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試圖用評論來追蹤顧城詩歌的一生，但最終只跟蹤解讀了他的前半生詩歌。顧城一生與物之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關係，構成了其整個藝術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基本衝突。僅直觀來看，詩歌的質量水準在其一生中是跌宕起伏的。
我將死去
將變成浮動的謎
未來學者的目光
將充滿猜疑
——《遺忘》
春分晚間在燈下翻顧城的散文，讀他旅居德國時所寫的那部分，語言自然地編織成情境，呼喚讀者重尋他寧靜的樂園。當晚對文字的印象是濃郁的五四感。次晨花下閱讀顧城的早期散文作品，驚訝地發現，這反而是一種普遍的當代的語言。“風格”的嬗變絕非表層現象，與之相關的是整個藝術發生的轉變。而揭示整個轉變是一個大工程，非三言一論可以闡發。
一路上學，身邊人說顧城最多，“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一代人》 ）。這句格言，被頻頻地塞入單一的青春的語境，更是被文論者們指稱多種境遇。顧城的讀者多半是青年，他們純真，敏感，愛幻想，愛浪漫；而這樣的受到恩寵的詩，大多是顧城的早期詩歌。
"2017年，我試圖用評論來追蹤顧城詩歌的一生，但最終只跟蹤解讀了他的前半生詩歌。顧城一生與物之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關係，構成了其整個藝術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基本衝突。僅直觀來看，詩歌的質量水準在其一生中是跌宕起伏的。
我將死去
將變成浮動的謎
未來學者的目光
將充滿猜疑
——《遺忘》
春分晚間在燈下翻顧城的散文，讀他旅居德國時所寫的那部分，語言自然地編織成情境，呼喚讀者重尋他寧靜的樂園。當晚對文字的印象是濃郁的五四感。次晨花下閱讀顧城的早期散文作品，驚訝地發現，這反而是一種普遍的當代的語言。“風格”的嬗變絕非表層現象，與之相關的是整個藝術發生的轉變。而揭示整個轉變是一個大工程，非三言一論可以闡發。
一路上學，身邊人說顧城最多，“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一代人》 ）。這句格言，被頻頻地塞入單一的青春的語境，更是被文論者們指稱多種境遇。顧城的讀者多半是青年，他們純真，敏感，愛幻想，愛浪漫；而這樣的受到恩寵的詩，大多是顧城的早期詩歌。
顧城像
陰霾的斷續的雨，S 沉沉講述故事，憂傷，朦朧。後來，她說我有一點像心中的顧城，這是顧城引燃我的一次。一天後，我在書架間摸索，很巧抓到了顧城。因之，寫作這篇文評的意圖之一是，破除我和顧城之間的似仿。
關於顧城愛情的悲劇，和通常的意見相左，我不認為顧城在“統御”，而是“驅逐”。至於愛情本身，我又有什麼好說的呢，哪一種戀愛不是撲朔迷離。而一個後世對前世的愛情的解應又往往忽視愛情本身，歷史是一壁沙，紛紛揚揚的只是“反意義”的碎屑罷了。再者，不談愛情，就回避了倫理，（藝術的倫理又多有不同），這才是我認為不可言說、先按下不提的方面。就此說，我所寫，無非倫理問題之外的美學問題。
“顧城之死”這個事實／主題是向外發延的，學者每每將之與並不深閎的時代議題穿鑿在一起，又往往為圈子裡的洞見所捕獲。談論的是“自殺”的事實，卻用“死亡”詮釋它的意義，殊不知，“死亡”之魅構陷了“自殺”的事實。談論的是“朦朧詩”的事實，卻用“與政治間的朦朧關係”詮釋它的意義，於是，詩的主體性就被扼殺了。談論的是“後文革-詩人”的事實，卻用“後詩人-文革”詮釋它的意義，在這裡，批評完完全全地誤解了時代本身，在批評之中，時代每每被視為人的玩物，其實顛倒本末。
"2017年，我試圖用評論來追蹤顧城詩歌的一生，但最終只跟蹤解讀了他的前半生詩歌。顧城一生與物之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關係，構成了其整個藝術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基本衝突。僅直觀來看，詩歌的質量水準在其一生中是跌宕起伏的。
我將死去
將變成浮動的謎
未來學者的目光
將充滿猜疑
——《遺忘》
春分晚間在燈下翻顧城的散文，讀他旅居德國時所寫的那部分，語言自然地編織成情境，呼喚讀者重尋他寧靜的樂園。當晚對文字的印象是濃郁的五四感。次晨花下閱讀顧城的早期散文作品，驚訝地發現，這反而是一種普遍的當代的語言。“風格”的嬗變絕非表層現象，與之相關的是整個藝術發生的轉變。而揭示整個轉變是一個大工程，非三言一論可以闡發。
一路上學，身邊人說顧城最多，“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一代人》 ）。這句格言，被頻頻地塞入單一的青春的語境，更是被文論者們指稱多種境遇。顧城的讀者多半是青年，他們純真，敏感，愛幻想，愛浪漫；而這樣的受到恩寵的詩，大多是顧城的早期詩歌。
顧城像
陰霾的斷續的雨，S 沉沉講述故事，憂傷，朦朧。後來，她說我有一點像心中的顧城，這是顧城引燃我的一次。一天後，我在書架間摸索，很巧抓到了顧城。因之，寫作這篇文評的意圖之一是，破除我和顧城之間的似仿。
關於顧城愛情的悲劇，和通常的意見相左，我不認為顧城在“統御”，而是“驅逐”。至於愛情本身，我又有什麼好說的呢，哪一種戀愛不是撲朔迷離。而一個後世對前世的愛情的解應又往往忽視愛情本身，歷史是一壁沙，紛紛揚揚的只是“反意義”的碎屑罷了。再者，不談愛情，就回避了倫理，（藝術的倫理又多有不同），這才是我認為不可言說、先按下不提的方面。就此說，我所寫，無非倫理問題之外的美學問題。
“顧城之死”這個事實／主題是向外發延的，學者每每將之與並不深閎的時代議題穿鑿在一起，又往往為圈子裡的洞見所捕獲。談論的是“自殺”的事實，卻用“死亡”詮釋它的意義，殊不知，“死亡”之魅構陷了“自殺”的事實。談論的是“朦朧詩”的事實，卻用“與政治間的朦朧關係”詮釋它的意義，於是，詩的主體性就被扼殺了。談論的是“後文革-詩人”的事實，卻用“後詩人-文革”詮釋它的意義，在這裡，批評完完全全地誤解了時代本身，在批評之中，時代每每被視為人的玩物，其實顛倒本末。
顧城與謝燁
或許所有批評都有一種危機，“意義陳舊”，批評註定只是“陳舊”的批評，因為其本身便是矛盾的。我在寫作時，正是深切地感受到“陳舊”的發生，而一再地試圖避免這個可怕的事實發生。
參考的是《顧城詩全集》，書衣剝落，厚重、憔悴，還有幾朵幼稚的星星，幾捆鬆散堆放的線。這上下兩卷的紙張是極白的，我想這不是巧合。顧城被舒婷冠名“童話詩人”，贈詩“以純銀一樣的聲音／和你的夢對話 ”，此後，“童話詩人”儼然成了顧城的專有稱謂。但我想這裡存在著語差和誤解，筆者的觀點是“童話詩人”僅是顧城的眾多座標之一。
顧城的詩中被認為是“童話”包含了絕非童話所能涵蓋的真實。顧城的詩大多是，寫物的，寫象的，即使他的那些被認為是表達了時代的詩歌，也是經過寫物、寫象而完成了的。這使得顧城區別同時代的其他詩人，他們更多的是寫抒情、寫意義、寫詩歌。
在顧城的最初的寫詩生涯中，小小的詩作幾乎一件晶瑩剔透的藝術品。“大地佈滿燈火閃閃發亮，／星空如同倒影遙遙相望，／汽車和人停止了吵鬧，／蟋蟀開始了草種的歌唱。”題為《夜晚》的這首詩清秀、迷濛，誘引讀者回歸純然的審美情境。
《禮貌》一詩記錄了詩人第一次的我與他者的割裂，或者說一個強盛的我的意識開始浮出水面。這個我“偷偷丟掉被人爭奪的”，“默默尋找被人丟棄的”。這個已不再是物象王國裡的一個公民的我，而是緊張，但足夠氣概地宣讀這王國的法旨的我。
"2017年，我試圖用評論來追蹤顧城詩歌的一生，但最終只跟蹤解讀了他的前半生詩歌。顧城一生與物之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關係，構成了其整個藝術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基本衝突。僅直觀來看，詩歌的質量水準在其一生中是跌宕起伏的。
我將死去
將變成浮動的謎
未來學者的目光
將充滿猜疑
——《遺忘》
春分晚間在燈下翻顧城的散文，讀他旅居德國時所寫的那部分，語言自然地編織成情境，呼喚讀者重尋他寧靜的樂園。當晚對文字的印象是濃郁的五四感。次晨花下閱讀顧城的早期散文作品，驚訝地發現，這反而是一種普遍的當代的語言。“風格”的嬗變絕非表層現象，與之相關的是整個藝術發生的轉變。而揭示整個轉變是一個大工程，非三言一論可以闡發。
一路上學，身邊人說顧城最多，“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一代人》 ）。這句格言，被頻頻地塞入單一的青春的語境，更是被文論者們指稱多種境遇。顧城的讀者多半是青年，他們純真，敏感，愛幻想，愛浪漫；而這樣的受到恩寵的詩，大多是顧城的早期詩歌。
顧城像
陰霾的斷續的雨，S 沉沉講述故事，憂傷，朦朧。後來，她說我有一點像心中的顧城，這是顧城引燃我的一次。一天後，我在書架間摸索，很巧抓到了顧城。因之，寫作這篇文評的意圖之一是，破除我和顧城之間的似仿。
關於顧城愛情的悲劇，和通常的意見相左，我不認為顧城在“統御”，而是“驅逐”。至於愛情本身，我又有什麼好說的呢，哪一種戀愛不是撲朔迷離。而一個後世對前世的愛情的解應又往往忽視愛情本身，歷史是一壁沙，紛紛揚揚的只是“反意義”的碎屑罷了。再者，不談愛情，就回避了倫理，（藝術的倫理又多有不同），這才是我認為不可言說、先按下不提的方面。就此說，我所寫，無非倫理問題之外的美學問題。
“顧城之死”這個事實／主題是向外發延的，學者每每將之與並不深閎的時代議題穿鑿在一起，又往往為圈子裡的洞見所捕獲。談論的是“自殺”的事實，卻用“死亡”詮釋它的意義，殊不知，“死亡”之魅構陷了“自殺”的事實。談論的是“朦朧詩”的事實，卻用“與政治間的朦朧關係”詮釋它的意義，於是，詩的主體性就被扼殺了。談論的是“後文革-詩人”的事實，卻用“後詩人-文革”詮釋它的意義，在這裡，批評完完全全地誤解了時代本身，在批評之中，時代每每被視為人的玩物，其實顛倒本末。
顧城與謝燁
或許所有批評都有一種危機，“意義陳舊”，批評註定只是“陳舊”的批評，因為其本身便是矛盾的。我在寫作時，正是深切地感受到“陳舊”的發生，而一再地試圖避免這個可怕的事實發生。
參考的是《顧城詩全集》，書衣剝落，厚重、憔悴，還有幾朵幼稚的星星，幾捆鬆散堆放的線。這上下兩卷的紙張是極白的，我想這不是巧合。顧城被舒婷冠名“童話詩人”，贈詩“以純銀一樣的聲音／和你的夢對話 ”，此後，“童話詩人”儼然成了顧城的專有稱謂。但我想這裡存在著語差和誤解，筆者的觀點是“童話詩人”僅是顧城的眾多座標之一。
顧城的詩中被認為是“童話”包含了絕非童話所能涵蓋的真實。顧城的詩大多是，寫物的，寫象的，即使他的那些被認為是表達了時代的詩歌，也是經過寫物、寫象而完成了的。這使得顧城區別同時代的其他詩人，他們更多的是寫抒情、寫意義、寫詩歌。
在顧城的最初的寫詩生涯中，小小的詩作幾乎一件晶瑩剔透的藝術品。“大地佈滿燈火閃閃發亮，／星空如同倒影遙遙相望，／汽車和人停止了吵鬧，／蟋蟀開始了草種的歌唱。”題為《夜晚》的這首詩清秀、迷濛，誘引讀者回歸純然的審美情境。
《禮貌》一詩記錄了詩人第一次的我與他者的割裂，或者說一個強盛的我的意識開始浮出水面。這個我“偷偷丟掉被人爭奪的”，“默默尋找被人丟棄的”。這個已不再是物象王國裡的一個公民的我，而是緊張，但足夠氣概地宣讀這王國的法旨的我。
顧城、謝燁與朋友在新西蘭家中
《生命幻想曲》是顧城的第一首值得稱道的長詩，與《禮貌》裡脆弱的，未完成的我相比，這裡的我富有感召和氣魄，更為完整。但奇怪的是，與其說那份高妙的理想是理想本身，不如說是關於物的理想。每一種物的存在都是平等的，貝殼，太陽，星星，麥秸，它們之間的秩序差異統統被詩人取消。詩人本身完全是上帝的師徒，甚至上帝本身。
兩相比照，我們可以觀測到一種令人驚訝的成長模態，即這不是一種社會性的成長，而完全是擺脫了社會性的成長，這是一種不假借外在的一種成長。毫無疑問，詩人是蛻變了的，從一位藝術童子，變作一位藝術家個體。（同樣，我們也可以理解眾多詩人對詩人的評價，他們說，他要建立自己的王國……但這幾乎是一件次要的事）
此後，顧城的詩對我的探索是極為豐富的，但在此暫不做論述，只列舉幾個鮮明的例子，如《雨》（疑似顧城寫我的第一篇），《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在寫作新詩的同時，顧城兼顧了寓言故事詩，舊體詩和工農兵文藝的創作。我相信這是一種藝術的成熟的表徵。更重要的是，詩人呈現的更多的是和時代血骨相連的一面。
"2017年，我試圖用評論來追蹤顧城詩歌的一生，但最終只跟蹤解讀了他的前半生詩歌。顧城一生與物之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關係，構成了其整個藝術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基本衝突。僅直觀來看，詩歌的質量水準在其一生中是跌宕起伏的。
我將死去
將變成浮動的謎
未來學者的目光
將充滿猜疑
——《遺忘》
春分晚間在燈下翻顧城的散文，讀他旅居德國時所寫的那部分，語言自然地編織成情境，呼喚讀者重尋他寧靜的樂園。當晚對文字的印象是濃郁的五四感。次晨花下閱讀顧城的早期散文作品，驚訝地發現，這反而是一種普遍的當代的語言。“風格”的嬗變絕非表層現象，與之相關的是整個藝術發生的轉變。而揭示整個轉變是一個大工程，非三言一論可以闡發。
一路上學，身邊人說顧城最多，“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一代人》 ）。這句格言，被頻頻地塞入單一的青春的語境，更是被文論者們指稱多種境遇。顧城的讀者多半是青年，他們純真，敏感，愛幻想，愛浪漫；而這樣的受到恩寵的詩，大多是顧城的早期詩歌。
顧城像
陰霾的斷續的雨，S 沉沉講述故事，憂傷，朦朧。後來，她說我有一點像心中的顧城，這是顧城引燃我的一次。一天後，我在書架間摸索，很巧抓到了顧城。因之，寫作這篇文評的意圖之一是，破除我和顧城之間的似仿。
關於顧城愛情的悲劇，和通常的意見相左，我不認為顧城在“統御”，而是“驅逐”。至於愛情本身，我又有什麼好說的呢，哪一種戀愛不是撲朔迷離。而一個後世對前世的愛情的解應又往往忽視愛情本身，歷史是一壁沙，紛紛揚揚的只是“反意義”的碎屑罷了。再者，不談愛情，就回避了倫理，（藝術的倫理又多有不同），這才是我認為不可言說、先按下不提的方面。就此說，我所寫，無非倫理問題之外的美學問題。
“顧城之死”這個事實／主題是向外發延的，學者每每將之與並不深閎的時代議題穿鑿在一起，又往往為圈子裡的洞見所捕獲。談論的是“自殺”的事實，卻用“死亡”詮釋它的意義，殊不知，“死亡”之魅構陷了“自殺”的事實。談論的是“朦朧詩”的事實，卻用“與政治間的朦朧關係”詮釋它的意義，於是，詩的主體性就被扼殺了。談論的是“後文革-詩人”的事實，卻用“後詩人-文革”詮釋它的意義，在這裡，批評完完全全地誤解了時代本身，在批評之中，時代每每被視為人的玩物，其實顛倒本末。
顧城與謝燁
或許所有批評都有一種危機，“意義陳舊”，批評註定只是“陳舊”的批評，因為其本身便是矛盾的。我在寫作時，正是深切地感受到“陳舊”的發生，而一再地試圖避免這個可怕的事實發生。
參考的是《顧城詩全集》，書衣剝落，厚重、憔悴，還有幾朵幼稚的星星，幾捆鬆散堆放的線。這上下兩卷的紙張是極白的，我想這不是巧合。顧城被舒婷冠名“童話詩人”，贈詩“以純銀一樣的聲音／和你的夢對話 ”，此後，“童話詩人”儼然成了顧城的專有稱謂。但我想這裡存在著語差和誤解，筆者的觀點是“童話詩人”僅是顧城的眾多座標之一。
顧城的詩中被認為是“童話”包含了絕非童話所能涵蓋的真實。顧城的詩大多是，寫物的，寫象的，即使他的那些被認為是表達了時代的詩歌，也是經過寫物、寫象而完成了的。這使得顧城區別同時代的其他詩人，他們更多的是寫抒情、寫意義、寫詩歌。
在顧城的最初的寫詩生涯中，小小的詩作幾乎一件晶瑩剔透的藝術品。“大地佈滿燈火閃閃發亮，／星空如同倒影遙遙相望，／汽車和人停止了吵鬧，／蟋蟀開始了草種的歌唱。”題為《夜晚》的這首詩清秀、迷濛，誘引讀者回歸純然的審美情境。
《禮貌》一詩記錄了詩人第一次的我與他者的割裂，或者說一個強盛的我的意識開始浮出水面。這個我“偷偷丟掉被人爭奪的”，“默默尋找被人丟棄的”。這個已不再是物象王國裡的一個公民的我，而是緊張，但足夠氣概地宣讀這王國的法旨的我。
顧城、謝燁與朋友在新西蘭家中
《生命幻想曲》是顧城的第一首值得稱道的長詩，與《禮貌》裡脆弱的，未完成的我相比，這裡的我富有感召和氣魄，更為完整。但奇怪的是，與其說那份高妙的理想是理想本身，不如說是關於物的理想。每一種物的存在都是平等的，貝殼，太陽，星星，麥秸，它們之間的秩序差異統統被詩人取消。詩人本身完全是上帝的師徒，甚至上帝本身。
兩相比照，我們可以觀測到一種令人驚訝的成長模態，即這不是一種社會性的成長，而完全是擺脫了社會性的成長，這是一種不假借外在的一種成長。毫無疑問，詩人是蛻變了的，從一位藝術童子，變作一位藝術家個體。（同樣，我們也可以理解眾多詩人對詩人的評價，他們說，他要建立自己的王國……但這幾乎是一件次要的事）
此後，顧城的詩對我的探索是極為豐富的，但在此暫不做論述，只列舉幾個鮮明的例子，如《雨》（疑似顧城寫我的第一篇），《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在寫作新詩的同時，顧城兼顧了寓言故事詩，舊體詩和工農兵文藝的創作。我相信這是一種藝術的成熟的表徵。更重要的是，詩人呈現的更多的是和時代血骨相連的一面。
顧城像
1979 年是詩人的歷史意志噴薄的第一年，詩作稍許凝重。詩人對歷史作了象形化的揭示，在今天看來，這份揭示稱得上是不偏不倚的。顧城對意義的表達是極其溫柔和謹慎的，他不像其他詩人一樣，要麼用一個超越性的，高蹈的意義對現實作出審判，要麼無意義地將意義和現實統統攪拌在一起。這時，顧城作為哲思者的一面，漸漸顯露了出來。
另外，顧城與物之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關係，構成了他的整個藝術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基本衝突。（為避免不必要地論辯，此題不做展開。）雖然並不僅僅如此，但僅直觀來看，詩歌的質量水準在其一生中是跌宕起伏的。
在中期，顧城的我曾一度化身為一個形象，（形象一詞用在這裡是否恰當值得商榷），布林。顧城自述，“一箇中午，我突然醒來，我的夢發生了裂變，到處是布林，他帶來了奇異的世界。我的血液明亮極了，我的手完全聽從靈感的支配，筆在至上狂奔。我好像自焚，又好像是再生，一瞬間就睜開了我苦苦索求的所有抒情方式。” 這是顧城的另一面，飽和的抒情，亮麗的、溫柔的，多是童話式的想象被舒散去，一種呈現敘事和意義的詩歌新生了。
至此，我們觀看的和閱讀的顧城，已不是一位完全的童話詩人。其詩變硬，變苦，呈現出另外一種秩序和美。雖則，一種普遍的“純真之眼”在其詩歌中處處可見。
"2017年，我試圖用評論來追蹤顧城詩歌的一生，但最終只跟蹤解讀了他的前半生詩歌。顧城一生與物之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關係，構成了其整個藝術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基本衝突。僅直觀來看，詩歌的質量水準在其一生中是跌宕起伏的。
我將死去
將變成浮動的謎
未來學者的目光
將充滿猜疑
——《遺忘》
春分晚間在燈下翻顧城的散文，讀他旅居德國時所寫的那部分，語言自然地編織成情境，呼喚讀者重尋他寧靜的樂園。當晚對文字的印象是濃郁的五四感。次晨花下閱讀顧城的早期散文作品，驚訝地發現，這反而是一種普遍的當代的語言。“風格”的嬗變絕非表層現象，與之相關的是整個藝術發生的轉變。而揭示整個轉變是一個大工程，非三言一論可以闡發。
一路上學，身邊人說顧城最多，“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一代人》 ）。這句格言，被頻頻地塞入單一的青春的語境，更是被文論者們指稱多種境遇。顧城的讀者多半是青年，他們純真，敏感，愛幻想，愛浪漫；而這樣的受到恩寵的詩，大多是顧城的早期詩歌。
顧城像
陰霾的斷續的雨，S 沉沉講述故事，憂傷，朦朧。後來，她說我有一點像心中的顧城，這是顧城引燃我的一次。一天後，我在書架間摸索，很巧抓到了顧城。因之，寫作這篇文評的意圖之一是，破除我和顧城之間的似仿。
關於顧城愛情的悲劇，和通常的意見相左，我不認為顧城在“統御”，而是“驅逐”。至於愛情本身，我又有什麼好說的呢，哪一種戀愛不是撲朔迷離。而一個後世對前世的愛情的解應又往往忽視愛情本身，歷史是一壁沙，紛紛揚揚的只是“反意義”的碎屑罷了。再者，不談愛情，就回避了倫理，（藝術的倫理又多有不同），這才是我認為不可言說、先按下不提的方面。就此說，我所寫，無非倫理問題之外的美學問題。
“顧城之死”這個事實／主題是向外發延的，學者每每將之與並不深閎的時代議題穿鑿在一起，又往往為圈子裡的洞見所捕獲。談論的是“自殺”的事實，卻用“死亡”詮釋它的意義，殊不知，“死亡”之魅構陷了“自殺”的事實。談論的是“朦朧詩”的事實，卻用“與政治間的朦朧關係”詮釋它的意義，於是，詩的主體性就被扼殺了。談論的是“後文革-詩人”的事實，卻用“後詩人-文革”詮釋它的意義，在這裡，批評完完全全地誤解了時代本身，在批評之中，時代每每被視為人的玩物，其實顛倒本末。
顧城與謝燁
或許所有批評都有一種危機，“意義陳舊”，批評註定只是“陳舊”的批評，因為其本身便是矛盾的。我在寫作時，正是深切地感受到“陳舊”的發生，而一再地試圖避免這個可怕的事實發生。
參考的是《顧城詩全集》，書衣剝落，厚重、憔悴，還有幾朵幼稚的星星，幾捆鬆散堆放的線。這上下兩卷的紙張是極白的，我想這不是巧合。顧城被舒婷冠名“童話詩人”，贈詩“以純銀一樣的聲音／和你的夢對話 ”，此後，“童話詩人”儼然成了顧城的專有稱謂。但我想這裡存在著語差和誤解，筆者的觀點是“童話詩人”僅是顧城的眾多座標之一。
顧城的詩中被認為是“童話”包含了絕非童話所能涵蓋的真實。顧城的詩大多是，寫物的，寫象的，即使他的那些被認為是表達了時代的詩歌，也是經過寫物、寫象而完成了的。這使得顧城區別同時代的其他詩人，他們更多的是寫抒情、寫意義、寫詩歌。
在顧城的最初的寫詩生涯中，小小的詩作幾乎一件晶瑩剔透的藝術品。“大地佈滿燈火閃閃發亮，／星空如同倒影遙遙相望，／汽車和人停止了吵鬧，／蟋蟀開始了草種的歌唱。”題為《夜晚》的這首詩清秀、迷濛，誘引讀者回歸純然的審美情境。
《禮貌》一詩記錄了詩人第一次的我與他者的割裂，或者說一個強盛的我的意識開始浮出水面。這個我“偷偷丟掉被人爭奪的”，“默默尋找被人丟棄的”。這個已不再是物象王國裡的一個公民的我，而是緊張，但足夠氣概地宣讀這王國的法旨的我。
顧城、謝燁與朋友在新西蘭家中
《生命幻想曲》是顧城的第一首值得稱道的長詩，與《禮貌》裡脆弱的，未完成的我相比，這裡的我富有感召和氣魄，更為完整。但奇怪的是，與其說那份高妙的理想是理想本身，不如說是關於物的理想。每一種物的存在都是平等的，貝殼，太陽，星星，麥秸，它們之間的秩序差異統統被詩人取消。詩人本身完全是上帝的師徒，甚至上帝本身。
兩相比照，我們可以觀測到一種令人驚訝的成長模態，即這不是一種社會性的成長，而完全是擺脫了社會性的成長，這是一種不假借外在的一種成長。毫無疑問，詩人是蛻變了的，從一位藝術童子，變作一位藝術家個體。（同樣，我們也可以理解眾多詩人對詩人的評價，他們說，他要建立自己的王國……但這幾乎是一件次要的事）
此後，顧城的詩對我的探索是極為豐富的，但在此暫不做論述，只列舉幾個鮮明的例子，如《雨》（疑似顧城寫我的第一篇），《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在寫作新詩的同時，顧城兼顧了寓言故事詩，舊體詩和工農兵文藝的創作。我相信這是一種藝術的成熟的表徵。更重要的是，詩人呈現的更多的是和時代血骨相連的一面。
顧城像
1979 年是詩人的歷史意志噴薄的第一年，詩作稍許凝重。詩人對歷史作了象形化的揭示，在今天看來，這份揭示稱得上是不偏不倚的。顧城對意義的表達是極其溫柔和謹慎的，他不像其他詩人一樣，要麼用一個超越性的，高蹈的意義對現實作出審判，要麼無意義地將意義和現實統統攪拌在一起。這時，顧城作為哲思者的一面，漸漸顯露了出來。
另外，顧城與物之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關係，構成了他的整個藝術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基本衝突。（為避免不必要地論辯，此題不做展開。）雖然並不僅僅如此，但僅直觀來看，詩歌的質量水準在其一生中是跌宕起伏的。
在中期，顧城的我曾一度化身為一個形象，（形象一詞用在這裡是否恰當值得商榷），布林。顧城自述，“一箇中午，我突然醒來，我的夢發生了裂變，到處是布林，他帶來了奇異的世界。我的血液明亮極了，我的手完全聽從靈感的支配，筆在至上狂奔。我好像自焚，又好像是再生，一瞬間就睜開了我苦苦索求的所有抒情方式。” 這是顧城的另一面，飽和的抒情，亮麗的、溫柔的，多是童話式的想象被舒散去，一種呈現敘事和意義的詩歌新生了。
至此，我們觀看的和閱讀的顧城，已不是一位完全的童話詩人。其詩變硬，變苦，呈現出另外一種秩序和美。雖則，一種普遍的“純真之眼”在其詩歌中處處可見。
顧城與捷克漢學家戈利
《兩種靈魂的和聲》，是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一首，但我從這一首中看到了，顧城在寫一種可能我們至今都無法為之定義的詩，而這樣的詩也反映了他後期詩歌的部分外觀。大致有一下幾個方面，1，意象或者物巧妙地構成了一個敘事世界，不再是鬆散地，而是緊緻地延綿地組合在一起；2，抒情被下放，而成為一種潛在的因素，3，一種儼然是極精極簡的經典小說的詩歌出現了；4，以空間為表現的詩歌形式的更新，句詞字藝術化構成一個文本空間，很顯然地，詩歌被空間化或立體化了。
在此，我們看到顧城以一種決然不同的方式向敘事詩拓進。當然，也可以說，顧城在以藝術家的身份創造自己的文本世界，這樣的意圖本身就帶有一種絕無僅有和幾分悲壯。
顧城的詩歌創作，整體上來說是起起伏伏的，每段週期又有它的高峰。其最好的作品可以說構成了一片象徵意義上的詩歌之林，林下是低矮的灌木，是叢生的雜草。顧城自述，“我這個人隔三五年就死而復生一次似的，像有一個輪迴”。
顧城較為普通的作品多表現詩人與物的對話，近乎低喃自忖的韻調，傳達一種童趣，一種理趣；最精妙的自然是詩人與物構成的那一組對仗關係。
"2017年，我試圖用評論來追蹤顧城詩歌的一生，但最終只跟蹤解讀了他的前半生詩歌。顧城一生與物之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關係，構成了其整個藝術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基本衝突。僅直觀來看，詩歌的質量水準在其一生中是跌宕起伏的。
我將死去
將變成浮動的謎
未來學者的目光
將充滿猜疑
——《遺忘》
春分晚間在燈下翻顧城的散文，讀他旅居德國時所寫的那部分，語言自然地編織成情境，呼喚讀者重尋他寧靜的樂園。當晚對文字的印象是濃郁的五四感。次晨花下閱讀顧城的早期散文作品，驚訝地發現，這反而是一種普遍的當代的語言。“風格”的嬗變絕非表層現象，與之相關的是整個藝術發生的轉變。而揭示整個轉變是一個大工程，非三言一論可以闡發。
一路上學，身邊人說顧城最多，“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一代人》 ）。這句格言，被頻頻地塞入單一的青春的語境，更是被文論者們指稱多種境遇。顧城的讀者多半是青年，他們純真，敏感，愛幻想，愛浪漫；而這樣的受到恩寵的詩，大多是顧城的早期詩歌。
顧城像
陰霾的斷續的雨，S 沉沉講述故事，憂傷，朦朧。後來，她說我有一點像心中的顧城，這是顧城引燃我的一次。一天後，我在書架間摸索，很巧抓到了顧城。因之，寫作這篇文評的意圖之一是，破除我和顧城之間的似仿。
關於顧城愛情的悲劇，和通常的意見相左，我不認為顧城在“統御”，而是“驅逐”。至於愛情本身，我又有什麼好說的呢，哪一種戀愛不是撲朔迷離。而一個後世對前世的愛情的解應又往往忽視愛情本身，歷史是一壁沙，紛紛揚揚的只是“反意義”的碎屑罷了。再者，不談愛情，就回避了倫理，（藝術的倫理又多有不同），這才是我認為不可言說、先按下不提的方面。就此說，我所寫，無非倫理問題之外的美學問題。
“顧城之死”這個事實／主題是向外發延的，學者每每將之與並不深閎的時代議題穿鑿在一起，又往往為圈子裡的洞見所捕獲。談論的是“自殺”的事實，卻用“死亡”詮釋它的意義，殊不知，“死亡”之魅構陷了“自殺”的事實。談論的是“朦朧詩”的事實，卻用“與政治間的朦朧關係”詮釋它的意義，於是，詩的主體性就被扼殺了。談論的是“後文革-詩人”的事實，卻用“後詩人-文革”詮釋它的意義，在這裡，批評完完全全地誤解了時代本身，在批評之中，時代每每被視為人的玩物，其實顛倒本末。
顧城與謝燁
或許所有批評都有一種危機，“意義陳舊”，批評註定只是“陳舊”的批評，因為其本身便是矛盾的。我在寫作時，正是深切地感受到“陳舊”的發生，而一再地試圖避免這個可怕的事實發生。
參考的是《顧城詩全集》，書衣剝落，厚重、憔悴，還有幾朵幼稚的星星，幾捆鬆散堆放的線。這上下兩卷的紙張是極白的，我想這不是巧合。顧城被舒婷冠名“童話詩人”，贈詩“以純銀一樣的聲音／和你的夢對話 ”，此後，“童話詩人”儼然成了顧城的專有稱謂。但我想這裡存在著語差和誤解，筆者的觀點是“童話詩人”僅是顧城的眾多座標之一。
顧城的詩中被認為是“童話”包含了絕非童話所能涵蓋的真實。顧城的詩大多是，寫物的，寫象的，即使他的那些被認為是表達了時代的詩歌，也是經過寫物、寫象而完成了的。這使得顧城區別同時代的其他詩人，他們更多的是寫抒情、寫意義、寫詩歌。
在顧城的最初的寫詩生涯中，小小的詩作幾乎一件晶瑩剔透的藝術品。“大地佈滿燈火閃閃發亮，／星空如同倒影遙遙相望，／汽車和人停止了吵鬧，／蟋蟀開始了草種的歌唱。”題為《夜晚》的這首詩清秀、迷濛，誘引讀者回歸純然的審美情境。
《禮貌》一詩記錄了詩人第一次的我與他者的割裂，或者說一個強盛的我的意識開始浮出水面。這個我“偷偷丟掉被人爭奪的”，“默默尋找被人丟棄的”。這個已不再是物象王國裡的一個公民的我，而是緊張，但足夠氣概地宣讀這王國的法旨的我。
顧城、謝燁與朋友在新西蘭家中
《生命幻想曲》是顧城的第一首值得稱道的長詩，與《禮貌》裡脆弱的，未完成的我相比，這裡的我富有感召和氣魄，更為完整。但奇怪的是，與其說那份高妙的理想是理想本身，不如說是關於物的理想。每一種物的存在都是平等的，貝殼，太陽，星星，麥秸，它們之間的秩序差異統統被詩人取消。詩人本身完全是上帝的師徒，甚至上帝本身。
兩相比照，我們可以觀測到一種令人驚訝的成長模態，即這不是一種社會性的成長，而完全是擺脫了社會性的成長，這是一種不假借外在的一種成長。毫無疑問，詩人是蛻變了的，從一位藝術童子，變作一位藝術家個體。（同樣，我們也可以理解眾多詩人對詩人的評價，他們說，他要建立自己的王國……但這幾乎是一件次要的事）
此後，顧城的詩對我的探索是極為豐富的，但在此暫不做論述，只列舉幾個鮮明的例子，如《雨》（疑似顧城寫我的第一篇），《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在寫作新詩的同時，顧城兼顧了寓言故事詩，舊體詩和工農兵文藝的創作。我相信這是一種藝術的成熟的表徵。更重要的是，詩人呈現的更多的是和時代血骨相連的一面。
顧城像
1979 年是詩人的歷史意志噴薄的第一年，詩作稍許凝重。詩人對歷史作了象形化的揭示，在今天看來，這份揭示稱得上是不偏不倚的。顧城對意義的表達是極其溫柔和謹慎的，他不像其他詩人一樣，要麼用一個超越性的，高蹈的意義對現實作出審判，要麼無意義地將意義和現實統統攪拌在一起。這時，顧城作為哲思者的一面，漸漸顯露了出來。
另外，顧城與物之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關係，構成了他的整個藝術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基本衝突。（為避免不必要地論辯，此題不做展開。）雖然並不僅僅如此，但僅直觀來看，詩歌的質量水準在其一生中是跌宕起伏的。
在中期，顧城的我曾一度化身為一個形象，（形象一詞用在這裡是否恰當值得商榷），布林。顧城自述，“一箇中午，我突然醒來，我的夢發生了裂變，到處是布林，他帶來了奇異的世界。我的血液明亮極了，我的手完全聽從靈感的支配，筆在至上狂奔。我好像自焚，又好像是再生，一瞬間就睜開了我苦苦索求的所有抒情方式。” 這是顧城的另一面，飽和的抒情，亮麗的、溫柔的，多是童話式的想象被舒散去，一種呈現敘事和意義的詩歌新生了。
至此，我們觀看的和閱讀的顧城，已不是一位完全的童話詩人。其詩變硬，變苦，呈現出另外一種秩序和美。雖則，一種普遍的“純真之眼”在其詩歌中處處可見。
顧城與捷克漢學家戈利
《兩種靈魂的和聲》，是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一首，但我從這一首中看到了，顧城在寫一種可能我們至今都無法為之定義的詩，而這樣的詩也反映了他後期詩歌的部分外觀。大致有一下幾個方面，1，意象或者物巧妙地構成了一個敘事世界，不再是鬆散地，而是緊緻地延綿地組合在一起；2，抒情被下放，而成為一種潛在的因素，3，一種儼然是極精極簡的經典小說的詩歌出現了；4，以空間為表現的詩歌形式的更新，句詞字藝術化構成一個文本空間，很顯然地，詩歌被空間化或立體化了。
在此，我們看到顧城以一種決然不同的方式向敘事詩拓進。當然，也可以說，顧城在以藝術家的身份創造自己的文本世界，這樣的意圖本身就帶有一種絕無僅有和幾分悲壯。
顧城的詩歌創作，整體上來說是起起伏伏的，每段週期又有它的高峰。其最好的作品可以說構成了一片象徵意義上的詩歌之林，林下是低矮的灌木，是叢生的雜草。顧城自述，“我這個人隔三五年就死而復生一次似的，像有一個輪迴”。
顧城較為普通的作品多表現詩人與物的對話，近乎低喃自忖的韻調，傳達一種童趣，一種理趣；最精妙的自然是詩人與物構成的那一組對仗關係。
顧城與兒子
當你跋涉過一段荒蕪的景觀，一定會為接踵而來的玄妙精緻大為激賞。1983年，顧城的詩歌再次復甦，“意感”發延，多重聲音交疊。
這一時期，顧城的詩歌，呈現了一種向心，如“窮，有個涼涼的鼻尖”，“許多時間，像煙”，再如“抽打七色花/讓世界濺滿斑斑油彩”（《我相信歌聲》）。這幾乎可以稱作簡單的“主題寫作”，雖然如此鮮明地標識出一個源，一個心，足以表明詩歌有著更為宏大的願景。如此融合的樣態，恰恰彌補了顧城早期詩歌所呈現的破碎感，也凝結了其敘事的斷裂。
詩人並不偏袒奇景和微景其中的一個，然而無論是對奇景的刻寫，還是對微景的勾勒，顧城都比同代人走得更遠。其詩心既非全然的廣博，又非全然的微觀，毋寧說，廣博也好，微觀也好，其實是其詩心的內構。
關於顧城詩歌的下半生，未完待續。
題圖：顧城的畫
策劃：康蘇埃拉 排版：fay（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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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給你講一點塞尚”
我們隔著深淵裡的微光
我的書痴人生
"2017年，我試圖用評論來追蹤顧城詩歌的一生，但最終只跟蹤解讀了他的前半生詩歌。顧城一生與物之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關係，構成了其整個藝術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基本衝突。僅直觀來看，詩歌的質量水準在其一生中是跌宕起伏的。
我將死去
將變成浮動的謎
未來學者的目光
將充滿猜疑
——《遺忘》
春分晚間在燈下翻顧城的散文，讀他旅居德國時所寫的那部分，語言自然地編織成情境，呼喚讀者重尋他寧靜的樂園。當晚對文字的印象是濃郁的五四感。次晨花下閱讀顧城的早期散文作品，驚訝地發現，這反而是一種普遍的當代的語言。“風格”的嬗變絕非表層現象，與之相關的是整個藝術發生的轉變。而揭示整個轉變是一個大工程，非三言一論可以闡發。
一路上學，身邊人說顧城最多，“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一代人》 ）。這句格言，被頻頻地塞入單一的青春的語境，更是被文論者們指稱多種境遇。顧城的讀者多半是青年，他們純真，敏感，愛幻想，愛浪漫；而這樣的受到恩寵的詩，大多是顧城的早期詩歌。
顧城像
陰霾的斷續的雨，S 沉沉講述故事，憂傷，朦朧。後來，她說我有一點像心中的顧城，這是顧城引燃我的一次。一天後，我在書架間摸索，很巧抓到了顧城。因之，寫作這篇文評的意圖之一是，破除我和顧城之間的似仿。
關於顧城愛情的悲劇，和通常的意見相左，我不認為顧城在“統御”，而是“驅逐”。至於愛情本身，我又有什麼好說的呢，哪一種戀愛不是撲朔迷離。而一個後世對前世的愛情的解應又往往忽視愛情本身，歷史是一壁沙，紛紛揚揚的只是“反意義”的碎屑罷了。再者，不談愛情，就回避了倫理，（藝術的倫理又多有不同），這才是我認為不可言說、先按下不提的方面。就此說，我所寫，無非倫理問題之外的美學問題。
“顧城之死”這個事實／主題是向外發延的，學者每每將之與並不深閎的時代議題穿鑿在一起，又往往為圈子裡的洞見所捕獲。談論的是“自殺”的事實，卻用“死亡”詮釋它的意義，殊不知，“死亡”之魅構陷了“自殺”的事實。談論的是“朦朧詩”的事實，卻用“與政治間的朦朧關係”詮釋它的意義，於是，詩的主體性就被扼殺了。談論的是“後文革-詩人”的事實，卻用“後詩人-文革”詮釋它的意義，在這裡，批評完完全全地誤解了時代本身，在批評之中，時代每每被視為人的玩物，其實顛倒本末。
顧城與謝燁
或許所有批評都有一種危機，“意義陳舊”，批評註定只是“陳舊”的批評，因為其本身便是矛盾的。我在寫作時，正是深切地感受到“陳舊”的發生，而一再地試圖避免這個可怕的事實發生。
參考的是《顧城詩全集》，書衣剝落，厚重、憔悴，還有幾朵幼稚的星星，幾捆鬆散堆放的線。這上下兩卷的紙張是極白的，我想這不是巧合。顧城被舒婷冠名“童話詩人”，贈詩“以純銀一樣的聲音／和你的夢對話 ”，此後，“童話詩人”儼然成了顧城的專有稱謂。但我想這裡存在著語差和誤解，筆者的觀點是“童話詩人”僅是顧城的眾多座標之一。
顧城的詩中被認為是“童話”包含了絕非童話所能涵蓋的真實。顧城的詩大多是，寫物的，寫象的，即使他的那些被認為是表達了時代的詩歌，也是經過寫物、寫象而完成了的。這使得顧城區別同時代的其他詩人，他們更多的是寫抒情、寫意義、寫詩歌。
在顧城的最初的寫詩生涯中，小小的詩作幾乎一件晶瑩剔透的藝術品。“大地佈滿燈火閃閃發亮，／星空如同倒影遙遙相望，／汽車和人停止了吵鬧，／蟋蟀開始了草種的歌唱。”題為《夜晚》的這首詩清秀、迷濛，誘引讀者回歸純然的審美情境。
《禮貌》一詩記錄了詩人第一次的我與他者的割裂，或者說一個強盛的我的意識開始浮出水面。這個我“偷偷丟掉被人爭奪的”，“默默尋找被人丟棄的”。這個已不再是物象王國裡的一個公民的我，而是緊張，但足夠氣概地宣讀這王國的法旨的我。
顧城、謝燁與朋友在新西蘭家中
《生命幻想曲》是顧城的第一首值得稱道的長詩，與《禮貌》裡脆弱的，未完成的我相比，這裡的我富有感召和氣魄，更為完整。但奇怪的是，與其說那份高妙的理想是理想本身，不如說是關於物的理想。每一種物的存在都是平等的，貝殼，太陽，星星，麥秸，它們之間的秩序差異統統被詩人取消。詩人本身完全是上帝的師徒，甚至上帝本身。
兩相比照，我們可以觀測到一種令人驚訝的成長模態，即這不是一種社會性的成長，而完全是擺脫了社會性的成長，這是一種不假借外在的一種成長。毫無疑問，詩人是蛻變了的，從一位藝術童子，變作一位藝術家個體。（同樣，我們也可以理解眾多詩人對詩人的評價，他們說，他要建立自己的王國……但這幾乎是一件次要的事）
此後，顧城的詩對我的探索是極為豐富的，但在此暫不做論述，只列舉幾個鮮明的例子，如《雨》（疑似顧城寫我的第一篇），《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在寫作新詩的同時，顧城兼顧了寓言故事詩，舊體詩和工農兵文藝的創作。我相信這是一種藝術的成熟的表徵。更重要的是，詩人呈現的更多的是和時代血骨相連的一面。
顧城像
1979 年是詩人的歷史意志噴薄的第一年，詩作稍許凝重。詩人對歷史作了象形化的揭示，在今天看來，這份揭示稱得上是不偏不倚的。顧城對意義的表達是極其溫柔和謹慎的，他不像其他詩人一樣，要麼用一個超越性的，高蹈的意義對現實作出審判，要麼無意義地將意義和現實統統攪拌在一起。這時，顧城作為哲思者的一面，漸漸顯露了出來。
另外，顧城與物之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關係，構成了他的整個藝術創作歷程中的一個基本衝突。（為避免不必要地論辯，此題不做展開。）雖然並不僅僅如此，但僅直觀來看，詩歌的質量水準在其一生中是跌宕起伏的。
在中期，顧城的我曾一度化身為一個形象，（形象一詞用在這裡是否恰當值得商榷），布林。顧城自述，“一箇中午，我突然醒來，我的夢發生了裂變，到處是布林，他帶來了奇異的世界。我的血液明亮極了，我的手完全聽從靈感的支配，筆在至上狂奔。我好像自焚，又好像是再生，一瞬間就睜開了我苦苦索求的所有抒情方式。” 這是顧城的另一面，飽和的抒情，亮麗的、溫柔的，多是童話式的想象被舒散去，一種呈現敘事和意義的詩歌新生了。
至此，我們觀看的和閱讀的顧城，已不是一位完全的童話詩人。其詩變硬，變苦，呈現出另外一種秩序和美。雖則，一種普遍的“純真之眼”在其詩歌中處處可見。
顧城與捷克漢學家戈利
《兩種靈魂的和聲》，是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一首，但我從這一首中看到了，顧城在寫一種可能我們至今都無法為之定義的詩，而這樣的詩也反映了他後期詩歌的部分外觀。大致有一下幾個方面，1，意象或者物巧妙地構成了一個敘事世界，不再是鬆散地，而是緊緻地延綿地組合在一起；2，抒情被下放，而成為一種潛在的因素，3，一種儼然是極精極簡的經典小說的詩歌出現了；4，以空間為表現的詩歌形式的更新，句詞字藝術化構成一個文本空間，很顯然地，詩歌被空間化或立體化了。
在此，我們看到顧城以一種決然不同的方式向敘事詩拓進。當然，也可以說，顧城在以藝術家的身份創造自己的文本世界，這樣的意圖本身就帶有一種絕無僅有和幾分悲壯。
顧城的詩歌創作，整體上來說是起起伏伏的，每段週期又有它的高峰。其最好的作品可以說構成了一片象徵意義上的詩歌之林，林下是低矮的灌木，是叢生的雜草。顧城自述，“我這個人隔三五年就死而復生一次似的，像有一個輪迴”。
顧城較為普通的作品多表現詩人與物的對話，近乎低喃自忖的韻調，傳達一種童趣，一種理趣；最精妙的自然是詩人與物構成的那一組對仗關係。
顧城與兒子
當你跋涉過一段荒蕪的景觀，一定會為接踵而來的玄妙精緻大為激賞。1983年，顧城的詩歌再次復甦，“意感”發延，多重聲音交疊。
這一時期，顧城的詩歌，呈現了一種向心，如“窮，有個涼涼的鼻尖”，“許多時間，像煙”，再如“抽打七色花/讓世界濺滿斑斑油彩”（《我相信歌聲》）。這幾乎可以稱作簡單的“主題寫作”，雖然如此鮮明地標識出一個源，一個心，足以表明詩歌有著更為宏大的願景。如此融合的樣態，恰恰彌補了顧城早期詩歌所呈現的破碎感，也凝結了其敘事的斷裂。
詩人並不偏袒奇景和微景其中的一個，然而無論是對奇景的刻寫，還是對微景的勾勒，顧城都比同代人走得更遠。其詩心既非全然的廣博，又非全然的微觀，毋寧說，廣博也好，微觀也好，其實是其詩心的內構。
關於顧城詩歌的下半生，未完待續。
題圖：顧城的畫
策劃：康蘇埃拉 排版：fay（實習）
轉載請聯繫後臺並註明個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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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給你講一點塞尚”
我們隔著深淵裡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