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本興
王國維像(1877-1927).
王國維博通經史、地理、考古、音律、戲曲、史學、文學、詩詞、金石、書畫、美學、西方哲學、考古學、甲骨學等門類與學科。且治一門、通一門、精一門，多有劃時代佳作，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收入其《遺書》的有42種， 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學問蓋世無與比肩，是我國近現代享有國際聲望的著名國學大師、學術鉅子、甲骨四堂之一。
學術上耀眼的光芒，遮掩了他書法藝術上的成就，作為著名學者，不以書名譽世，是十分正常的事。實際上，王國維的一生始終以筆為伴，從弱冠開蒙習書、遍臨秦漢以降名碑名帖，到伏案著述、撰寫大量書稿信札、功成名就之時，毛筆是他主要的、也是唯一的書寫工具。我想，王羲之作《蘭亭序》，顏真卿作《祭侄文稿》，其時皆以文為文，未當書法作品創作，而現卻為舉世公認的天下行書之最，那麼王國維堆累如山的楷書、行書等手稿墨跡，應稱之謂浩瀚的書法海洋。長期來，人們對王國維的書法研究是一個闕失，也未有人能揭示一代宗師脫俗儒雅的書品高格，對當下書法創作的啟示與審美價值。因而又是非常靜諡、非常神祕的海洋。餘在縱覽王國維諸多考古、甲骨、隨筆、以及與羅振玉974封往來書信的手稿墨跡後，可謂“望洋興嘆”、感慨萬端。深感水平有限，筆力不濟，無能深入，遂小心翼翼從中擷取有關甲骨文字的片言片葉，無以蠡測海之想，只是以此窺探國學大師在書寫與用筆上的風采。
王國維像(1877-1927)
王國維故居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又字伯隅，號觀堂、禮堂、永觀。浙江省海寧市鹽官鎮雙仁巷人，“雙仁”即謂紀念唐代著名忠士仁人顏真卿、顏杲卿昆仲的雙仁祠而得名。特有的人文環境與氛圍，無疑給王國維幼小的心靈，是一種無形的黙化與薰陶。而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1847-1906)，字與言，號純齋，後改號承宰、娛廬，專攻金石書畫，篆刻印章，並研究詩詞古文，收藏頗豐，著有《遊目錄》、《娛廬詩集》、《畫粕》、《古錢考》等。可以說王國維的一生的國學才能與卓越的貢獻，與父親的督導、庭訓是分不可的。王國維七歲即入私塾讀書學習，16歲時中取秀才。1898年20歲時，他離開家鄉赴上海在《時務報》任書記、校對工作。那時他的生活十分簡樸，家鄉的衣著打扮，頭戴一頂瓜皮小帽，藍長衫，青馬褂，身後拖一小辮子，除吸菸外別無其它嗜好，面黃肌瘦，行動稍顯遲慢，不善交際。後入羅振玉主辦的“東文學社”，有一次王國維創作書寫了一件扇面書法，上錄自作詩詞《詠史二十首》之一，其詩云：“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深得羅振玉激賞，1901年王國維隨羅振玉赴武昌農校任教；1902年在南洋公學虹口分校任職，並研究哲學；1903年任通州師範學校心理學、倫理學教師；1906年王國維又隨羅振玉赴北京，任學部總務司行走等職。1911年王國維與羅振玉一起東渡日本，專攻經學、小學、歷史，並協助羅振玉整理、編輯、考訂所藏大批甲骨、金石等文物。1916年王國維從日本回國，在上海為英籍猶太人哈同編《學術叢編》，並任上海聖倉明智大學教授。1922年王國維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1923年清廢帝溥儀任命他為清宮南書房行走，1925年王國維被聘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隨後便舉家遷居清華園西院。他親手批校古籍，特別是流沙墜簡、甲骨文、金文、敦煌學研究、魏石經考、古器物研究，開創新史學蒙古史、元史研究等方面的大量論著，成為新學科的奠基性之作。其著《曲錄》、《宋元戲曲考》系具有拓荒性、權威性的成就與功勞，開創戲曲研究新風，一直影響、引領著後學。《人間詞話》的問世成為文壇新作，流播海內外，至今還大受歡迎。王國維和羅振玉一樣，對我國的甲骨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成為與羅振玉齊名的一代國學大師。他運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周史、研究典章制度，在甲骨考古考證方面他既重視典籍書本、又特別重視出土文物，於《古史新證》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使考古學術史揭開了新的一頁。所著《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周制度論》等，系研究商代歷史最有貢獻的著作，代表了甲骨學研究草創時期的最高水平。故1928年殷墟科學發掘甲骨文以前的甲骨學研究，學術界稱之為“羅王之學”，影響並造就了之後的幾代甲骨學者。前面己說及，王國維的書法在其父王乃譽的督導下，得益而大進，高妙於小楷、行楷、行書。他的楷書起點高、路子正，取法鍾繇、二王，非常重視書體的結構與布白。作品點畫下筆實、入紙正、行筆穩、墨色和、線性活，富有靈動活潑、剛柔相濟的想象力。王國維的時間多半被讀書、著述佔去，專門用來創作書法作品的時間很少，在那年代裡他的工作與生活，唯毛筆是伴，唯毛筆是友，他所遺留的墨跡大多是書稿、尺牘、信札、書箋等，且尺幅一般不大，所書小楷不過半釐米、一釐米見方。揮灑之間，學術至上，結體嚴謹，疏密有致，筆力遒勁，精工秀麗，充滿著古代傳統的氣息，可謂有晉人的韻、唐人的法、宋元的形、明清的意，亦充滿著自己的態與情，深見功力和造詣。
我們沒有見到他甲骨文書法作品，很遺憾，但不等於他沒有書寫過甲骨文字，如附圖即為王國維書寫的甲骨文字，這是王國維《古史新證》手稿中的甲骨文字，竟然寫得如此認真與用心，可見他對治學、撰文的精到與嚴謹。我曾在安陽、南京、北京等地瀏覽觀賞過諸多甲骨文書法展覽，有很多作品的點畫線條，都達不到這樣“如蟲蝕木”與“如屋漏痕”、骨力洞達的質量與效果。
民國16年(1927)，王國維兒子去世後，一大堆家務事不順其願；又因研究院的事使他極為不悅，無處訴說，心亂徘徊。時值國民革命軍北伐至山東、河南，京師動搖，人人自畏，他非常害怕革命的衝擊。1927年6月2日他從別人那兒借了5元錢，出門坐人力車到了北京頤和園，投昆明湖自盡，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過早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與學術生涯。有史以來，無論是知分子、學者、還是國學大師，都揹負著一個沉重的人生包袱，屈原投江、顏真卿繩縊、王懿榮投井、老舍投湖、喬大壯投河、羅尗子上吊，如此等等最終總有一個死因與迷團，除了扼腕嘆息，其他一切皆毫無意義。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中，對王國維的評述很對：“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是近代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兩個時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個劇烈的階級鬥爭，結果是封建社會把他的身體奪去了。然而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的知識產品，那好象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清華大學王國維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