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詩云”，是中國古代讀書人中間流行的切口、黑話。他們經常引用孔子的語錄和《詩經》的句子來對話交流。
“子曰詩云”是兩套專業語言，在西漢中期オ才比較均等地流行，到宋代中後期，“子曰"的使用率便大大高於“詩云"了。但是在先秦時代，“詩云”"的勢力遠遠大於“子曰”。在孔子成為流行的大人物之前，甚至在他出生之前，“詩云”已經在貴族階級中相當流行和普及了。
公元前544年，吳國大夫季札到魯國觀樂，魯國為季札演出的歌詩，其分類名目，先後次序，已經等同於今天的《詩經》了。那一年，孔子只有8歲。這一條記載於《左傳》中的證據，否定了孔子從三千首詩作中挑揀三百零五首編定成集的可能。
孔子周遊列國之後回到魯國，所作關於《詩經》的工作，只是重新為詩三百篇確定合適的配樂。那時候，歌辭已經很少與音樂同時被使用了。
實際上，《詩經》中的三大類別:風、雅、頌，就是三種不同的音樂類型，頌是宗廟祭祀的音樂；雅是正規的典範的音樂，因為演出場所不同，又分為大雅和小雅；如果雅、頌的解釋還有些學術糾葛的話，那麼關於風的理解就比較統一了，風，是十五國的地方音樂。
因為配合的音樂形式不同，那麼歌辭的內容自然也會不同。關於風，有一種說法是，“牝pin(雌性的鳥獸）牡mu(雄性的鳥獸類）謂之風"。朱熹則進一步肯定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歌，各言其情者也。"一百三十五篇《國風》之中，的確多是言情之歌詩，而且，它們幾乎都是《詩經》中最傑出最精美最動人的部分。
名義上，詩經有十五國風，不過，周南、召南可以統稱南風，邶風、庸『風均屬衛風，魏風、腦風幾無言情詩，檜風、曹風殊無可觀。這樣清理下來，實際只有八國風詩需要我們善待了。
《詩經》第一篇，《周南・關睢》便是著名的情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速”，從"寤寐求之”到“輾轉反側”，終於相識相戀“琴瑟友之”，最後”鐘鼓樂之”將淑女迎娶進門。是一篇全程的情詩，純是男子口吻。
當然，還有女子版的《衛風・氓》，從“那小子滿臉笑嘻嘻，抱著布匹來換絲。換絲哪兒是真換絲，悄悄兒求我成好事”(氓之蚩蚩，抱布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求婚、訂婚，人嫁，到婚後的理家辛酸，男子的寡情背德，終於悔不迭，反思當初。感情還是在婚前戀愛期最燦爛動人，至少相愛時男女總是忠誠專一，比方《柏舟》的女孩，《出其東門》的男孩。
愛情可以在對象出現之前單獨發生，如枝頭的梅子紛紛墜落，也刺激著思春的少女，期盼有心追求的小夥子快快到來(《召南・攥有梅》):男孩子出場了，要翻過牆頭進來，女孩子又是歡喜又是憂，怕父母不依兄弟不愛，怕閒言語人言可畏，詳見(《鄭風·將仲子》)；男孩子如果畏縮不赴約會，一準兒又受到女孩子的嘲罵，“你要是心上還有我，你就提起衣裳把洧水過。你要是心上沒有我，世上男孩還不多?傻小子裡頭也屬你傻。”就像(《鄭風・賽裳》)；男孩子追過來了，同樣也會挨一通笑罵，“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沒看到美少年，卻來了個傻二哥(《山有扶蘇》)。
在女孩子的利嘴之下，古代少年同今天的男孩子一樣，只有恭聽的份兒。但凡愛情古今一理，總要過一過麻辣燙。也有一見鍾情，一步跨人性愛的情形:比方大清早，田野間，草露還未乾，“有美一人，婉如清揚(美目閃爍)。邂逅相遇，與子偕(同藏)”(野有蔓是草):除了偷窺，甚至我們還可以偷聽，“慢慢兒來啊、悄悄來，我的圍裙可別動!別惹得狗兒叫起來!"(“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朮也吠!”)《野有死麇》的故事，就發生在一個獵鹿的獵手和一個割草的女孩子之間。
幽會當然也可以從野外揶到房間裡。《鄭風·女日雞鳴》手《齊風·雞鳴》都是幽會男女在黎明時的情話。女子都有時間觀念，男子都留戀床第不肯起身。女子說:“雞既鳴矣，朝既盈矣。”男子狡辯:“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還說，“蟲飛薨薨(蟲子嗡嗡嗡)，甘與子同夢。"(《雞鳴》)；《女日雞鳴》也是，“女日雞鳴，士日昧且(天才亮了一半兒)"，於是又親熱歡好，又甜言蜜語，“宜言飲酒，與子借老”，又送信物，“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玉器作為禮物，象徵愛情長久。“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衛風・木瓜》)。贈玉佩、瓊瑤容易理解，贈彤管贈花椒子，就讓我們犯胡塗。“視爾如荍，始我握椒”，我看你像一朵荊葵花，你送我一捧花椒子。《東門之》中的贈椒是表示結恩情。
《靜女》中的彤管是什麼，卻令顧頡剛等專家們費了許多功夫，終於也沒有得出一個公認的答案。“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這個讓人抓耳撓腮的女孩子，真的是神祕又可人。
某些地域是愛情的高發地帶，比方“東門”。《國風》中以東門為題的就有多篇，《出其東門》、《東門之蟬》、《東門之揚》等等。再有一片愛情領地，就是河水之濱。河是一種象徵，總是令愛情可望而不可及。《周南》中的《漢廣》和《秦風》中的《蒹葭》，都是為此吐出的長嘆，情境極其相似。比較起來，《漢廣》稍微初級一些，《蒹葭》則更加精妙絕倫。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整首詩三段都是同一主題、同一結構的變換重奏，真正的一唱三嘆。意象、音的、節奏，都是第一流的。遠遠高出普通的民謠，是詩人之詩。真應該標示出作者的名姓來，不該是無名之作。
《詩經》還是有幾位可靠的作者。事蹟最清楚的是許穆夫人，她是衛戴公的妹妹，嫁給了許穆公。她的作品是《載馳》。公元660年，北方的秋人攻破衛國，衛人被迫南遷渡過黃河。許穆夫人回國慰問並計劃向大國求援。許國君臣膽小怕事阻撓她的行動，許穆夫人於是作詩鳴志。“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不要盡說我的不是)。百爾所思(你有種種主意)，不如我所之(不如我的已定之規)。"她的事蹟明確記載於(左傳》裡。
待人孟子是(小雅・巷伯》的作者，明確標明在詩中。寺人是宮內小臣。尹吉甫是《大雅》中《崧高》、《烝民》兩篇所標明的作者。尹是周宣王時代的著名貴族，據說《大雅》中的《韓奕》《江漢》也是他的作品。一位臺灣學者曾經撰著，考訂出全部詩三百篇均是尹吉甫一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創造完成的。導致這種論證，至少有一個最基本前提，就是《詩經》的統一性。
從形式上看，《詩經》雖然雜有二至九字句，但基本上都是四言詩。產生於十五國廣大地域(包括今河南、河北、陝西、山西、山東、湖北)的數百篇作品有這樣整齊的格式，顯然經過整理編訂。最可能的整理編訂者，是周王朝的太師，國家樂團的藝術總監。他或者他們，對《詩經》的刪訂修改，有些時候做得過頭了。比方在不同的國風裡，出現完全相同的套語，有些個別詩篇的某些章節與其它部分不聯貫不調和。當然，這是在有功之上的小過失。
必須承認，從《詩》成形的那天起，它就不曾被作為單純的文學藝術品來使用。作為辭樂一體的形式，它是國家典禮、數不族宴會上演出的娛樂形式，它成為貴族子弟的學習教材，它是是國家外交和貴族社交時的交際辭典。
貴族們經常賦詩言志，即詩歌或誦詩》中的片斷來表達胸懷和意志。至少有一次，齊國一位大夫引用的詩句不對頭，結果導致了一個反齊聯盟的誕生。《詩》的被引用，往往是斷章取義，或用其隱喻，或用其引申義，更多的只是其中幾句文字字面的意思。
《左傳》記載，鄭國幾位大臣在晉國大夫趙孟面前賦詩，聽他評點。伯有賦《鶉之責責》，趙孟就批評他:“床第之言不逾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但子大叔賦《野有蔓草》，也是寫野合的，趙孟卻肯定他。原來伯有引詩中有“人之無良，我以為君”的句子，含有影射攻擊鄭國君主的意思。子大叔引詩中有“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取其“幸會幸會"”之意。貴族們喜歡引用《詩經》，是因為它的語言更典雅更鄭重。
但是，使用《詩經)有一個前提，就是說者聽者均熟悉它，否則就沒法交流。齊國的慶封出訪魯國吃相太差，魯大夫叔孫穆子便賦《相鼠》，諷刺他“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根本不懂。後來，慶封因內亂逃亡魯國，叔孫程子又請他吃飯，他還是吃品不佳。叔孫索性請樂工朗誦《茅鴟》諷刺他，他還是不明白。這就滑稽了。
需學者通常將《詩經》的意義筒化成兩條，美、刺，要麼歌諷刺他，要麼歌頌什麼，要麼諷刺什麼。《詩經》確有或美或刺之作，但更大量的是緣情之作。將言情也列為美刺，就太過歪曲了。宋代朱熹對此有所糾正；清袁枚也說，“《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但是，直到新文學時代以來，《詩經》才真正回到它原來和它應該是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