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朱學勤:愧對顧準

顧準 柏拉圖 法國 貝克萊 亞里士多德 翻譯教學與研究 2018-11-27
讀文|朱學勤:愧對顧準

“你們手上都有血,而我沒有!”

1995年11月下旬,我去北京參加中國社科院的一個小型會議,紀念顧準先生八十週年誕辰暨『顧準文集』研討會。會議期間,聽到過這樣一種不同意見:

“顧準思想究竟有多少新意?在思想史上究竟能佔有何種地位?現在熱衷於紀念顧準的人,實際上是借顧準酒杯澆自己塊壘,寄託他們對八十年代的懷念。”

持這一意見的朋友多為八十年代畢業的一代新秀,也就是說,是我的同代人。能有這樣的不同意見出現,本身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它至少說明,顧準思想在大陸,已經跨越了介紹階段,正在進入研究階段。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我聽到兩位七十歲老人回憶起孫冶方有關顧準的兩件往事。

一是孫冶方臨終前交待,將來出他的經濟學文集,在五十年代有關價值規律的那篇著名文章下面,一定要註明此文創意原出顧準,是顧準促使他第一次思考這一問題,由此引發當年那場大辯論;

二是說他生前有一心事始終放不下,那就是顧準有一次曾經對他正色言道:

"你們手上都有血,而我沒有!"

以顧準與孫私誼之深,以顧準當時已是有罪待誅身份,顧準竟然有勇氣直面此言,孫冶方至死都覺震撼。

這樣的一種心事,大概也屬於帕斯捷爾納克所說的那種"痛苦使憂愁變成了心病"?

有勇氣對別人說出那樣一段心事,這樣的人本身內心無愧,能有這種"心病"的人是高尚的。七十多左右的那一輩老人,也許是目前大陸上尚能保存早年所受民主教育與人道底色的唯一一代人。

他們之所以念念不忘顧準,即使有懷舊之情,那也不是為了紀念八十年代,因為顧準與八十年代毫無關聯,而是因為他們從顧準身上,喚起了早年所受教育的記憶。

他們的下一輩,也就是我們的上一輩,是至今尚難從蘇聯文學的光明夢中完全清醒的人,他們深深鍥入七十歲與四十歲兩代人之間,兩頭不著岸。

包括我在內的四十歲左右第三代,今天儘管比前兩代更容易接納歐美學理,但是我們的整體人格與器宇,能否隔代相傳,跨越上一代造成的間隔,達到與七十歲那一代對接的境界,我至今不抱幻想。

從小處說,我們不僅愧對顧準,可能還愧對敢於說出“愧對顧準”的那一代還活著的人。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

讀文|朱學勤:愧對顧準

只要不懷偏見,耐心讀完『顧準文集』,其實並不難看出顧準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應該佔有一個什麼地位。

顧準生前曾經自問:

1)“1917--1967,整整五十年,歷史永遠在提出新問題。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後怎樣?」”

2)“1789、1870、1917,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還有另一股潮流,兩股潮流在交叉嗎?怎樣交叉的?他們的成果可以比較嗎?前景如何?”

3)“1789、1870、1917,設定了一個終極目的,要不要從頭思考一下這個終極目的?”

他這裡說的1789、1870、1917,是指這三個歷史年份中發生的重大事件: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和本世紀蘇聯十月革命,以及依此為標誌的歐陸思潮與實踐;於此對位而立,是以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1775年美國革命為代表的另一股英美思潮與實踐。

顧準發現:

“1789、1917這股力量之所以強有力,一方面是因為它抓住了時代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它設定了終極目的。而終極目的,則是基督教的傳統:基督要復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

“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顧準寫道。

為了揭示1789、1917這股潮流中的神學成分,顧準曾經沿著西方思想史的源流逆流而上,直至希臘哲學的源頭,然後,再掉頭向下,節節清理從思想到現實諸種神學成分的古今流變,涉及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西方史、東方史。

他首先發現,神學成分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一師生鏈中即已發生∶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貶「實在世界」為"有缺憾的世界";

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因」和「目的論」以唯理論的邏輯推導預設了"上帝"和"終極目的"的存在,人類知識之"真",就在於對"終極目的"之"善"的認識;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因」不僅預設了「上帝」的存在,而且混淆了"真""善"這兩個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嚴重區別。

上述神學成分形成西方近代思想史上唯理論的強大傳統,至近代,基本為法國的政治思想與德國的哲學思想所接收,並形成歐陸哲學的鮮明風格,與英美流派的經驗論風格雙峰並峙,二水分流。

法國1793年革命,是典型歐陸風格的一場政治實踐,要在人間實現天國;而這一實踐的哲學化、觀念化,卻是德國黑格爾哲學在體系上加以思辨演繹的結果。

從此點切入,顧準重新研讀他早年參加革命時研讀過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神聖家族」,發現馬克思並沒有切斷與黑格爾的哲學聯繫。

黑格爾主義有三種極重要的成果,皆為馬克思所接受,但“加上了革命的改造”:

第一,黑格爾的「真善一致論」,被馬克思改造為「歷史與邏輯的一致」;

第二,黑格爾在思辨中實現「真善一致」,馬克思要在革命實踐中實現「歷史與邏輯的一致」;

第三,黑格爾在思辨中論證普魯士王國實現了真善一致,實現了1793年的理想,即給他的歷史哲學劃上了一個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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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馬克思認為普魯士王國並未體現真善一致,甚至認為到他那時為止的人類歷史都是史前史,都不足以體現真善一致,只有結束這部史前史,人類才能真正開始普遍解放的“在地上實現天國”的神聖史。

顧準認為,從馬克思發展到列寧,上述神學成分發展得更為簡單,更為粗暴。

他看出柏拉圖以後,西方哲學長期籠罩在唯理主義的傳統中,"唯有培根以後的英國,是經驗主義佔優勢",尚可與歐陸風格相抗衡,或可解唯理主義之偏至。

英國經驗主義有兩支,一是培根為代表的唯物論經驗主義,一是貝克萊為代表的唯心論經驗主義,前者是主流,後者是支流。問題在於支流旁出,“鬨動了社會,鬨動了歷史”。

列寧抓住了貝克萊「經驗的主觀化」,用以反對培根的「經驗的客觀化」,將英國的經驗主義統統斥之為“羞羞答答的不可知論者”。這種理論策略一時獲得成功,但對緩解馬克思哲學基礎中的神學成分十分不利。

尤其是繼續批判馬赫、伯恩斯坦,則更為明確地拒絕了恩格斯逝世以後伯恩斯坦等人援引近代經驗主義以緩解這一哲學基礎中柏拉圖—黑格爾神學目的論成分的一次重大機會。

這種發展趨勢經斯大林教條化處理以後,不僅在內容上,甚至在形式上更像一種教會教義。蘇式教條所經之處,既遏制了社會主義國家自然科學循唯物論經驗主義之路的健康發展,也撲滅了人文學科破政治神學論、破“1793年潮流”所形成的意識形態神話的一息生機。

顧準巨眼識慧,曾扼腕長嘆:

“近代經驗主義、多元主義以及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繁榮昌盛,總的說來,是唯物主義的經驗主義的成果。可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卻一直把它看作是貝克萊主義的「一丘之貉」,悲乎!”

在這裡,有兩大思想"要穴"被穿透:

一是以法國1789年革命、1870年起義、蘇聯1917年革命為歷史依據的近代意識形態,必須從頭清理;與此同時,以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1787年美國立憲為標誌的"另一股潮流"則應公正評價;

二是馬克思主義與法國革命傳統之間的內在聯繫,西方也有稱法國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第四來源。應該從頭疏浚,非如此,難以清理「娜拉出走」的觀念障礙。

這兩大思想"要穴",可以說是近代意識形態與學術神話互為奧援的臟腑之地。直到今天,大陸主流學界對這塊臟腑之地的反思工程也還沒有正式開始。

我們超越了顧準?

二十年後回頭看,要找出顧準當年思想探險的的個別失誤,確實不很困難。但是在整體水準上,那樣的思想認識不僅屬二十年前的先知先覺,即使在今天也沒有失去它的前瞻性。

舉一個例子:大陸知識分子今天控訴文革造神運動,大多還停留在波普爾所稱「歷史陰謀論」的水準,將造神運動的出現僅僅視作群小的陰謀活動。有幾人能超出此種由中國宮廷史知識背景薰陶出來的認識慣性,像顧準這樣破壁而出,將此與一個更為悠遠闊大的歷史運動相聯,上溯怕拉圖,下抵斯大林,上下兩千年,旁及古中西,如此窮根極底的大範圍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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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學院》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頭茫茫皆有見。我們或許可以從內外兩個角度來思考顧準思想的歷史意義:

一、從1905年廢止科舉,新知識分子群逐漸成形,至1957年五十五萬最後還保留著一點英美教育底色的知識分子被一網打盡,百年積累,毀於一旦。

以後儘管發生過這樣那樣的學術爭鳴,亦大多陷溺於每一階段話語禁忌範圍內的偽問題、假問題,如史學界所謂的"五朵金花"之爭,今日回顧,大概只能說是病梅館中的五朵病梅。

大霧瀰漫之中,幾乎沒有人能夠徹底跳出意識形態蔽障,全方位地剔除那些牢籠人心的假問題、偽問題,提出一些真正撼動意識形態蔽障的真問題。從目前可見的思想資料判斷,恐怕只有顧準一人承擔了這一中國現代史上的思想探險活動。

是否可以這樣說,他幾乎是以一人之力撐起了1957年以後大陸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斷層?

二、顧準當年既被國內主流學界所放逐,又無外部先進學理資源為援接,除了翻譯熊彼得「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時從該書註釋中看到一兩條西方學理概念,他幾乎是一燈如豆,在一條思想的隧道中獨自掘進。

從目前殘留的那些思想手稿判斷,他是在一個鐵桶般的蔽障前單兵獨進,隻手破壁,達到了能夠與外部葛蘭西、盧卡契、海耶克、柏林等當代先進思想家對話的水準。

是否也可以這樣說:他幾乎是以一人之力頑強鑿通了那條阻隔中、西思想對話的黑暗隧道?

今日尚還活著的許多人,其中不少確實卓有學識,但卻陷溺於那種新蔽障而不能自拔——為「左」為「右」爭執不休,熱淚長流,顧準二十年前即提出了「娜拉出走」的問題,兩者差距,何止以道里計。

試問,如果連這樣的人都不值得我們紀念,我就不知道學界還要紀念怎樣的人才好。如果連這樣的人都不是思想英雄,還有怎樣的人才可算思想英雄?

八十年代養成的一代新人,今天已經學會以點數海外新學理、新概念為能事。但是,無論就知識規模的全數氣象,還是見識兼膽識的銳利目光,乃至為走出蔽障承當了那樣深重的犧牲,我們當中又有誰敢於說——“我超越了顧準”?

是會有那麼一天,仁者與卑者將同時發出歡呼:顧準思想終於過時了。我也希望那一天來得越早越好。然而,能過時的是顧準思想,不會過時的卻是顧準精神。只要大陸學界最終還不能放棄思想,不能放棄那麼一點敢於破壁的精神,那麼我相信,顧準的身影就不會從他們的視野中消失。

愧對顧準

這篇文章快寫完的時候,從電話裡證實了一則很久前就已聽說的真實故事——

有境外同行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問及大陸學界,在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你們有沒有可以稱得上稍微像樣一點的人物?面對這樣一個潛含挑戰的問題,一位學界前輩佝僂而起,應聲答對:有,有一位,那就是顧準!

可惜我不在現場。但我能夠想見當時一語既出,語驚四座的精彩情景。此話還是出自顧準的同齡人,使我又一次感嘆:

是的,只有敢於說"愧對顧準"的人,才是敢於以顧準為驕傲的人。他們這一代有顧準,足可彌補他們在漫長歲月裡蒙受的那麼多羞辱,死亦可瞑目。也幸虧有顧準,才挽回了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可恥年代的集體名譽。

我們不是沒有崇高,我們只不過是將崇高與偽教條混為一談,然後以此躲避崇高。倘若我們不敢說“愧對顧準”,哪怕小聲地說一次都不敢,這一代恐怕就難以產生自己的顧準。

本文來源: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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