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發達國家提倡“慢生活”包括“慢讀書”，其實，中國傳統的讀書就像古代生活一樣，節奏是很慢的，這一點從教育的起始就養成了。
一
就說明清兩代，小孩初進私塾，拜完孔聖人和老師，第一件事就是拿著第一冊課本如《百家姓》請老師“號書”（標明下次號書之前應背誦的段落，如從“趙錢孫李”背到“金魏陶姜”三十二字）。從入學始就得背書，學過的經典更要背下來，這還不“慢”嗎？那時的“讀書”不是默默地看，而要大聲讀出來。明代太監劉若愚在《明宮史》記載當時小太監入學讀書（明代太監必須讀書，清代則僅許其識字）情景：
每生一名，亦各具白蠟、手帕、龍掛香，以為束脩。至書堂之日，每給《內令》一冊，《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千家詩》《神童詩》之類，次第給之。又每生給刷印仿影一大張，其背書、號書、判仿，然判仿止標日子，號書不點句也。
這種學習方式從教“幾個小小蒙童”的私塾，到最高學府庶常館都是如此。庶常館是士人通過最高考試中了進士後，擇進士中的傑出者為“庶吉士”（類似今日博士生）再讀三年。清末進士惲毓鼎在《澄齋日記》中記錄他在庶常館入學的情景：
兩教習（老師）升公案上任，起行交拜禮，相向三揖。庶常（眾進士）等行一跪四叩禮，後二叩，贊禮者唱免，禮畢各退。順甲第（按進士考試的名次）進號書。十人一班，各執《大學》一本或《書經》進至教習前，教習以硃筆標“六月初四日”五字於簡端，乃退，以次號書畢，教習行，庶常皆恭送於二門外，各乘車而返。
那些至少二三十歲的飽學之士，像小學生一樣抱著小學課本，請“教習”（年齡未必長於學生）號上背誦的段落。這既體現尊師，又表示對經典的尊重。
那時讀書叫“點”書。甚至在今人《顧頡剛日記》中還常見“點”某書“一過”，即讀某書一遍。過去在坊肆中買的線裝書大多沒標點，確要隨讀隨點，這還不是慢讀嗎？
那時的知識人必須背誦儒家經典如四書五經，將之融化在血液中；對非經典書籍，讀時也很認真、仔細，因而基礎知識都很牢靠。讀王念孫（清乾嘉時學者）的《讀書雜誌》、聞一多的《古典新義》，可見作者考證某個字、詞時，幾乎窮盡古籍中相關的所有資料，且順手拈來，十分隨意，彷彿現今的數據庫檢索。這都是“慢讀”功夫的顯現。
傳統的讀書習慣中還包括抄書。李商隱年少喪父，十六歲到洛陽“賃書”（為人抄書）貼補家用。過去書籍難得，愛書人、讀書人借抄書籍很普遍。顧炎武說他從十一歲開始抄讀《資治通鑑》，經三年熟讀和抄寫，他有了三本九百萬字的《資治通鑑》，即原本、抄本和心中熟讀的那本。《魯迅日記》《顧頡剛日記》中也有抄書的記載，顧先生直到七八十歲時在報刊上看到有用的文章還會抄下來。
二
傳統的“慢讀書”緣於對讀書目的的認知。古人認為，讀書關係著人格的養成，做什麼樣的人，人生道路該怎樣走，都應在讀書中獲到解決。荀子《勸學篇》說：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
儒家認為人人都可通過修養達到像堯舜一樣的人格，荀子認為要達到聖人的境界，就要終身讀書學習，這是成為堯舜的必由之路。因此讀書不能僅“出乎口，入乎耳”，更要在“口”“心”之間反覆往來：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今人流沙河談讀書體會時說：
《莊子》《孟子》《荀子》，曾國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誦。古文的第一要義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會終生受益。你會用一輩子來消化它，一輩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讓一個人的內在氣質發生質的改變，包括人格上的改變。
“人格上的改變”就是指讀書可“移性”，提高人的品德氣質：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背上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靈魂居住在你的頭腦裡，觀察事物時，祖先的靈魂會指導你。真假、美醜、善惡，都有了文化上的取捨。這是最成功的國文教育，真正塑造人的靈魂。
我年輕時也背過古文詩詞。我曾對孩子說，一定要背書，有些書你記在心裡，才跟你的人格融為一體，對你產生影響。人的性格是很難改變的，唯有讀書可能改變，因為你腦子裡坐著一個時刻指導你的人。設想，如果你腦子裡有位司馬遷或杜甫坐在那裡，對你的行為思想會不會有些約束？
三
我雖是學文學的，但對歷史更感興趣。老輩學者告訴我，喜歡文史要從其源頭開始，具體說就是先秦兩漢。熟悉這個階段的作品，才能理解其後的各類作品。我讀這個階段作品時，反覆讀、慢讀、細讀，最好是背熟。
初中起，我開始背書，最初是唐詩宋詞，上高中就有意識地熟讀和背誦先秦兩漢作品，如《論語》《詩經》《左傳》《戰國策》《孟子》《莊子》《古文觀止》上冊等；背誦艱深難懂的，如《詩經》中的“大雅”“小雅”與“風詩”中《七月》《東山》，楚辭中的《離騷》《九歌》《大招》《招魂》，《莊子》中的《齊物論》《人間世》等。上下學途中約需半小時，我衣兜裡揣著馬茂元的《楚辭選》，或朱熹的《詩集傳》，在車上背。後來還背過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陸機的《文賦》和《文心雕龍》中一些篇章。其實，當時半懂不懂，對作品的意義更是茫然，但使我終身受益。我讀大學時，文選課和中國文學史沒怎麼用力，而這些課文對許多同學來說是難點。後來我從事文學史、文化史的研究，因為材料熟，很容易激發聯想。
前幾年寫《〈論語〉在中國文化史地位演變》，再讀《論語》就有一些新發現。例如《論語》編輯似很隨意，然而開篇兩句話“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細一思考，覺得反映了當時兩個重大的社會動向。一、本來是“學在官府”，能入校學習的大多是貴族；到了孔子時代則可以說“學入民間”，平民子弟本來沒有學習機會，更不用說“學”而後再“習”了，這裡孔子諄諄告誡弟子努力學習，說明讀書學習已為廣大平民所知，有志於學習的平民子弟也有可能踏入校門，通過讀書學習來改變自己的人生軌道。二、西周本是垂直統治專權社會，社會等級是周天子、諸侯、大夫、士、平民、奴隸，流動性很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位置，一般只與上下有關，人們之間沒有橫向往來，所以“大夫無境外之交”，人們基本上也沒有朋友關係（幾十年前有學者把“朋友”解釋成有血緣聯繫的宗親）。現在人們有了橫向關係，有朋友從遠方來，這說明，原來的垂直控制正在解體，周禮所規定的社會秩序也在一天天崩潰。
四
宋代大儒陸九淵說：“讀書切戒在慌忙，涵詠工夫興味長。”
優秀的文史作品帶有鮮明的感情色彩。《左傳》名篇《鄭伯克段於鄢》，很多分析都在強調“鄭伯”為人陰險，忽略了其中有人情味的一面。最後一段：“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鄭伯是長子，老媽愛少子，處處偏疼小兒子共叔段，導致了共叔段坐大鬧事，給國家帶來麻煩，此時說出了與老母一刀兩斷的絕情之語。可是畢竟母子情親，事情過去之後，心上留下拂拭不去的陰影。此時潁考叔介入了，鄭伯一句“爾有母遺，繄我獨無”？他的內心活動曝露在讀者面前。
原始的儒家思想更多是感情哲學。我們讀儒家經典時時感受到感情的衝擊。孔子講到“禮”“樂”時就說“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乎樂乎，鐘鼓云乎哉？”“禮”“樂”不在於“玉帛”“鐘鼓”這些物質形式，那麼在於什麼呢？孔子認為在於仁心俱足，在於敬畏和真誠，根本上來說還是在於感情的真摯。他談到“仁”時也不熱衷於外在的規範（只對顏回這樣類似自己的、感情到位的弟子才講一點規範——“克己復禮”），而強調感情的到位。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飄然而至的“仁”到底是什麼？孔子最直截了當的回答就是“愛人”，因此可以說“仁”的內涵就是“愛”，就是對他人傾注更多的關切。這不是感情又是什麼？可以說它是孔子哲學的核心。孔子其他一些關於“仁”的論述（確切點應該叫“述說”，因為其中沒有什麼“論”），都是在述說如何培養、引發和規範“愛人”這種情感使之合乎中庸之道。因此體會儒家思想不在於說教，而在於“涵詠”。最能弘揚儒家思想、把儒家意識注射到人體內的是詩人，而不是語言無味、販賣“高頭講章”的腐儒。
在詩人中，最有原始儒家精神的是杜甫，他內心之中激盪著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對孔孟所倡導的憂患意識、仁愛精神、惻隱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並用感情強烈的詩篇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打動與感染讀者。特別是作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愛”精神，這幾乎成為杜甫一生堅持不輟的創作主題，而且在這方面甚至超越了孔孟。
杜詩更需要反覆吟詠才能深入領會忠愛精神和超越意識。讀《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歷來講其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其實感動人的從“杜陵有布衣”開始到“放歌頗愁絕”這三十二句，杜甫在這段反覆陳述出仕與歸隱的矛盾，是儒家的忠愛精神啟發了他對社會的責任心，非反覆吟詠不能領會到詩人的苦心，從中獲得一份感動。
五
在當今信息、知識爆炸的時代講“慢讀”真有些奢侈，然而還要提倡“慢讀”。
近讀《中斷時代：碎片化造成現代人智商下降》，講手機、電話、郵件造成了時間的中斷，使得人們很少有整塊時間思考問題。其實，人們熱衷於從電腦的搜索和手機的微信中獲取知識，其所得到的也是極其膚淺的信息，真正對我們有益的還是沉下心來去閱讀能為人生和你從事的工作有用的基礎知識。探求真理式的閱讀，那更要慢，在慢中才能有深入的舉一反三的思考。該文還說“文字表達則需要讀者在頭腦中將文字轉換成畫面，需要讀者調動自己的記憶、情感去破解文字的密碼，它需要耐心品味，在閱讀的過程中甚至要停下來想一想才能品出滋味，而不是一味地‘快’”。這些意見值得我們思考。
《寫在歷史的邊上》，王學泰著，東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