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寧藏書家淺析海寧藏書家淺析

海寧為浙江文化名城,世多以名人文化、潮文化、燈文化稱之,然若細加考察,尚有不可忽視之藏書文化。海寧的藏書文化當以私家藏書為主幹,而海寧私家藏書確有與其他地方私家藏書有所不同而自具特色。

一、燦若繁星的藏書家

海寧藏書家淺析

海寧雖僅為一縣,而藏書家數量之多,卻頗引人注目。據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統計,海寧有藏書家38家,在浙江省是僅次於杭州而居於紹興、寧波、吳興等藏書名城之前,列於第二位,也有人統計超過這一數字。見於文獻記載,海寧的私家藏書當以宋人馬端(曾官宣教郎,世稱馬宣教)為最早。馬端(1252~1318年)先人隨宋室南渡而定居海寧,以鹽業起家,富豪一方,遂建“看山樓”,藏書萬餘卷,元末毀於兵事中。稍晚有元人張雨(1277~1348年),字伯雨,為宋儒張九成的後裔,早歲隱於黃冠,久居杭州,以是為人誤作杭州人。曾藏典籍圖書於所居“黃篾樓”,所藏於元末兵亂中散失。明清之際有馬思贊者,父兄均於清初入仕,而思贊不慕榮利,終其生為太學生,素好圖書金石,家有“道古樓”和“紅藥山房”,收藏宋元珍籍及金石書畫,編有《道古堂藏書目》。身後藏書散出,一為海鹽馬笏齋藏於“師竹軒”,一為吳騫收藏於拜經樓,其餘悉毀於火。清初以來,海寧藏書家日漸增多,特別是中期以後,大家名家勃興,呈諸家挺秀之勢。範鳳書先生所著《中國私家藏書史》中曾較詳盡搜求,得清代全國萬卷以上藏書家有543人,而海寧一地即有11人,茲鉤列如下表:

陸嘉淑 1620~1689 年 “有樓曰密香,藏書萬卷。”(《雲自在龕隨筆》卷四)

查慎行 1650~1727 年 “卒之日,惟書萬卷而已。”(《碑傳集·查先生行狀》卷四十七)

陳邦彥 1678~1752 年 禮部侍郎 “私藏亦可稱東南一大家,與絳雲樓是埒。”(《海寧陳氏宗譜》卷二十五)

馬思贊 ?~1745年(一作1705~1758年、1669~1722年 ) 上舍 “馬寒中擁書萬卷,築道古樓。”(《拜經樓詩話》)

吳 騫 1733~1813 年 貢生 “篤嗜典籍,所得不下五萬卷。”(《海昌備志》)

陳 鱣 1753~1817 年 舉人 “構向山閣,藏書十萬卷。”(《碑傳集·陳鱣傳》卷四十八)

馬 瀛 1765~1830年 監生 “ 吾鄉陳仲魚向山閣藏書,大半歸馬二槎上舍。 ”( 《東 潮叢記》)

楊文蓀 1782~1852年 歲貢 “購求書籍,積十年,不下五萬卷。”(《春祿山房文稿·芸士府君行述》)

蔣光煦 1813~1860年 “衍芬草堂三世藏書,達數十萬卷。”(《浙江藏書家藏書樓》)

唐仁壽 1829~1876年 諸生 “家饒於財,大購書,累數萬卷。”(《杭州府志》卷一百四十六)

鄒存淦 1849~1919年 “撰《己丑曝書記》,著錄三萬餘卷。”(《簡明中國古籍辭典》)

若再加檢核,尚能有得,如康熙末年的陳世佶就“藏書萬卷”,光緒末的朱昌燕先世有藏書十萬卷,後蕩然無存。朱昌燕又不遺餘力,蒐羅四五十年,收藏頗富,聚於“朝經暮史晝子夜集樓”。其表弟徐光濟身後遺有“藏書萬卷”。蔣光煦的從弟蔣光育,三代積書,共得數十萬卷,而清以前藏書萬卷以上者還能搜檢多人,如明前期的馬宣教,是資甲一方的富商,曾起樓“聚書萬卷”(《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七),明崇禎時的吳太沖,藏書“與山陰祁氏、海虞錢氏埒”((武林藏書錄)卷中)。其不足萬卷而自構藏書樓的藏書家幾難枚舉。海寧不過為一700平方公里的城邑,而藏書家達數十家,譽為燦若繁星,當稱確論。

二、學有專攻的藏書家

海寧藏書家淺析

藏書家的家世不外三途:一為官僚,二為商人,三為學者,海寧藏書家雖有官僚(康熙時期的許汝霖,官至禮部、戶部尚書,築“也園”藏書)、商人(如元明之間的馬宣教是富商),但大多為諸生、貢生、監生等不慕榮利的學者型士人,從而成為海寧藏書文化的一大特色。這些學者型藏書家都是積學之士,都具備一個藏書家必備的業務條件,他們不僅有相當高的學術造詣,有一定數量的藏書,對所藏書都鈐有內容不一的專定藏書章,築有一定規模和設備的藏書樓,用以儲存和保護藏書,還多以其專學對藏書加以整理校訂,使之臻於完美。從文獻記載中可以找到很多實例。其中足以作為代表性人物的便是吳騫和陳鱣。值得注意的是,吳、陳二人不僅是海寧藏書家中的雙子星座,而且還是中國藏書史上的全國性頂級人物。清末張之洞曾為學人入門國學而編有《書目答問》一書,其書末附入《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分門別類地選取了清代著名學者六百餘人,並稱“凡卷中諸家即為諸生擇得無數之良師也”,而“其自著者及所稱引者,皆可依據。”這份推薦名單,羅舉了清代名家名師,海寧學者即有多人入選,而吳騫、陳鱣則並列於“校勘之學家”類,可謂推崇備至。從對吳騫、陳鱣的比照中即能看到海寧藏書文化的明顯特色。

吳騫鱣(733~1813年)字槎客,號兔床。一生不慕榮華,僅僅是一貢生,而窮畢生精力於藏書、校書、讀書、著述。陳鱣有一首為吳氏“拜經樓”藏書所寫的詩,可說是概括了吳氏的藏書活動,詩云:“人生不用覓封侯,但問奇書且校讎,卻羨溪南吳季子,百城高擁拜經樓”(《簡莊詩抄》)。陳氏對吳騫的學術成就也非常傾心,在為吳氏《愚谷文存》所寫序中雲:

“吳槎客先生,品甚高,誼甚古,而學甚富,著述等身。不屑為流俗之文,夙共當世賢士大夫相往還,與之上下議論。晚年益深造自得,遠近學者宗之。”

吳騫和許多藏書家不一樣,他沒有先世的遺存,完全靠個人辛勤搜求。他在所著《愚谷文存·桐陰日省編》中曾敘其得書情況說:

“吾家先世頗乏藏書。吾生平酷嗜典籍,幾寢饋以之。自束髮迄乎衰老,置得書萬本,性復喜厚帙,計不下四五萬卷。分歸大、二兩房者,不在此數……竭平生之精力而致之者也。”

看來,吳騫自藏和二兒所藏的總和,不止五萬卷。有人估計其藏書總量,當近十萬卷,也頗近理。這些藏書主要來源是當地藏書家,如馬氏“道古樓”和查氏“得樹樓”散出的舊藏,保證了他藏書的基本質量,他還不時與江浙藏書家互通有無,借鈔借補。他的藏書中有不少宋元舊刻善本,並在《拜經樓叢書》中收刻多種,以廣流傳。所以葉昌熾在《藏書記事詩》卷五中引述稱:“槎客喜蒐羅宋元刻本,如陶淵明、謝玄暉諸集,皆取而重刻之”。

吳騫為了貯藏他的藏書,特於乾隆四十五年建“拜經樓”,並另建“千元十駕書室”,專貯宋元善本。“拜經樓”的命名是吳氏表示尊經之意,而不避襲用臧庸“拜經書室”之名。“千元十駕”之名,則為與蘇州大藏書家黃丕烈“百宋一廛”爭勝。黃氏以家藏百部宋版於室,而傲嘯藏書界;吳氏則以元版雖稍遜宋版,但如十倍之,亦足可相敵,乃取駑馬十駕可勝騏驥一躍之義,而命名為“千元十駕書室”。二賢共為收藏善本所作的努力,不失為書林佳話!吳氏對這些善本非常珍惜,寫了許多校勘題跋傳於世。

吳騫愛書如命,常常把所得善本與個人及家庭生活聯成一體,以示紀念。他在得到《宋刊百家注東坡先生集》後,不僅自己以“蘇閣”名其收藏處,而且還將“蘇閣”二字送給兒子吳壽暘作號,後來又得到宋版《周禮纂圖互注重言重意》而命壽暘以“周官”為字。世俗或以吳氏未免書痴,但是葉昌熾《藏書記事詩》中卻透露了吳氏的內心隱祕,詩中說:“為慕一廛藏百宋,更移十駕庋千元;生兒即以周官字,俾守楹書比孝轅”。

吳騫像大多數藏書家那樣,希望世守其藏。他的兒子壽暘和孫子之淳都能不負所望,世守楹書。前後延續了近百年。在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也不幸毀於兵燹。歷來藏書家的結局,往往如此,實可付之一嘆!

吳騫不僅藏書,而是對藏書進行繁重的校讎題跋工作,與他同時代的學者對他這種活動多所讚譽。如陳鱣多次推崇他的校讎題跋成就,說他對書“丹黃甲乙”,“一樓燈火夜讎書”。黃丕烈說他“藏書甚富,考校尤精”。他對善本書都親加校勘,並寫出有學術價值的題跋。後來他的兒子吳壽暘曾收集吳氏宋元刻本、抄本以及名人校本、稿本等善本題跋321篇,編成《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五卷,題跋歷述作者生平、版本行款、鈔校流傳過程和各種藏章等,為海寧藏書文化進入高境界做出了巨大貢獻。

吳騫很重視藏章的製作,據有人統計,有二十多個具有不同含義的藏章。如他搜求到宋本“臨安三志”後,即刻一“臨安志百卷人家”,另有代表名號“兔床”的“兔”字白文和“床”字朱文章;有標識其藏書價值的“千元十駕人家藏本”章、“拜經樓吳氏藏書”章、“兔床鑑定”和“兔床經眼”章;有標明藏書所在地的“小桐溪上人家”章。還有為表達個人情操和志趣的“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詒厥之名言,是可為拜經樓藏書之雅則”等,都為後人鑑定、研究圖書,留下了有關收藏和流傳的資料。

吳騫有大量著述傳世,所著有《拜經樓詩集》、《續編》和《再續編》、《萬花漁唱》、《拜經樓詩話》、《愚谷文存》、《拜經樓書目》和《兔床山人藏書目錄》等。

陳鱣(1753~1817年)字仲魚,號簡莊,是與吳騫並稱為海寧藏書文化雙星之一。他雖晚生於吳騫20年,但二人卒年相近,因而成為一生密切交往的忘年摯友。他和吳騫一樣地嗜書如命,以畢生的精力、資費,廣搜圖書十餘萬卷,其中多有宋、元、明各朝刊本和珍稀刊本。由於他對經學有頗深造詣,故與經學大師錢大昕和段玉裁等,頗有交往,進行學術上的研討商榷,當時的學術界領袖人物阮元也極加推崇,說他“於經史百家,靡不綜覽”,是“浙西諸生中經學最深者也”,因此他收藏的經部善本,尤令人矚目。晚年建“向山閣”、“六十四硯齋”、“士鄉堂”和“孝廉居”等,為入藏圖書與文物之所。他還特製一小船,題名“津逮舫”,作為與友人吳騫、黃丕烈等訪求圖書,商榷文字之具。

陳鱣基於對經部的專攻,所以對經部藏書所作校讎題跋,頗為時人所重。這些成果都集中在他所著的《經籍跋文》中。《經籍跋文》是很受學者重視的一部經學專著,吳騫在為此書所寫的序中說:

“簡莊精敏果銳,強於記誦,而能專意於經學,又克廣攬窮搜。今觀所撰諸經跋文,鉤沉索隱,凡古本為後人竄亂芟並者,莫不審究其原來次第。而字之更改淆混者,一一校正,令人得見本來面目。”

陳鱣的題跋除記述學術,校正內容外,還記述了藏書的刊刻年月、版式行款、入藏流傳、得書緣由和藏章等項。他的藏章基本上都為表明其藏書皆經親加審定的含義。有“海寧陳鱣觀”、“仲魚過目”、“仲魚手校”、“陳鱣考藏”、“鱣讀”、“簡莊藝文”等章。另有一方肖像章,希望後人讀其書如見其人。肖像下方刻有家訓式內容,文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鑑我!”,垂訓子孫愛護藏書,可惜事與願違,其後人並未秉承先人遺訓,而於陳鱣死後不久,藏書即遭散失,前後存留不過數十年。

陳鱣所著有《經籍跋文》、《簡莊綴文》、《簡莊文鈔》與《續編》以及《簡莊詩抄》等多種。

在吳、陳二人外,海寧還有不少著名藏書家,如前此的查慎行和同時的周春、周廣業等,都是列名於《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中的著名學術人物。他們大都有豐富的藏書,有固定的藏書樓,有專攻的學術方向,他們之間都能互相交流圖書、商榷學術,並以自己的學術專攻收藏圖書、完善圖書,有較多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藏章等,這就構成他們學者型藏書家的特定地位,而顯現了海寧藏書文化的一大特色。

三、書香傳承的藏書家

書香傳承是歷來藏書家所共有的現象,而海寧藏書家的這種現象更較突出。虞坤林先生的《海寧藏書家之傳承及其姻親關係初探》一文(《海寧藏書文化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對此做出較為詳盡的綜合論述。他列舉了黃灣馬氏、袁花查氏、鹽官陳氏、新倉吳氏、洛塘周氏、路仲陸氏、硤石蔣氏、硤石徐氏等八家,條列其家族傳承關係。這些家族和姻親之間的關係,若按不同組合方式,可略分為幾種類型。

一是祖輩隔代相傳,藏書世家的合流:海寧最早藏書家宋人馬端,為馬氏第四世,聚書萬卷,而享譽江南。傳至十四世馬綸,娶同邑朱氏女,無後,過繼內侄朱應復為嗣,改名馬芳。朱氏為海寧望族,家富藏書,其後裔有朱至、朱昌燕等,為海寧藏書名家。馬芳下傳至十九世馬麟翔,是一位“博收古今書籍”的藏書家,其三子思贊、翼贊、廷贊,均富有藏書,而以思贊為最。思贊娶另一大藏書家查慎行之妹,如是形成為馬、朱、查三族以過繼、聯姻為橋樑,形成三大藏書世家在某種意義上的家族型藏書。

二是祖孫傳承:吳騫是海寧藏書近十萬卷的學者型藏書家,其子壽暘承父業,輯吳騫所寫善本題跋為一書,壽暘子之淳,受遺籍,“校讀不倦”,不墜祖業。海寧藏書大家先後蕩失,獨吳氏三代世守,百年不散,實為難得,為海寧家族藏書增一光輝。另有康熙時名宦許汝霖,其子事蹟不詳,遂直傳其所藏於孫許淳,淳為雍正進士,母病乞歸,“篤嗜典籍,披拾遺文,所藏宋元未刻之集,多至百十種”,闢“學稼軒”為藏書處。曾彙輯漢唐至清詩文各五十卷,分別以《文海》、《詩海》為名。所著有《學稼軒詩文集》十卷、《學稼軒書目》三冊。

三是父子相傳:這是藏書家普遍存在的一種傳承類型。如明崇禎進士吳太沖,本有私藏,又得到朝廷賜書,其藏書規模,幾可與當時著名藏書家山陰祁氏和常熟錢氏相匹。其子吳農祥,繼承藏書,築“寶名樓”貯之。後“半毀於火,掇拾灰燼,百不存一”。又康熙進士許惟楷,築“一可堂”廣蓄典籍,子許勉煥又加擴充,稱海寧著名藏書家。

四是兄弟並稱:兄弟各有藏書,並均有藏書家之稱者,海寧查氏可為代表。查氏三兄弟,長查嗣璉(後易名慎行),家有“得樹樓”,藏書甚富;次查嗣溧,築“查浦書屋”藏書:季查嗣庭,有“雙遂堂”藏書。後查嗣庭以文字獄戮屍,親族子弟,均受株連,慎行以年老放歸,嗣慄則遣戍關西,藏書必然散失無存。又乾隆時周蓮、周春兄弟,並富藏書,而均以博學名,周春聲名尤著,為張之洞列入《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經學家類。

五是族群藏書:同一家族有多家藏書而皆有藏書家之名者,海寧蔣氏足以當之。蔣氏家族有藏書者達十餘人,能稱為藏書家者,有蔣楷、蔣光煦、蔣光育堉和蔣學堅等。蔣氏於 清初定居海寧後,乾嘉時有監生蔣楷(1774~1827年),好積聚金石書畫及宋元版本古籍,貯“來青閣”中,收藏之富,可與同時之吳騫、陳鱣所藏比美,後家道中落,死後,所藏大半歸從侄光煦“別下齋”,部分傳於其孫學堅。學堅為編《平仲園書目》存世。蔣光煦為蔣氏家族後起之大藏書家,除得其從叔蔣楷大半藏書外,又加意搜求,其藏書樓“別下齋”積古籍十餘萬卷,名刻善本居半,曾出其所藏刻《別下齋從書》二十八種九十卷,《涉聞梓舊》二十五種一百卷,為學者所重。另著有《東湖雜記》,“皆記其所見異書祕籍,而金石文字亦附見焉。”(俞樾序)其書與錢泰吉《曝書雜記》並重於時。惜所藏圖書、版片於太平軍過境時,悉被焚燬,光煦痛惜嘔血,不久身亡。蔣光育(1825~1895年)為光煦從弟,其祖若父及其本人,三世積書,共得數十萬卷,分貯於“衍芬草堂”及“思不群齋”。“思不群齋”為專藏明刊本抄本及諸善本處。“衍芬草堂”遺存廳堂,已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現已整修,並對外開放。另在海鹽澉浦蔣氏廬墓旁有“西澗草堂”,貯蔣氏先世遺書。兵亂時也曾移“衍芬草堂”藏書於此。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太平軍活動於兩浙,光育自攜所藏,避難於湖北,直至社會初定,始攜書返鄉,損失不大。抗戰時,其後人寄存所藏於上海一銀行,後為國家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分別入藏,使蔣光育三世積存能基本得以保存。其孫蔣欽頊曾編《鹽官蔣氏衍芬草堂藏書目錄》三冊,於“文革”中散失,另有朱嘉玉所編《西澗草堂書目》,現藏海寧圖書館。近聞“西澗草堂”已由所在海鹽政府撥資整修,亦云幸矣!

海寧的族群藏書現象,無疑地構成為海寧藏書文化的另一特色。

總之,海寧藏書家以數量多,藏者學術水平高,家族藏書面廣,而為海寧藏書文化增輝。各方有關學者頻加關注,而海寧地方人士尤重視其事,而對藏書文化有關問題多所研究。撰著論述,以闡揚鄉德。如此,藏書文化亦將無負於海寧四大文化之列矣!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有: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傅璇宗主編《中國藏書通史》、範鳳書著《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偉章著《文獻家通考》和顧志興著《浙江藏書家藏書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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