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取得了漢中之戰的勝利，藉此良機，關羽兵出荊州北伐曹魏，並利用漢水暴漲水淹七軍，一時間威震華夏，蜀漢達到鼎盛，被認為是漢室再興之兆。

然而古人言盈滿則溢、盛極必衰，很快盟友孫吳襲取荊州，關羽敗走麥城，被吳將潘璋、馬忠擒殺。

世事無常令人唏噓，卻也為後人提供了無數的話題。近年來就有不少陰謀論喧囂塵上，其中最流行的一個觀點認為：“諸葛亮擔心劉備死後關羽難以控制，故而寧可犧牲荊州，也要借刀殺人除掉關羽。因此，關羽敗後益州方面未發一兵一卒救援。”

其實這並非什麼新穎的觀點，最早出自清末民初國學大師章太炎之口。這類論點一則是當時社會環境導致，二者僅是根據益州未發援兵推測而出的腦洞奇談，也不是什麼正經的分析。現今卻還作為正論，就實是可笑了。

但若筆者沒有足夠證據便盲目指責陰謀論為謬誤，那與其又有何異，因而本文將為大家詳細呈現本人對關羽失荊州的分析。

關羽的戰略意圖

關羽為何會發動襄樊之戰？不少論者認為其戰略意圖是根據諸葛亮的《隆中對》：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但其中有不少的問題，尤其是《隆中對》中所提到的戰略前提當時並沒有達到。

一、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未達成。

二、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漢中之戰開始正是曹操基於劉備在蜀中立足未穩，即使後來劉備取得勝利，但漢中之戰前孫劉剛剛倉促的進行湘水劃界，關係未及修復，內政因連番戰亂未及修理。關羽敗走麥城是在公元219年末，而劉備伐吳是在221年7月，中間近兩年的時間，劉備在做什麼？正是因為內政未修。

三、天下有變。當時雖然劉備取得了漢中之戰的勝利，但是對於曹魏來說並無太大損失，遠未達到天下有變的程度。

四、關羽雖然發動了襄樊之戰，但是劉備卻沒有按照預定設計的“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孫吳偷襲荊州前，吳魏使者間頻繁來往，再對比襄樊之戰中，荊州和益州方面溝通較少，且沒有劉備命關羽北伐的記載，如果是《隆中對》中那等規模的北伐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關羽此次發動襄樊之戰的主要目的並非是為了實現《隆中對》，而是為了完成《隆中對》先提條件的局部戰役。

其具體戰略目標在於：

一、補全荊州。之前在筆者在關於劉備借荊州的文章中提到過，赤壁之戰後荊州一分為三，曹操佔據重要的南陽郡，南郡和江夏郡的北部；孫權獲得了江夏郡南部和長沙郡北部；劉備獲得了南郡南部和荊南四郡。後在湘水劃界中割讓長沙和桂陽與孫權。

孫權所佔部分，作為盟友自然不可能去奪取，且相對弊大於利。但曹操手中的江北部分對於荊州卻非常重要，即是荊州人口最多也是最富足的地區，又可以作為荊州“向宛、洛”的前沿陣地。

二、攻佔襄樊地區之後，從地理上看荊州方面將和漢中，劉封孟達的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連成一線形成蜀漢第一防禦鏈，禦敵於益州之外。如此益州和荊州南部將可以安心發展經濟，且東西可以互為犄角，解決千里用兵難以配合的問題。

關羽的時機選擇

關羽為何會選擇在劉備剛剛打完漢中之戰後，馬上發起襄樊之戰呢？只是單純如部分論者所言是為了爭功的臨時決定嗎？

本人認為可能性是極小的，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開始，關羽便總督荊州事物，如果是出於爭功，到219年發生襄樊之戰有5年的時間，為何關羽卻沒有動作？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三國志·武帝紀》載：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

裴松之援引《三輔決錄》注曰：

“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睹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強盛……”

《三國志·武帝紀》：

“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從中可見，魏國內部發生的數次叛亂，都有關羽的身影，可見關羽這段時間並沒有閒著。如果有編劇深度發掘這段，絕對可以寫出一段非常精彩的古代諜戰片。

而且雖然襄樊之戰發生在219年，但可見從很早關羽就開始了對魏國的滲透，因而218年魏國便派曹仁討伐關羽。

《三國志·武帝紀》又載：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袞，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

《三國志·關羽傳》：

“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樑、郟、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

無論是侯音與關羽聯合，還是“樑、郟、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都不是短時間可以完成。

由此可見，關羽發動襄樊之戰，是經過長期充分準備的，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劉備的漢中之戰，為關羽北伐提供了機會，但不是絕定原因。

益州為何未對關羽提供支援？

首先，前面曾寫道，襄樊之戰是荊州方面的局部戰役，因而遠在千里之外的益州方面未進行支援是情理之中的，就像漢中之戰時，劉備也未抽調荊州兵力一樣。

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劉備雖然在戰略目標上取得了漢中之戰的勝利，但是從傷亡損耗結果來看，蜀漢方是遠遠高於曹魏的。

在《三國志·楊洪傳》中記載了這樣一段對話：

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

從中可以看出，漢中之戰對益州的壓力達到了怎麼樣的程度，“男子當戰，女子當運”已經不是全民皆兵這麼簡單了。

漢中之戰結束於219年5月，而7月便爆發了襄樊之戰，益州方面的確是再無能力發一兵一卒支援了。同年十月，關羽威震華夏，十二月便敗走麥城，中間這麼短的時間，又有吳國斷絕了歸路，以古代的通信條件，恐怕求援信使前腳到達，關羽被擒的消息後腳就到了。

因而從古代的實際情況來看，關羽未得到益州的支援才是合情合理的情況。

關羽敗亡的深層原因

蜀漢廖立曾評價關羽戰敗的原因：“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直指其“作軍無法”，但關羽作為劉備麾下頭號大將，長期是蜀漢除了劉備外獨立帶兵作戰的唯一將領，武廟72名將之一，若真的“作軍無法”也不會得此地位，恐怕更多是廖立的瀉憤之言。

從襄樊之戰前後看，樊城雖然被徐晃援軍解圍，但是關羽水軍依然據守沔水，阻斷前往襄陽的道路，並未戰敗，而實際導致關羽潰敗的直接原因，應是東吳對荊州的偷襲。

《三國志·關羽傳》記載：

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

而如果繼續深究，關羽失荊州的深層原因恐怕有以下幾點。

一、荊州內部離心

《三國志》對於關羽有這樣一個評價“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這種性格造就了關羽獨特的人格魅力，一方面受到士卒愛戴，身邊聚集一大批忠勇之士，即使和魏國的張遼、徐晃等人亦是好友。但另一方面，關羽又和很多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關係不睦。

恰恰不幸的是，荊州最多的就是這類士大夫，因而使得荊州大族始終對關羽虛與委蛇。又因為這類大族之間有極深的姻親關係，包括與東吳的各大望族之間也是千絲萬縷的聯繫，雙方可以說是始終眉來眼去。

這其中就有一個奇妙的人物，在失荊州中起到微妙的作用，他就是潘濬。在《三國志》中記載：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

而在《三國志·潘濬傳》中，裴松之援引了《江表傳》中這樣的一個故事：

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床蓆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

這樣看來，潘濬倒是一個難得的忠臣。但是！眾所周知的是《江表傳》是一部立場極度偏向美化東吳的書。裴松之後面又援引《江表傳》的一個故事：

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前面如此烘托潘濬為忠臣，而後面馬上就為孫權出謀劃策對付自己的前老闆。比起同樣被迫投降的黃權，潘濬可真是一個大大的“忠臣”了，裴松之這真是殺人不見血啊！

所以在楊戲的《季漢輔臣贊》中寫道：

古之奔臣，禮有來偪，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於人，作笑二國。──贊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楊戲暗諷潘濬，將其與三個在蜀漢名聲極壞的二臣並列，恐怕他在孫權得荊州過程中功勞不小，不然孫權也不會“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

再看《三國志·關羽傳》中的這段記載：

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自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鹹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

糜芳是劉備的小舅子，（傅）士人廣陽人，今北京地區，而劉備是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兩人可以算是老鄉，可見是從北方一直跟隨劉備南下的元老舊部。當初一人安排守江陵、一人守公安都是防守吳國的要地，可見劉備關羽對他們的信任。

如此兩人最後卻被東吳策反，縱然有和關羽平日矛盾的因素，但也必定不是短時間能夠達成的，《三國志》中稱“（孫權）於是權陰誘芳、仁”，這不免讓人思考，誰有這個影響力可以“陰誘”兩人反叛？

且呂蒙白衣渡江，能夠在如此之斷的時間內完全控制荊州，可以說是沒有遇到任何反抗，荊州內部的門閥豪族門所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

二、孫權的野心

毛主席曾經這樣評價過關羽：“《三國演義》中的關雲長，大體上是不懂統一戰線的，這個人並不高明，對待盟軍搞關門主義。”不過現在也常被人擴展到現實中的關羽身上，當然不能說完全錯，但也不全對的。

從歷史上看，關羽出身武將，在政治外交上能力是不足的，沒有處理好與東吳之間的問題。但如果就此說，孫劉聯盟的破裂完全是關羽責任，卻又是錯誤的，一系列證據表面，孫權對荊州覬覦已久，關羽的羞辱並不能成為其襲取荊州的理由。相反，關羽最大的問題在於對東吳的防備不足。

在我之前關於《借荊州》問題的文章中分析過荊州對於東吳的重要性，本文前面也講到了漢水之戰前孫劉兩家關於荊州劃分爆發了矛盾，最終因為“湘水劃界”暫時擱置。而後蜀漢相繼爆發了漢中之戰和襄樊之戰，沒有及時重視東吳以及修復雙方關係，為後來荊州被襲取埋下了隱患。

可以說，孫權一直存在奪取荊州的野心，所缺少的只是時機而已。

在關羽發動襄樊之戰的時候，孫權曾主動要求協助。裴松之援引《典略》記載：

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已得於禁等，乃罵曰："狢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己，偽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

這種明顯是想要空手套白狼，瓜分關羽的勝利果實，難怪關羽會用“狢子”這種北方人罵南方人最狠的詞來罵孫權。

並且在希望瓜分成果的背後，孫權的行為又存在了很多疑點。要知道戰場瞬息萬變，需要爭分奪秒，孫權如果真的要協助關羽，更應該急速進軍而不是讓關羽“慢點”，加上當時吳魏兩國頻繁的來往，可以推測，孫權實際是拖延關羽的緩兵之計。恐怕真實的目的是等待徐晃援兵的到達，然後前後夾擊關羽。

所以，裴松之在註解這段時也對孫權的行為表示了懷疑。加上之前又陰誘糜芳、士人，可見孫權早已計劃已久，並非只是因為關羽的羞辱。而關羽一方面激化矛盾，為孫權襲取荊州提供藉口，另一方面又沒有足夠的重視，可以說在此事上還是要佔據7分的責任。

三、與劉封的利益矛盾

關羽發動襄樊之戰時，雖然無法得到益州的支持，卻要求上庸三郡的劉封孟達援助，但關羽卻忽視了兩者之間的利益矛盾，最終劉封始終按兵不動，坐視關羽敗亡。

兩者“螟蛉之子，不可僭立”的矛盾出自《三國演義》，在歷史上我沒有找到記載，但相比於此，我認為兩者間的主要矛盾在於關羽勝利後，將會觸及到劉封的利益。

襄樊之戰主要的目的在於將荊州、上庸三郡、漢中連成一線。而從《隆中對》來看，劉備必是親自負責漢中方面以“出秦川”，再從地理位置上來看，一旦關羽成功，上庸三郡和荊州連成一體，劉封必然將歸於關羽麾下，成為“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的一部分。

從“土皇帝”到關羽帳下的將領，劉封自然是不願意的，故而《三國志·劉封傳》記載：

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三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

如果真如劉封所說，因為三郡剛剛佔領，立足未穩，真的無力相助關羽，劉備恐怕不會“恨之”，劉封、孟達之言必有不實。

而後劉封和孟達為了政權相互內鬥，以至孟達降曹，丟失上庸三郡，更可見，劉封不助關羽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

四、蜀漢外強內虛

劉備在赤壁之戰後短時間內迅速壯大，先後佔據了荊州、益州、漢中、上庸三郡，勢力快速膨脹的同時，也暴露了其底蘊不足的問題。

劉備入蜀前期帶走了大量荊州本土人才，結果龐統不幸中流矢身亡，奪取益州遭遇不順，不得不又再次抽調了諸葛亮、張飛、趙雲入蜀，只餘下關羽一人，最終導致了荊州劉備親信勢力的極度空虛。以至於到了需要依靠糜芳、士人的地步，要知道之前兩人可沒有什麼出色的表現，若真是能力出眾，早在之前就該脫穎而出了。

因而看似關羽“威震華夏”，但此時蜀漢的情況卻實際如過度膨脹的氣球，外強而中幹，一戳即破。

如果蜀漢如曹魏一樣人才充足，那麼劉備總領益州，一員大將鎮守漢中，以一員大將統領上庸三郡，關羽統軍荊州，諸葛亮主政荊州。東吳無機可乘的情況下，必然保持和蜀漢的聯盟共同對抗曹魏，不會產生異心，荊州本土的豪族也難以生出二心。

總結

因而從深層來看，關羽沒有對東吳產生足夠的重視，致使荊州被襲取，應該佔據五成左右的責任。而另外五成，則是在於蜀漢短時間快速膨脹後，內部實力空虛，人才不足，未及時消化內部和外交上的矛盾。

關羽所領導的襄樊之戰，出初衷來看，只是荊州戰區的局部戰役，但在發展過程中卻超出了控制範圍，將三國全面捲入其中，最終使蜀漢潛在的問題暴露，發生了劉備與諸葛亮預料之外的情況。只能說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無關陰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