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 硅谷的最大危險：美國摒棄全球化——專訪斯坦福大學教授理查德·達舍（Richard Da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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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學美國-亞洲技術管理中心主任理查德·達舍認為，中國的創新系統正在演變中，中國需要在經濟下行時保持創新系統的運行。而硅谷正在為下一波浪潮做準備，同時硅谷也面臨各種挑戰，其中最大的挑戰來自於美國摒棄全球化的態度。

作者：馬曉澄、彭茜

來源：原文刊發於《清華管理評論》2019年6月刊，本文為節選

TBR：您如何對比中國和美國現在的創新系統？

理查德·達舍：中國的系統還在演變中，而美國的系統已經相對成熟，契合到了一個非常先進的經濟之中。

在硅谷，你必須有非常不同的想法和技術，否則投資者不會感興趣。中國還有很多跟已有的差不多的機會。中國的這種演化有兩個不同的層面。一個是中國的不同區域生態系統還在演變中，而美國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色，這種特色是跟特定的產業或者商業方式聯繫在一起的。硅谷有它的風格，波士頓有它的風格，紐約有它的風格。在這些不同的創新中心有不同的工業體系。

另一個是硅谷經歷過了幾次大的經濟下行，而中國仍然處在其第一個主要的增長軌道上。它不需要在經濟危機之中去創新。創新系統要持續下去，就需要有好的企業家，需要有好的投資者，好的人才。這些在經濟下行時變得難找。在2008到2009年的經濟危機中，美國的投資者幾乎停止了投資，這意味著那些可以獲得投資的企業家，有著比平常更好的商業構想。現在一些在硅谷做得很好的公司，其實是從2007年到2008年的經濟危機時開始的，並且度過了那個難關。未來，中國要在經濟下行時保持創新系統的運行，這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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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學美國-亞洲技術管理中心主任理查德·達舍認為，中國的創新系統正在演變中，中國需要在經濟下行時保持創新系統的運行。而硅谷正在為下一波浪潮做準備，同時硅谷也面臨各種挑戰，其中最大的挑戰來自於美國摒棄全球化的態度。

作者：馬曉澄、彭茜

來源：原文刊發於《清華管理評論》2019年6月刊，本文為節選

TBR：您如何對比中國和美國現在的創新系統？

理查德·達舍：中國的系統還在演變中，而美國的系統已經相對成熟，契合到了一個非常先進的經濟之中。

在硅谷，你必須有非常不同的想法和技術，否則投資者不會感興趣。中國還有很多跟已有的差不多的機會。中國的這種演化有兩個不同的層面。一個是中國的不同區域生態系統還在演變中，而美國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色，這種特色是跟特定的產業或者商業方式聯繫在一起的。硅谷有它的風格，波士頓有它的風格，紐約有它的風格。在這些不同的創新中心有不同的工業體系。

另一個是硅谷經歷過了幾次大的經濟下行，而中國仍然處在其第一個主要的增長軌道上。它不需要在經濟危機之中去創新。創新系統要持續下去，就需要有好的企業家，需要有好的投資者，好的人才。這些在經濟下行時變得難找。在2008到2009年的經濟危機中，美國的投資者幾乎停止了投資，這意味著那些可以獲得投資的企業家，有著比平常更好的商業構想。現在一些在硅谷做得很好的公司，其實是從2007年到2008年的經濟危機時開始的，並且度過了那個難關。未來，中國要在經濟下行時保持創新系統的運行，這非常重要。

理查德·達舍（Richard Dasher）自從1994年開始就擔任斯坦福大學美國亞洲技術管理中心主任，並於1998年～2015年期間同時擔任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系統融合中心執行主任。他的研究和教學聚焦在創新系統中人才、知識和資本的流動、新技術對工業價值鏈的影響、以及開放式創新管理。達舍博士在日本和泰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顧問委員會擔任委員。他同時擔任硅谷一些創新公司、創新加速器、風險資本以及非營利性機構的顧問。

TBR：中國還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經濟危機。

理查德·達舍：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並沒有像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樣，真正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當時中國還處在開放和增長之中。所以世界上的麻煩沒有困擾到中國，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經濟是會上行和下行的，你無法避免。我們需要預期在接下來15年時間裡的某個時候，中國將會遭遇經濟下行，部分原因是經濟危機每八九年就會襲來一次，另一部分原因是中國正在經歷一些真正艱難的結構性改變。

彭茜：您談到了美國不同地方的創新特色，那麼硅谷的特色是什麼？

理查德·達舍：當提到硅谷的時候，現在人們會想到先進軟件、生物技術、以及一些很好的硬件初創公司。但現在硅谷幾乎所有產業都在廣泛運用人工智能，所以你可以說硅谷有一種人工智能的風格。不過，硅谷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思維模式。在硅谷，人們對這樣一種理念簡直到了迷戀的程度，那就是瞄準最大的想法，用最快的速度發展，然後最大化地促使其增長。

馬曉澄：中國人希望學習硅谷成功的模式，不過硅谷也面臨著一些挑戰。你認為哪些挑戰令人擔憂？

理查德·達舍：我認為最明顯的挑戰是這裡的成本，這裡的房價已經高到了如果你是一個人工智能程序員就可以負擔，但如果你是其它職業可能就負擔不了的水平。如果這個地方對於工作在普通公司的普通人而言太貴的時候，就真的是個問題了。還有硅谷的基礎設施也是一個嚴峻挑戰，硅谷現在的交通可謂臭名昭著。

大家認識到了這些挑戰，並且在嘗試找到解決方案，即使他們無法找到一個根本性的答案。現在，每次有一個提議的或者擴張的項目，比如谷歌嘗試購買聖何塞的一片很大的物業，他們不僅需要規劃辦公室，還需要規劃自己員工的住房，他們還需要規劃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可負擔的住房，因為這樣才能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應對更大問題的暫時性解決方案，但這種政府對公司發展的限制可能是人們唯一可以做的，直到下次經濟下行來臨。

坦率說，如果轉向摒棄全球化的態度，硅谷的風險將遠比美國其他地方更大。現在，類似硅谷這樣的創新經濟需要一個比國內市場更大的市場才能獲得成功。在1985年之前，硅谷的支撐市場是美國，但1985年之後支撐其市場的就不僅僅是美國，而且還有整個亞太地區。

在過去三十年，我們看到日本市場、韓國市場的增長，現在是中國市場的巨大增長。如果不能進入那些市場，公司無法獲得足夠的利潤去支撐硅谷的研發投入。所以我認為我們很依賴於全球化。在硅谷，大概38%的勞動力是在外國出生的，這裡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地方，對我們而言這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我認為硅谷的其中一個失敗就是對美國其它地方相對停滯的經濟發展缺少關注，而那些地方的態度塑造了美國的政策。在硅谷，我們忙著在全球範圍內創新，而華盛頓的政治似乎離得很遠。我認為這種態度需要改變，硅谷公司需要更多關注政策。隨著近段時間對臉書等公司在用戶隱私保護上的批評，這開始有了改變。

同時我們也需要對倫理問題給予更多關注。對倫理問題保持敏感，對硅谷獲得價值鏈開端，也就是消費者的支持至關重要。

馬曉澄：近段時間以來臉書遇到了很多麻煩，谷歌也因為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方式而遭遇很多抗議。

理查德·達舍：公司倫理將會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我認為這是好事。如果臉書是現在才成立，它們可能一開始就會對倫理問題有更多關注，現在它們需要匆忙建立用戶的信任，達到一個很高標準。

谷歌長久以來避免了大型公司一般會有的負面形象，直到最近一段時間。它們努力在公司內部營造了一個企業家精神的環境。所以倫理不僅僅是你如何對待你的用戶，倫理也包括如何對待員工。你是幫助他們挖掘潛力，還是僅僅在利用他們？女性會得到男性一樣的薪酬嗎？女性會跟男性得到一樣的晉升機會嗎？

當進行數據驅動業務時，倫理問題會是一個很大的考量。誰擁有數據，以及使用數據的權利？哪些該是免費的？哪些需要得到補償？這些都是大問題。最基本的是，我們需要努力去創造新的價值，而不是從別人那裡剝奪已有的價值。現在人們對數據有更多認識，所以對公司而言樹立透明的標準非常重要，他們應該努力達成那些積極的社會目標。

關於作者 | 馬曉澄：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彭茜：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

責任編輯 | 張春晏

郵箱 |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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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學美國-亞洲技術管理中心主任理查德·達舍認為，中國的創新系統正在演變中，中國需要在經濟下行時保持創新系統的運行。而硅谷正在為下一波浪潮做準備，同時硅谷也面臨各種挑戰，其中最大的挑戰來自於美國摒棄全球化的態度。

作者：馬曉澄、彭茜

來源：原文刊發於《清華管理評論》2019年6月刊，本文為節選

TBR：您如何對比中國和美國現在的創新系統？

理查德·達舍：中國的系統還在演變中，而美國的系統已經相對成熟，契合到了一個非常先進的經濟之中。

在硅谷，你必須有非常不同的想法和技術，否則投資者不會感興趣。中國還有很多跟已有的差不多的機會。中國的這種演化有兩個不同的層面。一個是中國的不同區域生態系統還在演變中，而美國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色，這種特色是跟特定的產業或者商業方式聯繫在一起的。硅谷有它的風格，波士頓有它的風格，紐約有它的風格。在這些不同的創新中心有不同的工業體系。

另一個是硅谷經歷過了幾次大的經濟下行，而中國仍然處在其第一個主要的增長軌道上。它不需要在經濟危機之中去創新。創新系統要持續下去，就需要有好的企業家，需要有好的投資者，好的人才。這些在經濟下行時變得難找。在2008到2009年的經濟危機中，美國的投資者幾乎停止了投資，這意味著那些可以獲得投資的企業家，有著比平常更好的商業構想。現在一些在硅谷做得很好的公司，其實是從2007年到2008年的經濟危機時開始的，並且度過了那個難關。未來，中國要在經濟下行時保持創新系統的運行，這非常重要。

理查德·達舍（Richard Dasher）自從1994年開始就擔任斯坦福大學美國亞洲技術管理中心主任，並於1998年～2015年期間同時擔任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系統融合中心執行主任。他的研究和教學聚焦在創新系統中人才、知識和資本的流動、新技術對工業價值鏈的影響、以及開放式創新管理。達舍博士在日本和泰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顧問委員會擔任委員。他同時擔任硅谷一些創新公司、創新加速器、風險資本以及非營利性機構的顧問。

TBR：中國還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經濟危機。

理查德·達舍：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並沒有像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樣，真正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當時中國還處在開放和增長之中。所以世界上的麻煩沒有困擾到中國，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經濟是會上行和下行的，你無法避免。我們需要預期在接下來15年時間裡的某個時候，中國將會遭遇經濟下行，部分原因是經濟危機每八九年就會襲來一次，另一部分原因是中國正在經歷一些真正艱難的結構性改變。

彭茜：您談到了美國不同地方的創新特色，那麼硅谷的特色是什麼？

理查德·達舍：當提到硅谷的時候，現在人們會想到先進軟件、生物技術、以及一些很好的硬件初創公司。但現在硅谷幾乎所有產業都在廣泛運用人工智能，所以你可以說硅谷有一種人工智能的風格。不過，硅谷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思維模式。在硅谷，人們對這樣一種理念簡直到了迷戀的程度，那就是瞄準最大的想法，用最快的速度發展，然後最大化地促使其增長。

馬曉澄：中國人希望學習硅谷成功的模式，不過硅谷也面臨著一些挑戰。你認為哪些挑戰令人擔憂？

理查德·達舍：我認為最明顯的挑戰是這裡的成本，這裡的房價已經高到了如果你是一個人工智能程序員就可以負擔，但如果你是其它職業可能就負擔不了的水平。如果這個地方對於工作在普通公司的普通人而言太貴的時候，就真的是個問題了。還有硅谷的基礎設施也是一個嚴峻挑戰，硅谷現在的交通可謂臭名昭著。

大家認識到了這些挑戰，並且在嘗試找到解決方案，即使他們無法找到一個根本性的答案。現在，每次有一個提議的或者擴張的項目，比如谷歌嘗試購買聖何塞的一片很大的物業，他們不僅需要規劃辦公室，還需要規劃自己員工的住房，他們還需要規劃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可負擔的住房，因為這樣才能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應對更大問題的暫時性解決方案，但這種政府對公司發展的限制可能是人們唯一可以做的，直到下次經濟下行來臨。

坦率說，如果轉向摒棄全球化的態度，硅谷的風險將遠比美國其他地方更大。現在，類似硅谷這樣的創新經濟需要一個比國內市場更大的市場才能獲得成功。在1985年之前，硅谷的支撐市場是美國，但1985年之後支撐其市場的就不僅僅是美國，而且還有整個亞太地區。

在過去三十年，我們看到日本市場、韓國市場的增長，現在是中國市場的巨大增長。如果不能進入那些市場，公司無法獲得足夠的利潤去支撐硅谷的研發投入。所以我認為我們很依賴於全球化。在硅谷，大概38%的勞動力是在外國出生的，這裡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地方，對我們而言這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我認為硅谷的其中一個失敗就是對美國其它地方相對停滯的經濟發展缺少關注，而那些地方的態度塑造了美國的政策。在硅谷，我們忙著在全球範圍內創新，而華盛頓的政治似乎離得很遠。我認為這種態度需要改變，硅谷公司需要更多關注政策。隨著近段時間對臉書等公司在用戶隱私保護上的批評，這開始有了改變。

同時我們也需要對倫理問題給予更多關注。對倫理問題保持敏感，對硅谷獲得價值鏈開端，也就是消費者的支持至關重要。

馬曉澄：近段時間以來臉書遇到了很多麻煩，谷歌也因為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方式而遭遇很多抗議。

理查德·達舍：公司倫理將會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我認為這是好事。如果臉書是現在才成立，它們可能一開始就會對倫理問題有更多關注，現在它們需要匆忙建立用戶的信任，達到一個很高標準。

谷歌長久以來避免了大型公司一般會有的負面形象，直到最近一段時間。它們努力在公司內部營造了一個企業家精神的環境。所以倫理不僅僅是你如何對待你的用戶，倫理也包括如何對待員工。你是幫助他們挖掘潛力，還是僅僅在利用他們？女性會得到男性一樣的薪酬嗎？女性會跟男性得到一樣的晉升機會嗎？

當進行數據驅動業務時，倫理問題會是一個很大的考量。誰擁有數據，以及使用數據的權利？哪些該是免費的？哪些需要得到補償？這些都是大問題。最基本的是，我們需要努力去創造新的價值，而不是從別人那裡剝奪已有的價值。現在人們對數據有更多認識，所以對公司而言樹立透明的標準非常重要，他們應該努力達成那些積極的社會目標。

關於作者 | 馬曉澄：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彭茜：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

責任編輯 | 張春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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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學美國-亞洲技術管理中心主任理查德·達舍認為，中國的創新系統正在演變中，中國需要在經濟下行時保持創新系統的運行。而硅谷正在為下一波浪潮做準備，同時硅谷也面臨各種挑戰，其中最大的挑戰來自於美國摒棄全球化的態度。

作者：馬曉澄、彭茜

來源：原文刊發於《清華管理評論》2019年6月刊，本文為節選

TBR：您如何對比中國和美國現在的創新系統？

理查德·達舍：中國的系統還在演變中，而美國的系統已經相對成熟，契合到了一個非常先進的經濟之中。

在硅谷，你必須有非常不同的想法和技術，否則投資者不會感興趣。中國還有很多跟已有的差不多的機會。中國的這種演化有兩個不同的層面。一個是中國的不同區域生態系統還在演變中，而美國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色，這種特色是跟特定的產業或者商業方式聯繫在一起的。硅谷有它的風格，波士頓有它的風格，紐約有它的風格。在這些不同的創新中心有不同的工業體系。

另一個是硅谷經歷過了幾次大的經濟下行，而中國仍然處在其第一個主要的增長軌道上。它不需要在經濟危機之中去創新。創新系統要持續下去，就需要有好的企業家，需要有好的投資者，好的人才。這些在經濟下行時變得難找。在2008到2009年的經濟危機中，美國的投資者幾乎停止了投資，這意味著那些可以獲得投資的企業家，有著比平常更好的商業構想。現在一些在硅谷做得很好的公司，其實是從2007年到2008年的經濟危機時開始的，並且度過了那個難關。未來，中國要在經濟下行時保持創新系統的運行，這非常重要。

理查德·達舍（Richard Dasher）自從1994年開始就擔任斯坦福大學美國亞洲技術管理中心主任，並於1998年～2015年期間同時擔任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系統融合中心執行主任。他的研究和教學聚焦在創新系統中人才、知識和資本的流動、新技術對工業價值鏈的影響、以及開放式創新管理。達舍博士在日本和泰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顧問委員會擔任委員。他同時擔任硅谷一些創新公司、創新加速器、風險資本以及非營利性機構的顧問。

TBR：中國還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經濟危機。

理查德·達舍：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並沒有像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樣，真正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當時中國還處在開放和增長之中。所以世界上的麻煩沒有困擾到中國，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經濟是會上行和下行的，你無法避免。我們需要預期在接下來15年時間裡的某個時候，中國將會遭遇經濟下行，部分原因是經濟危機每八九年就會襲來一次，另一部分原因是中國正在經歷一些真正艱難的結構性改變。

彭茜：您談到了美國不同地方的創新特色，那麼硅谷的特色是什麼？

理查德·達舍：當提到硅谷的時候，現在人們會想到先進軟件、生物技術、以及一些很好的硬件初創公司。但現在硅谷幾乎所有產業都在廣泛運用人工智能，所以你可以說硅谷有一種人工智能的風格。不過，硅谷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思維模式。在硅谷，人們對這樣一種理念簡直到了迷戀的程度，那就是瞄準最大的想法，用最快的速度發展，然後最大化地促使其增長。

馬曉澄：中國人希望學習硅谷成功的模式，不過硅谷也面臨著一些挑戰。你認為哪些挑戰令人擔憂？

理查德·達舍：我認為最明顯的挑戰是這裡的成本，這裡的房價已經高到了如果你是一個人工智能程序員就可以負擔，但如果你是其它職業可能就負擔不了的水平。如果這個地方對於工作在普通公司的普通人而言太貴的時候，就真的是個問題了。還有硅谷的基礎設施也是一個嚴峻挑戰，硅谷現在的交通可謂臭名昭著。

大家認識到了這些挑戰，並且在嘗試找到解決方案，即使他們無法找到一個根本性的答案。現在，每次有一個提議的或者擴張的項目，比如谷歌嘗試購買聖何塞的一片很大的物業，他們不僅需要規劃辦公室，還需要規劃自己員工的住房，他們還需要規劃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可負擔的住房，因為這樣才能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應對更大問題的暫時性解決方案，但這種政府對公司發展的限制可能是人們唯一可以做的，直到下次經濟下行來臨。

坦率說，如果轉向摒棄全球化的態度，硅谷的風險將遠比美國其他地方更大。現在，類似硅谷這樣的創新經濟需要一個比國內市場更大的市場才能獲得成功。在1985年之前，硅谷的支撐市場是美國，但1985年之後支撐其市場的就不僅僅是美國，而且還有整個亞太地區。

在過去三十年，我們看到日本市場、韓國市場的增長，現在是中國市場的巨大增長。如果不能進入那些市場，公司無法獲得足夠的利潤去支撐硅谷的研發投入。所以我認為我們很依賴於全球化。在硅谷，大概38%的勞動力是在外國出生的，這裡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地方，對我們而言這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我認為硅谷的其中一個失敗就是對美國其它地方相對停滯的經濟發展缺少關注，而那些地方的態度塑造了美國的政策。在硅谷，我們忙著在全球範圍內創新，而華盛頓的政治似乎離得很遠。我認為這種態度需要改變，硅谷公司需要更多關注政策。隨著近段時間對臉書等公司在用戶隱私保護上的批評，這開始有了改變。

同時我們也需要對倫理問題給予更多關注。對倫理問題保持敏感，對硅谷獲得價值鏈開端，也就是消費者的支持至關重要。

馬曉澄：近段時間以來臉書遇到了很多麻煩，谷歌也因為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方式而遭遇很多抗議。

理查德·達舍：公司倫理將會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我認為這是好事。如果臉書是現在才成立，它們可能一開始就會對倫理問題有更多關注，現在它們需要匆忙建立用戶的信任，達到一個很高標準。

谷歌長久以來避免了大型公司一般會有的負面形象，直到最近一段時間。它們努力在公司內部營造了一個企業家精神的環境。所以倫理不僅僅是你如何對待你的用戶，倫理也包括如何對待員工。你是幫助他們挖掘潛力，還是僅僅在利用他們？女性會得到男性一樣的薪酬嗎？女性會跟男性得到一樣的晉升機會嗎？

當進行數據驅動業務時，倫理問題會是一個很大的考量。誰擁有數據，以及使用數據的權利？哪些該是免費的？哪些需要得到補償？這些都是大問題。最基本的是，我們需要努力去創造新的價值，而不是從別人那裡剝奪已有的價值。現在人們對數據有更多認識，所以對公司而言樹立透明的標準非常重要，他們應該努力達成那些積極的社會目標。

關於作者 | 馬曉澄：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彭茜：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

責任編輯 | 張春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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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斯坦福大學美國-亞洲技術管理中心主任理查德·達舍認為，中國的創新系統正在演變中，中國需要在經濟下行時保持創新系統的運行。而硅谷正在為下一波浪潮做準備，同時硅谷也面臨各種挑戰，其中最大的挑戰來自於美國摒棄全球化的態度。

作者：馬曉澄、彭茜

來源：原文刊發於《清華管理評論》2019年6月刊，本文為節選

TBR：您如何對比中國和美國現在的創新系統？

理查德·達舍：中國的系統還在演變中，而美國的系統已經相對成熟，契合到了一個非常先進的經濟之中。

在硅谷，你必須有非常不同的想法和技術，否則投資者不會感興趣。中國還有很多跟已有的差不多的機會。中國的這種演化有兩個不同的層面。一個是中國的不同區域生態系統還在演變中，而美國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色，這種特色是跟特定的產業或者商業方式聯繫在一起的。硅谷有它的風格，波士頓有它的風格，紐約有它的風格。在這些不同的創新中心有不同的工業體系。

另一個是硅谷經歷過了幾次大的經濟下行，而中國仍然處在其第一個主要的增長軌道上。它不需要在經濟危機之中去創新。創新系統要持續下去，就需要有好的企業家，需要有好的投資者，好的人才。這些在經濟下行時變得難找。在2008到2009年的經濟危機中，美國的投資者幾乎停止了投資，這意味著那些可以獲得投資的企業家，有著比平常更好的商業構想。現在一些在硅谷做得很好的公司，其實是從2007年到2008年的經濟危機時開始的，並且度過了那個難關。未來，中國要在經濟下行時保持創新系統的運行，這非常重要。

理查德·達舍（Richard Dasher）自從1994年開始就擔任斯坦福大學美國亞洲技術管理中心主任，並於1998年～2015年期間同時擔任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系統融合中心執行主任。他的研究和教學聚焦在創新系統中人才、知識和資本的流動、新技術對工業價值鏈的影響、以及開放式創新管理。達舍博士在日本和泰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顧問委員會擔任委員。他同時擔任硅谷一些創新公司、創新加速器、風險資本以及非營利性機構的顧問。

TBR：中國還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經濟危機。

理查德·達舍：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並沒有像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樣，真正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當時中國還處在開放和增長之中。所以世界上的麻煩沒有困擾到中國，這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經濟是會上行和下行的，你無法避免。我們需要預期在接下來15年時間裡的某個時候，中國將會遭遇經濟下行，部分原因是經濟危機每八九年就會襲來一次，另一部分原因是中國正在經歷一些真正艱難的結構性改變。

彭茜：您談到了美國不同地方的創新特色，那麼硅谷的特色是什麼？

理查德·達舍：當提到硅谷的時候，現在人們會想到先進軟件、生物技術、以及一些很好的硬件初創公司。但現在硅谷幾乎所有產業都在廣泛運用人工智能，所以你可以說硅谷有一種人工智能的風格。不過，硅谷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思維模式。在硅谷，人們對這樣一種理念簡直到了迷戀的程度，那就是瞄準最大的想法，用最快的速度發展，然後最大化地促使其增長。

馬曉澄：中國人希望學習硅谷成功的模式，不過硅谷也面臨著一些挑戰。你認為哪些挑戰令人擔憂？

理查德·達舍：我認為最明顯的挑戰是這裡的成本，這裡的房價已經高到了如果你是一個人工智能程序員就可以負擔，但如果你是其它職業可能就負擔不了的水平。如果這個地方對於工作在普通公司的普通人而言太貴的時候，就真的是個問題了。還有硅谷的基礎設施也是一個嚴峻挑戰，硅谷現在的交通可謂臭名昭著。

大家認識到了這些挑戰，並且在嘗試找到解決方案，即使他們無法找到一個根本性的答案。現在，每次有一個提議的或者擴張的項目，比如谷歌嘗試購買聖何塞的一片很大的物業，他們不僅需要規劃辦公室，還需要規劃自己員工的住房，他們還需要規劃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可負擔的住房，因為這樣才能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應對更大問題的暫時性解決方案，但這種政府對公司發展的限制可能是人們唯一可以做的，直到下次經濟下行來臨。

坦率說，如果轉向摒棄全球化的態度，硅谷的風險將遠比美國其他地方更大。現在，類似硅谷這樣的創新經濟需要一個比國內市場更大的市場才能獲得成功。在1985年之前，硅谷的支撐市場是美國，但1985年之後支撐其市場的就不僅僅是美國，而且還有整個亞太地區。

在過去三十年，我們看到日本市場、韓國市場的增長，現在是中國市場的巨大增長。如果不能進入那些市場，公司無法獲得足夠的利潤去支撐硅谷的研發投入。所以我認為我們很依賴於全球化。在硅谷，大概38%的勞動力是在外國出生的，這裡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地方，對我們而言這是自然不過的事情。我認為硅谷的其中一個失敗就是對美國其它地方相對停滯的經濟發展缺少關注，而那些地方的態度塑造了美國的政策。在硅谷，我們忙著在全球範圍內創新，而華盛頓的政治似乎離得很遠。我認為這種態度需要改變，硅谷公司需要更多關注政策。隨著近段時間對臉書等公司在用戶隱私保護上的批評，這開始有了改變。

同時我們也需要對倫理問題給予更多關注。對倫理問題保持敏感，對硅谷獲得價值鏈開端，也就是消費者的支持至關重要。

馬曉澄：近段時間以來臉書遇到了很多麻煩，谷歌也因為處理性騷擾事件的方式而遭遇很多抗議。

理查德·達舍：公司倫理將會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話題，我認為這是好事。如果臉書是現在才成立，它們可能一開始就會對倫理問題有更多關注，現在它們需要匆忙建立用戶的信任，達到一個很高標準。

谷歌長久以來避免了大型公司一般會有的負面形象，直到最近一段時間。它們努力在公司內部營造了一個企業家精神的環境。所以倫理不僅僅是你如何對待你的用戶，倫理也包括如何對待員工。你是幫助他們挖掘潛力，還是僅僅在利用他們？女性會得到男性一樣的薪酬嗎？女性會跟男性得到一樣的晉升機會嗎？

當進行數據驅動業務時，倫理問題會是一個很大的考量。誰擁有數據，以及使用數據的權利？哪些該是免費的？哪些需要得到補償？這些都是大問題。最基本的是，我們需要努力去創造新的價值，而不是從別人那裡剝奪已有的價值。現在人們對數據有更多認識，所以對公司而言樹立透明的標準非常重要，他們應該努力達成那些積極的社會目標。

關於作者 | 馬曉澄：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學者；彭茜：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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