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書豪 山西祁縣圖書館
何氏“對蒙軒”這個名號，現在絕少有人知道了。而對蒙軒的藏書，今天卻依然靜靜地躺在祁縣圖書館的古籍庫中，我們看得見，摸得著，能講出她們的故事。
“對蒙軒”正門
“對蒙軒”院景
祁縣古城南街，走不到兩百米，便是“何家大院”，縣人稱“何大門”。何家是晚清以來祁縣城內的第二大財主，商號廣佈四海，資財達1000萬兩，從業者達數千人之多，僅城內就有七大商號，即永聚祥（茶莊）、祥雲集（煙店）、晉昌源（鐵鋪）、天祿園（飯館）、復清當（當鋪）、義生店（油坊）、聚珍店（轉運站），這些商號在各地設分號、代銷處、作坊等，而遠籌帷幄，就全在這座院子中。何家大院在規模上是僅次於喬家、渠家後的又一處有名的深宅大院，三者建造時間相差無幾，裝飾藝術也不相上下，只是何家的院門今天已經不存，整個大院也被人分佔居住，數百年來也未曾修葺，顯得微微有些頹廢。進何家院門，是由西向東百米長的青石甬道，甬道北是兩座樓院。西面的明樓院是裡十外三的雙進四合院，院中以過廳分隔，北樓即是主樓，也就是何家藏書樓——“對蒙軒”。
“對蒙軒”全貌
精美的護欄
對蒙軒的主人何遵先，字紹庭，別字對蒙，光緒年間的恩貢生。祖父斯盛，曾官大同教諭，所以何遵先從小受到了較好的教育，後來困跡科場，久不得志，索性就“棄舉子業”了。他雅好金石，殫力收書，至十萬卷，所以腹笥深厚，同儕多不能及。
據說何遵先掌管著何家的家業，多少商業上的事都需要他操心，難能可貴的是，經商之餘，他把大把的時間用在藏書刻書上。
對蒙軒最有名的藏品，當然要數宋本《昌黎先生集考異》，可是除此之外，其他珍貴古籍還有很多。從一九五五年祁縣文化館編制的《收藏古書登記冊》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被確定為宋本的還有兩部，一部是《大廣益會玉篇》，一部是《白虎通》，前者還在祁縣圖書館，經過我們詳核，應當是明初刊本，只不過序跋被書賈抽去，偽造成宋本了，這是一九五五年文化館鑑定的錯誤，另一部《白虎通》，現已不知下落，到底是否真是宋本，已經不得而知了。此外，諸如明初經廠本《少微通鑑節要》、明萬曆刻本《寶顏堂祕笈》（六集全本）、清遂初堂原刻初印本《亭林遺書》之類的善本還有很多。
現存山西省博物院圖書館的明萬曆纂修、崇禎二年重印的《山西通志》，是海內孤本、國家一級文物，扉頁上寫有“昭餘對蒙軒珍藏”的字樣，也是何氏舊藏，1963年，從祁縣圖書館調走了；山西博物院所藏《甘氏印集》，函套也題有“昭餘對蒙軒珍藏”，且有“介臣鑑藏”、“叔仁珍玩”等印，是祁縣著名篆刻家孟介臣的舊藏，也是1963年從祁縣圖書館調走的。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八年的這二十多年中，到底還有多少珍貴古籍被從祁縣調走，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因為晉商絕大多數藏書不鈐蓋藏書印，題寫“昭餘對蒙軒珍藏”的只是極個別的例子。社會上流傳著各種傳說，甚至有傳言講，當年北京圖書館從祁縣拉走一車古籍，其中不乏敦煌唐人寫經及眾多宋元古本，傳得神乎其神，讓人難以相信。但是，我們可以推測，在這二十多年中，一定有類似山西省博物院之類的上級部門來祁縣挑選過書，上面提到的孤本《山西通志》，如果不是從薛愈先生的文章中讀到，我們現在根本不可能瞭解。而這些調走的書中，還有多少像宋本《昌黎先生集考異》這樣的對蒙軒舊藏的珍本，我們則更無法知道。
對蒙軒的藏書，有些是名家舊藏。《昌黎先生集考異》有汲古閣毛氏、徐乾學、季振宜的藏書印；嘉靖本《甫田集》、連筠簃本《永樂大典目錄》，都是靈石耿文光的舊藏，有耿氏題跋；華希閔刻本《遺山先生文集》，有張石州的通書批校，是後來道光三十年張穆校刊元好問集的底本；明萬曆本《漢魏諸名家集》，有孫爾準的批語。祁縣喬煌黃葉樓、孟介臣槐蔭堂、太谷孫阜昌的藏書，有些也歸了何家。這些好書，就藏在何家的明樓院二樓上，據說樓中都是一個個大立櫃，這些書整飭地排列在櫃子中，有些拿白棉紙包裹著，呵護有加。書籤吊卡用工整的顏字，一絲不苟，如今很多尚夾在祁縣圖書館的一些善本中。
“對蒙軒”窗櫺
“對蒙軒”內景
清民鼎革，抗戰軍興，何家後人星散各地，家道逐漸衰落，大院有些房屋賣給了外姓人，住戶增多，藏書樓也無人看管。建國後，有個小孩子經常爬上樓，從窗戶鑽進對蒙軒裡，拿幾部書出來，給一個買祁縣特產“賈令燻肉”的老人用作包裝紙，換點肉吃。賣肉的老人和這個小孩子逐漸有了默契，多少年來，賈令燻肉一直是祁縣人餐桌上的常見菜品，每來一個顧客，老人就要撕下一張紙來包裝，經年累月，不知對蒙軒中有多少珍本古籍經過了這樣的毀滅，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經從窗戶裡鑽進去拿出書來用，直到後來，祁縣文化館的王又生先生在買肉時發現，包書的紙竟然是很有價值的書，才順藤摸瓜，發現了對蒙軒這個寶藏。最後，王先生等人建議縣政府出面，和當時何家後人何曉樓先生商量，將書捐獻給文化館。
藏書之外，何遵先還曾經編輯刊刻過數種書籍。其中最能體現目錄學修養的，便是他編的《四庫全書目錄》，這是一部將四庫著錄書與存目書合刊的“目錄之目錄”，相當於無提要的《四庫全書總目》，但這不是簡單的刪除工作，何遵先以按語揭示部分作者的裡籍、與簡明目錄、諸史藝文志及家藏本的異同，在目錄學層面上做了細緻的工作，書後尚附有《四庫未收書目》、《簡明目錄校勘記附簡明書目》，檢索、使用非常方便。此外，他還編刻了《山右四朝詩》，輯錄山西唐宋金元詩人作品，匯而刊行；戴廷栻所刻的《王太史遺稿》，到清末已經極稀見，何遵先覓得舊本，重新翻刻；遺憾的是，他半生心力所聚的《山右金石文鈔》，死前未能刊刻出版，常贊春《柞翰吟盦金石譚》中提及此書，也曾說“稿本殘叢，尚未寫定”，可見是何氏最後並未定稿。此外，他還校訂了傅山的《霜紅龕集》準備重刻，最後也沒有實現。如今，這兩本書的稿本，都已不知所蹤。
關於何遵先的一切，頗為朦朧，說起來，也有點奇怪，他藏書萬卷，卻不用藏書印，焚膏繼晷地讀書、編書、刻書，卻從不寫些序跋；偶爾在他的書中找到一兩張紙條，也絕不見他落款。以至於當代某位著名的版本學家來祁縣圖書館看書之後，竟然從書上沒有藏書印，而得出了這些晉商不讀書，藏書用來附庸風雅的結論。他只活了五十歲，除了“戊戌六君子”之一聞喜楊深秀給他寫的墓誌外，目前我們沒能找到一句關於他的記載，遍翻和他同時代的晉中文人的文集，竟然連首唱和的詩都沒能找到。不像戴廷栻，廣交天下豪傑，也還有傅山對其“為人在儒俠之間”的評語，我們也只能隔著留在祁縣圖書館中的珍貴古書，粗略地勾畫他的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