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特約撰稿人 聆雨子
編輯 │ 穀雨
如果你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四十年前的那部《大篷車》，那你可能忽略了一個越來越無從否認的事實：印度電影正在進入它最美好的時代。
從《三傻大鬧寶萊塢》和《地球上的星星》開始，中國影迷對印度片的重新認識，不知不覺已走過一整輪天干地支：以“引發廣泛熱議、收穫極高口碑和美譽度”為篩選標準，《神祕巨星》《嗝嗝老師》《小蘿莉的猴神大叔》《摔跤吧爸爸》《廁所英雄》《印度合夥人》《一代巨星桑傑君》、《我的個神啊》《巴霍巴利王》……隨手列舉，就有如數家珍般的琳琅滿目影片。
濃郁的本土風情和鮮明的辨識度，聚焦社會焦慮、直擊人心痛點卻又總能迴歸到正能量的勵志和催淚，受人尊敬的標杆性演員，完備的類型建構和類型涉獵，這種盛況，在全亞洲範圍內，好像只有黃金期的香港和1998年分級制度建立後的韓國可堪比擬。
所以，“2019年看到的第一部激動人心的懸疑片竟然來自於印度”，雖然意料之外，卻也情理之中。
只不過，寶萊塢終究不是好萊塢，好像再怎麼努力，也還是有人會把它扁平化地解釋為“一言不合就跳舞”。所以，網友們總在調侃，去除了標誌性的“咖喱味”之後，印度人究竟能不能以更加現代的節奏和模式，拍出一部國際化的佳作。
《調音師》大概算是一種答案，至少，算是一種方向所在。
“看不見”與“看得見”
很多觀眾都知道，它的母本來自某法國短片，能擴容為現在的長度和容量，靠的是不斷展開的意外與突變，不斷被研發出的新的陰謀、欺詐和解套：用一個段落的腦洞，引出下一個裝有新腦洞的段落。這種套層式結構，會讓人想起那些屬於東方智慧的、古老的敘述形態，比如《天方夜譚》裡的大小故事接龍，還有印度自己的《羅摩衍那》中，史詩單元的疊加。
不必說那據統計高達五十次的劇情反轉（大概是每個人對“反轉”理解標準不同，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愚鈍，本人使勁渾身解數，也只統計出了十七八處）。不必說被控制住了的、不逾矩的歌舞場面（巧妙地縫合於男主角“音樂人”的身份中，服務主線情節、外帶適度增加看點，卻沒有跳戲）。也不必說自帶符號學與神祕學色彩的那隻兔子、那柄兔子柺杖、那個被兔子拯救的故事。
更不必說最後一個鏡頭裡開闢出的那種“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巨大闡釋空間，和“到底瞎了還是沒瞎”的無解天問——讓看客在離開影院之後還可以展開持續不斷的討論甚至爭論，並在討論裡獲得巨大的智力快感，對一部以懸念為主體賣點的電影而言，這構成了它最具有生命力的成分。
總之，懸念迭出、意外不斷、完成度極高、觀影體驗非常好，這些評價，應該沒有什麼異議。
如果進行相對簡練或抽象的概括，那這首先是一個在盲人和常人之間似是而非的故事——這種盲與不盲的模糊性，甚至一直持續到電影結束還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所以，它的核心任務，其實是一直在著力經營“看得見”和“看不見”之間的辯證關係，它所有的戲劇性，都來自於這兩者中間的碰撞和撕扯。
明明看得見卻假裝看不見，騙過了所有人以為你看不見，這是第一次張力釋放，“盲眼"在這裡作為一種行為藝術、身份實驗、賣慘伎倆甚至是撩妹手段而存在。
所有人都默認你看不見、反而疏忽大意讓你誤打誤撞著看見了某些真相，這是第二次張力釋放，“盲眼”在這裡作為一種誤解、默認和巧合觸發點而存在。因為看見了某些真相，不得不在急於滅口的行凶者面前繼續裝作看不見，這是第三次張力釋放，盲眼在這裡作為一種掩藏、保護色與退無可退的自救而存在。
因為沒能成功地繼續裝作看不見，終於陷入危機，最後真的被弄瞎雙目、失去了看見的能力，這是第四次張力釋放，“盲眼”在這裡作為一種弄假成真的慘劇、一種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果報而存在。很顯然，這樣推導與梳理下來，我們順理成章地會期待第五次張力釋放：因為想要重新“看得見”，被迫首次以一個真的“看不見”的身份，去對抗、去自救。
“假眼盲”和“真眼盲”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小遺憾：阿卡什真的眼盲之後，劇情的推進開始過度依賴於那幾個猝然來到故事核心地帶的、中二病十足的魔性角色——無論是那對逗逼壞夫婦還是那位逗逼壞醫生，他們結成的綁票小團體，雖然心狠手毒，卻智商捉急，第一次反水的原因竟然會是“相信阿卡什是溼婆的化身”。
這個小團體與阿卡什與西米之間，形成了一場不斷變換結盟關係的貓鼠遊戲，遊戲固然精彩，但主角一直非常強大的自主意志和自主能力，卻在這個三角博弈裡，被多多少少稀釋了。
也就是說，當阿卡什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看不見”之後，他曾經長期假裝“看不見”所帶來的對“看不見”的熟悉和適應，他長期扮演盲人所形成的某些固有的習慣和技能，完全可能、也應該成為他脫困的關鍵。
因此，就像很多評論者都指出的那樣，相比前二分之一的窒息感，故事後半程有一點為了酷炫而酷炫、為了提速而提速的崩壞，整個路數幾乎從心理驚悚急變為黑色喜劇，轉折點多到自相干擾和纏繞，節奏上也相應地脫線了。
不過細想的話，還是可以在其中發現很多與“既往的盲人身份”或者“既往的盲人訓練”相契合的東西。比如：聽力驚人，記得司機和賣彩票女人的聲音，從而很快意識到他們是誰。比如：“被習慣性地忽略”，幾乎是失明群體最常見的一種存在狀態，甚至是最常見的一種存在策略。
而阿卡什這一生，如果說上半場在利用盲人的“被同情”，下半場毫無疑問就是在利用盲人的“被忽略”——目睹凶殺時、面對偽證時、在金錢和復明的誘惑時，他總能適時地從眾人面前隱去自我，躲開外部最危險的猜度。
再比如：因為視覺層面的信息攝入困難，盲人在理解和認識世界的時候，總要被迫啟動“腦補”進行信息填補，這在無意中鑄就了其想象力驚人的獨特質素。所以阿卡什一上來就很會胡編亂造（什麼自己14歲被板球砸中了腦袋、傷了視神經以致雙目失明），所以他在警局裡會假想一段自己挺身而出拆穿證人聲明的勇敢戲碼、作為對內心潛藏的良知的自欺式撫慰與代償，所以他在最後能對前女友構建、描述、鉅細無遺地還原一整幕往事，並且有能耐自圓其說。
“他很牛”與“他很壞”
What is life?it depends on the liver.
生活是什麼？生活取決於肝臟。
這句話是全片的起點，也可說是全片的題眼。這句話的雙關語意味很容易被忽略：liver既是指“肝臟”（扣合了器官移植這個局），也是live的名詞人稱形式——在生活著的人，在生存著的人。
生活是什麼？生活取決於生活著的人本身。
生活是什麼？生活取決於能讓自己活下去的人。
一切都會歸附於人，人的弱點，人的慾念，人的良知與智慧，以及，人的侷限。
殺人成癮的西米帶來了一場“施惡者是否就該被另一種惡反噬”的倫理困境，一手遮天的警察局長其實色厲內荏，利慾薰心的出租車夫婦結局相當無助與可憐，冷漠貪婪的鄰居熊孩子讓人很難說清一切究竟是兒童的惡作劇還是人性本惡的淵源。
前女友蘇菲好像是這裡面唯一的單純者，只是這單純幾乎到了淺薄至少是傻白甜的程度——就像現實生活中許多本質良善、但缺乏思考習慣的熱心群眾，永遠痴迷於被輿論裹挾、永遠急於人云亦云地下判斷。所以她很容易愛上又很容易失去，所以她的追問只能得到男主一個意味深長的笑，所以，她最終講出的“她害死了這麼多條人命，你應該聽醫生的，取掉她的角膜”，這句以惡制惡的想當然的道德決裁，肯定也無法代表主創者的態度。
當然，本片最大的內在糾結在於：視點人物並不具有理想的人格，或者說，主角光環裡沒有道德光環。
阿卡什的八面玲瓏、以身犯險、聰明過人，很難不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對其產生情緒投資、以他的遭遇作為自己的掛牽、以他的安全作為自己的期盼。
但是他的虛偽、腹黑、利用殘疾人身份騙取同情和愛情的做派、面對凶殺案時的“自保優先”、乃至最後疑似存在的默許醫生摘取西米視網膜的選擇，又都是確切無疑存在著的。於是，感性的情緒投資，與理性的道德評判之間，產生了分歧，並且始終無法自洽。
然而，正是這種分裂，正是這種無法自洽，構成了《調音師》最大的野心，使之得以區別於一般爆米花電影，完成了對人心、人性、人間世的抽絲剝繭。
一旦抽絲剝繭，就必然要觸碰一片巨大的灰色地帶，因為宇宙從來不是非黑即白。
“他很牛”讓我們緊跟劇情、震顫心絃，“他很壞”讓我們掩卷長思、默然悵然。
“他很牛”讓我們high起來，“他很壞”讓我們靜下來。
一部能讓人“high起來”又能讓人“靜下來”的電影，一定不會太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