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論語:論語綜述

國學 論語 孔子 儒家 聞道齊魯 聞道齊魯 2017-09-07

讀懂論語:論語綜述

若問: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什麼?一般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會回答四個字:仁義道德。站在中國傳統文化這一立場上看,整部《論語》乃至整個儒家文化所講的也無非就是“仁義道德”四個字。但若真正深入研讀《論語》,則會發現,《論語》直接論述的卻並非“仁義道德”,而是“學、政、禮、仁”這四個字。從根本上說,《論語》論述“學政禮仁”,目的還是為了論述“仁義道德”,“仁義道德”與“學政禮仁”二者之間具有體用關係。“仁義道德”是“學政禮仁”的主體核心,“學政禮仁”則是“仁義道德”的外在運用。體用關係融會貫通於一切事物之中。在“仁義道德”中,更進一層的主體核心是“道德”,“仁義”是“道德”的外在運用,“仁義”存在的目的是為了成就“道德”。而在“道德”之中,終極核心是“道”,“德”是“道”的外在運用,“德”存在的終極目的是“得道”。

“道”是中華文化的核心,一切由“道”生髮出來,一切又都歸之於“道”。在儒家、道家等學術概念產生前,中華所有文化統一於一個“道”字。隨著社會發展,人們對“道”的闡釋角度、方法有了分歧,到東周後期,逐漸集中於儒家、道家。道家專注於對“仁義道德”主體核心的闡釋,所以有《道德經》。而儒家則側重於對“仁義道德”外在運用即“學政禮仁”的闡釋,所以有《論語》。

《論語》產生、傳播的目的是教育人“得道”,這是儒家文化存在的終極目的,是道家文化存在的終極目的,也是整個古代傳統文化存在的終極目的。要“得道”就要理解“道”,但儒家思想認為“道”的主體至隱、至深,不能直接用語言闡釋,只能藉助於“道”的外在運用間接闡釋。以之類推,直至“仁義道德”,其主體核心都至隱、至深,都只能藉助於其外在運用來作間接闡釋。所以,具體到《論語》,其所能直接闡釋的只能是“學、政、禮、仁”的概念了。

然而,“學政禮仁”的概念在《論語》中顯示的也不是很明確,往往隱藏於其它概念之中,這源於《論語》一書的編排思想。《論語》每一篇章的編排都特別講究,富有深刻含義。《論語》表面上是聖人的語錄,其實是一部理論性強、邏輯嚴密、系統完整的思想著作,其在儒學中的地位,不亞於《聖經》在西方宗教中的地位,因而可以稱之為儒學經典,或簡言之:儒經。

“儒”的甲骨文字形為“”,原指沐浴之人。古人一般在祭祀前沐浴,不僅是淨化身體的表示,更是淨化心靈的意思,所以“儒”就引申為遠古時期為人類“心靈”提供服務的一類人。這類人最初以“得道”之人的面目出現,或依附於氏族頭領,或被氏族推舉為頭領,是氏族文化的創造者和傳播者。氏族聚集形成邦國後,這些人多為帝王師、帝王相,多掌管禮樂卜筮之事,主要助帝王順陰陽明教化。到春秋時期,禮壞樂崩,這一類人不再被帝王任用,身份發生了變化,成為專門以教授文化知識為職業而謀生的人。這一類人仍被稱為“儒”,但職業性質有了區別,有的儒是傳道之儒,教人做君子;有的儒則是授業之儒,只授人以技藝,易使人成小人。故當時孔子教育子夏:“汝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作為君子儒,其所教授的內容應當是“儒經”。在孔子之前,已有成熟的儒經,即《詩》、《書》、《禮》、《樂》、《易》,統稱“五經”。

雖然人們把《論語》的作者定為孔子,但《論語》確實不是孔子的著作,因為孔子終生“述而不作”,在孔子有生之年,根本就不存在《論語》一書。就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來說,孔子作為“傳道”的夫子,傳授弟子依據的文獻,有現成的“五經”。所以,於孔子而言,只述“五經”即可,而不必作新的論述,更不必重寫新的文獻。

“五經”為何如此“完善”?這要看“五經”的作用。從“傳道”角度看,“五經”包含了“得道”所需要的所有知識。一是《詩經》,其作用在於指導人正確運用思想。“詩”的表面作用是教導人運用語言,語言運用得好,思想才能表達得好,因此,通過正確運用語言可以把一個思想創造得超級精緻。“思想”是什麼?是這個物質世界存在的基礎。可以說,有什麼樣的思想,就會呈現什麼樣的世界。運用“思想”創造世界,恰是“道”的功能。掌握了這個功能,就能“得道”。二是《書經》,其作用在於指導人正確憶起人的歷程。“書”的表面作用是記述史實,“史實”是這個世界存在的真實面目。這個世界由思想創造,而“事”就是由思想形成的,要想有什麼“事”,就要有相應的某種思想。所謂人的歷程,只不過是人的不同思想的完美綻放。“歷程”即“道”,通過憶起“歷程”,提醒人不要偏離“道”。三是《禮經》,其作用在於指導人遵循“道理”。“禮”的表面作用是使人直接瞭解如何去做當下的事,依據的就是“理”。“理”是從人類歷程中提煉出的通用的規律,是“道”之“理”,是這個世界變化的軌跡,亦是思想變化的軌跡,亦是“道”的軌跡。人能知“理”,則能快速“入道”。四是《樂經》,其作用在於指導人盡其性情,自由發展。“樂”的表面作用是使人創新,革除舊的思想,產生新的思想。創新是思想的創新,新思想就是“道”的展現,從“創新”中就能“見道”。五是《易經》,其作用在於指導人明白思想與世界之所以然。“易”的表面作用是變化,變化本身就是“道”。瞭解了“易”,就能使人直接“用道”。

“五經”作為五種元素,正符合中國古代“五行”文化的思想,即“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之間相生以及相剋的思想。按五行相生原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為順“道”而生,順生而成世界。《詩經》對應五行之“木”,逆生《書經》,《書經》對應五行之“水”,逆生《禮經》,《禮經》對應五行之“金”,逆生《易經》,《易經》對應五行之“土”,逆生《樂經》,《樂經》對應五行之“火”。“五經”即世界,從世界逆“道”而行,反其“道”而行,則逆生而成“道”。“五經”對於“道”的修養的真正意義就在於此。

對孔子來說,以“五經”作為“傳道”的文化知識,已經很完善了,除了應時代需要稍作刪改以外,用不著再增加新的知識,故其“述而不作”。但是,如果後人都如孔子“述而不作”,則《論語》就不會被編纂出來。而事實是,孔子之後,由於社會變化太快太大,人們對“五經”的瞭解己經變得困難。對一般人來說,“五經”內容太多太深,難以把握,更談不上用其“得道”。要想更易於把握“仁義道德”並“得道”,就需要有更契合社會需要的新的文獻知識。《論語》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生的。

《論語》是孔子弟子及後代儒家集體編篡的成果。孔子一生教導的弟子多,當時所留下的言論更多,應該遠不止於《論語》一書包含的內容。事實上,與《論語》同時產生的,還有一部《孔子家語》,其內容就遠多於《論語》的內容。但相對於《孔子家語》,《論語》卻更具“經典”性。《論語》中的每一句話,不大可能是照搬孔子的話,而應是高度概括了孔子在某時、某地因某事而發表的言論。然而這種概括,應該是極具智慧的,是完全符合孔子的思想的。

《論語》內容看似一句句散亂無章,其實是一部邏輯嚴密、體系完備的思想文化著作。可以說,《論語》是春秋後期對中華古代文化的一次集中整理和描述。這種整理和描述與此前“五經”有繼承又有極大不同,因為繼承了“五經”的基本思想,所以就其思想來說,是有源頭的,並不是由孔子或他的弟子們自身生髮出來的,而是來自更遙遠更神祕的遠古——堯、舜甚至黃帝時代。就文化核心而言,其與遠古文化應該是一脈相承的,但其表述方法與此前“五經”等文獻相比卻是前所未有,首開先河。這種表述,有明有暗,有隱有顯,看似散亂無章、難以把握,其實是對所要傳達的核心思想的一種更好、更科學的表述方式。

《論語》的核心思想是“仁義道德”。“仁義道德”是最難以表達的概念,倒不是古代語言的侷限——以採用當時語言理解當時概念來說,古代的語言並不比現代語言更有侷限——實在是“仁義道德”的概念不是語言所能直接表達的,這就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種思想在《道德經》、《金剛經》中都有相似的表述,如:“道可道,非常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佛教更有一句最直接的話,叫“言語道斷”,也就是說,若用語言表達“道”,表達出來的那個,已經不是“道”了。“仁義道德”的不可言傳性決定了只能從兩個途徑去把握:一是通過自身實證,二是通過語言意會。自身實證是冷暖自知的事,除了自身感受,無法從他人的實證經驗中得到任何訊息,故於修道而言意義不大。而語言意會,則是通過語言對“道”進行理解的事,除了自身知識,意會的程度與語言表述方法有直接關係。語言意會的一個特點是:通過描述它物,藉以理解此物。所採用的方式多是比喻、借喻、寓言等寓意方式。為使意會更全面,就需要更多更貼切的寓意內容。內容本身相互之間不一定有必然聯繫,但其背後意會出來的寓意,相互之間卻可能有很強的關聯性或邏輯性,從而組合成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整部《論語》恰恰契合這個“語言意會”的思路,依照這個思路去理解《論語》,或許能得到更多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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