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五年（1855年），咸豐皇帝經年累月所積攢的對恭親王的不滿情緒，隨著同為咸豐養母和恭王生母的康慈皇貴太妃去世，以及奕訢擅自傳旨尊太妃為皇太后兩件事，徹底地爆發了出來。
在康慈皇太后入土後，咸豐發了一道上諭，嚴斥了這個不懂事的弟弟。
“恭親王奕訢於一切禮儀，多有疏略之處，著毋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黃旗滿洲都統，均著開缺；並毋庸恭理喪儀事務，管理三庫事務；仍在內廷行走，上書房讀書；管理中正殿等處事務。必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副朕成全之至意。”
所謂的“禮儀疏略”，只是檯面上的說辭。咸豐真正想說的，在諭旨的最後一句——“必自知敬慎”。言下之意，乃恭王胡作非為，對上不敬、處事不慎，因此讓他回去好好反省。
對咸豐而言，奕訢挾持自己封其母為後，說輕了是恃寵而驕，往重了說便是圖謀不軌。咸豐顧念舊情，給奕訢留了情面，仍保留恭親王的爵位，沒有把他一棍子打死，但懲罰也很重，罷免軍機之職，等於剝奪了他參與政務的權力。
王闓運在《祺祥故事》中記載，“（上）自此遠王同諸王矣。”
咸豐與這個六弟的情分，本來是與眾不同，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由一個母親撫育成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兩人年齡相仿，從小就玩得來的緣故。跟早早過繼惇親王的皇五子奕誴，以及年歲差距較大的皇七子奕譞、皇八子奕詒、皇九子奕譓相比，奕訢是與咸豐最親近的一個弟弟。但經歷此事後，咸豐對待奕訢，便與對待其他弟弟沒什麼兩樣了。
又或更甚，咸豐對其他異母弟，尚能以懷柔待之，而對曾經與自己如此親密的奕訢，物極必反，剩下的只有猜疑和顧忌。
皇帝九五之尊，至高無上，卻高處不勝寒。咸豐並非天生習慣孤寡，在過去，他視康慈皇貴太妃和恭親王為至親，而如今遭遇兩人相繼“背叛”，一下子失去了可以親近信用的人。在這種時候，有人趁虛而入，取恭親王之位而代之，也就不奇怪了。
我們先說說前面一直提到的《祺祥故事》，它的作者王闓運是何方神聖，能知道如此詳細的宮闈祕聞？
王闓運，字壬秋，室名湘綺樓，號湘綺先生。王闓運經史詩文無一不通，尤其自鳴得意其“帝王之學”，座下弟子有“戊戌六君子”中的楊銳、劉光第，以及後來的楊度、齊白石等，是晚清到民國時期的大名士。
在咸豐年間，王闓運被戶部尚書肅順所延攬，聘為家庭教師。
“入都，就尚書肅順聘。肅順奉之若師保，軍事多諮而後行。”
上面這句話，出自《清史稿》儒林列傳。據此看來，王闓運並非只是一名普通教讀，而是為肅順出謀劃策的幕僚心腹，備受其重用。因此王闓運熟悉的種種皇家祕史，即是肅順所告知。
這位肅順，乃咸豐後期炙手可熱的權臣，咸豐遺命中“顧命八大臣”的靈魂人物。肅順原是愛新覺羅宗室，鄭獻親王濟爾哈朗的嫡系，到他這一代時，鄭親王的爵位被嫡長兄端華所繼承，肅順在家中排行老六，依制被封為三等輔國將軍。
清朝的“鐵帽子王”，世襲罔替，位分極高，因此除帝胤的親王外，鐵帽子王最受皇帝所親。正因這層關係，通過哥哥鄭親王端華的引薦，肅順才得以與咸豐產生交集。
初次見面時，肅順向皇帝提出“嚴禁令、重法紀、鋤奸宄”的治國理念，與咸豐廓清道光三十年來吏治腐敗這一痼疾的意圖不謀而合，讓咸豐對肅順另眼相看。
《清史稿》肅順的本傳記載：
“文宗即位，（肅順）擢內閣學士，兼副都統、護軍統領、鑾儀使。以其敢任事，漸鄉用。咸豐四年，授御前侍衛，遷工部侍郎，歷禮部、戶部。”
由於肅順善於逢迎皇帝，辦事則不僅老練周到，而且還非常有膽識，“敢任事”，有作為，不像道光朝留下來那一大幫只會每天打卡上班領皇糧，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庸碌之輩。相處日久，比起表面職務上的升遷，更重要的是咸豐不論在政務上和感情上，都對肅順愈加倚重和信任。因此恭親王奕訢被貶抑後，肅老六實際上已經成功代替恭老六，成為了天子身邊的第一近臣。
肅順後來在“辛酉政變”這場政治鬥爭中落敗，導致他的缺點和過失被政敵們無限放大，稱其驕橫、跋扈、攬權，而所取得的功績則被掩蓋和忽略。實際上，肅順稱得上是一位能人，而他之所以在仕途上一路青雲，最後卻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和他本人性格有很大關係。總的來說，肅順是一個格局大，能力強，但野心也很重的人。
所謂格局大，肅順雖為滿人，而且是愛新覺羅皇族，但他並不拘泥於滿漢的門戶之分。且恰恰相反，肅順認為在內外交困的局面下，顢頇的滿人不足恃，必須依靠有能力的漢人來挽救大清江山。而在漢人當中，“肅順推服楚賢”，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等湖南人，都為肅順所保舉和重用。“平時與座客談論，（肅順）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
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攻陷江南大營，以致人心惶惶，時人皆謂不出曾國藩不足以安天下。當時咸豐皇帝擔心以大事託付曾國藩，會讓漢人操持權柄，對朝廷構成威脅。後來是在肅順的堅持和保薦下，咸豐才重新啟用在家守制的曾國藩，以其出任兩江總督，穩住了東南戰局。
而對左宗棠，肅順更是稱得上對其有再造之恩。當時左宗棠為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僚，據說因永州鎮總兵樊燮對其無禮，兩人產生了矛盾，甚至還發生了肢體衝突。駱秉章上疏劾罷樊燮官職，而樊燮則通過湖廣總督官文反咬一口，要拉左宗棠墊背。這件事上達天聽後，咸豐降旨要求徹查此事，“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事態一下就嚴重了。
左宗棠當時雖只是駱秉章的一個師爺，但實際上當時湖南一省的軍令政務，皆出左宗棠之手。肅順深知左宗棠是個人才，不能因此丟了性命，因此當咸豐問及他的意見時，肅順盡力迴護。
“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其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
咸豐採納了肅順的意見。官文見皇帝要他“酌情辦理”，立馬知道了上邊的意圖，便沒有為難左宗棠。若非肅順居中調停，或許左宗棠此刻便腦袋搬家，也就遑論後來大張撻伐，收復新疆的壯舉偉業了。因此甚至可以說，後來同光時期中興名臣的大半個隊伍，都是肅順這幾年給拉起來的。
所謂能力強，肅順並不只是在咸豐面前磨磨嘴皮子，他是那種雷厲風行、殺伐果決，能幹大事、辦實事的人。咸豐八年（1858年）到咸豐九年（1859年）之間，肅順歷任禮部尚書和戶部尚書時，就以“嚴禁令、重法紀、鋤奸宄”這九字綱領，分別辦理了“戊午科場案”和“戶部寶鈔案”兩個大案。
在戊午科場案中，最初是御史舉報，當年的北闈（順天府鄉試）中存在賄考舞弊，調換試卷之事。旗人平齡是個遊手好閒，愛唱京劇的富家子弟。在考試期間，平齡還在外面唱戲，發榜後卻高中第七名，以致物議沸騰。徹查之下，賄考中榜者竟有50人之多，這其實也是道光一朝官員因循，闈風日下所產生的不良後果。
此案牽連出的最高層，為主考官柏葰。柏葰官居文淵閣大學士，是內閣一品大員。在科場案中，柏葰疏於失察，本罪不至死，咸豐本意也是寬宥其罪。但肅順認為亂世應用重典，非殺柏葰不足以改變科場舞弊的不良風氣。最終在肅順的堅持下，咸豐下旨判柏葰斬首。
《清史稿》柏葰傳中評論道：
“自此司文衡者懍懍畏法，科場清肅，歷三十年，至光緒中始漸弛，弊竇復滋，終未至如前此之甚者，實文宗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風氣也。”
此處所謂“文宗用重典”，其背後實際上是肅順所推動。到後來肅順任戶部尚書，查辦寶鈔案時，也是對其中官商勾結、貪汙賄賂的行為窮追徹查，一舉扳倒了曾經管理戶部，後官拜體仁閣大學士的翁心存。肅順的這一系列動作，讓貪官汙吏為之顫慄，使晚清官場對貪腐習以為常的汙濁政治生態隨之煥然一新。
肅順的“重典”，在掃清官場積弊的同時，也得罪了不少貴族官僚。輿論指責其濫殺重臣，專權跋扈，殺柏葰、問罪翁心存，其實是為了排除異己，獨攬大權。此類評論，大多都是利益受損的官員們的怨言。就連後來咸豐北狩熱河，肅順因物資緊張，裁減六宮費用，都被慈禧所記恨。可見只要進行改革，必然會觸動一些人的利益，自然也免不了受到一些苛責。
然而，要說肅順完全是公忠體國，毫無私心，也不盡然。翦除柏葰和翁心存，事實上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以及肅順組成的鐵三角掃清了障礙，而肅順作為這個鐵三角的核心，自然能聖眷日隆。而將肅順野心展露無遺的，是他對待恭親王的態度。
自咸豐五年以後，恭六退而肅六進，而且恭親王犯下“禮儀疏略”之過時，肅順正好任禮部侍郎。肅順心裡明白，自己是踩著恭親王的肩膀上位的。萬一咸豐顧念舊情，重新重用恭親王，那麼疏不間親，肅順勢必要屈居恭王之下，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肅順只有不遺餘力地排擠恭親王，才能保住自己來之不易的權位。在咸豐末年，皇帝對肅順幾乎言聽計從，因此，咸豐對恭親王的態度，基本代表了肅順的態度——不是“敬而遠之”，而是“用而遠之”。
“用”，是因為不得不用。與太平天國的戰爭仍然膠著，北方又遭進犯。咸豐七年（1857年），洋人啟釁於天津大沽口，咸豐復授恭親王都統一職，咸豐九年（1859年），再授內大臣，協助辦理洋務。而“遠”，則是咸豐一直對恭親王刻意保持著距離。
在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打響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最初派怡親王載垣和尚書穆蔭前往議和，不料載垣以議和為誘餌，拘禁對方使者巴夏禮等39人，其中20人在獄中死亡，激怒了英法聯軍，致其大舉進犯京師。咸豐帶著肅順等人以“木蘭秋獮”、“北狩”為名逃亡熱河，卻把恭親王留在北京與洋人談判。
與洋人們議和，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若談判破裂，便是有負天子重託；而若和議談成，又必然是城下之盟，落得個賣國賊的罵名。肅順近在天子之側，可以狐假虎威發號施令；而恭親王獨守京城，與咸豐相隔數百里之遙，不得見面，更易遭到猜忌。
當時群臣反對咸豐北狩的聯章中，有這樣一條理由。
“若使乘輿一動，則大事渙散，夷人藉口安民，必至立一人以主中國，若契丹之立石敬瑭，金人之立張邦昌，則二百餘年祖宗經營締造之天下，一旦授之他人，先帝託付之謂何？皇上何以對列聖在天之靈乎？”
夷人要立的這個“兒皇帝”還能是誰？大家心中有數。因此咸豐一旦北狩，恭親王不僅身負千斤重擔，而且還居於疑謗之地。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記載的一則故事，證明這種憂慮也並非空穴來風。
“文宗北狩，已得疾，內外惶悚。英人慾擁立恭親王奕訢，如契丹待石晉故事，恐廷臣異議，未敢輕發。合約成，大宴夷酋於禮部，英法皆以兵往，議尊恭王絕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以覘人情向背。”
而在後來《北京條約》簽訂後，咸豐流連於熱河行宮，縱情聲色，以致病體日衰，不願迴鑾。而在肅順阻隔之下，咸豐也不準恭親王到熱河探視，一直到死，兩兄弟都沒有再見上一面。由於無法面談，咸豐失去了與恭親王彼此釋懷的機會，反而對他疑慮更深。成天圍在身邊獻忠心的，只有肅順以及載垣、端華等人。
咸豐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豐在熱河行宮駕崩，臨終前留下遺詔：
“召御前大臣載垣、端華、景壽、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宣諭立為皇太子。命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贊襄政務。”
咸豐在遺詔中指定的“贊襄政務顧命八大臣”裡，有七人是肅順一黨，外加一個慣當老好人的額駙景壽，並且將宗室中與咸豐最親的恭親王奕訢踢出顧命之列。兩位“六爺”歷經多年的明爭暗鬥，最終是由肅老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幼主新立，兩宮無能，帝胤失勢。從此以後，朝廷便是我們的天下了——肅順為咸豐“承寫硃諭”完成後，內心裡或許這樣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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