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喇叭，繁榮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是城市、農村，特別是農村主要的信息來源。那時，幾乎是村村牽有高音喇叭，戶戶都裝了有線廣播。廣播喇叭，成為那個時代最先進的傳播工具，拉近了與外界的距離，也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
廣播喇叭出現在廣大農村
我所生長的農村在內蒙古東部的大山裡，位於大興安嶺的邊緣，特別偏僻。剛記事時，吃完晚飯，經常有大隊幹部拿著個鐵製的喇叭筒，站在村街上給各家各戶傳達一些通知，那是農民得到上邊信息的唯一方式。
毛澤東題詞手跡
1965年12月9日，毛澤東發表了關於“努力辦好廣播，為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務”的題詞，激發了人民辦好廣播的積極性。於是，村村拉電線，家家安裝廣播喇叭成為農村一大景觀。
有一天，我看見幾個大人在每家的房頂上拉鐵線，隔一家豎立一根電線杆。電線杆是從村東河邊的樹林子裡鋸來的楊樹，樹幹上擰上一個白色的瓷器，我們叫它電弧，用來固定電線。我不知道大人們在做什麼。玩兒到很晚回家，聽見牆上有大聲的說話聲，就像在大隊門外聽到過的幹部講話，父母都坐在炕上專心地聽。藉著昏暗的煤油燈，只看見牆上掛著一個白色的近似大盤子的東西，聲音就是從那裡面發出來的。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廣播喇叭，時間是1968年的冬天。
廣播喇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外邊的電線通到牆上的廣播喇叭，另一條線從喇叭上伸出來，接到一根硬鐵絲上，插進地裡，澆水聲音才大，地幹了聲音就小，所以，給廣播喇叭的地線澆水是一項經常性的勞動。
廣播喇叭讓鄉親們好奇了很長時間，人們發現，一根線連接著一個大盤子，就能傳播聲音，而且可以聽到中央的聲音，太不可思議了。
廣播喇叭裡傳出的聲音
廣播喇叭一天響三次。第一次是早晨睡得正熟時，廣播喇叭響了，母親就起來做飯，我們孩子們冬天起來到街上撿豬糞，夏天起來進田割驢草。中午響一次，那是社員下工的時間，也是孩子們放學的時間。晚上一直響到人們睡覺。每次響起時，開頭都會播《東方紅》，結束播音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或《國際歌》。每次音樂結束，播音開始，播音員會說，這裡是某某廣播站，現在是第某次播音（早晨是第一次播音，中午是第二次播音，晚上是第三次播音）。
廣播上傳出的內容豐富多彩，有新聞聯播、少兒節目、農業知識、文藝節目等。文革中，全國文藝節目只有“革命樣板戲”可以演出，但不是什麼時候都能看到，有了廣播，天天晚上可以收聽。廣播裡挨個兒播樣板戲，一天晚上一場，所以，每到晚上準時坐在炕上收聽“樣板戲”，成為了人們的一大消遣。我就是天天聽廣播學會了一些京劇的唱段，以至於幾十年不忘。
那個年代農村常見的廣播喇叭
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裡，播放的都是各地開展批判“封資修”，批判“走資派”和抓革命、促生產的情況；有的口號很響亮，“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決不能讓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到了70年代中期，主要播放各地開展“批林批孔”、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活動情況。社員們天天勞動完，晚飯後要到大隊會議室參加批判會，批判的內容除了上述外，時常把村裡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集中到大隊會議室，讓他們貓腰低頭接受批判。批判的時候還連線廣播，在家裡的人通過廣播能聽到批判會上發言人的聲音。上級黨政機關開批判大會，也時常通過廣播傳到千家萬戶。
廣播喇叭裡傳出的聲音，也開闊了人們的眼界。村民們都知道了國家領導人有誰，特別是中央召開大會時的實況轉播，村民們認真地聽，用心地記，就連我們中學生考的政治題，有的也是從廣播上知道的。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作為村裡的農業技術員，到阿魯科爾沁旗農業局參加培訓班，正走在大街上，忽然聽到街旁的廣播喇叭播出一個提示，說是馬上有重要廣播播出，這個提示隔幾分鐘就播出一次，語調緩慢、沉重，這是廣播喇叭上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內容和語調。大街上的人都停了下來。我也警覺地注意聽，只聽播音員語調低沉，語速緩慢悲痛：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公告……原來是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消息，當時大街小巷哭聲一片。
那是廣播喇叭播出的內容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廣播喇叭播出我的第一篇新聞稿
我所在的內蒙古自治區昭烏達盟阿魯科爾沁旗廣播站和蕎麥塔拉公社廣播站除了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盟廣播電臺的節目外，還辦有自己的新聞節目，當地人自己寫稿，每次播音15分鐘，但是因為寫稿的人少，這個欄目只是偶爾播出一次。
1975年，我正在讀高二，寒假回到家裡，唯一能知道外邊信息的，就是牆上掛著的廣播喇叭。山村的生活單調寂寞，天天聽廣播就成了生活中的一項主要內容。每次聽廣播，我都注意廣播什麼內容，是否有自己旗裡的事或者公社的事，但極少在旗級以上的新聞裡聽到我所在公社的消息，這也說明我們公社沒人寫稿。這對我的觸動很大，於是就想著動心思寫點兒什麼。
大興安嶺山區的廣播站
一天，我在家裡一本撕掉皮的《中國青年》雜誌上，看到胡耀邦的一篇文章，好像是在一次什麼會議上的講話。那本雜誌是60年代初的，胡耀邦是幹什麼的我也不知道，但他文章裡說農村黨組織要運用文藝這個武器佔領農村陣地。於是，通過這篇文章結合我們村裡的事情，我就給公社廣播站寫了一篇稿子，在紙上抄好後走了四里多地，把稿子送到了公社廣播站。
送去前兩天我還注意聽廣播，但沒聽到播我那篇稿子。公社廣播站是第四天早晨播出我那篇稿子的，正是做早飯的時間，很多人都聽到了。播出時將我的學生身份、學校、姓名都說得清清楚楚。不過那篇稿子被作了很大改動。
為了享受這一輝煌，當天晚上我邀了一位同村好友，坐在他家炕上，又細心聽了公社廣播站的“第三次播音”，重播了我這篇稿子。
在公社的廣播喇叭上播出一個高中生寫的稿件，在我們村史上是第一次。喇叭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個高不可攀的東西，所以，稿件能在那上面播出是相當了不起的事，一時間，我竟成了村裡的名人。
廣播喇叭播出的第一則廣告
1979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阿魯科爾沁旗烏蘭哈達高中教學。因為有了之前的嘗試，在以後的業餘時間我時常給廣播站寫新聞稿件，將在學校和附近村莊的一些所見所聞寫成稿件寄給上級廣播站（臺）。稿件播出沒有稿費，到了年末召開全旗通訊員會議，根據每個通訊員寫稿多少、播出的篇數，進行評議，分別獎勵日記本、洗臉盆、毛毯等用品。由於我寫的稿件經常在旗廣播站播出，所以名氣也越來越大。
深秋的一個星期日，我騎著自行車回家，在村街上碰到一個30歲左右的鄉親，他焦急地對我說，家裡的驢丟了，找兩三天了也找不到，請我寫一篇廣播稿幫助找驢。因為不知道這樣的稿件能不能播出，只能先讓他跟廣播站編輯溝通。
當天下午我用自行車帶著他，走了十多里路到了廣播站。說明來意之後，編輯也猶豫半天，說上級也沒有過這類通知，不確定能不能播這樣的文章。農民著急了，說播這篇文章願意出錢。
廣播站播出文章從來沒有收過錢，也沒有過收錢的想法，這個農民一說，編輯吃驚，我也意外。那時候我一個月掙38元，市場的茄子一毛錢五斤，飯店賣的白麵饅頭是一毛錢四個。編輯聽農民這樣一說，覺得播出文章有收入，就動了心，經過和農民一番討論，最後決定稿子由我寫，農民出一元錢播出費。
稿件播出後第二天，就有人把毛驢送了回來。幾天之後，我再次到旗廣播站送稿件時，編輯說收農民的一元錢沒法處理，這筆收入是我攬來的，應該請我吃飯，我謝絕了。編輯說這是廣播站多少年來播出稿件的第一筆收入，堅持返還給我，即便這篇稿件上無法返還，也要在別的稿件上發給我稿費。半個月後我收到了旗廣播站寄來的一封信，打開後，是一張稿費通知單，原文是：呂斌同志，你寫的烏蘭哈達學區召開班主任經驗交流會稿件，我站已在1979年11月10日、11日一、三次播音全旗聯播節目中播出，向你們致謝，並付稿酬壹元。希望你們對我們的編輯工作提出寶貴意見，歡迎多來信來稿。
廣播喇叭影響人們的生活
農村的廣播喇叭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也改變了一些人的生活。
70代後期的廣播，出現了一個新的播出形式—現場直播。我愛好體育，對廣播上的體育直播特別愛聽。當時的體育直播都是通過中央電臺進行。有一次中國乒乓球運動員和外國運動員進行比賽，解說員只解說誰打了什麼球，誰贏了，誰輸了，自始至終也不說比分，我非常著急，不明白解說員為什麼不說明比分，恨不能通過廣播喇叭問問解說員比分是多少。好些年之後，才在回憶性的文章中知道，是領導不讓解說員說比分，因為當時我們國家提倡“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將離開農村的青年在公社廣播站前合影留念
在偏僻的山村，外界的一切信息幾乎都是通過廣播得到。天天聽廣播，人人聽廣播，和吃飯、睡覺一樣必不可少。人們習慣性地說廣播上說了什麼，什麼事是廣播上說的，以此證實事情的權威性。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的消息從廣播上播出後，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人們傳送這個消息時，都紛紛說，喇叭上都廣播了，什麼時候考試，什麼人可以考，考什麼。可見喇叭的效用有多大，多麼地權威。廣播喇叭上說，考試的條件沒有限制，有個腦袋算個腦袋，上至拄棍兒的，下至懂事兒的，都可以參加。千千萬萬的老、中、少開始擠時間，在家裡複習準備高考。我當時也請了假在家複習，成了參加高考大軍中的一員。那次高考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也成了我人生的轉折點，而傳播這條消息的就是掛在家家牆上的廣播喇叭。
考上大學，離開農村，告別了喇叭，我從此明白了一個道理，人生雖然漫長，關鍵時候只有那麼一兩步。
如今，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當年的廣播喇叭早已淡出人們的視線，而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一代人卻記憶猶新，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