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批評的歷史觀？

一般來說，歷史學家分為兩種，一種是歷史著作者，另一種是歷史考證者。前者根據所見所聞所感，依據一些原始的材料，編纂出一個時代的史書；後者根據文物、史料、遺蹟等新出土的材料，對前者的記載進行辨析。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指出，那些寫作史書的人，他們寫作歷史的目的在於如實的記錄下真實發生的事情，以供後人知曉及借鑑。實事求是是他們的基本精神，也是修史的初衷。不過由於史料不足、個人水平限制等因素的影響，歷史著作者可能未能夠全面如實的記載歷史，會留下不少矛盾和疑案。這就需要後世的歷史考證者來進行辨析，這些考證者的歷史觀被稱為“批評的歷史觀”。

黑格爾對批評的歷史觀進行解釋：

“它是對各種歷史記述的一種批判，和對於它們的真實性、可靠性的一種檢查。”

批評的歷史觀就是對原來的歷史進行再次反思，對史書做增刪修改、查漏補缺。其目的是糾正史書的謬誤，將實事求是精神貫徹到底。中國歷史上，在考證的時候，大部分人停留在故紙堆上，而少部分具有天才智慧的考證家則提煉出了“經世致用”思想。

“批評的歷史觀”用來對史書進行批判和檢查

研究歷史的目的不在於褒貶人物

人們會顧名思義，以為“批評的歷史觀”就是對人物進行褒貶批評，其實並非如此，研究歷史的目的不在於褒貶人物。

在二十四史中，每篇本紀、列傳、志和表後面都有史官的贊和論，對歷史人物進行褒貶和評價，這是批評歷史觀的早期萌芽，它的目的在於褒貶人物，給予蓋棺定論。

但是，對於一個活人，即使他就生活在我們身邊，我們也難以給予全面的評價，何況是那些跟我們素不相識、已經死去多年的古人呢？況且，每個人的價值觀念不同，對歷史人物的褒貶自然也千差萬別。史書對人物的褒貶，其實反映的是當時的主流價值觀。

隨著時代的變遷，主流價值觀也跟著發生變化，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從來就不是固定的。而所謂的史評其實就像往他人臉上抹粉一樣，我們根據自己的價值觀來打扮歷史人物，可真實的他們卻並非如此。許多翻案性的史評本身並沒有什麼價值，他們所表達的只是翻案者背離主流價值觀念的個體性思想而已。

例如有些人吹捧商紂和秦皇，要改變主流價值觀對他們所形成的專制、獨夫形象。翻案者片面地吹捧他們的功績，這恰恰反映出這個翻案者其實是一個充滿野心、渴望功名卻又碌碌無為的無能之人，他背離主流價值觀，提出自己偏激的想法。對於他們這種歌頌獨夫的想法，魯迅在《拿破崙與隋那》中不諷刺地說：

“拿破崙的戰績，和我們什麼相干呢，我們卻總敬服他的英雄......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修補它，而炮灰資格的諸公，卻總在恭維殺人者。這看法倘不改變，我想，世界是還要毀壞，人們也還要吃苦的。”

在魯迅的價值觀中，建立功名大業的拿破崙還不如發明牛痘接種的隋那偉大。前者的功績與我們並無大關係，後者的發明卻實實在在保衛了我們的健康，是真英雄。

因此，歷史觀不能停留在評價之上，不然它就會陷入主觀性和偶然性的泥潭中，流為價值觀之爭。

翻案的目的大多不在於還原歷史，而是挑戰主流價值觀

糾正史料錯誤，貫徹實事求是精神

批評的歷史觀最為重視的是對歷史書的批判和檢查，而不是對人物的褒貶。

在史籍的發展過程中，隨著注書手法的引入，許多注家開始通過對史書加註的方式來對史書進行批判性的反思。晉代的陳壽撰《三國志》，內容顯得過於簡陋而且偏向曹魏，到了南朝宋時，裴松之開始通過註解《三國志》的方式對陳壽的歷史觀進行了反思。在裴松之的注中，既包括補充《三國志》史料方面的殘缺，又混有許多裴松之的註解、分析、辨偽、存異。裴松之對《三國志》作注就是運用批評歷史觀的過程，是對陳壽的歷史觀進行批判性考察。裴松之評論《三國志》說：“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所以他的注首先要查漏補缺，進行檢查。

其次，他對陳壽的實事求是精神略有質疑。例如在《諸葛亮傳》中，裴松之對陳壽進行直接的批評，說陳壽由於曾是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的下屬，受到過諸葛瞻的侮辱，因而在修《三國志》時，夾雜了主觀愛憎，說蜀國宦官黃皓做惡，並把責任推給諸葛瞻，責備諸葛瞻不能匡矯，這是對陳壽歷史觀的批判。

到了唐朝，為史書加註一時成為一種流行的風氣，顏師古註解《漢書》、司馬貞作《史記索隱》、張守節作《史記正義》，就連皇家貴族章懷太子李賢也參與了《後漢書》的註解工作，這反映出在唐朝時我國的歷史觀已經普遍進展到了批評歷史觀的階段，在這個時代還出現了《史通》這樣的大著作。各種注書作者研究歷史都有同樣的目的，那就是糾正史料錯誤，貫徹實事求是精神。這種精神固然好，但是如果停留在其中，只與故紙堆打交道，就會變成書呆子，不切實用。

批評的歷史觀經過宋元的發展，到達明末的時候才進入了一個最高峰，許多學者開始從故紙堆中走出來，提出了“經世致用”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顧炎武。

顧炎武治史的核心思想是“經世致用”

研究歷史的目的在於“經世致用”

顧炎武批評的歷史觀是以明朝滅亡為背景而產生的，面對亡天下的悲劇，他開始全面的反思中國的傳統文化、人文風俗、政治法律、經濟制度和歷史精神。他的歷史觀與唐朝的注書者、宋朝的理學家不同，他對歷史的研究沒有停留在故紙堆裡，而是強調“經世致用”。

明朝滅亡後，人們厭棄從王陽明開始的心學清談之風，“經世致用”成為了當時的時代精神，這種時代精神是顧炎武考察歷史的哲學基礎。他認為研究的歷史的目的在於要從歷史中發掘出有用的經驗，就是從山裡提煉出銅鐵來一樣，要從史料中提煉出寶貴的歷史經驗，服務於社會現實。

顧炎武把歷史觀與社會現實密切聯繫起來，他的《日知錄》通過對社會風俗、歷史資料、賦稅、邊防、水利、城池、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等等進行廣泛的考察，結合當時的社會弊病，提出對策。《日知錄》前七卷研究四書五經，後面各卷依次論述政事的歷史變遷，世風古今變化，論禮制的發展，科舉制度，並對經濟層面的土地所有制、貨幣、工商業的歷史進行了分析，幾乎可以算做是小型的商業史、貨幣史。

從崇禎年間起，顧炎武就開始了網羅史料的工作，他先取《大明一統志》為底，然後旁抄全國各省府州縣的地方誌，再與二十一史互相對照，一共摘錄了一千多本書，整理成一部經世大著作。其中專門記載地理的部分就是《肇域志》，而分析利病的部分則為《天下郡國利病書》。前者網羅古代地理史料，後者在前者的基礎上分析了天下戶口強弱處，考察各省市地理條件、駐軍情況、人文風俗，使死氣沉沉的史料變成了“致用”的法寶。實乃瞭解中國、治理中國的必備讀物。

“經世致用”的代表作《天下郡國利病書》

從“經世致用”到“考證癖”

顧炎武的治學方法有兩個方面，體現在《日知錄》裡，一方面就是“經世致用”，另一方面是對歷史資料的考證，後者是的手段，前者才是目的。

顧炎武是清代樸學的開山鼻祖，樸學是儒學考據訓詁之學發展的新階段。《日知錄》中遍佈著各種考證精神，對傳統的史書、經書、各類文獻真偽、錯訛進行考據。在歷史方面是重新批判性的考察歷史材料，在《日知錄》的二十六、二十七卷中，幾乎是涉及到了所有官史的糾錯和檢查。對這些歷史材料的重新分析，目的是彌補普遍歷史觀的錯漏之處，還願歷史的真相。但是，還原一萬個真相，也不如一個“致用”來得實在。

從歷史思想史的發展歷程來看，顧炎武的歷史觀被後世所繼承和發展的是考證方面而不是致用方面，這與滿清的高壓統治有關，在文字獄的壓迫下，學者們對政治大多采用了冷漠的迴避態度，紛紛躲到故紙堆裡避難，使“經世致用”精神蕩然無存，留下的只是人畜無害的考證訓詁了。

到了民國，由考據學代表的批評歷史觀發展到了它的最末階段。那時，西學傳入，西方的實證主義方法和中國的訓詁傳統相結合，大興考據之風，疑古幾乎成為了當時知識界的時代精神。考據雖然能夠發現一些傳統記載的錯漏，但必須承認，由於考據帶有太大的主觀性，這種主觀性所帶來的錯誤可能會比記載中的錯漏更大。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所謂‘高等的批判’，不但統治著語言學的領域，而且佔領了我們的歷史的著作。人們曾經假借了‘高等批評’之名，就荒誕的想象之所及，來推行一切反歷史的妄想謬說。”

黑格爾認為考據一方面能檢查錯誤，另一方面也會帶來新的錯誤

把考據的荒謬方面推向高峰的是康有為，他的《新學偽經考》幾乎把中國傳統的經書全部貶為偽書，說成是西漢劉歆的偽作。康有為的本來目的是為維新的政治理念做輿論準備，但在客觀上助長了思想界的歷史虛無主義之風。民國初年的古史辨派基本承襲了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風氣，對中國傳統典籍進行大批評、大批判，把許多經書、子書都簡單地斥為偽書，歷史本身被攪得模糊不清了，批評的歷史觀陷入無窮無盡的疑古、無限的考據中，用魯迅的話說就是患上了“考證癖”。

黑格爾又說：“我們又添了另一種方法，使過去成為一種活躍的現實，就是以主觀的幻想來代替歷史的紀錄，幻想愈是大膽，根基愈是薄弱，愈是與確定的史實背道而馳，然而他們卻認為愈是有價值。”

黑格爾的這段話直擊考證的缺點，這話倒是是讓我們聯想到了一個人，他叫胡適，胡適曾說過：“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可惜許多患有考證癖的人往往都是假設得越來越大膽，考證得卻越來越粗心，此乃歷史研究之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