區日益擴展。紹興十一年以都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煙繁盛，各比一邑，因於城南嘉會門外洋泮橋東置左廂公事所，城北餘杭門外江漲橋東置右廂公事所，差官主管，時距定都臨安才三載。乾道三年，又以城東西戶口繁夥，警邏稀疏，置東西廂都巡檢使各一員，措置盜賊，東駐崇新門外馬婆舊鋪，西駐錢糧司嶺上(今四眼井北青龍山，宋曰錢糧山，山下為錢糧司嶺)，時距定都才二十九載。到了宋元之際，“城南西東北各數十里，人煙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州郡”。(《夢粱錄》塌房條)“附郭甚大，民居之稠密，過於城中”， “每自一門迤邏外出，距離凡有八里”。(《奧代理谷遊記》)其市區大致東南盡江濤，西南起龍山(今之江大學後頭龍頭市場，在六和塔下)，西際天竺、靈隱，北包西溪、北關，遠接安溪、臨平。馬可·波羅、奧代理谷都說城週一百邁爾，邁爾即華里之意譯。所謂城殆即指市區而言，所以馬可·波羅以為西湖是在城中的。其時繞湖皆巷市，民居與百司寺觀，錯雜而處，看《鹹淳臨安志》西湖圖可見其概。陸游詩“西湖為賈區，山僧多市人”，“黃冠更可憎，狀與屠沽鄰”。赤山埠南步司後軍寨前有赤山市，有赤山瓦子。靈隱天竺路行春橋側有行春瓦子。可見南宋的西湖，一派繁華喧闐，杳然無復山林氣象了。

(丁)戶口日益蕃息。《有美堂記》：“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柳永《錢塘詞》“參差十萬人家”，這是北宋時杭州人戶的略數。南宋繁盛十倍於昔，《馬可·波羅遊記》說全城有一百六十萬戶，《夢粱錄》塌房條說近百餘萬家，恐言之過甚，惟《夢粱錄》米鋪條說“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殆合事實。十三世紀的世界，有偌大的都邑，無怪乎馬可·波羅要驚為“天城”了。

(五)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滅宋，此後八十年，杭州都市乃進入另一階段。政治上退而復為東南的第一州，它是江浙行中書省的省會(至元二十一年自揚州移杭)，省境轄有今浙江、福建二全省，江蘇、安徽的江南部分，江西的湖東部分。但在經濟上仍不失為全國的或世界的第一大都會。自平宋後不久的馬可·波羅到元末順帝至正初的伊賓拔都他等，其所描繪的杭州盛況，大致皆不減南宋當年。蒙古大帝國混一歐亞，中西陸海交通一時大為暢通；此“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杭州，遂為商胡麇集之所，貿易之盛，殆過於宋。所以元人提到錢塘，往往喜與“諸蕃”、“島夷”連稱(如黃溍《黃學士文集》《江浙行中書省題名記》《武襄王神道碑》等)。據伊賓拔都他所記，則其時崇新門內薦橋附近，多猶太人基督教徒及拜日教徒之突厥人聚居；薦橋以西，為一回教徒區域，一入此區，宛如身臨回教國。

(甲)市況未免逐漸衰退。城內外運河年久失浚，填為溝渠，商旅因而裹足，百物因而翔湧。延祐三年、至正六年雖曾兩次大浚諸河，但河高江低，諸河浚而不深，仍與江潮隔絕，悉賴西湖水為源，水深僅三尺，已不及宋世之半。且河不通江，城南商業，因而日就蕭條。城南一帶本為杭州最早的市區所在，吳越以來，南、北關盛況，亦略相頡頏；自此南關衰落，北關獨盛。(清季滬杭路通車，內河航運，逐漸衰退，民初又拆滿城闢為新市場，鬧市又移至城內城站、湖濱一帶。)此後明初洪武間曾一度浚深龍山、貼沙兩河，河口仍置閘限潮，軍艦可由此出江，未幾又塞。自元以後，由於江潮不復入河，開浚之勞雖較省，但舟楫之利，遂遠非兩宋之比。

(乙)偶然遭遇天災或人禍，就無力恢復。杭州由於居民稠密，灶突連綿，板屋居多，磚瓦特少；奉佛太盛，家設佛堂，徹夜燃燈，幢幡飄引；自錢氏以來，即多大火。顯德五年城南火作，延燒內城，計毀一萬九千家。南宋建都，城區大火都二十一次，每次所毀動輒在萬家以上。最厲害的是嘉泰元年三月二十八日那一次，延燒軍民五萬一千四百家，綿亙三十里，經四晝夜乃滅。顧當時京師所在，資力殷盛，故毀而不久旋復。到了元順帝至正元年，“四月十九日，杭州災，毀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明年，“四月一日，又災，尤甚於先”，“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燒官廨民廬幾盡”，“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敝，實基於此”。(《輟耕錄》火災條、《續通鑑》)火災之後，又繼以兵災。至正十九年冬十二月，明太祖遣常遇春帥師攻杭，“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運不通。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輻輳，藉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輟耕錄》杭人遭難條)

(六)元季杭州所遭逢的患難不僅兵、火二災而已，同時政治區域又有變動，其結果不僅喪失了全國第一大都會的地位，並東南第一州的地位亦不復能保持。至正十六年，明太祖置江南行中書省於應天府，元廷又分福建道別立行省，杭州省會的轄境，即大為減縮。至明太祖洪武十四年，遂定以杭、嘉、湖、寧、紹、臺、金、衢、嚴、溫、處十一府為浙江省境，以訖於今，較之元代的江浙行省不及三分之一。自是政治地位既為洪武年間的首都、永樂以後的陪都、清代兩江總督駐節所在的南京所代；經濟地位亦漸為漕運、鹽運中樞的揚州以及後起的通商海口上海所超越。甚至清代江蘇藩司治所、太湖流域的政治、經濟重心蘇州，其盛況亦略足與杭州相頡頏。但明清兩代杭州都市地位之所以沒落，初不僅由於其他都市的興起，比較地相形見拙，杭州本身亦自有其日漸衰退之故。明代倭寇、清代太平天國兩次兵燹，都有相當嚴重的破壞，此其一。明代為防禦倭寇侵擾，禁斷海舶出入沿海口岸，自此無復通商互市之利，此其二。運河日淤日淺，故道盡失，塞為街衢，佔為廬舍，內河運輸益形不便，此其三。至最近五十年，滬杭、浙贛兩路通車，交通日便；而手工業受外國及上海機械工業的影響，日就衰微，得失略相抵。

二千年來杭州都市發展經過的大綱巨目，就鄙見所及，略如上述，尚希諸君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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