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歷史觀
任何一位思想家對歷史發展的看法，往往制約他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政治思想的內容和性質。尼采認為，要做真正的哲學家，也許有必要首先做歷史學家，應該說是一個有見地的看法。而證諸中外哲學史，其例不繁枚舉。本文對孔子歷史觀略作考察，以期對全面瞭解孔子思想學說性質有所裨益。
（一）
每當歷史處於轉折關頭，總有一些大學問家出來著手對過去時代的人文積累和人類知識活動成果從總體上進行全面的比較檢討和總結提高。孔子所處的時代便是社會進入大轉變、大動盪的春秋時代，歷史發展的內在進步通過外在的社會“墮落”而表現，文明與野蠻、前進與倒退、享樂與痛苦同時發展，並駕齊驅。孔子不是馬克思，他不能深刻地把握歷史運動的這種二律背反的節奏，但在舊文化傳統瀕於絕續、新文化有待於創生的重要時刻，孔子以“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的天降大任的偉大使命感和責任感，並非偶然的開始對夏、商、週三代人文價值進行批判考察和總結。他的這種全面的考察和綜合的整理，固然是為了以集大成的方式拯救和保留古代文化遺產，但還有另一更重要的動機，便是站在面對現實、預測未來的基礎上，探討過去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現實社會的“禮壞樂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將歷史向什麼方向發展？這種“無道”現象是走向進步的標誌抑或是倒退的方式？個人將如何讓拯救這一社會危機？如何使社會重新恢復“有道”的社會秩序？孔子終其一生學思並進地上下探索著歷史運動的發展方向，並以此規定個人的努力奮鬥方向。“朝聞道，夕死可矣！”可說是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不倦探索的自白。孔子所欲知、欲聞的“道”，一方面是社會歷史運動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又是孔子拯救危機、改造社會理想準則與方法。
在孔子看來，對現實的理解、未來的推斷都應從對過去歷史的比較考察中獲得說明。“溫故而知新”一方面是孔子的治學原則，同時又未嘗不是孔子認識社會歷史動向的方法途徑的經驗總結。他自己本人就是通過考察、探索夏、商、週三代的歷史發展，把現代放到與過去歷史的聯繫中來認識現在與未來的發展趨勢的。他在對過去歷史的研究過程中，曾感到古代文獻、材料匱乏的困難，“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份》，以下引論語，不注）這就是說，對夏禮和殷禮他都是知道的，但沒有現成的實例可以證實。不過，孔子以“不知老之將至”的獻身精神和“人能弘道”的個人信誓孜孜不懈的辛勤探索、比較，雖然沒有抓住歷史辯證法的關鍵，但對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便逐漸有了理性覺醒式的認識，終於體察到並承認客觀歷史是不斷走向進步、而且每一代總是在對前一代進行繼承、改造、更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十世、百世以後的社會是何等模樣的社會，孔子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堅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願意隨便猜度臆測。但他說百世以後可知，它所能知道的是什麼呢?所能知道的就是十世、百世以後的社會都是以不斷髮展，在進步，每一代都在對前代進行批判繼承的基礎上把社會推向前進。他客觀地考察了夏、商、週三代的歷史，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殷禮是以夏禮為基礎，而又進行了“損益”，周禮是以殷禮為基礎，而又加以“損益”的。由此推論，“繼周者”的一代也必須以周禮為基礎而有所損益。這樣一步步的推下去，雖百世也是可以預知的。人類社會歷史爹進程就是“因”與“損益”即繼承與變革交替進行的過程。孔子這裡說的“禮”，並不侷限於社會中的典章制度，而是包括了作為整體的社會的全部人文內容，即一定社會歷史階段的文明程度。所以對孔子來說，社會歷史的變動發展是毫無疑問的。過去、現在、將來的歷史發展，互相之間都是有時代的批判與變革更新的關係，後一代總要對前一代的遺產精華加以吸收、改造，從而創造出新的文化，孔子從對歷史發展的情形反思中總結出一條歷史進步原則，也可說是孔子的歷史發展觀。他正是從這一立場來看待西周文化的。他以不帶偏見的態度和開放的心靈承認西周文化是中國幾千年文化積聚發展的總成果，是歷史進步的標誌，又是新時代文化得以創立、發展的基礎，所以說：
“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有的研究者認為孔子原為殷民族中人，他說出“吾從周”其意義在於打通了殷周文化的藩籬，突破了狹隘的民族界限，放棄了傳統的門戶之見，這固然可以立為一說，但更為主要的還是在於他看到這從西方來的周文化在吸取東方夏、殷文化中合理、精華部分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粲然大備”的新文化，是比殷文化更高一個階段的文明，所以孔子原意接受這種西方文明，原意“從周”、“繼周”。
不過，孔子的“因”與“損益”的歷史發展觀還是有侷限性的。他只認識到社會發展中的量的增減和部分質變，而沒有看到社會發展過程中還有整體性的質的突變現象。這一方面與孔子的歷史視野的狹隘有關，因為孔子只是以總結夏商周三代歷史而立論，而這三代之間的傳承就文明程度而論並無大起大落的突變。王國維雖然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據於殷周之際”（《殷周制度論》），但這只是建立在“周公制禮作樂”的傳說基礎上的過高估價。實際情況是“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周人先要學習、繼承殷人的傳統，然後再加以損益。另一方面侷限在於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是傳統與創新錯綜交織的時代，舊的遷延停滯局面已被打破，社會開始動盪，但戰國時期的喧囂激變尚姍姍來遲，這種時代特點反映在孔子思想上便是“因”與“損益”的交替，所以孔子有這樣的歷史觀點是很自然的。但這畢竟不是社會走向倒退的歷史觀，而是對歷史進步原則的確認。他把歷史文獻的整理和材料事實的敘述轉化，昇華為思想原則，這是孔子的創新。他自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歷史學家，但由於面對現實問題，受到時代變化的刺激，感受到新思潮、新概念的濡染侵襲，有了新的立場和眼光，因而在對歷史的敘述中述出了全新的價值觀念和全新的思想。這樣，“述”也就變成了“創造”。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便由歷史學家轉變成為哲學家。他的歷史觀原則在客觀上導致對春秋社會變化的承認。他的思想方法根本便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果沒有新的歷史眼光，如何能從以前的文化中看出“其不善者”？所以梅依說孔子雖然宣稱他是“述而不作”，“但實際上寧可說他是最初的思想家，甚至可說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儘管他不是如此宣稱”（but actually he was very much of an original thinker, even arevolutionary thinker, without advertising himself as such,《美國百科全書》第七卷，第541頁）。從《論語》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學生基本上沒有復古思想。這與孔子確立的歷史進步原則對“繼周者”春秋社會變化發展的客觀承認是有關係的。有的研究者認為孔子是維護周禮，這是由於受到中國後期社會落後的影響而產生的一種習而不察的城見，是過於簡單的規定。如果我們不拘泥於一些瑣碎細節而考察孔子對春秋以來的社會改革的態度，便很容易看出孔子的歷史觀是貫徹到底的。
（二）
社會改革事業與改革家的作為是不可分離的。而對一個改革家的評價往往包含了他對改革的態度。孔子對春秋以來的第一位改革家，也是大政治家管仲的評價態度便是如此。
被後人看作是法家鼻祖的管仲，輔助齊桓公在齊國第一次進行大的政治改革，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如以下幾個內容：
一、“四民者，勿使雜處”，即讓士、農、工、商各安其居，職業世襲，這是最早的社會分工，其特點是有利於生產技術的傳授與積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二、“作內政而寄軍令”。這一改革內容的基本精神就是寓兵於農，把居民的鄉里組織和軍隊編制結合起來。這樣就打破了舊分封制度的層層發令，使國君可以直接發令于軍帥，從而使政治制度向中央集權制度轉變。
三、“相地而衰徵”。“衰”的意思是等差，這就是說，按土地的好壞，分成等級，按等級收稅。這樣，農民就不會遷移，“相地而衰徵則民不移。”它的意義在於是一種新的剝削方法，因而是極重大的改革措施。其他還有如尊賢育才、開關通商等改革措施。前人論及這些措施多認為這是“管仲變成周之制”、“善變周公之法”。通過這些改革使齊國迅速強大起來，成為春秋時期第一霸主，並且成為抵抗戎狄侵略的主力。
對於這樣一位對周制動了大手術的改革創始人，孔子是如何讓看待得呢？
孔子雖然對管仲與國君處於不同級別，卻與國君享受同等待遇有非議，但對管仲政治改革業績卻是出自內心地推崇備至。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祍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雖然沒有說過管仲地住房面積有多少平方米，也不知每月有多少補貼，但既然連管仲“有三歸”、“樹塞門”之類的小細節都瞭如指掌，那麼對管仲的重大改革措施毫無疑問更應該是爛熟於胸中的。只有改革才能使國力強大，國力強大才能“霸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是到過齊國境內的，對於管仲的改革所帶來的社會進步有親身感受，所以說"民到於今受其賜。"春秋初期，夷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線，管仲舉起“尊王攘夷”的旗幟，團結華夏各國共御外辱，有功於中華民族。“微管仲，吾其左衽矣，”都要處於野蠻民族的奴役之下了。孔子把仁看作是很崇高的境界，未嘗輕易許人，但卻對管仲連稱“仁”，可見符合他的理想。
與孔子基本同時代的鄭國大政治家子產，是又一位被看作是法家先驅的改革家。他在鄭國也創立了“作封洫”、“作丘賦”、“制參闢”、“鑄刑書"等一系列新規章，使鄭國的政治局面翻然改觀。孔子對子產的看法如何呢？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
其使民也義?”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絲毫沒有非難子產，反而稱許他有“君子之道，”“惠人”。子產不毀鄉校，根據:《左傳》記載，孔子評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這同祥是對子產以仁相許。子產卒，左氏載“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可見孔宇對子產的崇敬心情。
從孔子對以上兩位改革家以及業績的態度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發展與實際的政治改革是平行的，他的歷史觀是“一以貫之”的。孔子本人也是很有雄心想做一番政治廓清的大事業的。他的社會政治觀點可說是他的歷史觀在現實領域中的運用和實踐，就是因”和“損益”的具體化，即他的歷史觀決定了他的社會政治觀點。我們從孔子回答子路關於“為政”之道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這一點：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正名”是對症下藥的措施，“禮樂”是對過去的繼承，“刑罰”則是新增益的政的手段，孔子曾經反對講刑罰，是惟恐由此導演出暴政，而他一旦從政，還是要講刑罰的，“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就是“禮樂”也不完全是周的禮樂，而是經孔子改造過的“舊者新之”的新禮樂.這樣，就表現出孔子政治觀的革新氣象。
孔子對新時代中出現的新價值觀念也是樂於接受的。.生產的發展，對財富的追求使孔子朦朦朧朧地覺察到了物質利益對於推動社會發展變化的重要作用，終於承認了“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追求財富是出自人的本性的慾望，是合理的，並非可恥的。但知分子談發財，談富貴多少有些彆扭，所以如果“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子自己,甚至也想碰碰運氣實踐一下求富逐利之道，“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如果確實能夠求得富裕，就是手拿皮鞭，趕一輛馬車，跑跑長途販運，他老人家也是樂意實踐一下的，但如果以正當手段無法致富，那他還是寧願去從事賣唱教書的老本行。財富的作用是孔子把它拿來作為衡量政治得失的一條原則；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是人口眾多。古代早期人口眾多是政治休明的一個標誌，洛克，盧梭等人 也曾以此作為一個政治標準。人口繁庶以後。還耍採取措施使人民富裕起來，然後再施以教化，提高群眾文化教養，而決不能搞愚民政策。這可說是經孔子斟酌損益過的順應歷史潮流變化的治國之道。實際上.孔子平時的思想言論中已經不斷流謠出法家思想的源頭’萌芽。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不立。”
法家提倡的富國強兵，獎勵耕戰，便可概括為“足食、足兵”，而取信於民則尤為 孔子所突出強調，“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民本政治是春秋以來政治發展的大趨勢，。孔子是順應這一趨勢的。要使民眾對政府懷有信心，執政者就必須帶頭勵行各項政 治法規。法家的法制必須從“法不阿貴’’開始，就是為了取信於民。
孔子與法家思想的關係問題，不屬於本文討論範圍。不過從以上簡略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孔子的社會政治觀點是主張變革的、適應時代潮流的進步觀點，是與他的進步的歷史觀相一致的，是孔子的歷史發展觀在社會政治領域裡的實際應用。處於反覆動盪的春秋過渡時代，孔子思想也難免表現出錯綜複雜性，但從總體上看，孔子的歷史觀是進步的歷史觀。應用到社會政治方面表現為贊成改革，支持社會進歩，這是不應該懷疑的。
本期責編：吳煒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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