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房找上門來，發傳單要陶菊隱去法租界總巡捕房，在那裡一名捕頭遞給他一張紙，說“你的女兒被汽車撞死了，車主願意出二十元給你做撫卹費。”陶菊隱終於無法再隱忍怒氣，大聲抗議，反而被冠以“咆哮公堂之罪”，要收監待審，等到陶向新聞報館打電話，巡捕房才息事寧人，放他出來。
汽車是不折不扣的舶來品。它不是從中國文化中生長出來的，遠在中國社會開始城市化與工業化之前，汽車就已像驢子運往貴州一樣，來到中國。在此前的民間生活中，只有受驚的奔馬，與汽車有著相類似的危害能力。奔馬在城市中非常少見，而騾車、毛驢與大轎雖然也需要行人閃避，但它們的運動是緩慢的、可預見的。
中國傳統城市的道路都不寬闊，以便利商家與集市。唯一的例外大概是首都——為了保持觀瞻的需要，清代的北京，大街上“可以並行十輛汽車”，可是當時全北京的汽車大概也不過數十輛。當皇家的威權鬆弛，這種大而無當的街道變得非常不招人待見。自清末入民國，北京或北平的大街一直在縮減之中，而且越是商業發達地區，如東四、西單，大街的窄化速度越快，誰為之者？商家花錢與地面官串通所致。齊如山感慨說：“從前的地下洩水溝，都在大街兩邊，現在有許多地方，都在各商號櫃檯之內去了。像朝陽門、阜城門等處，有幾段大街還相當寬……這就是因為各該屬商業永未發達的關係。”
1919年，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自外歸校，一輛飛馳而過的汽車濺了他一腿的泥水。傅斯年回到宿舍大發牢騷:“凡是坐汽車的都應該槍斃!”這並不是“軼事”，我們翻開當年的《新潮》還可以看到。傅斯年的憤怒，並不僅來自衣物受汙，他表達的是對特權階級的憤怒。
傅斯年
就在這一年的5月19日，清華學堂學生梁實秋隨同學從海淀進城搞“街頭演講”，地點在前門外珠市口。講演開始後，人越聚越多，群眾的情緒也越來越激昂，這時有三兩部汽車因不得通過而亂按喇叭，頓時激起了眾怒，不知什麼人一聲喝打，“我們一湧而上，用旗竿打破了汽車玻璃，汽車狼狽而逃，我們不知道汽車裡坐的是什麼人，我們覺得坐汽車的人大概捱打不算冤枉。”日後梁實秋對當時的情緒有所反思：“我當時感覺到大家只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洩，恨政府無能，恨官吏賣國，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發洩了。”（《清華八年》）把對政府與官吏的“恨”發洩到過路的汽車身上，當然因為“汽車”被視作某種特權的符號。這種心態到今日仍不鮮見，最多憤恨對象稍稍細分為“公車”、“豪華車”而已。
還有另一樁故事。1937年，《新聞報》的名記者、名編輯陶菊隱從南京遷居上海，他碰到最頭疼的事便是“電車、公共汽車、私人汽車穿梭不息地奔馳著，每年死於車禍的小乖乖不知凡幾”，他再三叮囑自己的小女兒，過街不要東張西望，要當心汽車，有時還故意在過馬路時把她推向汽車馳來的方向，一面提醒她：“你怕汽車嗎？不怕就會壓死你的。”小女孩當然怕，“從此她看見汽車的影子就象看見活老虎一樣，避之唯恐不及”，陶菊隱的心情才安定下來。
然而很不幸，陶菊隱的小女兒還是死於“路虎”之口，在一個雨霏霏下著的下午，小女兒被一輛斜刺裡穿出的車撞倒在馬路上，當晚便去世。後來查明，肇禍汽車的主人是上海農民銀行的襄理某某。陶菊隱很明確地知道：“駕駛人顯然違反了交通規則：汽車經過醫院，一不鳴笛，二不開慢車。……他和他的汽車司機人肯定地犯了嚴重違反交通規則的殺人之罪。”可是他甚至沒有向捕房申訴，因為“汽車壓死人是一件稀鬆尋常的小事，坐汽車的人和駕駛人都沒有罪，有罪的倒是穿過馬路被壓死的行人”。
然而捕房找上門來，發傳單要陶菊隱去法租界總巡捕房，在那裡一名捕頭遞給他一張紙，說“你的女兒被汽車撞死了，車主願意出二十元給你做撫卹費。”陶菊隱終於無法再隱忍怒氣，大聲抗議，反而被冠以“咆哮公堂之罪”，要收監待審，等到陶向新聞報館打電話，巡捕房才息事寧人，放他出來。
當晚，陶菊隱寫了《悲劇出在我的家裡》一文，於次日在報上發表，引發了許多讀者的同情，他們或來信安慰，或致書傾訴相似的遭遇。然而，肇事的汽車與司機終於也沒有得到什麼任何懲罰。
可以想象，通過這次事件，這篇文章，這種“畏汽車如虎”的兒童教育，以及將汽車與“特權”、與“惡”的聯結，在民間記憶中會不斷凝固與傳承下去。路人與汽車之間，似乎天然就存在著強烈的對立情緒——這當然不是作為交通工具的汽車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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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中國社會，“汽車”及汽車的駕駛者，天然地被理解為“強勢”一方，而路人則是當然的弱勢群體。如何平衡雙方的強弱態勢，只能寄希望於法律與交通規則的制訂與執行，而關鍵在於“嚴刑峻法”的嚇阻與遏制作用，這是中國傳統的良法思路，也是近來一系列交通事件中強烈支持死刑的民意基礎。
然而，這個問題是“修法”或“嚴打”可以解決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