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曉鬆組過一支搖滾樂隊。
是真的，雖然他在《樂隊的夏天》裡面，依然搖著摺扇，翹著二郎腿，一副侃大山的狀態，甚至連彈電吉他的時候都是一張生無可戀的臉，但，他真的真的搖滾過。
高曉鬆的樂隊也要從夏天說起。
一九八八年的夏天，高曉鬆背了一把吉他，在北京火車站和母親告別。他和母親打賭，如果他能憑他的吉他吃飯，母親就支持他玩樂隊，於是母親搜光了他的錢，送他去天津。
高曉鬆的家境應該眾所周知吧，標準的書香門第。外公是院士，外婆是博士，母親是教育家，父親是清華教授，所以到了高曉鬆，一家人依然希望按照傳統的模式下去，把他打造成知識分子。
可高曉鬆在清華不喜歡讀書啊。
高曉鬆讀的是清華大學電子系，和李健一個系，他們電子系的男生有個共同愛好，彈琴。高曉鬆解釋說是因為學校的女生比例少，要追的話必須得有點才華。
那會的女生只喜歡三種男生，踢球踢得好的，彈琴彈得好的，打架打得好的。踢球高曉鬆不行，他說進入校隊的成功率太低，打架也不行，怕自己成為腦震盪。
所以他選擇和大多數男生一樣，彈琴。
他描述當年的盛況，每天晚上一熄燈，水房裡就坐滿了男生，因為只有水房裡有亮，每個人就抱著琴，特認真，也不說話，從《愛的羅曼史》彈到《魔笛》。
高曉鬆彈琴的技術應該還算可以吧。
反正他敢到女生宿舍去給人彈琴，留著長髮，戴一草帽，就衝到女生面前。彈了琴之後，他就叫女生和他出去散散步，結果一問才知道，別人女生有男朋友，而且這個人叫宋柯。
宋柯比高曉鬆大五級。
高曉鬆讀書的時候，他已經畢業了，但因為和學妹談戀愛，所以一直住在學校。宋柯在學校赫赫有名，會彈琴，球踢得好，校隊的主力後衛，重點是身邊跟著一群女孩。高曉鬆有一天就忍不住去一睹真容，宋柯去吃涮羊肉，他就把玻璃窗上的霧氣擦了往裡偷看，他說他當時心情很激動，結果一看，“嗨，這哥們兒長得比我還難看”。
但宋柯也是真的有才。
不僅是自己的作品賣了錢，而且上了中央電視臺，一個五人組，宋柯站中間，小脣和臉上都抹上高原紅。宋柯彈琴的技術一般，但就是會耍帥，別人都是把琴抱著彈，他是放在大腿根子上，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
高曉鬆說，“給我羨慕的啊”，羨慕但也不服，高曉鬆就立誓要超過宋柯。
怎麼辦，一個人的力量不夠，就找一群人，高曉鬆要組樂隊。
高曉鬆的野心大，不滿足於只找清華的人，到處去跟人“茬琴”，“茬琴”的意思就是找人單挑琴藝，優中選優，然後成立了小有名氣的“青銅器樂隊”。
他們樂隊應該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樂隊。
因為都是學生，所以樂器都是自帶。貝司手很窮，砸鍋賣鐵撿破爛換了一百塊錢，買了一貝司，但鍵盤手又很有錢，帶了一臺三萬塊錢的合成器來。
你感受一下那個違和感，一百塊的貝司像在劈柴，三萬塊的合成器滿臉問號。
高曉鬆家裡是有錢的，他也是組織人，所以他就問母親要錢買樂器，結果他母親反對，只讓他念書寫詩，這也就有了打賭的緣由。不過畢竟也是親生母親，怕高曉鬆沒睡的地方，好歹還是給他準備了一睡袋。
高曉鬆揹著琴去天津，心想“這次要拼了”。
他準備了賣唱的牌子，做了裝錢的紙盒子，往路邊一擺，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唱，結果下雨了。
高曉鬆第一次賣唱只賺到五毛錢，他說他站在便利店做人生的重大抉擇，是買包煙呢還是吃泡麵呢，總之是沒錢開房間了，他帶著他的睡袋，往火車站一躺。
第二天繼續，高曉鬆心想去學校彈吧，研究生都比較有錢。
結果，被研究生舉報，說有一流氓在學校。高曉鬆說自己平時都不會說自己是清華的，免得給母校丟臉，但這次確實走投無路，只好說其實自己也是個大學生。
後來是他表哥來把他接走，等於是才兩天就宣佈打賭失敗。
但高曉鬆母親看到他為音樂的堅持，也就鬆口，還是給高曉鬆買了一套樂器。硬設備有了，主唱在哪呢，這裡就要說到同樣長髮飄飄的老狼了。
高曉鬆第一次見老狼，在學校湖邊，兩個人約定都戴草帽相見，他描述當初的老狼，“和我一樣清瘦的背影”，他強調當時的自己只有一百零二斤。
然後他們就去老狼的家裡試音。
老狼的母親是當時中國廣播交響樂團的團長，瞟了一眼高曉鬆，心想“我兒子想做音樂，需要你這個小痞子來幫忙，我隨時可以打造他好嗎”。
高曉鬆說大概過了五年，他又去老狼家裡，聽見他媽打電話，“三萬我們不去，我們老狼出場費至少要七萬”。
高曉鬆的這個樂隊，走的是重金屬的路子，老狼那會兒的嗓子像槍花，又高又尖，他們每次排練就把樂器抬到樓頂，每次夕陽一出來，就特興奮，覺得搖滾得特有感覺。
但高曉鬆骨子裡，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騷柔的人。
偷偷寫小情歌，每次搖滾累了，中間休息，高曉鬆就彈起《同桌的你》來，結果隊友都一臉嫌棄，你這都什麼玩意，我們要吶喊，我們要憤怒。
八十年代的主流音樂確實是搖滾，他們那會都以竇唯所在的黑豹樂隊為標杆。
黑豹樂隊確實帥，一個個長頭髮，身上綁著皮帶，上臺根本不說話，直接一句，“人潮人海中”，臺下所有的人都站在椅子上歡呼了，他們樂隊也幻想這樣。
結果，老狼也和高曉鬆差不多，騷柔加羞澀。
高曉鬆回憶說，他們好不容易和黑豹擠在一間排練室，終於作為暖場嘉賓登上北京搖滾聖殿的時候，老狼一上臺氣勢全垮了——“大家好，我們...我們是青...我們都是大學生”。
但，其實老狼和高曉鬆也是最豁得出去的兩個人。
大二暑假，為了賺錢養活樂隊，高曉鬆就提出去海口演出，結果樂隊的人都懼山高水遠，只有老狼和他一拍即合。兩兄弟膽子大有多大？反正是隻買了去程的票。
到了海口，他們就去應聘駐唱歌手。
“會唱什麼”，“重金屬”，“來個《一無所有》”，“好的”。不知道老狼是求職心切還是緊張，一張口比崔健高了三度。高是高了，但也脫離了伴奏範疇，整個場面一度混亂，高曉鬆心一下涼了：這下真的一無所有了。
但沒想到他們還是留下來了。
第一桶金，二十塊。他們喜極而泣，拿著錢就上街揮霍，打車，吃熱帶的菠蘿，去海邊晒脫了皮。不過，讓高曉鬆記憶最深的還是和十個服務員住在一起。
他自己博客寫到這一段的時候說，“此處省略三千字”。
後來暑假結束，兩個人只湊出一個人的車票，高曉鬆就讓老狼回去，自己輾轉去了廈門。
彈琴，寫詩，做流浪歌手，並在這裡找到了初戀女友。廈門的綺麗清新確實好適合談戀愛，校門口的小吃攤，賣花生湯的棚子，晒太陽的鼓浪嶼，斑駁的鳳凰樹。
也是在這裡高曉鬆褪去了假裝憤怒的面具，專注於歌唱自己，《青春無悔》《白衣飄飄的年代》就是在這裡寫的。
一九九一年，高曉鬆從清華大學退學，他篤定自己成為不了科學家，而是要吃音樂的飯，當然他和老狼也越來越清晰自己唱不了重金屬，而是要做校園民謠。
大地音樂收錄高曉鬆歌曲的時候，高曉鬆說，他可以不要錢，但這些歌必須要老狼來唱。
高曉鬆去參加《樂隊的夏天》，馬東就問他樂隊對他來說意味著什麼，他說，“樂隊對我來說，是人生第一次自己選擇的夥伴，並下決定要一起走下去的人。”
接著他又補充，“但其實要到分開才是一個完整的樂隊”，隨著生活軌跡的變化，每個人都會重新找到屬於自己地方，那樂隊自然也就成了那個夏天最熱血的記憶。
一九九八年，高曉鬆為歌手筠子以三個季節寫了歌，分別是春分立秋和冬至，記者問他，“那夏天去哪了”，高曉鬆開玩笑說，“在朴樹的《生如夏花》裡”。
《生如夏花》裡有一句詞很適合描述高曉鬆的樂隊，“驚鴻一般短暫，卻又像夏花一樣絢爛”。
時至今日，每本紀念八十年代光芒萬丈的北京搖滾樂的書籍在介紹完崔健之後，都會給青銅器樂隊留一行字，雖然不太起眼，但那些名字依然閃爍著青銅色的綠光。
資料來源：《曉鬆奇談——致白衣飄飄的年代》
高曉鬆雜文《如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