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立波
出版於1971年的郭沫若著作《李白與杜甫》，在當時掀起了巨大爭議，原因是郭沫若在極其倉促和特殊的環境下完成的一篇並不算大部頭的作品，並拋出了前無古人的驚人觀點，首次將李白定義為“外國人”。並按照他的說法“李白的性格和詩歌是比較更富於平民性的。”為此郭沫若要將“外國人”李白變成為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平民詩人“好鄰居”，似乎要給李白來一枚“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貢獻“的勳章。
拋棄李白自述和李白身邊朋友及後是學者大量論證，以驚世駭俗之觀點，大搞對李白的歷史虛無主義，將中國傳統文化孕育而來的李白，非要變成“外國人”，讓後人為此大跌眼鏡，甚至嚴重傷害了李白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和感情。郭沫若說李白是“外國人”？看李白自己怎麼說。李白自己說是隴西成紀人，就是甘肅天水一帶。他自稱是西涼時期涼武昭王的第九世孫。
在其《贈張相鎬二首》其二中說：“本家隴西人，先為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青雲上。”漢代的飛將軍李廣有一支後裔定居隴西成紀，李暠是李廣的第十六世孫，他在敦煌、酒泉一帶擁軍自立，號為涼公，死後諡號武昭王。按照國人傳統想法，誰出生在哪裡，誰最有發言權，然而後世大量不負責任的所謂考證。
郭沫若和他的日本全家福
甚至有的學者為了迎合郭沫若觀點，將李白身世進一步搞“迂迴研究”，即首先承認他是隴西人，然後又說可能李白這支的祖上流落到外國，最後又搬家來到四川，這種兜圈子的所謂學術研究，並不能對李白的文化價值有多大意義。
此外，郭沫若以大量誇張甚至並不切合實際的語言對李白進行“肉麻”式鼓吹，有時也不知道又是作什麼障眼法，在極端諂媚的語調中又對李白進行某種質疑，甚至懷疑李白做人個格調和基本素質，認為李白說他是高門之後，是李白本人或其先人所捏造，目的就是抬高自己的門第”《郭沫若（關於李白）》，這未免有度人之腹的嫌疑。很難理解，郭沫若曾以“抬李貶杜”的筆法寫了大量讚頌李白的文字，卻多處可見他對於李白的不屑，真是殊不可解。
被譽為“浪漫主義偉大作品”的天狗
此外，郭沫若對李白在安史之亂的處境想當然的進行“胡說”：“由種種跡象來看，李白在寫了《秋浦寄內》之後不久，在天寶十四年的冬季曾經回過梁園，適逢其會，遇到安祿山的叛變，洛陽陷沒，潼關阻塞，因而匆匆地改變糊狀，和宗室南竄。”先不說郭沫若分析的對不對，其對李白行蹤的措辭來看便頗可讓人不舒服，“竄”字乃狼狽相，甚至做了不能見人的壞事往往以此名冠之，何況郭沫若要對他執意捧紅一個“外國詩人”來說，這種用詞也真是醉了。想必他這條“天狗”發了狂，這下不僅吃了月亮，連太白星也給吞了。當時潼關未失手，二是李白並非“南竄”，而是西奔，所以後來才有“東奔向吳國”的詩句。
郭沫若的“李白”是他自己想當然的“李白”，他對於這位“外國詩人”的所謂的狂熱讚揚，並不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而真正的李白比郭沫若陛下的李白更出彩，是照耀中華詩壇最耀眼的大詩人。
李白是偉大的浪漫主義的中國文人，是中華文脈的重要傳承者和創造者，無論郭沫若筆下的李白如何如何，都不能損日月之明，包括他對杜甫的所謂的“貶低”，也都脫離基本歷史客觀現實。作為大唐兩位雙子星座的巔峰代表人物，李白和杜甫都說明了文化的張力和多元性，體現了大唐盛世的包容性和開創性，歸根結底是中華文化的一天根系的兩個優秀延伸。學界對郭沫若"揚李抑杜"的評價傾向批評甚多,但所持的依據主要是書中批評杜甫的失當之處,很少對其批評李白的內容進行全面的審視。實際上,《李白與杜甫》雖然表現了"揚李抑杜"的不恰當傾向,但郭沫若對李白同樣有著許多深刻而嚴厲的批評;，蘊含著某種高級黑的成分。
郭沫若不小心曾在其書《我的幼年》中說出了實話，李白在他眼裡最多也只能排第三，此刻他忘了曾經如何表達狂熱地喜歡李白：“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這裡最冤枉的是韓愈，其在古文運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其學術水平和道德文章均經得起歷史檢驗，卻不知因何得罪了郭沫若竟要其“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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