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佛門，卻在道教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為何遭佛門道冠共同唾棄'

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三武宗”(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後周世宗柴榮)之難，曾給蓬勃發展的漢傳佛教以毀滅性的打擊。其中，北周武帝之所以滅佛的關鍵性人物即為衛元嵩。

衛元嵩，益州成都府新繁縣人。“少不事家產，潛心至道，明陰陽曆算，時人鮮知之”(楊楫《元包經序》)在佛教流行的樑末(約公元555年)，他20歲左右即往峨眉山黑水寺出家，為無名法師弟子，後曾住成都野安寺。當時佛教席捲全國，隨之泥沙俱下，僧人多追逐聲名榮利，聰明秀出的衛元滿也受了這種“下海”風影響。

據道宜《續高僧傳》記載，衛元嵩曾於夜靜時分問師父說：“世人洶洶，貴耳賤目即知皁白，其可得哉？”無名知曉其意，點撥道只有狂放不羈才能獲得聲譽。衛元嵩隨後果然便瘋瘋顛顛起來，他四處周遊，每到一處，後面總跟著一群人看稀奇。衛元嵩富於文才，寫了許多通俗的佛教文學歌謠，現在敦煌文書裡還存有《十二因緣六字歌詞》等作品，可見其歌謠曾頗為流行，可惜的是其所作千字詩，今只留下“龍首青煙起，長安一代丘”十字。

就這樣過了20多年，衛元嵩覺得蜀地狹小不能展其抱負，便與其兄商量要上京城長安與國士們一比高下，其兄卻說：“王褒、庾信名振四海，你一個和尚家，何必去自取折辱？”衛元嵩認為這些國士不過多讀了幾本書、會寫幾篇文章罷了，沒有什麼雄才大略。到了長安以後，衛元嵩經舊友介紹認識了很多顯貴名士。王子晉在《仙筆》說衛元嵩“過太華山，遇異人，授以按摩之術。”衛元嵩因而對道教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在長安與道士張賓結交為友，又換上了道袍。衛元嵩好言將來事，都有證驗，所以不久便影響很大。

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 ，衛元嵩以黃老微言向宇文邕獻策20道，大受寵信，“賜爵持節為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楊輯序)他憑藉自己的巨大影響，和道士張賓聯合，數次請求抑制佛教，清洗無行富僧，周武帝原本信佛後見佛教氾濫已危及國家的經濟政治基礎，況且又有讖言說黑衣(當時和尚穿黑衣)當稱王，使他對僧人心存憎忌。不過，因為當時佛教信徒太多了，未敢輕舉妄動，便調和三教，多次進行三教優劣的辯論。

建德二年(公元573)年)，武帝親定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又因打算統一河北而須增兵籌餉，終於在建德三年初斷、建德五年普禁佛道二宗，“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勒令僧道還俗。關山東西數百年來佛寺掃地以盡，將四萬所寺廟賜與王公為宅第，毀像焚經無數，300萬和尚被逼還俗，沒收了大量的財寶。

雖然普禁佛道，實際上主要是針對佛教徒的，道教不過是殃及而已。衛元嵩是武帝的紅人，當然沒有被勒令還俗，但也受到影響，處境艱難，不得已於建德三年回到成都，晚年定居什邡，北周靜帝時死於什邡，被葬於縣衙東側。衛元嵩竭力向武帝遊說而導致了這次法難，所以僧侶將他視作佛門大叛徒和不共戴天的敵人，一千多年來攻擊咒罵有加。道士們也因道教未能倖免而摒棄了他，他實際成了佛門道冠都在唾棄的人物。

其實當時，佛教確已到了必須加以揀選的地步，衛元嵩出自佛門，對僧人的腐化墮落了解得最為清楚，故他的現身說法說服力極大。武帝也正因此而尊崇利用他。 其次，他並不主張將僧人們趕盡殺絕，而是建議在京城建通道觀，選擇有名的僧人道士120人，著衣冠笏履，稱為通道觀學士。認為有一定數量的人研究佛理道法就夠了， 用不著蜂擁出家修道，這無疑是正確的。唐太子李建成的東宮學士陳子良就認為衛元嵩建議揀選僧人並不是“憎嫉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胸襟”，而是“為崇重教門，惡其渝濫”而已。這實在是難得的卓見。

實際上，後來還是有很多人尊敬他的。唐朝皇帝賜與他“希微真人”之號，什邡人為他建了祠，北宋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縣令楊楫在恭謁此祠時贊之為“高士”。南宋的洪邁在《夷堅志》說：“什邡風俗，每以正月五日作衛真人生日，道眾皆會。”南宋端平三年(公元1234年)，縣令吳中孚為立碑，上篆刻“惠應希微真人之墓”八字。民國15年駐軍旅長鍾光輔在墓周圍砌石板圍欄。1954年墓上建有六角亭，可惜1982年因修建而拆毀。

衛元嵩著述甚多，除前面提到的大量通俗佛教歌謠及千字詩外，尚有 《元包》五卷、《三易同論》、《易論》、《齊三教論》七卷，可惜大都亡佚。今存最完整的是《元包》，《元包》一書在唐、宋、明、清都有刻本流行，甚至被祕閣收藏。衛元嵩的這部代表作是研究《周易》的，它仿揚雄《太玄》，主要闡述了《周易》的義理。

唐代李江讚歎道：“《包》之為書也，廣大含宏，三才悉備。言乎天道，有日月焉，有雷雨焉；言乎地道，有山澤焉，有水火焉：言乎人道，有君臣焉，有父子焉。理國理家為政之萬者。”唐高宗宰相張行成更將《元包》與《太玄》、(周易》並稱“三易”。李楫認為它代表了研究《周易》的最高水平。可見，僅以《元包》而論， 衛元嵩在中國道教史上也當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