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句教
王陽明用四句話概括其為學宗旨：“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就是著名的四句教——這四句話的意思是：心的本體晶瑩純潔、無善無惡；但意念一經產生，善惡也隨之而來；能區分何為善、何為惡這種能力，就是孟子所說的“良知”；而儒學理論的重點之一就是——格物，在這裡就是“為善去惡”。這真是畫龍點睛，簡易直接，不偏有，不著空，直趨中道——這是王陽明哲學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練總結。
心體活潑自由，並不執著於具體善惡觀念，不執著於善的作用形式。因為世俗善惡觀念及善的作用形式會因時因地因群體而異，而心體先天至善之性卻是永恆的。
心體無善無惡，一“動”起來，即作用起來，就會“有善有惡”，發為善念善行或惡念惡行，就有了價值取向，各種善惡心念與行為形成習性。善習的作用是正面的、善的，惡習的作用是負面的，非正常的。
格物就是致良知的功夫。王陽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學，他的格竹行為，是為了實踐朱熹的“格物致知”。不料格了七天七夜，什麼也沒發現，人卻因此病倒，從此對“格物”學說產生了極大的懷疑。於是，王陽明開始反對程頤朱熹從事事物物中求理的“格物致知”方法，認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從自己內心去求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他贊成陸九淵“心即理”說，認為格物的下手處，就是體認本心，不消外求。不過，王陽明並不完全認同陸九淵，說：陸象山之學“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語，亦未免沿襲之累”。王陽明的格物重點在於“致良知”，在於“知行合一”。“良知”是“知”，“致”是推致、是行。“致良知”即內含著“知行合一”的意義。作為一種認識論，知行觀在中國哲學史上出現甚早，《尚書·說命中》裡就有“知之非艱，行之唯艱”的話。古代知行觀，自春秋至唐，均以《左傳》所倡知易行難為主。到了程朱，則認為“知”與“行”之間，“知”邏輯在先，處於更重要的優先的地位。可以概括為：知高於行、知先行後或知本行末。如程頤的觀點：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焉。今有人，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之惑，將流蕩而不知反，好惡失其宜，是非亂其真，雖有尾生之信，曾子之孝，吾弗貴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譬如人慾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行之心，其將何之?
朱熹繼承了二程觀點，認為知先行後：
義理不明，如何踐履?
知與行功夫須並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
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
——程朱倡知先行後說，雖認為知行有先後輕重之分別，但兩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廢。先知並非達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張在具體實踐中”知行互發”，其實屬於知行不二論:
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
王陽明在知行不二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出了“知行合一”說，知必能行，行必有知。他說：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悌，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以稱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悌的話，便可稱為知孝知悌。
還說：
一念發動處即是行。
——王陽明反對朱熹的“先知後行”之說，認為朱熹“先知後行”有分裂知行之嫌——這是王陽明的誤會。兩人的知行觀及其學說並沒有原則性的矛盾。黃宗羲評價朱熹、陸九淵時說過：“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其子黃百家也說：“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詔入室者，雖東西異戶，乃至戶中，則一也。”這些話用於朱熹與王陽明同樣合適。
十一、王陽明學說的影響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記載，王陽明之後，他的學說計有浙中、江有、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等七個學案。其他受王學影響，並以其為宗者也不在少數。
受王陽明直接影響形成的浙中學派，其主要弟子有王畿、錢德洪，以及徐愛等。徐愛是王陽明的妹夫，也是王陽明最早的及門弟子。他初聞王學，以為和先儒的傳統解說有出入，驚異不定，覺得無從下手。既而深入進去，並反身實踐，始信王學為孔門之嫡傳，由是而成為篤信王學之第一人。王陽明也稱他為自已門下之顏淵。他在王學門下的實際地位，也確實有與顏淵相似之處，一是他去世較早，未及得聞王陽明的致良知之說；二是他篤信實踐，雖得王學之真，但在理論上卻極少發明。他曾根據王陽明講解《大學》的基本宗旨，編成王陽明最主要的著作《傳習錄》。徐愛為學的特點在於強調涵養、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養心之體。他認為，學者之患在於好名，只有去私才能宜於物、他說，“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夫人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與徐愛的情況稍有不同，王畿師從王陽明的時間比較長，後且在吳、楚、閩、越、江、浙一帶講學長達四十年，專心傳播王學。所至之處，聽者雲集，影響極大，莫不以其為王學之宗主。他為學主張大徹大悟，以無念為宗，將儒學的宗旨歸為虎寂，具有融合儒釋道的思想傾向。其學最值得稱說者，是他與錢德洪關於王陽明四句教的一番爭論：1527年，嘉靖六年九月，王陽明將赴廣西，臨行前的一天晚上，王畿與錢德洪就這四句話的不同理解發生爭議。王畿認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為此，他強調王學之四句教純系“權法，未可執定“，並由此進一步提出”四元“說，以為為學需“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主張從先天心體上上根，斷言良知一點虛明，便是作聖之機。時時保住此一點虛明，便是致知。由此把王陽明的良知說進一步引向禪學。 對於王畿的解釋，錢德洪當然無法贊成。他認為，王學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因為心體原是無善無惡的，但大有習心，意念上便有善惡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正是復那性體的功夫，兩人爭論不休，遂請王陽明詳加解釋。王的解釋是，“二人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王畿）之見，是我這裡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裡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敢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通體各有未盡。”——由於此段話說在越城之天泉橋上，故史稱“天泉證道”。
至於錢德洪，也是王陽明的一個著名弟子。其學術思想除了上述與王畿的爭論外，主要是闡釋王學的一些基本精神。他認為，充塞天地之間者，只是此一良知。天只此知之虛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時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與萬物只此知之合散，而大隻此知之精粹也。其學以收斂為主，注重於事物上實心磨練，主張在誠意之中求正心之功，反對虛憶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則之常。曾說，“著衣吃飯，即是盡心至命之動。”其學宗旨與王畿從心體上頓悟明顯不同。
浙中學派的另一重要傳人是黃綰。黃綰早年師從謝鐸，刻苦自修，宗程朱理學，後篤信王陽明良知之說，以為簡捷直接，聖學無疑，遂以陽明為師，稱門弟子。然而到了晚年，又背叛王學，以為王學是禪學，其空虛之蔽，誤人非細。於是對王學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他從天性人情之真出發，反對王陽明去欲去七情的說法，認為情與欲皆不能去，因為人之有喜怒哀樂之情是自然的，故而只能使情的發揮得其正，而不能強去之。他又反對正其義不謀其利的傳統思想，主張聖人之學既要探討義利如何統一，又要研究人之情如何，得其正。他的基本觀點是利義並重，二者皆不可輕。“利不可輕矣，然有義存焉。”因此從黃綰的思想傾向裡，不僅透露出王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的危機，而且預示著與心學、理學相對待的經世致用之學的勃興。
王陽明的思想影響除了在他的家鄉形成勢力巨大的浙中學派外，還在他長期做官講學的江右即江西地區形成了頗有勢力的江右學派。江右學派的主要代表有鄒守益、聶豹、羅洪先等。他們因堅持王學致良知的正統觀念，往往被視為王學的正宗。鄒守益的從學經歷與黃綰差不多，也是先宗程朱，後師陽明。只是後來他並沒有像黃綰那樣背叛王學，而是謹守王學傳統。故而黃宗羲稱其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而不失其侍者。其學以主敬為根本特色，以為“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修己以敬，就是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為物慾所障蔽。“一有障蔽，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他主張“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而字在其中，稱字而名在其中”，反對分知為內，物為外；知為寂，物為感，動靜有二時，體用有二界的觀點。認為這分明是破裂心體，是害道。在談到良知問題時，鄒守益認為，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以獨知為良知，以戒俱慎獨為致良知的主要修養方法，並盡力身體力行，可謂有功師門不少。
王陽明後學除了上述浙中學派、江右學派的幾個代表人物外，真正在當時產生極大影響的，還要數泰州學派。泰州學派的創始人是王陽明的高足王艮。王艮出身灶丁，家貧不能竟學，後師從王陽明，頗得陽明思想的精髓，然往往駕師說之上，持論益高遠，出入於釋道二教。王艮的學術特徵是發揮百姓日用之學，講說儒家經書時頗多自己的獨到心得，不拘泥於傳統的傳注。他的傳道與傳統儒者一直囿於知識分子的小範圍中明顯不同，而主要是面向下層民眾說法，即所謂“入山林求會隱逸，至市井啟發愚蒙。”鑑於這種特殊的傳道對象，王艮在發揮陽明的學說時，更注意結合百姓的實際情況而發議論。
他認為，天地萬物一體，人性之體就是天性之體。天性之體是活潑潑的，如鳶飛魚躍。因此，人性也就不假安排，而是順著天性去做就是了。無為其所不為，無慾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了。至於他所說的良知，也只是百姓日用。他說：“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是異端。”——這樣，王艮便自然地將原本神聖的儒家道學的外衣扯了下來，使之成為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王艮的學說不僅預示著宋明理學危機的加深和崩潰，而且其思想體系中確實閃耀著某些近代理性因素的火花。當然，這些因素已與乃師王陽明的思想相差甚遠。王艮死後，其子王闢繼承其講席。其學以不犯手為妙，即一切聽任自然，所謂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襲，“至道無其蘊矣”。他強調，“學者所以全其樂者也，不樂則非學矣”。王艮之學除了傳其子之外，其弟子尚有林春、徐樾。其子的弟子有韓貞、李贄。徐樾的弟子有趙貞吉、顏均等。
在王學後學尤其是泰州學派的傳人中，最具有異端性格和叛逆精神的還要數李贄，他被當時最高統治者視為"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洪水猛獸，並下令逮捕入獄，將其迫害致死。
李贄的叛逆性格主要體現在對宋明理學正統的批判上。他從陽明心學的一些基本原則出發，竭力反對宋明理學家的道德說教和神祕主義。他認為，宋明理學家所推崇的孔子已遠不是歷史上的真實的孔子，真實的孔子是人，而不是神。真實的孔子人人可學，而被宋明理學家神祕化了的孔聖人，則不可學，也不必學。因此，他竭力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反對對孔子不切實際的迷信。對於儒家的那些典籍，李贄認為，多半並不出於那些聖人之口，因而並不能作為"萬世之至論"，而應根據這些話語的具體背景進行研究和分析。故此他堅決反對宋明理學家假借聖人的語言以治人的把戲。他稱這些理學家為假道學，為"穿窬之盜"，為欺世盜名者。他們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既可惡、可恨，甚切可殺、可剮。由此可見，李贄對那些假道學家是如何的憎恨。事實上，在沒有新的資源作憑藉的歷史條件下，他所向往的也只能是那些所謂的真儒學、真道學。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李贄的叛逆性格和異端思想只是對宋明理學正統有效，他所呼喚和嚮往的依然是傳統的儒學或稱之為早期儒學。
可是，在清初的一些學者眼裡，例如顧炎武、王夫之、朱之瑜等先生卻持有不同的意見，認為王陽明學說為禪。王夫之在《禮記章句》中指責王學：
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殆攀是篇（《中庸》）以為證據。其為妄也既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為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意，詳略相因，鉅細盡華，一以貫之……迨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土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
王夫之又藉著自己的《張子正蒙注》再次責王學之末，喪盡廉恥，忘及父君：王氏之學，一傳而為王畿，再傳而為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喪，盜賊興……故君父可以不恤，名義可以不顧，陸子靜出而宋亡，其流禍一也。
——關鍵是在最後的一句話，暗指王學斷送明代天下！顧炎武更是激憤，在《日知錄》中斥責王陽明破壞學風：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
他的語意比王夫之更顯明。後來遠走日本的朱之瑜在《答林春信問》裡直率地說：明朝以時文取士，此物為塵羹土飯，而講道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講
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
王夫之、顧炎武以及朱之瑜等人，都是一代學問大家，這樣嚴詞指責王陽明的學說，甚至以為明代天下淪喪其禍因全在於此——若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學問大家的話確實能發人深省深長思之。由於清代開山學者對王陽明學說的否定和批判，王學發展到清代逐漸式微。
但是，就在清初王、顧、朱等否定王陽明學說的同時，甚至還早一點時間，王陽明的學說便流傳至日本。他們在16世紀初期就翻譯出版了《陽明全集》。著名學者中江藤樹致力於研究王陽明的學說，後漸盛於日本。二鬆學舍大學在18世紀中葉就設立陽明學研究中心，出版陽明學刊至今。美國的哈佛大學、夏威夷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均設有陽明學研究機構。英國在1913年就開始編譯王陽明生平及其哲學著作在國內傳播。澳大利亞、加拿大、俄羅斯、比利時以及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都有學者從事陽明學研究——王陽明的學說將會產生更大的影響。
王陽明雖然終生讀經講學心不旁騖，但是，仍然是一位非常傑出的詩人，他有一首這樣的詩：
初日曈曈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
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
白鳥去邊回驛路，青崖缺處見人家。
遍行奇勝才經此，江上天勞羨九華。
——這是王陽明陶醉於九華山的溝壑、雲霧、陽光、樹木、花草之美，信筆寫來，其意境、語言、音韻的優美自不待言，而表達的意念也豐富深邃，只一句“樹老千年雪作花”便令人聯想翩翩回味無窮呵！ 漫漫的思想歷程，一生能做到這樣傑出作為和成就，套用《易經》的話，元亨利貞：王陽明！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柏峰，陝西蒲城人。著有多種文學理論專著、散文集。曾獲全國及省級文學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陝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