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老月亮、熊韌凱
作者：熊韌凱
戴上墨鏡穿著演出服的時候，李紅旗有點像 Stevie Wonder，又有點像周雲蓬，有股盲人音樂家的嬉皮狠勁；但平日裡他是個圓框眼鏡加黑色 Polo 衫的普通男人，留著一瞥不算濃密的小鬍子，看上去挺文氣。配上向後披到肩膀的頭髮，他像是個現代派道士，又或者你某個沉迷武俠小說和過時遊戲的小表叔。
《樂隊的夏天》裡，海龜先生主唱李紅旗以前一種形象出現。第一輪競演錄製時，他們剛結束新專輯巡演趕到現場，就被噼哩哐啷趕鴨子上架似的叫上去表演，結果票數拿下 31 支樂隊中的第一；到了第二輪，他們又改編了一首蘇打綠的《日光》，以 162 票的高分擊敗同一組的臺灣樂隊旺福。
海龜先生表演《日光》時，我就在臺下。5 月 13 日中午，我從大望路附近打了一輛滴滴去大廠影視基地。這個目的地是如此的遠，以至於上車後司機師傅長嘆了一口氣說：“一開始我還猶豫要不要接這單，你去的這什麼鬼地方，我看到嚇一跳，怕又是運管處釣魚呢。”
大廠影視基地確實不近，從北京城的東邊出發，汽車在沒經歷擁堵的狀態下又向東行駛了一個半小時，才到達這座歐式風情的特色產業小鎮。但這裡絕不是個普普通通的“鬼地方”——《偶像練習生》於此錄製時，這是無數粉絲心中的聖地，“大廠女孩”一詞也因此衍生；工作人員那天帶我存包的地方，則是另一檔偶像選秀綜藝《青春有你》的選手宿舍。
於是當我看到一堆蹦蹦跳跳的小女孩出現在遠處時，理所當然地認為她們是到這為自己的愛豆搖旗助威來了。但工作人員讓我跟在她們後面，排隊進入一個偌大的錄影棚。棚子裡面，《樂隊的夏天》第二輪第一期即將開錄，十六支已經成名或即將成名的樂隊，要用最富綜藝感的形式兩兩對決， 換用主持人們愛用的一個濫調陳詞說就是：“捉對廝殺”。
事實上，我誤會了那幫和我一同進場的觀眾。雖然年輕女孩佔大多數，但也不是全部；而且他們大多表現出不錯的音樂現場素養。當李紅旗在《日光》最後高潮部分看似胡亂地撫著電吉他，唱著“水濂遮蔽，海妖歌吟；夜燕竄襲，金手撫息”時，觀眾們舉起胳膊蹦跳打拍，吶喊的聲浪堪稱那場錄製中最為洶湧的一波。
一曲在吉他手黃巍的獨奏中終了，李紅旗對著鏡頭擠出一個定格的笑容。在和主持人及嘉賓的一段互動之後，馬東公佈了雙方的票數，海龜先生獲勝。接著是兩支樂隊禮貌地鞠躬、退場，在節目的最終剪輯版本里，我們看到海龜先生和旺福的幾位樂手在後臺抱成一圈，一副和氣大聯歡的模樣。
但當事人真正的心理活動，是無論站在現場還是隔著屏幕都看不出來的。李紅旗後來告訴我，其實他對這輪比賽並不滿意，不是因為結果，而是因為過程。他是虔誠的基督徒，皈依宗教之後，開始嘗試更新自己生命的座標：“我開始知道我是為一種價值觀、一種理念活著……如果沒有那個座標，我只是表達我自己，那其實就是隨波逐流。”
在李紅旗看來，以自我而非某種信仰為座標的人，其實真正的座標就是整個世界，因為個人意志根本對抗不了整個世界。“就像北京早高峰的地鐵，你站在那裡不動就好，人群自然會把你推上去。”
《樂隊的夏天》錄製過程中，李紅旗又有了這種被世俗所裹挾的感覺。他本以為自己很堅強，但等到第二輪的一對一淘汰賽，內心的小人開始露出猙獰面目，勝負心越來越強。儘管在節目上他一直表現得輕鬆自如，但在和旺福對決時，比較心理一度吞噬掉他借用更大平臺表達自我的初衷。直到這輪結束，他重申自己的內心，覺得那個時候的自己特別邪惡：
“如果沒有信仰我就完蛋，我還去參加這種‘超女’式綜藝，結果只會是很可怕，特別可怕。”
因此在樂隊的夏天首播當晚應節目要求寫下的“集體告白”中，李紅旗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1. 需要努力擺脫掉比較和競爭的語境，相信所有樂隊是一種相互補充的關係。努力剋制自己裡面那個想要碾壓他人和證明自己的，那種卑賤的靈魂。2. 在一個極其逼仄的表達空間內，儘量持守誠實、忍耐和愛心。”
在《驀然回首》中，從小長在桂林的白先勇回憶過自己的小說“啟蒙老師”，家裡的廚子老央：“老央是我們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說慣道的口才，鼓兒詞極多。”
蔣晗是海龜先生的貝斯手，也是桂林人。在樂隊裡，他確實是表達最多最流暢的，但說起話來不像老央那樣善用“鼓兒詞”，更多是平鋪直敘娓娓道來，倒和白先勇的文風有幾絲相似。
白先勇筆下的桂林“是另一個世紀、另一個世界裡的一番承平景象，那是一幅永遠印在我兒時記憶中的歡樂童畫。”他在《花橋榮記》中寫道：“我們桂林那個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我們那裡，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得細白了。”蔣晗的童年記憶亦是如此，除去優美的自然風光外，他還享受了玩具、漫畫，別的孩子該有的他一件也沒少。
1999 年，幾支武漢的朋克樂隊結伴，到桂林做了一次演出。17 歲的蔣晗站在臺下，看著生命之餅的吳維高吼出震撼人心的朋克之聲。“那是改變我整個人生軌跡的一場演出。”蔣晗說。他開始學吉他，看《朋克時代》《盛世搖滾》這類搖滾樂雜誌。
到了要上大學的年紀，家裡人看他成績不好，又這麼喜歡音樂，就說“那你考個藝術類吧。”蔣晗所在的中學裡，唯一的音樂老師是吹薩克斯的，蔣晗只好跟著他學薩克斯。到了快考試的時候，家裡人又找了關係，把蔣晗送到南寧的一家學校補習。
家裡人找到的這個“關係”就是李紅旗的姑姑，而那時李紅旗正好也在這家學校補習音樂，並且交的學費比蔣晗少，因為他和姑姑的關係更近。在這裡，李紅旗第一次看到了蔣晗，“頭髮是拉直的，穿著一條鉅細的褲子。”看到這個時髦的同齡人提著薩克斯走過來，李紅旗覺得“好帥”，就想主動去認識一下。
李紅旗接觸音樂的時間要更早。他的姑姑是彈琵琶出身，後來發展到精通各種撥絃樂器，曾經拿著一把古典吉他四處走穴；父親則玩過滑棒吉他。但小時候的李紅旗覺得這都是些老古董的玩意，沒有什麼興趣。
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年代。李紅旗家住一樓，二樓有個聽香港歌的大哥哥，會用吉他彈愛的羅曼斯。李紅旗覺得相比於父親彈的那些古板音樂，這才是酷的、好聽的，就跟著學；大哥哥喜歡看十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李紅旗也跟著看。那時李紅旗最想成為的就是電視裡光鮮亮麗的香港明星、“軟硬天師”之類嬉笑怒罵的娛樂藝人。
除此之外，他還玩遊戲機、看打口搖滾錄像帶、和製藥廠大院裡的其他孩子一起玩。像大多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二三線城市年輕人一樣，李紅旗未曾經歷過什麼苦難，在一種集體主義向個人主義過渡的環境中度過少年時代，既習慣於單位制和大院文化下的呼朋喚友、其樂融融，又嚮往自我實現，追捧“酷”，喜歡流行文化。
但南寧的氣質畢竟與桂林不同。南寧人性格更溫和，比較容易妥協；而桂林開放更早，又因旅遊業吸引了不少外國人，蔣晗和李紅旗都覺得桂林有一種“不知哪來的優越感”，李紅旗更是直接把桂林比作“廣西的上海”，認為桂林人自我意識強，喜歡調侃桂林之外的地方。所以洋氣的蔣晗出現在李紅旗面前時，李紅旗只是個騎自行車、穿著校服的普通高中生模樣。
先上去搭話的是李紅旗，兩人一聊覺得趣味相投，李紅旗還主動提出要到學校的正門，給蔣晗用吉他彈一首 grunge 風格的歌。
後來李紅旗和蔣晗都考上了位於南寧的廣西藝術學院，都學了個自己不喜歡的專業——蔣晗還是吹薩克斯，李紅旗則是彈鋼琴。一次公共課上，兩人做著逃離學校當搖滾明星的夢，準備組個樂隊。他們蜷在教室後排，挖空心思給樂隊想了無數名字，甚至包括“橫眉冷對千夫指”。最後李紅旗說：“我喜歡‘大海龜’。”
蔣晗搖了搖頭，一錘定音：“大海龜這個名字不太好，叫海龜先生要酷一點。”
黃巍來自百色，那裡是革命老區，山巒交縱，壯族人口居多。作為邊境城市，對越自衛反擊戰時，不少軍隊就是從百色開往前線。黃巍的為人和電吉他演奏都繼承了這種地域特質：他性情火爆，直言直語，而聽過他彈吉他的人，也很容易被帶進他想要表達的音樂情緒。
小時候，黃巍就在這座民風淳樸的城市吃著街坊鄰里的百家飯長大，有時也會在街頭看鄰家哥哥扛著老式大錄音機聽歌。現如今參加《樂隊的夏天》，每當有樂隊上臺表演而其他樂隊在候場時，他都會想起當年隔壁的小朋友去參加考試自己卻待在家裡的場景。
少年時的一天，黃巍走進城裡的一家小樂器店，店裡只有一把“紅棉”牌古典吉他和一把墨綠色“星臣”牌民謠吉他。黃巍相中了後者，從此開始了自己的音樂道路；後來他又去桂林唸了幾年音樂教育，畢業後到南寧繼續玩音樂，就住在廣西藝術學院後門。
那時的廣藝後門是個具有搖滾烏托邦氣質的地方，背靠廣西最大的最大的藝術類院校，這裡彙集了不少亞文化青年，演出場地、唱片店也都聚於此。李紅旗和蔣晗在這裡遇見了黃巍，被他充滿表現力的吉他所感染，把他拉進了“海龜先生”彈吉他。樂隊沒給自己限定風格，黃巍喜歡雷鬼，蔣晗喜歡朋克，李紅旗喜歡布魯斯，於是海龜先生就呈現出雷鬼+ Ska Punk + 根源音樂的性格，李紅旗甚至認為樂隊韻律感的一部分來自他小時候聽父親彈的滑棒吉他。
校園時期，他們周圍全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經常在南湖邊的草地上彈琴喝酒，當中也不乏奇人軼事：“魚頭”主唱在樂隊之外又經營倒賣盜版 CD 和打口碟的生意，既玩了音樂又賺得盆豐缽滿；一個個子瘦小的吉他手畢業後迫於生活壓力解散了樂隊，但依然沒忘當年的理想，投資開了南寧第一家 livehouse “候朋現場”，讓下一代的音樂人有更好的表現機會。
海龜先生並沒遇上這樣的好運氣。他們不是甘心小眾的矯情青年，而是一開始就懷揣著搖滾明星夢想，接受 Figure 採訪時，李紅旗說當時“就想回家的時候擺一堆鈔票砸在家裡，把鈔票砸在世界的臉上，砸在我爸媽的臉上，讓他們看到我自己去做搖滾樂我依然是對的，我不需要走你安排的路子。”蔣晗也說“就像美國、英國那種搖滾大牌樂隊一樣總在意淫會不會成為涅槃之類的這種樂隊。”
但現實是當時的南寧樂隊雖多，但正規的商業演出渠道和配套設施都有限，樂隊最慘的時候，三個月只有一場能拿到錢的演出，分到每個人手上只有 150 塊。
2005 年，海龜帶著他們的第一張 EP 《 POGO 不如跳舞》進行了全國巡演，那時李紅旗和蔣晗剛從廣藝畢業，玩樂隊又維持不了生活，他們本準備巡演之後就解散、找工作。誰知巡演進行到成都小酒館時，現場竟然來了 100 多個人，這還是在他們毫無名氣的情況下。成都著名搖滾攝影師、小酒館現在的“大管家”蔡鳴找到樂隊，說他們的風格適合在成都發展，成都可以供得起他們做全職樂隊。
黃巍最先搬到了成都，沒多久李紅旗和蔣晗也來了。他們以音樂人愛去的麻糖酒吧為據點，靠商演、音樂節和拼盤演出努力養活自己，同時也開始完善之前寫過的歌和歌曲動機。在理工大學的演出他們到現在都記憶深刻，“感覺整個學校都瘋了。”
2008 年初，他們還在小酒館辦了第一個專場，蔣晗穿著女式背心戴警察帽，李紅旗和黃巍則是頭巾配袍子的嬉皮風格，又震動了整個成都的音樂圈。這座悠閒包容的城市給了海龜先生寬容和愛，讓他們得以一度延長自己的青春期。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一開始李紅旗還挺高興的。為了防止餘震帶來的傷亡大家都搬出房屋露宿街頭，加上通訊中斷，樂天的成都人就聚在一起打撲克、打麻將。但很快事情發生了變化，大批量的死亡呈現在每個人面前，李紅旗先是覺得恐怖，進而開始思考人從何處來、往哪裡去的問題。
作為海龜先生的詞曲創作核心，李紅旗突然覺得自己之前寫的“都是屁”。那時他認識了一個名叫張小餅的作詞人，在張小餅的表達中，流浪、有家難回是常態，且“倒下的姿態比站立更符合生命的真相。”而李紅旗認為自己的詞，比如《草裙舞》等，都是一種遮掩與逃避。
“出現這種狀況，這麼多人死了，誰還能高興起來，還好意思到處去玩，還做一種粉飾太平的表達？”李紅旗沒法接受這樣的自己。
宗教信仰給了李紅旗慰藉。他和蔣晗一起去教會，蔣晗後來成為了一名慕道友，李紅旗則徹底過上了規律的教會生活。他意識到人是健忘的，在一場痛哭過後，如果沒有虔誠的信仰，完全可能變得比之前更加世俗。
他特別喜歡何勇，那段時間又對“是誰出的題這麼的難，到處全都是正確答案”產生了新的理解：“想要迎合、順著這個世界很容易，很多人都是這麼做的，因為他們要從這個世界拿錢嘛。為什麼我不能去選擇一種特別堅定的東西去表達？”
在確定信仰之後，李紅旗的創作有了明顯的轉向，一方面是要指出善惡，另一方面也不是單純說教，而要從自我批判、自我認罪做起。新專輯中的《我》是樂隊創作時間最長的曲目，十年前就開始寫，說的是一個天天躺在家看著電視評論時事的油膩中年人。李紅旗一開始想把這首歌叫《他》，但後來改成了《我》：
“如果一個人真誠一點，他一定會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蛋，因為他只可能瞭解自己的內心，別人的他不知道……你隨著座標不斷修正自己，那批判的矛頭指向自己肯定才是最合適的。”
人到中年，樂隊的成員都漸漸擺脫了不穩定的狀態，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黃巍的人際關係在成都，他在成都的音樂圈“打通關了”，幾乎給每個有點名氣的樂隊都當過吉他手，甚至還幫說唱歌手謝帝彈過琴；蔣晗現居北京，他喜歡時尚和朋克樂，雖然這座北方城市曾因“乾燥到流鼻血”和“餃子至少點半斤不能點二兩”讓他不適應，但也遇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海龜先生現在的鼓手 Hayato。
而李紅旗的圈子就是教會，他在 2012 年一度為了音樂事業搬去北京，現在又為了教會從北京搬回了成都，甚至在教會自辦的小學附近買了“學區房”，如果有孩子就送她／他去教會學校。他最近在讀有關西方文明演變的書，平日裡除了排練或者有特別好看的演出以外，他一般不會去別的地方，過著在家練琴讀書與教堂兩點一線的生活。
八十年代搖滾樂手的特殊性在海龜先生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和前一代搖滾樂手相比，他們未曾經歷大的苦難，憤怒和政治表達沒那麼明顯，更關心平日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和後一代搖滾樂手相比，他們的涵養更多仍是大眾媒體流行文化而非更加細分和個性化的（移動）互聯網文化，大“搖滾明星夢”尚存，但與六零七零後比還是晚了經濟蓬勃發展半步，往往到了中年還未徹底安頓，就又陷入一種上下兩難的狀態。
這也很像他們參加《樂隊的夏天》的過程。他們輕鬆愉快、收放自如的形式與觀眾、綜藝契合度都很高，但在內裡又懷著質疑和防衛的態度；他們的內容是為了擺脫現實困頓而刻意塑造出的精神彼岸，卻又不想也不能點明。幸運的是，他們還有想說的，也還有機會說。
真正讓樂隊放鬆的時刻是新一輪節目錄制結束之後，馬東請所有樂隊的成員聚在一起吃了一頓海底撈。我們團隊的老月亮原來寫過：“海底撈就是現代版的女巫店，鴛鴦火鍋就是水晶球，咕嚕咕嚕冒著泡，熱氣升騰，眼前的一切都變成快樂的幻影。”對於海龜先生的幾位也是一樣，那一刻他們又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回到了那條家鄉的街道上，剛剛在這家看完盜版的槍花錄像帶、為他們那支連影子都沒有的樂隊該叫什麼爭論不已，現在幾個發小又勾肩搭背，到那家去吃某個媽媽準備的一桌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