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堯）~東夷（舜）~華夏（禹）~東夷（皋陶和伯益）輪流執政

在距今4000年前後是我國北方超大洪水多發時期，黃河、淮河、海河流域均出現了史前異常洪水事件。研究表明，此次異常洪水的出現與這一時期的降溫事件有密切聯繫，氣候變冷引發的相對溼度加大和降水量增多可能是造成大洪水的主要原因。《堯典》記載，湯湯洪水，浩浩滔天，肆虐二十餘年，給百姓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損失。

夏部族以善於治水而聞名，於是帝堯聽從四嶽的建議命夏部落的首領鯀去治水，但鯀治水失敗，九年無功，淹沒了許多土地和人畜，造成了更大的水患，被帝舜視為“四罪”之一，放逐鯀至羽山（今山東郯城），鯀最後死在那裡。

舜繼任部落聯盟首領後，改用鯀的兒子禹為司空，繼續治水大業，獲得成功。一般認為，鯀治水失敗是因為他一味地壅堵洪水，而禹的成功則在於他採用了疏導的方法。這確實是禹治水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大禹治水成功是多因一果：選擇有效治水的方法和技術，總體上以疏川導滯為主基調，局部因地制宜，有疏有堵，設立分洪區，形成新的洩洪道，有效地控制了洪水氾濫成災。建立合理的糧食分配機制，在大範圍內調劑糧食餘缺，保障分洪區生民的生活，解除其後顧之憂，調動了民眾治水的積極性。廣泛動員民眾顧全大局，齊心協力，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徹底根治洪水之患。大禹精神是其治水成功的又一個關鍵因素，“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身執耒鍤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可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大禹治水的範圍涉及九州（兗州、冀州、青州、徐州、豫州、荊州、揚州、梁州、雍州），治水之後，九州方可安居，其功高五嶽，德被四海，於是“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玄圭是當時最重要的禮器之一，賜玄圭是君權神授的象徵。賜禹玄圭，玄圭便成為大禹平治九州、四海會同、膺受天命的象徵物，是夏代的核心禮器。史載“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為後，見禹之賢，而欲以為後”，帝舜想讓禹繼承帝位。

禹成為執政官後，部落聯盟領袖的專制權力大大加強。由氏族民主過渡到個人專制，是當時階層分化和鬥爭的需要，也是集中力量建設大型公共工程與大自然鬥爭的需要，是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為了進一步加強自己在治水過程中形成的權力，便到處巡行，對各地部落發號施令。禹在塗山召集各氏族部落首領集會，各部首領都帶許多禮品來朝見他。禹在會稽大會諸侯並計算分配貢賦時，有個部落防風氏的首領因故遲到，而被禹下令處死。禹擴張的慾望也很強，趁“三苗”內亂之機，帶領軍隊征伐南方的“三苗”部落，並在出征前發表了誓師詞，表示要代表上天來懲罰“三苗”。經過鏖戰，大敗“三苗”，“三苗”逃入漢水、丹水上游的崇山峻嶺中，有的到達了江南。大禹在治水以及軍事、政治上的成功，使他逐漸由軍事民主制下的部落聯盟首長，演變為個人專斷獨裁的君王。

禹與皋陶同為堯舜的重臣，禹是夏族首領，皋陶則出於少皞之族，生於曲阜偃地，堯賜姓曰偃，是東夷首領。禹與皋陶和睦相處，禹也很欣賞皋陶。“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在禹年邁時，他也按照禪讓制的傳統在部落聯盟會議上推薦了東夷首領皋陶作繼承人，可是不久皋陶死了。禹封皋陶之後於安徽六安及其以西之地，或許封在今河南許昌，後為有鬲氏。故史書說，有鬲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江淮之間、河南許昌、山東德州一帶偃姓之國甚眾。

《夏本紀·正義》引《帝王紀》曰：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堯禪舜，命之作士。舜禪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賢，薦之於天，將有禪之意。未及禪，會皋陶卒。

大禹推薦皋陶為禹的嗣位者，是因為皋陶最有賢德，符合禪讓制“尚賢”的原則。皋陶是輔佐大禹治水和征伐“三苗”的第一功臣。帝舜命皋陶“作士以理民”，任命皋陶為司法之官，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皋陶公正司法，刑教兼施，要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會和諧，天下大治。

傳說或史載：唐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民主議事，選賢任能，九族和睦，確定四季，不誤農時，治理洪水，解民憂患，慎重施刑，以德治國，帝風端正，政風清廉，民風淳樸，禪讓帝位，天下為公，聖人隱沒，百姓悲痛，如喪考妣；虞舜完善律法，確立爵位，修正儀禮，體察民情，開誠議政，舜卻苗民，更易其俗，明佈政教，團結諸族，治理水患，安定國民，發展生產，開拓疆域，統一時序，制樂作典，五穀豐登，人民康樂；大禹明德有道，仁愛可親，生活簡樸，謹慎勤勉，以身作則，平治水土，分洲而治，設立貢賦，分封諸侯，頒佈夏曆，統一度量，重農興工，建城立市，形成華夏。堯舉舜，舜傳禹，禹薦皋陶，皆與《唐虞之道》言禪讓相符。

《唐虞之道》曰：唐虞之道，禪而不傳。堯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禪而不傳，聖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又言：禪也者，上德授賢之謂也。上德則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賢則民興而教而化乎道。不禪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

然而，為後世稱頌不已的禪讓制度，卻因“皋陶卒，禹又授天下於益”，而令人疑竇叢生。《史記·夏本紀》記載：

（禹）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闢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如若益缺少賢德，禹就違背了禪讓制“尚”賢的原則，益真的不賢嗎？

《史記·秦本紀》載：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諮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遊。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

柏翳即伯益。遠古人聽見鳥兒鳴叫，就認為鳥兒是在叫自己的名字，做自我介紹，或者認為鳥兒是在給它眼中的人起名字，遂取與鳥叫相同的音為名，如“精衛”等。史書記載為“其鳴自訆”。《呂氏春秋●音初》記載這樣一個故事：當殷契的母親簡狄還是姑娘的時候，上帝派一隻燕子去看她，簡狄十分見燕喜愛，後來燕子遺下卵就飛走了，從此不再回來。在這個記載中，說這隻探望簡狄的燕子發出“嗌嗌”之聲，“嗌”與“益”在古代是通用的，秦人的祖先稱為伯益，與燕鳴的聲音“嗌嗌”有關係。而在古代我國東部地區的一些部落，正是把燕直呼為“益”或“乙”的。《說文》中有：“乙乙，玄鳥也，齊魯之間謂之乙乙，取其名自呼。”從《左傳》記載中，也可知以玄鳥為圖騰的部落早期可能生活在山東半島的齊魯一帶。秦的祖先由對玄鳥的崇拜而自稱為“益”。

舜賜姓嬴氏。從伯益起直到秦國宗族始終自稱姓“嬴”，但是否系帝舜所“賜”難下定論。有專家指出，“嬴”姓與秦人對玄鳥的圖騰崇拜有關。玄鳥即為燕，燕、嬴實為同類雙音，燕就是嬴，燕姓即為嬴姓。把祖先崇拜的圖騰名稱作為自己的姓，這是中國姓氏的重要來源之一。

大費與禹平治水土，功成，帝舜賜禹玄圭。禹對帝舜說平治水土之功，並非自己獨有，大費亦有輔佐之功，暗示帝舜也應賞賜大費。於是，帝舜“贊禹功，其賜爾皁遊”，說大費子孫後代將會繁盛。皁，皁。《索隱》：遊音旒。謂賜以皁色旌旆之旒，色與玄玉色副，言其大功成也。《索隱》：出猶生也。言爾後嗣繁昌，將大生出子孫也。故左傳亦云“晉公子姬出也”。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輔佐帝舜調訓鳥獸，鳥獸多馴服，有政績，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

堯統治時，選賢任能，但並未分職，舜執政後，進一步設立管理部落聯盟的官職，選任賢能之人如禹、棄、契、皋陶、益、垂等分職管理各項事務，舜對其三歲一考績，考核三次後獎優罰劣，結果皋陶、棄、契、益、垂等都在各自官位上做出了成績。

這表明伯益乃“賢”者，並非孟子云，“益之相禹也，年曆少，施澤於民未久”，缺少賢德。

事實應該是，皋陶死後，禹又推薦了東夷族的伯益作自己的繼承人。但禹私下裡卻又培植自己的兒子啟，讓啟掌握很多權力，不給皋陶、伯益以實權，也不給他們樹立威信的機會。禹死後，由於伯益既不掌握實權又沒有威信，得不到各部族的擁護和支持，“朝覲頌獄者”都不去找伯益而去找啟，民間歌謠也不讚頌伯益而讚頌啟。部落領袖和民間都說：“啟是帝禹的兒子，他才是我們的君主。”那個時代是諸侯承認天子，而不像西周是天子承認諸侯，啟經過苦心經營，繼承了禹的帝位，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王朝——夏王朝。

東夷族首領伯益本來是禹的繼承人，現在王位被啟所奪，便率領強大的東夷部隊向啟發動進攻，打敗並俘虜了啟。啟逃出囚禁之地，重新組織軍隊，向伯益反攻，經過艱苦的戰鬥，終於打敗了伯益，伯益被啟抓獲並處死，這就是古書上所記的“益幹啟位，啟殺之。”這其中也可以看出伯益與啟之異，伯益打敗啟的軍隊並俘獲啟，只是將啟限制在一個有限的地方，並沒有殺他，伯益對政敵還是很寬容的；而啟則不同，打敗並抓獲伯益後，立即將伯益處死，說明啟心狠手辣，善以鐵腕處事。

這時夏部落在西方的同姓族邦有扈氏，覺得啟繼位違反了禪讓傳統，便起兵伐啟。有扈氏活動於今陝西中部，力量較大。啟的軍隊和有扈氏的軍隊在甘澤地方發生大戰。啟在戰前發表了誓詞《甘誓》，聲討有扈氏威侮天道、怠慢人事的罪行，表示自己要代表上天的意志去懲罰他們，鼓勵自己的部屬奮勇殺敵，不聽命令的將士將受到懲罰。啟與有扈氏兩軍相持了一年多的時間，最後啟征服了有扈氏，“有扈氏為義而亡”。

啟東平東夷，西平有扈，於是在鈞臺（今河南陽翟）大會諸侯，各地諸侯前來祝賀，表示擁戴他的統治，表明夏王朝的統治已經穩定。

假使益不賢，啟有賢德，人心歸附，禹完全可以任賢不避親，薦啟於天，使其合法即位，為何還要禪位於益，暗助啟得天下？

這很可能是華夏與東夷集團輪流執政的制度安排，是長期以來人們美其名曰禪讓的歷史真實。上古時期，強大的炎黃部落聯盟打敗了東夷族首領蚩尤，東夷由軒轅黃帝的長子少昊管理。據少昊氏遷移與發展的考古學探索，少昊氏是史前東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發現的陶文和大墓證明，少昊氏不僅存在於大汶口文化時期，而且還延續到龍山文化時期，期間經歷了不斷遷移和發展的過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苢縣陵陽河一帶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遷到五蓮丹土一帶，龍山早中期又遷到日照堯王城、兩城等地，在濱海地帶形成超大規模的中心，龍山中期之末遷到了臨朐西朱封一帶，到龍山晚期又遷到曲阜一帶，期間經歷了從古國到方國的社會轉變，最後被東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權實體所取代。

史書上說皋陶和伯益是父子關係，不可信。但皋陶和伯益都是少皞之後，皋陶應該既是東夷集團首領，又是東夷集團之偃姓部族的首領，伯益也是少皞之後，嬴姓，皋陶去世後，伯益應為東夷集團首領，同時也是嬴姓部族首領。偃與嬴本是一字，因音轉而為兩字。兩者同宗關係極為密切。

當時的所謂天下一統，實質是部族聯盟，就好比多元投資主體的公司，其大股東是華夏與東夷集團，因此，為了保持部落聯盟的團結、統一、穩定、發展，總裁便由大股東首領輪流坐莊。所謂的尚賢，主要看其部族的實力，據此衡量部族首領的統治能力。既然是輪流坐莊，禹薦天下於益就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只能暗中創造條件助啟奪權。

故《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說：“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

“國之大事，在祀在戎”。若想成為天下共主，必須掌握神權、族權、政權。禹破壞禪讓制、建立世襲制，應該早有所慮。《左傳》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禹啟父子命令各氏族部落，將他們所崇拜祭祀的天體神靈與祖先神靈圖像，連同他們族內所生產的青銅材料，一併貢納上來。夏族用這些青銅材料鑄成“九鼎”，還將各族神靈的圖像鑄在“九鼎”上。這實際是通過宗教手段獨佔各族的生產資料及各族溝通神靈的權力。禹啟父子所為主要針對東夷有虞族。《墨子。耕柱》記載：“昔者夏後開，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以祭於昆吾之虛，上饗。’”蜚廉即費廉，是東夷族伯益的兒子；“翁”即伯益的“益”字之借；“難雉”即殺雉；“乙”通“以”。夏啟鑄九鼎時使東夷蜚廉折金于山川，又使東夷族伯益殺雉以釁龜而卜，表明夏族支配與控制著東夷集團的神權、族權。後來夏啟又奪取了東夷有虞族的祭歌頌詩《韶》樂，並將其改造成《九（虯）歌》，即《夏歌》。東夷有虞族以鳳鳥為圖騰，中原夏族則以虯龍為圖騰。

益最終被啟所殺，除了益過於仁慈外，也與他沒有實權，以及初掌東夷集團，麾下對其忠誠度不夠有關，如此，伯益與啟交戰，伯益帶領的所謂東夷部隊，只能是嬴姓部族而已，或許有個別小部族參加，而最強大的偃姓部族或沒有參加討伐啟的戰役，或倒戈助啟，這就註定了益失敗的命運。這是因為禹推薦皋陶為禹的嗣位者，因為皋陶不久去世而未遂，但皋陶之族與禹及子啟還是保持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而且這種密切關係一直延續至很長時間。有鬲氏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當后羿代夏，夏人面臨覆滅之際，作為皋陶之後的有鬲氏鼎力相助，是少康復國的大功臣。

孫慶偉先生指出，堯、舜、禹和皋陶其實是來自華夏和東夷兩大族群，他們之間的禪讓其實是這兩大族群的輪流執政，其順序是：

華夏（堯）——東夷（舜）——華夏（禹）——東夷（皋陶和伯益）

因此，只有從華夏和東夷的輪流執政制度上考慮，才可以解釋為什麼禹先禪位於皋陶，在皋陶早卒後又要授天下於益。但這種君長制推選制度最終被啟所破壞。

文獻記載，東夷集團的先祖太昊、少昊、帝舜、后羿、皋陶、伯益等，都以太陽鳥為圖騰。《大荒東經》言，有黑齒國，帝舜生黑齒；《大荒南經》言，羿殺鑿齒於崑崙墟東。黑齒國即鑿齒國。據考古資料可知，東夷集團在遠古時代曾盛行拔牙習俗，考古工作者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發現，當時普遍存在拔去上頜兩顆側門齒的現象，其拔牙率達到埋葬人數的64.4%。遠古時期的崑崙墟是指泰山。羿為東夷集團中的有窮氏，其居住地為“窮石”。

儒家認為，聖人具有最高智慧、崇高人格和優秀的道德品質，能夠把握事物的本質和成功的規律，洞悉世間一切現象的本來面目，極高明道中庸，無所不通，成己成物。堯、舜、禹乃聖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愨，仁德動天，無遠弗屆，其立人立國之思想，萬世不易。孔子生活在諸侯紛爭、殺伐四起、民生凋敝、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他推崇堯舜禹及其時代，把自己的價值理想對象化，目的用以增強儒家學說的權威性和說服力，更好地推行儒家的治世思想，匡正世風。孟子亦然，他否定“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認為啟得天下不是因為啟是禹子，而是因為啟比益更“賢”，具有合法性，這其實是孟子試圖用“尚賢”思想影響社會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