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8年8月1日，在日本流亡已有半年之久的郭沫若遭到日本警視廳拘捕，郭沫若心裡馬上明白了：東京的警視廳發現了他的真實身份。
“你是中國人吳誠？”已在郭家門口的警察問道。
“是的。”
“你的真實姓名是郭沫若？”
“是的，我就是郭沫若。”郭沫若鎮定地回答，此時已沒有必要隱瞞了。
“請郭先生跟我們到東京的警署去談一談。”
警察出示了拘留證，又當著郭沫若和安娜的面搜查了房間，查抄了郭沫若與他人往來的書信、他的日記、一些書刊等等。
下午，郭沫若被帶到位於東京日本橋的拘留警察署，關進拘留所。
被東京警視廳發現自己的真實身份，郭沫若並不感到特別意外———這只是早晚的事。但因此而遭拘留，還是有點出乎他的意料。雖然他身為國民黨政府通緝的對象，匿名流亡日本 ，但據他所知，當時的日本政府對於來自中國的政治流亡者，只要不從事顛覆日本社會的政治活動，一般是不會給予監押或驅逐的，一定是哪個環節出了紕漏。
二
南昌起義的部隊南下廣東失利後，郭沫若輾轉香港於1927年10月下旬回到上海。自從3月底寫了那篇揭露蔣介石反革命真面目的《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後，郭沫若就被蔣介石視為眼中釘。“四一二”政變之後，蔣操縱的國民政府又將他列為通緝犯，懸賞三萬元捉拿歸案。考慮到郭沫若在上海的熟人太多，難以久居，周恩來已經安排他一家去蘇聯。12月5日，郭沫若接到通知，搭乘蘇聯撤離駐滬領事館人員的輪船赴蘇。但是啟程的前兩天，一場突然襲來的斑疹傷寒使郭沫若幾乎丟掉性命，自然也失去了去蘇聯的機會。病癒之後，郭沫若又通過潘漢年與周恩來商議暫去日本避居，這時已經到了轉過年的1月底。
2月24日，郭沫若用了一個假名———吳誠，在上海碼頭獨自登上一艘開往神戶的日本郵船“盧山丸”號。送他到匯山碼頭的只有內山完造，安娜和孩子已經先於他乘“上海丸”赴神戶。這樣安排是為了避人耳目。
27日上午，“盧山丸”抵達神戶。那時中日之間人員往來不需要簽證，所以入境十分順利。彙集了先期到達的安娜，郭沫若一家當天便乘火車去往東京。
在考慮暫居日本住在哪裡時，郭沫若感覺頗費心思。以被通緝之身匿名居留異國他鄉，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躊躇再三，郭沫若想到作家村鬆梢風，因為他在街上看到一本刊名《騷人》的雜誌，主編是村鬆梢風。還在1923年，郭沫若就在上海結識了村鬆梢風，他應邀去廣東大學任職前又與村鬆會過面。也許村鬆可以有辦法，至少可以請他出出主意。
按照雜誌上印的地址，郭沫若在飯田町找到了《騷人》編輯部的辦公室。村鬆梢風很熱情地接待了突然造訪的郭沫若。待聽罷郭沫若講述了自己目前的處境後，村鬆梢風思索片刻，娓娓道出了一個建議：住到與東京毗鄰的千葉縣市川市。這樣“一方面適宜於孩子們的健康，一方面也適宜於寫作生活”。市川與東京之間有電車相通，交通便利。特別是因為它地處千葉與東京的交界處，出了什麼事情，兩地警察（一方隸屬縣政府，一方隸屬警視廳）往往互相推諉，也就有了迴旋的餘地。村鬆梢風還說到他的一個朋友橫田兵左衛門，是在當地交遊很廣的一位擊劍名手，東京的首席思想檢事（檢查官）即是他的同學。橫田人頗俠義，可以請他出面關照。
郭沫若聽到這樣的建議———豈只是建議，應該說是很周到的安排———當然很滿意。
翌日，村鬆梢風親自陪同郭沫若和安娜去了市川。他們先去拜訪了橫田兵左衛門。橫田果然很熱情，滿口答應給予關照，並且馬上帶郭沫若和安娜找好了租住的房子。橫田家族過去是仙台的士族（武士階層），他與安娜敘起家族的事情時，發現彼此都是知道的。
經過橫田的奔走聯繫，東京的那位首席思想檢事同意，郭沫若只要和地方上的負責人接個頭，便可安頓下來。他還給市川的樋口檢事寫了一封介紹信，由橫田陪同郭沫若去拜訪了樋口，樋口又親自帶著郭沫若去見了市川的警察局長，說明了在此地寄居之意。從法律程序上說，沒有檢事的傳票，警察是不能擅自逮捕人的，所以警察局長對樋口親自關照的人自然不會刁難。而且他還主動授意，為了孩子上學不受同學歧視（市川的小學沒有收過外國學生），他們可以從母親的姓登記。所以郭沫若和安娜的孩子在日本一直都用安娜孃家的姓氏佐藤。郭沫若安頓下來後，從國內直接寄給他的信，便都寫“佐藤和夫收”（其長子名）。
三
寓居市川的經過可謂一帆風順，郭沫若自己也大感意外。不過幾個月來，生活的確很平靜。這一次警視廳越過市川市警察局直接拘留了自己，究竟在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呢？
在一間好像是會議室的房間裡，警視廳的外事課長親自與郭沫若“談話”。他詳細詢問了郭沫若、安娜的履歷，詢問了郭沫若來日本的經過，郭沫若都一一如實作答。然後，他抓住郭沫若化名入境並且寓居下來這點，反覆訊問郭沫若肩負什麼祕密使命，在日本有什麼活動。郭沫若解釋說，使用假名，當初只為在上海離境時瞞過中國的警察，在市川仍用這個假名寓居下來也有此意，而且是經過當地檢事和警署同意的。幾個月來，自己只從事寫作、著述，完全與日本無關，更不要說有什麼不利於日本的活動了。
“談話”反覆在這一問題上進行了三個小時，問話的人也感覺不耐煩了，便命刑士將郭沫若帶到拘留所去。
拘留所的建築像地下室似的黑洞洞的。進門之後，郭沫若便被要求交出身上所有的東西，包括腰間的皮帶。他想發火，卻又無可奈何，只能以看守怕他自殺自我解嘲。可是當一個武裝警察要將一張寫有“郭沫若”幾個字的白紙別在他胸前拍照時，郭沫若憤怒地拒絕了：“我還不是犯人！”他覺得這是平生第一次的奇恥大辱。當然，像最後還是得照，而且前後左右各一張。折中了一下，在照背面像的時候，那張紙被貼在椅子背上。
拿了一床毯子，郭沫若被帶進監房。監房兩面是鐵窗，只有六平米大小，勉強可睡兩個人，已經有一個被看守叫作禿鬆的人在裡面，那人確實是個禿頂。禿鬆見又有人來，挺高興，客氣地招呼著郭沫若。
清晨六時開始放風，這是一天中惟一的一次。郭沫若踱出監房去洗漱，卻意外地在另一間監房中看到一個熟人小原榮次郎。“他也被拘捕了，是受自己的牽連嗎？”郭沫若馬上想到這一點。
小原榮次郎是個商人，在東京開有一個店鋪“京華堂”，專門經銷中國的文房四寶、瓷器印章、假古董及一些雜貨。一次偶然帶回在中國不值什麼錢的蘭草，卻在東京賣火了，發了財。此後，他專門在上野建了蘭圃，辦蘭花展，辦雜誌，主編寫蘭花的書，被人戲稱“蘭花博士”。小原榮次郎常跑中國進貨，與在上海經營書店的內山完造是朋友，由此結識了也在上海的郭沫若，常有來往。北伐時期，他在廣州還給安娜拍過許多照片。郭沫若流亡日本後，他在國內所得的稿酬，國內一些朋友寄來的信件，就通過他的“京華堂”轉寄。
“如果小原榮次郎因自己而受牽連，那大概還有村鬆梢風了？”郭沫若愈發感到忐忑不安。
四
村鬆梢風的確也被拘留了，是在另一個警署。
就在郭沫若被拘捕的那天深夜，外出了一天的村鬆梢風剛回到位於神田區的家，便被守候多時的警察拘捕，帶到了附近萬世橋的警察署。這個警署的拘留所，在東京是條件最差的，一間牢房裡要關押20個人，像個豬圈。人與人之間只有緊挨著才能躺下，村鬆梢風索性倚靠在牆角坐著。雖然在外奔波了一天，此時的村鬆卻毫無睡意，從剛才拘捕他的警察話語中，他察覺事情與郭沫若有關。但左思右想，他覺得頂多算個知情不報，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於是，也就安下心來。
第二天上午，警署的檢事審訊了村鬆梢風。果然是關於他與郭沫若之間關係的事情。
大概因為村鬆是有些名氣的作家，那位檢事的態度還算客氣。他詳細訊問了村鬆幫助郭沫若一家到市川安頓下來的經過，反覆訊問村鬆與郭沫若交往的活動、內容。村鬆梢風承認自己知道郭沫若化名居留日本，卻沒有向當局報告是考慮不周，也坦然講述了自己與郭沫若交往的經過。
那位檢事對此顯然並不感興趣，他想了解郭沫若匿名居留在市川的這半年之中，村鬆與他有些什麼樣的交往和活動。於是，他拿出兩封村鬆梢風寫給郭沫若的信———這是警察在郭沫若家中查抄的。他指著其中議論日本時政和被當局列為具有“危險思想”的社會團體的文字，訊問村鬆梢風這該如何解釋。村鬆梢風看到這兩封信，心裡一沉，他知道，單憑這些所謂危險言論，警察當局就可以起訴他，並判他以重罪。
審訊回來，村鬆梢風輾轉不安。白紙黑字，似乎有口難辯，他有些後悔與郭沫若的交往不太慎重。急切之中，村鬆梢風突然想起在警視廳任警補的同鄉大谷，於是，他要求會見大谷。
村鬆梢風將他與郭沫若交往的來龍去脈通通講給大谷，請他幫忙。大谷知道村鬆不是那種會做些什麼出格事的文人，便出面擔保，萬世橋警署於是釋放了村鬆梢風。但這已經是他被拘留的第4天了。
出了拘留所，村鬆梢風原想直接回家，但又擔心郭沫若此時大概還因為被懷疑與自己有什麼政治性活動被拘留著，便徑直去了東京警視廳。他把事情的原委又向外事課長講述了一遍，說明郭沫若在日本什麼活動也沒有搞。外事課長聽完後當著村鬆的面拿起電話，通知拘留警察署釋放郭沫若。村鬆梢風這才放了心，雖然受郭沫若之累進了拘留所，畢竟自己那些寫在信中的文字也連累了郭沫若。
看來，警方對村鬆梢風的懷疑解除之後，對郭沫若的懷疑也隨之消除。一個小時之後，郭沫若也走出了拘留所。
五
郭沫若這次被日本警方拘捕，當事者最後也沒有搞清所為何故，可以說仍是一件無頭案。郭沫若在自傳中曾寫到這件事，但他記下的主要是被拘捕之後自己忿忿不已的情緒感受。
事情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1928年7月，日本《戰旗》雜誌7月號上刊登了兩篇文章：《中國的新興文藝運動》、《訪中國的兩位作家》。這是左翼作家藤枝丈夫、山田清三郎採訪郭沫若與成仿吾後分別撰寫的報道。《戰旗》是這年3月成立的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即“納普”）所辦的機關刊物，它的發行量並不大，但顯然是為當局所注意的對象。正是這兩篇文章，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因為此時的日本政府已經進一步加緊了在國內的思想鉗制，3月份曾在全國範圍搞了一次對日共的大檢舉，一度很活躍的左翼文學運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介紹等不斷遭受打擊。
兩位日本左翼作家在報道中，把郭沫若與成仿吾作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代表作家予以介紹，並希望通過他們使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與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相互瞭解，相互聯繫。文章中的郭沫若當然是匿名的：藤枝丈夫的一篇以“K君”代稱；山田清三郎的一篇則寫成“另一位青年就是……蔣介石曾以數萬元懸賞要他的腦殼的人”這樣的文字。但當時略知時事的人，一看便知寫的是誰。而且文章中寫明瞭採訪是在日本進行的，還寫到在此之後，成仿吾將經蘇聯的西伯利亞赴德國。這不能不使東京的警視廳給予極大的關注，因為這可能涉及到中國、日本、蘇聯之間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聯繫。
成仿吾的行蹤很容易查清，他在5月入境，當月便離開日本去了蘇聯的西伯利亞。郭沫若的行蹤卻是空白，沒有他入境的記錄。其實，日本警方此前也未必沒有想到郭沫若有可能流亡到日本了，因為從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初之間，不少中國大革命期間的風雲人物都流亡日本，像陳啟修、沈雁冰等。警方採取的措施只是派便衣跟蹤，隨時掌握他們的行蹤，並不干涉他們的居留、活動（只要不是政治性活動）。所以郭沫若是否流亡到日本，並非他們特別要關注的事情。現在則不同了，不但要弄清郭沫若是不是在日本，重要的是還得弄清他有些什麼政治方面的活動。
警視廳外事課對於近鄰中國的各種時事還算是瞭如指掌的，他們查實到郭沫若在中國消失之前的最後逗留之地是上海，於是根據入國管理局的記錄，將四五月之前一段時間由上海赴日本的中國人排列出一個可疑者名單，請日本駐上海的領事館協助核查。領事館的協查，使目標很快便鎖定在2月27日從神戶入境的吳誠身上。吳誠的身份是江西南昌大學的教授，來日本的名義是到東京考察教育。領事館查證南昌大學確有其人，但吳誠仍在中國，而從神戶入境的吳誠卻沒有出境的記錄，警方由此斷定吳誠即是郭沫若。
斷定吳誠即是郭沫若，那麼查清吳誠到日本之後的行蹤，對於警視廳就是很容易的事情了。於是，由此又帶出了幫助郭沫若一家安頓在市川的村鬆梢風和為郭沫若收轉從中國寄來郵件的小原榮次郎。而在郭沫若寓所內搜出的村鬆梢風的幾封信，特別是還有成仿吾從歐洲寄來的一封信，無疑進一步加重了警方懷疑郭沫若在日本有政治活動的擔心。這樣就演變成了幾個人相繼被捕，且均被拘留數天的事件。
說起來有點可笑的是，原本讓日本警方疑心到郭沫若與赤色蘇聯也有聯繫的成仿吾的那封來信，後來反倒使他們吃了定心丸。村鬆梢風有大谷擔保，使警方確信，他在致郭沫若信函中所寫的那些文字，大概不過是文人關於現實的一些牢騷話或發洩一下不滿的情緒，但這並不能完全排除郭沫若沒有另外的活動。成仿吾信的內容就成為警方檢查的重點。信很長，用中文寫的，警方專門請了人來翻譯。成仿吾在信中客觀敘述了他從西伯利亞一路到莫斯科的見聞，其中表示了對於他所看到的蘇聯現狀的幾分失望與批評，因為這與他們從五四時期就憧憬的那個理想中的蘇聯有著不小的差距。這倒也不足為怪，那時的蘇聯特別是廣大的西伯利亞地區還處在動盪之中。這個結果使警方感覺有些意外，但卻也因此而排除了郭沫若與赤色蘇聯關係的懷疑。
從這次拘捕事件以後，郭沫若就被警方列為監視的對象。時不時地會有當地警署的警士來家中“拜訪”。而且不僅如此，還有駐紮在當地的憲兵也會“光顧”。從郭沫若親筆寫下的他流亡日本後期兩個月生活的一段文字中，仍可以見到警察“來訪”達五六次的記錄。曾經有段時間，郭沫若凡出去辦事，身後總會跟著一個便衣警察。他索性將提包交到便衣手中，自己在前面昂首闊步地走。一個文質彬彬的學者，後面一個壯碩的跟包———這成了市川街頭的一景。不過那昂首闊步的身影內鬱積著的屈辱和憤懣，是可想而知的。
郭沫若這次被日本警察拘留，雖未受皮肉之苦，但幾天的拘留所生活，給他帶來巨大的精神創痛。他後來在撰寫流亡日本時期生活的一篇文章時，寫下這樣的題目：“我是中國人”，其忿忿之心可見一斑。所以，儘管流亡日本長達十年，郭沫若在其自傳和相關的文章中，絕少提及他與日本、與日本人之間的關係，雖然其中不乏美好的、愉快的記憶。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的第18天———7月25日清晨，身著居家穿的和服、木屐，郭沫若沒有與安娜告別，悄然離家。他避開警察的監視，在國民黨情報部門的協助下，化名從神戶隻身登上開往上海的“日本皇后”號郵輪，結束了十年的流亡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