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故鄉老屋的印象一直是童年的感覺。一個四四方方的四合院，一道門庭，上面的那兩扇厚重的，灰色的木門，木門的上方有兩個大拇指粗的鐵環，我小的時候，回故鄉那道門上的兩個鐵環把手，需要跳起來才能夠得到。後來不知為什麼門前又加了一道尺把高的檔門班子，據姑姑告訴我，是為了防止院子裡的雞鴨跑出門。
姑姑在少年的時候得了強制性脊髓炎，最後導致一生不能像常人一樣走路，但她卻是我們兄弟姐妹最敬仰的人。她並不是我父親的親妹妹，是表妹，卻是父親最牽掛的人，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就是父親幾乎每次開資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姑姑寄錢，那時候也就十塊二十塊的，但是，那卻是父親菲薄工資裡很大的一筆支出。而姑姑則會在秋天的時候，給我們寄來她一粒粒挑選出來的花生米，還有帶著白霜的地瓜幹，那個甜啊。
對於故鄉的概念我其實是相對淡漠的，因為那畢竟不是我的出生地。那道淺淺的，七八十海里的海峽，在那個貧瘠的年代幾乎就是一道天塹，難以逾越。印象之中，我隨著母親前後三次去過故鄉。
自從我的老祖母帶著母親，帶著我的大姐姐，大哥幾個人“闖關東”後，故鄉的老屋就交給了姑姑，那時候姑姑還獨身一個人。一個身有殘疾的人，守著一個諾大空曠的四合院，那是一段怎樣艱難的日子啊。但是，要感謝我的鄉親們，要感謝我故鄉人們淳樸的民風和厚道助人的品行，多數的時候都是他們在默默地幫助姑姑。
我第二次伴母親回老家的時候，那一年我六歲，記憶是清晰的。在老屋門前的曠地上，一盤碾子，一盤磨，幾株高高大大的柿子樹，來的時候正是秋天，柿子熟透了，沒有人上去摘，想吃柿子，幾個人就在樹下用草網兜起來，然後幾個人輕輕的撞擊柿子樹，那熟透了的金燦燦的柿子會噼裡啪啦的掉下來。
第二次伴母親回老家是因為姑姑結婚了，我的姑父是一個憨子，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那種精神頭不算太好的人，他是倒插門來到姑姑家的。他絕對是一個好人。高高大大，憨憨乎乎，看見我的第一個舉動就是把我舉過頭頂，讓我騎在他的頭上，在四合院子裡繞了一圈又一圈，那種開心讓我畢生難忘。
姑姑不能生育，為了讓家更像一個家，姑姑和姑父撫養了一雙兒女。他們都比我大幾歲，我第二次回去的時候，他們已經來到了姑姑家。或許是因為有了一雙兒女，或許是因為有了姑父，家立刻活泛起來。四合院裡洋溢著日子的氣氛。
四合院裡的正房是我家的老屋，已經有許多年頭了，我的父母就是在這座老屋裡成親的，我的祖父也是從這座老屋裡走出，一走就是永訣音信皆無。留下了不到兩歲的父親和我的祖母，老祖母一個人拉扯著父親長大成人，娶妻生子。
老屋房上鋪著紅色的瓦片，年代久了，風吹雨打，一些瓦片已經風化破碎，自從姑父進了門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房頂把所有破碎的瓦片換掉了。所以，我母親拉著我站在院子裡，端詳著屋頂上的瓦片，嘴裡不停地念叨：“謝謝你啊，兄弟”。姑父只是憨憨的笑著。
老屋裡那套傢俱是母親結婚的時候老外公送的，那是一套紅木傢俬，一個紅木衣櫃，一對紅木椅子，一張紅木八仙桌，四個紅木小方凳，還有一個母親最愛的紅木梳妝檯，上面嵌著一面可以翻轉的方鏡子，我淘氣的時候就想去撥動那鏡子翻來覆去的。時間久了，鏡子裡的水銀有脫落，讓鏡子的周邊出現了一些暗黃的水漬。
每次我和母親回老家的時候，老屋的炕總是燒的滾燙，躺在滾燙的炕上，看著窗櫺上姑父新貼上的白生生的窗紙，聽著棚頂上老鼠們肆無忌憚的跑來跑去的喧鬧，讓我既感到新鮮，還有幾分恐懼，當然最恐懼的還是老屋裡的蠍子，這些張牙舞爪的東西，最喜歡呆的地方就是門上方，鍋灶間，兒時的我對這種牛哄哄翹著尾巴不可一世的東西很不以為然，但是，老家裡的人都告誡我，這東西蜇人疼死人，千萬別招惹它，你不招惹它，它準保不招惹你。於是我看到的是，身子不便的姑姑，在灶間煮飯的時候，柴草裡爬著幾個蠍子，姑姑就隨手抓起來，嘴裡唸叨著“出去玩吧，別來家。”說著就把它們撇到院子裡，個頭大的可以慢騰騰很自負的爬走，個頭小的就成為滿院子雞鴨們追逐的美食。
一九六八年我和母親第三次回老家，這也是母親最後一次回老家。那時候，文革已經進入了癲狂狀態，回老家的船上，船長都被掛著大木牌，站在甲板上被批鬥。母親嘆息著，把我拉回船艙。
姑父去縣城接的我們。他憨憨的一聲“大嫂”，然後依舊把我舉過頭頂繞了幾個圈圈。他讓我和媽媽分坐在獨輪車的兩邊，母親不肯，他不高興了：“嫂子，這幾十裡的路的，你那雙腳怎麼能吃的消？”母親淡淡的笑著：“兄弟，這條路你嫂子我走了許多年，小腳也走得到。”於是我一個人乾脆坐到了獨輪車上方的架子上。姑父吆喝一聲“回家嘍”。獨輪車吱吱扭扭的朝老家奔去。
幾十裡的山路走走停停，走到一塊叫馬蹄石的地方，姑父停住了獨輪車，我母親知道這塊石頭的來歷，她讓姑父把我舉到石頭上告訴我，“看到那個馬蹄窩了麼？”我看到了一個有小面盆大小的石窩窩，裡面有一汪清清澈澈的水，母親叮囑我：“喝那水，那是無根水，喝了不得病。”於是我照著吩咐，俯下身喝了一口，沒滋沒味，清水而已。
聞聽我們來，腿腳不便的姑姑早早就坐在門前的碾盤上，手搭著涼棚望著。直到我們的獨輪車進入了她的視野。看見母親在走，姑姑不高興了，她嗔怪姑父“你這人，怎麼能讓嫂子走”，我媽媽說“妹妹，不怨妹夫，我自己要走的。”姑姑依舊不高興，她瞅了滿臉汗水的姑父一眼，“你這凱子”。凱子是姑父的名字，倒插門進了姑姑家後，村子裡的人在前面加了一個“彪”字，於是“彪凱子”這名字幾乎在小村家喻戶曉。村子裡誰家有事兒，只要站在門前喊一聲“彪凱子，來幫做點活”。姑父從來不惱的顛兒顛兒的就幫人家做，所以，其實姑父的名聲在村子裡是最好的。
母親和姑姑的每一次見面都是淚眼婆娑，母親摸著姑姑那雙手，心疼的問“妹妹啊，你可好？”“好啊，嫂子，我哥月月都給我寄錢，我能不好麼？”於是一對姑嫂抱在一起淚流滿面。那一次回老家大概是住的最長時間的一次，大概住了有二十多天。
走的時候，姑姑不顧母親的勸阻，堅決要送我們到村頭，姑姑家的那一對養兒女比我大四五歲的樣子，總之他們對我很好。站在村子口的沙河沿上，母親拉著姑姑的手：“妹妹啊，你哥哥單位恐怕要備戰備荒了，我們要去幾百裡外的農村了，也不知道還能不能再回來看你們，你們千萬好好保重啊。”
沙河沿上，稀疏的楊樹投下稀疏的光影，沙河水悄然無聲清澈的流去。母親和我依依不捨的告別了姑姑，姐姐，哥哥。依舊是姑父送我們，這一次他堅持一定要母親上了獨輪車，然後他扯著嗓子“走嘍”。這一走，到我母親一九八零年故去，就是十二年。
而我的姑父則死於一九六九年，死於意外，死的讓人扼腕嘆息。六九年村子裡遇上了百年不遇的乾旱，糧食顆粒無收，看著飢餓的姐姐哥哥們，姑父決定鋌而走險，他在夜裡翻入了公社的糧庫，偷了半袋子玉米，然而沒翻出糧庫的牆，就被巡夜的紅衛兵們發現了，他被活活打死。消息傳到已經去了北部山區的我們家裡，父親除了發出重重的嘆息，就是母親的掩面而泣。
一九八七年，我父親退休之後的一天，突然他對我說“我要回老家看看。”那時候我工作很忙，想勸他過一陣子我有時間再陪他去，但是老人一副刻不容緩的架勢。於是我只能和單位打招呼，請了三天的假期陪老父親一道回去。
一九三六年我父親從老家走出，再也沒回去過，我理解老人的心思。站在輪船的甲板上，看著天海相連的盡頭，指著茫茫的大海，父親告訴我“你知道嗎，這道海峽曾經埋了多少闖關東的人啊”。我無言，看著蒼茫的大海。
也是在老屋的門前，父親和姑姑相擁而泣，整整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啊。姑姑哭的撕心裂肺，她一聲聲呼喚著我媽媽“大嫂啊”。
我在老家只待了兩天，就匆忙回去了。父親在老家呆了半個多月，期間他重新修繕了老屋，把姑姑給他的老屋的產權證又遞給了姑姑“妹妹，這房子我留給你了，以後就是你的了。”
我父親從老家回來後，就去了四川我的二哥那裡住了大半年，回來後不久突患腦溢血，搶救過來之後落下了偏癱。思維依舊很清晰，而且右手的功能絲毫不減，每個月依舊囑咐我必須給姑姑寄錢。
家父故於一九九六年。
家父故去後不久，姑姑的女兒給我打來一個電話，大意是因為她在縣城單位上班，來回照顧姑姑不方便，決定把姑姑接走，問我們老屋該如何處理，我告訴她“這一切當年我父親早已經作出決定，怎麼處理都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我們絕不參與。”也請她和表哥放心，我們不會去索要什麼。
二00二年我去母親的老家養馬島，給我的老外公豎碑，期間特地去了一次老家。那時候姑姑已經和表姐生活在縣城裡，精神矍鑠。坐在出租車上，聽著濃濃的鄉音，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想起詩人臧克家先生的一首詩，只有兩句：“當我聽到抗戰勝利的消息，故鄉突然離我遠了”。這是一種怎樣的時空錯落的嘆息啊。
村子裡規劃後，老屋早已經拆掉了，原址附近建了一個很大的文化中心。
依舊站在沙河沿，依舊是那排白楊樹，只是它們早已經枝繁葉茂，我痴痴的看著曾經那個方向的老屋遺址，恍惚之間那座四四方方的四合院，那扇厚重卻永遠敞開著的木板門，門前的碾盤，磨盤，柿子樹，一股腦的都湧入眼簾了，揮之不去。
我想起父親活著的時候，曾經告訴我的一句話：
“兒子你記住，親情是一棵樹，一棵不死的樹，一棵長青的樹。”
文/海岱文化特約撰稿人：就是明月
版/豬心
圖/網絡
就是明月，一個不太正經地面對正經歷史的假裝不正經的正經人，一個把正經的歷史讀出不正經味道的貌似不正經的正經讀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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