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講究方法。在我看來,做學問最重要的是念好“三字經”,即“苦”“深”“新”,也就是刻苦、深鑽和創新。
任何學問都需要積累。如果立志往深處做學問,就必須注重點滴的積累。只有銖積寸累、日就月將,才可能水到渠成、融會貫通。這就需要培養堅韌不拔的毅力,能夠抗干擾、排誘惑,耐寂寞、忌浮躁,沉入書海、潛心研究。對黨史研究來說,還要不畏艱險,到艱苦地方進行現場考察。工作時間內“躲進小樓成一統”是一種苦,工作時間外不能瀟灑人生也是一種苦,到艱苦地方進行現場考察更需要吃苦。愛因斯坦說過,人的差異在於業餘時間。業餘時間能成就一個人,也能毀掉一個人。著述是時間的物化,成就與刻苦成正比。只有付出更多,才能收穫更多。對大多數人來說,要想在學問上有所造詣,都是一分天才加九分勤奮,後天的努力至關重要。沒有勤奮刻苦,要把學問做大做好是不可能的。
應急文章可以“短平快”,但學術論著決不能“短平快”,否則就難有學術性。何謂學術性?不是說遠離政治的學問才有學術性,這樣的理解有失偏頗。學術性就是學問的含金量,任何真學問都有學術性。政治理論著述,將道理講得深透、嚴謹、細密、周延,真知灼見層見迭出,同樣具有學術性。有人把做學問比作勘探石油,這個比喻很有道理。鑽井打到3000米找不到油,就要繼續打到5000米、8000米,甚至更深。只要找準了地方,越往深處打,就越有希望找到石油。做學問要想出成果,就要有這種打深井的精神。有了深度,就會有厚度和力度,成果必然是沉甸甸的。
古人將“立德”“立功”“立言”合稱為“三不朽”,做學問就是“立言”之事。怎麼算“立言”呢?吃人家嚼過的饃,重複別人說過的話,不能算“立言”。只有講新話,有新視角、新見解、新理念、新思想,在學術上自成一家,才能算“立言”。人們常說著書立說,事實上著書與立說是不可分的:著書是立說的載體,立說是著書的目的。但如今出現了一種現象,即著書而不立說。互聯網時代,信息爆炸,有人上網東抄西拼,幾天就可以編一本書。書中立了說嗎?沒有,都是搭積木堆起來的,一推即倒。這不是真正的做學問,更無創新性可言。在“立言”問題上,毛澤東同志和鄧小平同志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毛澤東同志能成為大學問家,不僅在於熟悉各種典籍,更重要的是有超人的膽識和創造。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哲學“三論”即《實踐論》《矛盾論》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彰顯了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也體現了他為人、為文的鮮明特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範。鄧小平同志政治閱歷豐富,悟性極高,思想很深邃。他的“南方談話”,集他的思想理論之大成,其中提出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解決了前人一直沒有解決的難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形成與拓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要創新就必須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決不可能創新。毛澤東同志和鄧小平同志之所以能獲得巨大成功,就在於他們思想非常解放,不斷創新,超越前人。做學問就要學習他們敢於解放思想、不斷創新的品格。
(作者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 人民日報 》( 2017年03月20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