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個月來“狗事”多多，且屢成新聞熱點。
事例1 ：重慶的羅某與樑某飼養的犬隻在小區內追逐戲耍。羅某的犬隻束犬鏈，並由羅某帶領；樑某的犬隻未束犬鏈。樑某的犬隻在追逐羅某的犬隻時，奔向了正在步行的李某。李某受到驚嚇，在退避中摔倒受傷，致左橈骨遠端粉碎性骨折、尺骨莖突骨折、腰1椎體壓縮性骨折。法院判處樑某賠償李某各種損失9.8萬餘元。
事例2： 波象山的吳某駕車正常行駛，一隻白色薩摩耶突然衝到馬路上，因躲閃不及撞死小狗，被狗主人陳某索賠3000元，象山交警認定車主負主要責任，狗主人負次要責任。吳某通過網絡發佈引關注，交警改認定為狗主人負次要責任，車主負主要責任，還稱雙方已達成協議解決。
事例3 ：5月31日，湖北宜昌向先生在小區遛博美犬，突然一條大黑狗躥出來，先咬傷了博美犬，後咬傷了向先生的下體，“陰囊、左上肢、左背等多處被咬傷”，狗的女主人揚長而去。向先生“做了兩個多小時的手術，陰囊縫了30多針，才脫離生命危險”。警方雖然查清了大黑狗的主人是誰，但至報道時事情過去好幾天，狗主人依然未露面，也沒有一聲道歉。
三個事例三種類型，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遛狗中的法律風險。此外，指使狗傷人事例，近期未發生，本文也結合去年的相關案例給出評析。
狗沒撞到人，也可能要負責
重慶的“狗案”判得不錯，具有很好的社會指導意義。被害人不是被狗咬傷而是被狗驚嚇摔傷，人狗沒有接觸，狗主人不僅要承擔醫療費等賠償。這可能顛覆很多人的觀念：“我的狗沒有碰著你呀？”
法律不這麼認為。《侵權責任法》第78條規定：“飼養的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能夠證明損害是因被侵權人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擔或者減輕責任”。
據此，飼養動物致人損害承擔責任的要件有三：（1）是飼養動物的本能動作，若是受人指使，則動物只是傷人工具，不適用該條動物致害責任。重慶案子中樑某的犬隻存在“奔向正在步行的李某”之動作。（2）他人受到損害，不限於被狗咬傷的損害，也包括被嚇摔倒的損害。該案中李某受嚇摔倒全身多處骨折。（3）損害同動物的動作之間有因果關係。若在狗離開外，李某走路不慎摔倒受傷，顯然同動物的獨立動作之間沒有因果關係，無需擔責。
本案三個要件都具備，動物的主人樑某理應承擔侵權賠償責任，而本案中被侵權人李某正常步行，沒有故意逗狗等故意或重大過失，故樑某沒有減輕責任的理由，當然應當全部賠償。而且第78條沒有要求動物的飼養人或管理人主觀上有過錯，亦即過錯不是責任的構成要件，因此動物致害責任被稱為無過錯責任。
本案中有一點容易被忽略，即樑某不拴狗繩的行政責任。《重慶市養犬管理暫行辦法》規定，“重點管理區域內（城區）攜犬出戶的，犬隻必須掛犬牌、束犬鏈，犬鏈長度不得超過1米，並由成年人牽領”。樑某未束狗鏈，更談不上由成人牽著，其行為無疑具有違法性，可受到相應的行政處罰。重慶上述辦法對此的處罰後果是，由公安機關對其處予警告並處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罰款，以及收容犬隻。
報道中未提及行政處罰內容，應該是沒有處罰樑某。表面上看，樑某在行政責任上是佔了一個便宜。仔細一想，若樑某此前遛狗不拴狗繩，即被警告並處500元罰款，他從此拴上狗繩遛狗，就不會發生本案了。
狗在公共道路上沒有“路權”
寧波象山的狗案，交通責任認定書上“交通事故事實”一欄上清楚顯示：“甲車南往北行駛，與路上小狗相撞，狗繩未牽。”可見事實很清楚，未提到車輛違法，應屬正常行駛，狗未束鏈遛上公路被車撞死，交警首次作出“司機負主要責任”的認定，不僅沒有法律依據，也違背基本常識判斷。
寧波養狗限制非常嚴格。公民出戶遛狗限制為20時至次日6時，出戶時必須束犬鏈，掛犬牌，並由成年人牽領；不準攜犬進入市場、商店、飯店、學校、醫院、車站、碼頭、機場及其他公共場所等。
根據上述規定，連人多的公共場所都不讓狗進，更不用說到車來車往的公共道路上去了。也就是說，狗狗在公共道路上根本沒有“路權”，狗狗上路被撞死，狗的主人天經地義應負全責，南京和南昌報道出來的案例就是這樣處理的。這應該形成一條鐵律。寧波狗案在輿論的關注下，警方改為“狗主人負主要責任”的認定，其實仍只是“打折的正義”，司機理應無責。
惡狗傷人，立法有不足
宜昌的“狗案”乃人被狗咬傷，是動物侵權中最常見的類型。受害人陰囊、左上肢、左背等多處被咬傷，做了兩個多小時的手術，陰囊縫了30多針，著實讓人同情；狗的主人居然連面也未露，沒有一聲道歉，也未作一分錢賠償，著實讓人氣憤。不少人發出質問，警方是否對狗的主人太過心慈手軟？為何不對其行政拘留甚至刑事拘留？
還真不是警方軟弱，此案暴露了我國在惡狗傷人方面的立法存在嚴重不足。
根據刑法規定，故意傷害只要達到輕傷標準，就構成犯罪；而過失致傷必須致人重傷或死亡才構成犯罪。本案受害人的傷情或能定上“輕傷”而夠不上“重傷”，狗主人對於惡狗致傷又只是過失心態（因為其阻止狗咬而不是放任狗咬）。因此，狗主人的行為構不成刑事犯罪，不能刑事拘留。
涉及飼養動物治安違法的處罰依據，是《治安管理處罰法》第75條，有2款。第1款規定：“飼養動物，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處警告；警告後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動物恐嚇他人的，處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罰款。”第2款規定：“驅使動物傷害他人的，依照本法第43條第1款（故意傷害他人）的規定處罰。”而依第43條第1款，可處5日至10日拘留，並處200元至500元罰款。
根據上述規定，由於狗主人不存在“警告後不改正”和“放任動物恐嚇他人”的情節，警方對狗主人只能作出警告處罰，連罰款權都沒有。只有把動物當工具，驅使動物故意傷人的，才可行政拘留，本案又不存在該情節。這正是本案中宜昌警方面對洶湧輿情，對狗主人無可奈何的原因。
據此可發現立法上存在明顯的斷層：惡狗本能咬人致人重傷或死亡，才能追究狗主人刑事責任；而致人輕傷不僅不能追究狗主人的刑事責任，連罰款、拘留的治安責任也沒有，至多隻能警告，明顯缺乏過度制裁措施，應通過修法及時補上該漏洞。
本案有兩點值得特別指出。一是查明狗主人的身份，將其提供給受害人，以便於其後續維權，是警方一項重要職責，這對於侵權逃逸，這正是受害人報警或他人協助報警的首要意義所在。二是宜昌“狗案”中狗主人的做法很不足取，不僅在道義上受到輿論強烈譴責，在民事責任上可能也要吃虧，除了其他項目的賠償一分不少以外，給受害人造成嚴重次生精神損害，法院多支持其1至2萬元精神撫慰金沒有問題。
縱狗咬人，就是故意犯罪
前面提到，惡狗致人損害案中，還有一類是狗主人把惡狗當工具，指使惡狗傷人。這類違法乃至犯罪的情形比較罕見，但性質惡劣。
去年曾有報道，張某在自家樓下遛金毛犬，遇到王女士回家，金毛犬注意到王女士手上拿著東西，就走向她。由於張某未給金毛犬栓狗鏈，王女士見狀著急地表示，“我手中是藥，不能吃”。張某這時對金毛犬說道：“咬她，咬她。”但金毛犬並沒有聽張某的話去咬王女士。王阿姨報警後，張某受到行政拘留8日和罰款300元的處罰。（去年8月25日張家口晚報）
這個處罰完全正確，也有很好的警示作用。法律規定，“驅使動物傷害他人”，可處拘留和罰款。這裡的“傷害”包括既遂和未遂，只是未遂的處罰輕一些。或許張某辯解是開玩笑，但法律不允許拿人的生命健康開玩笑。
狗主人驅使惡狗傷人案，被害人的傷害無論是輕微傷、輕傷、重傷還是死亡，都不排除其故意追求的後果，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將人咬成輕微傷的，依《治安管理處罰法》第75條第2款和第43條第1款，給予行政拘留和罰款的處罰，前舉例子即是。將人咬成輕傷以上即涉嫌故意傷害罪，應依照《刑法》第234條追究責任——致人輕傷的，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致人重傷的，處3至10年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以上評析了養狗人遛狗中容易出現的4類“狗案”及其相應的法律規定和法律責任。
說到底，養狗人應加強自身修養，不僅要遵守相關法規，依法為愛狗辦證，按規定時段遛狗，遛狗時切記拴繩（上述3個案例均同未拴繩有關）。一旦狗狗惹事，一定要有擔當，這是養狗人對社會的義務。
尤其是遛狗未拴繩傷了他人或其他動物，應主動擔責；狗未拴繩遛上公路，被車撞死，理應養狗人自擔全責；造成他人車輛、人員損失，還應依法賠償他人，司法部門絕不能支持“人死人有理”、“狗死狗有理”、“誰狠誰有理”、“誰鬧誰有理”，而應依法公正處理“狗事”。
如此才能在養狗人與養狗人之間、養狗人與非養狗人之間，形成一種和諧的社會關係。
（作者劉昌鬆是北京慕公律師事務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