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傳統的“夷夏觀”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的發展'
在我們歷史上，佛教是從西漢傳入到中國的，歷經了艱難曲折的過程，終於成為了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佛教的傳入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擁有燦爛而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佛教是在和中國地域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產生的意識形態，這種關係如果處理得好，那麼就會得到雙方共贏的結果，而一旦處理不好，佛教則可能會面臨著巨大的災難。
在我們歷史上，佛教是從西漢傳入到中國的，歷經了艱難曲折的過程，終於成為了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佛教的傳入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擁有燦爛而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佛教是在和中國地域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產生的意識形態，這種關係如果處理得好，那麼就會得到雙方共贏的結果，而一旦處理不好，佛教則可能會面臨著巨大的災難。
一，中國傳統“夷夏觀”的及其內涵
夷夏觀念萌發於夏朝時期，然而，在西周文化崛起之前，華夷界限並不像後來那樣涇渭分明，在夏朝時期，夷夏本為一家，夏人興起于山東。
先夏時期，山東半島有諸多的方國部族，這些方國皆稱為“人”，即“夷”，夏人即其中之一。而這些方國逐步聯合成酋邦制國家，首領方國的領袖即夏王。
到了商朝建立之後，將它所屬的方國部族和敵對勢力一律稱為“方”，而在東方的夏朝移民不服商制，還稱自己為“夷”，所以商朝便一致將這些部落稱為“夷方”，有貶低和敵對之意。
而周武王伐東夷之際，“夷夏”之爭才正式開始，雙方陷入到了互相討伐的境地，直到了567年，最後一個方夷東國萊被齊人所滅，將近五百年的“夷夏之爭”最終以諸夏的勝利而告終。
在我們歷史上，佛教是從西漢傳入到中國的，歷經了艱難曲折的過程，終於成為了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佛教的傳入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擁有燦爛而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佛教是在和中國地域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產生的意識形態，這種關係如果處理得好，那麼就會得到雙方共贏的結果，而一旦處理不好，佛教則可能會面臨著巨大的災難。
一，中國傳統“夷夏觀”的及其內涵
夷夏觀念萌發於夏朝時期，然而，在西周文化崛起之前，華夷界限並不像後來那樣涇渭分明，在夏朝時期，夷夏本為一家，夏人興起于山東。
先夏時期，山東半島有諸多的方國部族，這些方國皆稱為“人”，即“夷”，夏人即其中之一。而這些方國逐步聯合成酋邦制國家，首領方國的領袖即夏王。
到了商朝建立之後，將它所屬的方國部族和敵對勢力一律稱為“方”，而在東方的夏朝移民不服商制，還稱自己為“夷”，所以商朝便一致將這些部落稱為“夷方”，有貶低和敵對之意。
而周武王伐東夷之際，“夷夏”之爭才正式開始，雙方陷入到了互相討伐的境地，直到了567年，最後一個方夷東國萊被齊人所滅，將近五百年的“夷夏之爭”最終以諸夏的勝利而告終。
春秋時期是傳統的“夷夏之辨”成熟的時期，孔子曾經說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夏之辨不僅指的是“諸夏”與“夷狄”的地區性差異，還有禮儀與非禮儀，道德與非道德，文明和野蠻的差距。
孔子雖然以是否尊重周禮作為評論夷夏的標準，但是他並不否認夷禮，也不抱有用周禮取代夷禮的強烈願望，“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華夏意識尚處於萌芽的階段，周禮並不見得要比夷禮多出多少優勢。
而隨著華夏同一格局的形成，夷夏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日益突出，華夏民族在和周邊民族的交往戰爭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優勢，《左傳·定公十年》記載:“中國有禮儀之大,故謂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華夏一也。”
等到西漢禮制重建之後，以倫理道德為主要特色的理學備受推崇。是否尊重中華漢朝的禮儀文化典章也成為了區分夏夷文明的主要依據，是否尊重周禮也成為了區分夏夷行為的主要標準，自此，夏夷之間的文明差距逐漸擴大。
在我們歷史上，佛教是從西漢傳入到中國的，歷經了艱難曲折的過程，終於成為了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佛教的傳入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擁有燦爛而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佛教是在和中國地域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產生的意識形態，這種關係如果處理得好，那麼就會得到雙方共贏的結果，而一旦處理不好，佛教則可能會面臨著巨大的災難。
一，中國傳統“夷夏觀”的及其內涵
夷夏觀念萌發於夏朝時期，然而，在西周文化崛起之前，華夷界限並不像後來那樣涇渭分明，在夏朝時期，夷夏本為一家，夏人興起于山東。
先夏時期，山東半島有諸多的方國部族，這些方國皆稱為“人”，即“夷”，夏人即其中之一。而這些方國逐步聯合成酋邦制國家，首領方國的領袖即夏王。
到了商朝建立之後，將它所屬的方國部族和敵對勢力一律稱為“方”，而在東方的夏朝移民不服商制，還稱自己為“夷”，所以商朝便一致將這些部落稱為“夷方”，有貶低和敵對之意。
而周武王伐東夷之際，“夷夏”之爭才正式開始，雙方陷入到了互相討伐的境地，直到了567年，最後一個方夷東國萊被齊人所滅，將近五百年的“夷夏之爭”最終以諸夏的勝利而告終。
春秋時期是傳統的“夷夏之辨”成熟的時期，孔子曾經說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夏之辨不僅指的是“諸夏”與“夷狄”的地區性差異，還有禮儀與非禮儀，道德與非道德，文明和野蠻的差距。
孔子雖然以是否尊重周禮作為評論夷夏的標準，但是他並不否認夷禮，也不抱有用周禮取代夷禮的強烈願望，“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華夏意識尚處於萌芽的階段，周禮並不見得要比夷禮多出多少優勢。
而隨著華夏同一格局的形成，夷夏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日益突出，華夏民族在和周邊民族的交往戰爭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優勢，《左傳·定公十年》記載:“中國有禮儀之大,故謂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華夏一也。”
等到西漢禮制重建之後，以倫理道德為主要特色的理學備受推崇。是否尊重中華漢朝的禮儀文化典章也成為了區分夏夷文明的主要依據，是否尊重周禮也成為了區分夏夷行為的主要標準，自此，夏夷之間的文明差距逐漸擴大。
二，漢代佛教對於儒教的依附和兩者的鬥爭
佛教最初傳入到中國是在西漢時期，但是佛教的發展主要是在東漢明帝時期，皇帝潛使到了天竺求佛問法，天竺僧人竺法蘭，伽葉摩騰進京，明帝為其修建白馬寺開始的。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傳入到中國，必然要經歷一番抵制和波折，剛開始，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地址，據《高僧傳》記載，“迦葉摩騰不懼疲苦，冒涉流沙。”在洛陽的時候，明帝雖然以禮相待，然而，士人學者多有譏諷之意，受到了種種阻撓。
為了能夠在中國立足，佛教依附於當時流傳較廣的神仙道術，藉此為其造勢，而“黃老之學”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政治上失利，只能與“神仙方術”和“陰陽五行”相結合，轉而形成了研究長生養性的養身之術。
在我們歷史上，佛教是從西漢傳入到中國的，歷經了艱難曲折的過程，終於成為了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佛教的傳入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擁有燦爛而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佛教是在和中國地域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產生的意識形態，這種關係如果處理得好，那麼就會得到雙方共贏的結果，而一旦處理不好，佛教則可能會面臨著巨大的災難。
一，中國傳統“夷夏觀”的及其內涵
夷夏觀念萌發於夏朝時期，然而，在西周文化崛起之前，華夷界限並不像後來那樣涇渭分明，在夏朝時期，夷夏本為一家，夏人興起于山東。
先夏時期，山東半島有諸多的方國部族，這些方國皆稱為“人”，即“夷”，夏人即其中之一。而這些方國逐步聯合成酋邦制國家，首領方國的領袖即夏王。
到了商朝建立之後，將它所屬的方國部族和敵對勢力一律稱為“方”，而在東方的夏朝移民不服商制，還稱自己為“夷”，所以商朝便一致將這些部落稱為“夷方”，有貶低和敵對之意。
而周武王伐東夷之際，“夷夏”之爭才正式開始，雙方陷入到了互相討伐的境地，直到了567年，最後一個方夷東國萊被齊人所滅，將近五百年的“夷夏之爭”最終以諸夏的勝利而告終。
春秋時期是傳統的“夷夏之辨”成熟的時期，孔子曾經說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夏之辨不僅指的是“諸夏”與“夷狄”的地區性差異，還有禮儀與非禮儀，道德與非道德，文明和野蠻的差距。
孔子雖然以是否尊重周禮作為評論夷夏的標準，但是他並不否認夷禮，也不抱有用周禮取代夷禮的強烈願望，“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華夏意識尚處於萌芽的階段，周禮並不見得要比夷禮多出多少優勢。
而隨著華夏同一格局的形成，夷夏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日益突出，華夏民族在和周邊民族的交往戰爭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優勢，《左傳·定公十年》記載:“中國有禮儀之大,故謂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華夏一也。”
等到西漢禮制重建之後，以倫理道德為主要特色的理學備受推崇。是否尊重中華漢朝的禮儀文化典章也成為了區分夏夷文明的主要依據，是否尊重周禮也成為了區分夏夷行為的主要標準，自此，夏夷之間的文明差距逐漸擴大。
二，漢代佛教對於儒教的依附和兩者的鬥爭
佛教最初傳入到中國是在西漢時期，但是佛教的發展主要是在東漢明帝時期，皇帝潛使到了天竺求佛問法，天竺僧人竺法蘭，伽葉摩騰進京，明帝為其修建白馬寺開始的。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傳入到中國，必然要經歷一番抵制和波折，剛開始，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地址，據《高僧傳》記載，“迦葉摩騰不懼疲苦，冒涉流沙。”在洛陽的時候，明帝雖然以禮相待，然而，士人學者多有譏諷之意，受到了種種阻撓。
為了能夠在中國立足，佛教依附於當時流傳較廣的神仙道術，藉此為其造勢，而“黃老之學”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政治上失利，只能與“神仙方術”和“陰陽五行”相結合，轉而形成了研究長生養性的養身之術。
但是因為社會大眾對於外來文化的抵制和守舊，佛教雖然和黃老之學結合，但是也沒有得到大眾的結束，在明帝求法之後，佛教便無所聞見，只能作為方術之一。
漢魏時期，佛道兩家相爭尚且能夠和睦相處，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士人仍然保有著“夷夏之辨”，認為佛教是“夷狄之教”，尚且不能完全接受，佛教勢力甚微，不能和傳統的文化相抗衡。
另外一方面，這個時期道教剛剛產生，需要從佛教中汲取營養，充實自身。比如被道教尊為太上老君的老子，生而能行，步步蓮花，行走九步，便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說：“天下天下，唯我獨尊。”這都來源於佛教中的理念和說法，而道教中的“承負說”也來源於佛教的“因果報應”。
到了西晉中期，佛教的勢力漸盛，《弘明集後序》中記載 “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佛教開始和道教相抗衡，佛教徒對於道教徒的“老子化胡說”已經不能再容忍，而是在與之爭辯。
備註：《老子化胡經》是道教一部非常重要的經典，主要記載老子出關教化外國人，創立外國宗教（包括佛教、摩尼教等），歷時千餘年。
在我們歷史上，佛教是從西漢傳入到中國的，歷經了艱難曲折的過程，終於成為了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佛教的傳入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擁有燦爛而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佛教是在和中國地域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產生的意識形態，這種關係如果處理得好，那麼就會得到雙方共贏的結果，而一旦處理不好，佛教則可能會面臨著巨大的災難。
一，中國傳統“夷夏觀”的及其內涵
夷夏觀念萌發於夏朝時期，然而，在西周文化崛起之前，華夷界限並不像後來那樣涇渭分明，在夏朝時期，夷夏本為一家，夏人興起于山東。
先夏時期，山東半島有諸多的方國部族，這些方國皆稱為“人”，即“夷”，夏人即其中之一。而這些方國逐步聯合成酋邦制國家，首領方國的領袖即夏王。
到了商朝建立之後，將它所屬的方國部族和敵對勢力一律稱為“方”，而在東方的夏朝移民不服商制，還稱自己為“夷”，所以商朝便一致將這些部落稱為“夷方”，有貶低和敵對之意。
而周武王伐東夷之際，“夷夏”之爭才正式開始，雙方陷入到了互相討伐的境地，直到了567年，最後一個方夷東國萊被齊人所滅，將近五百年的“夷夏之爭”最終以諸夏的勝利而告終。
春秋時期是傳統的“夷夏之辨”成熟的時期，孔子曾經說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夏之辨不僅指的是“諸夏”與“夷狄”的地區性差異，還有禮儀與非禮儀，道德與非道德，文明和野蠻的差距。
孔子雖然以是否尊重周禮作為評論夷夏的標準，但是他並不否認夷禮，也不抱有用周禮取代夷禮的強烈願望，“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華夏意識尚處於萌芽的階段，周禮並不見得要比夷禮多出多少優勢。
而隨著華夏同一格局的形成，夷夏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日益突出，華夏民族在和周邊民族的交往戰爭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優勢，《左傳·定公十年》記載:“中國有禮儀之大,故謂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華夏一也。”
等到西漢禮制重建之後，以倫理道德為主要特色的理學備受推崇。是否尊重中華漢朝的禮儀文化典章也成為了區分夏夷文明的主要依據，是否尊重周禮也成為了區分夏夷行為的主要標準，自此，夏夷之間的文明差距逐漸擴大。
二，漢代佛教對於儒教的依附和兩者的鬥爭
佛教最初傳入到中國是在西漢時期，但是佛教的發展主要是在東漢明帝時期，皇帝潛使到了天竺求佛問法，天竺僧人竺法蘭，伽葉摩騰進京，明帝為其修建白馬寺開始的。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傳入到中國，必然要經歷一番抵制和波折，剛開始，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地址，據《高僧傳》記載，“迦葉摩騰不懼疲苦，冒涉流沙。”在洛陽的時候，明帝雖然以禮相待，然而，士人學者多有譏諷之意，受到了種種阻撓。
為了能夠在中國立足，佛教依附於當時流傳較廣的神仙道術，藉此為其造勢，而“黃老之學”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政治上失利，只能與“神仙方術”和“陰陽五行”相結合，轉而形成了研究長生養性的養身之術。
但是因為社會大眾對於外來文化的抵制和守舊，佛教雖然和黃老之學結合，但是也沒有得到大眾的結束，在明帝求法之後，佛教便無所聞見，只能作為方術之一。
漢魏時期，佛道兩家相爭尚且能夠和睦相處，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士人仍然保有著“夷夏之辨”，認為佛教是“夷狄之教”，尚且不能完全接受，佛教勢力甚微，不能和傳統的文化相抗衡。
另外一方面，這個時期道教剛剛產生，需要從佛教中汲取營養，充實自身。比如被道教尊為太上老君的老子，生而能行，步步蓮花，行走九步，便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說：“天下天下，唯我獨尊。”這都來源於佛教中的理念和說法，而道教中的“承負說”也來源於佛教的“因果報應”。
到了西晉中期，佛教的勢力漸盛，《弘明集後序》中記載 “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佛教開始和道教相抗衡，佛教徒對於道教徒的“老子化胡說”已經不能再容忍，而是在與之爭辯。
備註：《老子化胡經》是道教一部非常重要的經典，主要記載老子出關教化外國人，創立外國宗教（包括佛教、摩尼教等），歷時千餘年。
兩者的爭論愈演愈烈，甚至不顧事實，偽造歷史，將自己的祖先生年越提越早，越來越神話，形成了兩者對峙的激烈局面。
佛家與政治統治的衝突
北魏武帝滅佛
說到武帝的滅佛，主要是因為佛教的過度開發對北魏政權構成了一定的威脅，以及太武帝和崔浩進行政治改革的需要，所以將佛教當做犧牲品來回歸儒家的正統，而佛教在發展中所暴露出的弊端來加速了北魏時期被廢滅的命運。
在公元446年，武帝帥軍討伐叛軍失利之後，從平城來到了長安，並且反攻大破蓋吳於杏城，等到戰爭結束之後，武帝沒有返回平城，而是暫時留到了長安。
長安歷來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這裡文化繁盛，佛教昌盛，聚集了大量的僧人和寺廟。武帝閒暇時分，在寺中觀馬，發現部分僧侶正在飲酒作樂，縱情歌舞，隨即命令檢查寺廟，發現大量的弓箭矛盾藏匿其中，於是大怒，封其廟產，盡皆誅殺。
僧人自身的不檢點也成為了武帝滅佛的直接導火線，太武帝遂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
武帝此舉拉開了自佛教傳入到中國之後的第一次大規模滅佛序幕。等到詔書下達之後，北魏境內開始了全面的滅佛行動。
在我們歷史上，佛教是從西漢傳入到中國的，歷經了艱難曲折的過程，終於成為了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佛教的傳入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擁有燦爛而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佛教是在和中國地域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產生的意識形態，這種關係如果處理得好，那麼就會得到雙方共贏的結果，而一旦處理不好，佛教則可能會面臨著巨大的災難。
一，中國傳統“夷夏觀”的及其內涵
夷夏觀念萌發於夏朝時期，然而，在西周文化崛起之前，華夷界限並不像後來那樣涇渭分明，在夏朝時期，夷夏本為一家，夏人興起于山東。
先夏時期，山東半島有諸多的方國部族，這些方國皆稱為“人”，即“夷”，夏人即其中之一。而這些方國逐步聯合成酋邦制國家，首領方國的領袖即夏王。
到了商朝建立之後，將它所屬的方國部族和敵對勢力一律稱為“方”，而在東方的夏朝移民不服商制，還稱自己為“夷”，所以商朝便一致將這些部落稱為“夷方”，有貶低和敵對之意。
而周武王伐東夷之際，“夷夏”之爭才正式開始，雙方陷入到了互相討伐的境地，直到了567年，最後一個方夷東國萊被齊人所滅，將近五百年的“夷夏之爭”最終以諸夏的勝利而告終。
春秋時期是傳統的“夷夏之辨”成熟的時期，孔子曾經說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夏之辨不僅指的是“諸夏”與“夷狄”的地區性差異，還有禮儀與非禮儀，道德與非道德，文明和野蠻的差距。
孔子雖然以是否尊重周禮作為評論夷夏的標準，但是他並不否認夷禮，也不抱有用周禮取代夷禮的強烈願望，“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華夏意識尚處於萌芽的階段，周禮並不見得要比夷禮多出多少優勢。
而隨著華夏同一格局的形成，夷夏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日益突出，華夏民族在和周邊民族的交往戰爭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優勢，《左傳·定公十年》記載:“中國有禮儀之大,故謂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華夏一也。”
等到西漢禮制重建之後，以倫理道德為主要特色的理學備受推崇。是否尊重中華漢朝的禮儀文化典章也成為了區分夏夷文明的主要依據，是否尊重周禮也成為了區分夏夷行為的主要標準，自此，夏夷之間的文明差距逐漸擴大。
二，漢代佛教對於儒教的依附和兩者的鬥爭
佛教最初傳入到中國是在西漢時期，但是佛教的發展主要是在東漢明帝時期，皇帝潛使到了天竺求佛問法，天竺僧人竺法蘭，伽葉摩騰進京，明帝為其修建白馬寺開始的。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傳入到中國，必然要經歷一番抵制和波折，剛開始，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地址，據《高僧傳》記載，“迦葉摩騰不懼疲苦，冒涉流沙。”在洛陽的時候，明帝雖然以禮相待，然而，士人學者多有譏諷之意，受到了種種阻撓。
為了能夠在中國立足，佛教依附於當時流傳較廣的神仙道術，藉此為其造勢，而“黃老之學”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政治上失利，只能與“神仙方術”和“陰陽五行”相結合，轉而形成了研究長生養性的養身之術。
但是因為社會大眾對於外來文化的抵制和守舊，佛教雖然和黃老之學結合，但是也沒有得到大眾的結束，在明帝求法之後，佛教便無所聞見，只能作為方術之一。
漢魏時期，佛道兩家相爭尚且能夠和睦相處，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士人仍然保有著“夷夏之辨”，認為佛教是“夷狄之教”，尚且不能完全接受，佛教勢力甚微，不能和傳統的文化相抗衡。
另外一方面，這個時期道教剛剛產生，需要從佛教中汲取營養，充實自身。比如被道教尊為太上老君的老子，生而能行，步步蓮花，行走九步，便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說：“天下天下，唯我獨尊。”這都來源於佛教中的理念和說法，而道教中的“承負說”也來源於佛教的“因果報應”。
到了西晉中期，佛教的勢力漸盛，《弘明集後序》中記載 “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佛教開始和道教相抗衡，佛教徒對於道教徒的“老子化胡說”已經不能再容忍，而是在與之爭辯。
備註：《老子化胡經》是道教一部非常重要的經典，主要記載老子出關教化外國人，創立外國宗教（包括佛教、摩尼教等），歷時千餘年。
兩者的爭論愈演愈烈，甚至不顧事實，偽造歷史，將自己的祖先生年越提越早，越來越神話，形成了兩者對峙的激烈局面。
佛家與政治統治的衝突
北魏武帝滅佛
說到武帝的滅佛，主要是因為佛教的過度開發對北魏政權構成了一定的威脅，以及太武帝和崔浩進行政治改革的需要，所以將佛教當做犧牲品來回歸儒家的正統，而佛教在發展中所暴露出的弊端來加速了北魏時期被廢滅的命運。
在公元446年，武帝帥軍討伐叛軍失利之後，從平城來到了長安，並且反攻大破蓋吳於杏城，等到戰爭結束之後，武帝沒有返回平城，而是暫時留到了長安。
長安歷來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這裡文化繁盛，佛教昌盛，聚集了大量的僧人和寺廟。武帝閒暇時分，在寺中觀馬，發現部分僧侶正在飲酒作樂，縱情歌舞，隨即命令檢查寺廟，發現大量的弓箭矛盾藏匿其中，於是大怒，封其廟產，盡皆誅殺。
僧人自身的不檢點也成為了武帝滅佛的直接導火線，太武帝遂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
武帝此舉拉開了自佛教傳入到中國之後的第一次大規模滅佛序幕。等到詔書下達之後，北魏境內開始了全面的滅佛行動。
北周武帝滅佛
北周武帝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在北周和北齊境內發動的滅佛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的廢佛行動之一，而作為一代英主的周武帝主廢佛的原因主要是什麼呢？
首先，北周武帝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他深知，想要統一天下，就必須使用儒家的正統和治世思想。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後，鮮卑文化已經逐漸被漢化，本週武帝雖然不承認自己的五胡，但是說到根源上還是屬於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政權，為了擺脫自己非中原正統的尷尬身份，劃清夷夏界限，證明自己是“夏”，而不是“夷”，又想要實現大一統的志向，所以只能廢除佛法，尊崇儒術。
在我們歷史上，佛教是從西漢傳入到中國的，歷經了艱難曲折的過程，終於成為了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佛教的傳入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擁有燦爛而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佛教是在和中國地域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產生的意識形態，這種關係如果處理得好，那麼就會得到雙方共贏的結果，而一旦處理不好，佛教則可能會面臨著巨大的災難。
一，中國傳統“夷夏觀”的及其內涵
夷夏觀念萌發於夏朝時期，然而，在西周文化崛起之前，華夷界限並不像後來那樣涇渭分明，在夏朝時期，夷夏本為一家，夏人興起于山東。
先夏時期，山東半島有諸多的方國部族，這些方國皆稱為“人”，即“夷”，夏人即其中之一。而這些方國逐步聯合成酋邦制國家，首領方國的領袖即夏王。
到了商朝建立之後，將它所屬的方國部族和敵對勢力一律稱為“方”，而在東方的夏朝移民不服商制，還稱自己為“夷”，所以商朝便一致將這些部落稱為“夷方”，有貶低和敵對之意。
而周武王伐東夷之際，“夷夏”之爭才正式開始，雙方陷入到了互相討伐的境地，直到了567年，最後一個方夷東國萊被齊人所滅，將近五百年的“夷夏之爭”最終以諸夏的勝利而告終。
春秋時期是傳統的“夷夏之辨”成熟的時期，孔子曾經說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夏之辨不僅指的是“諸夏”與“夷狄”的地區性差異，還有禮儀與非禮儀，道德與非道德，文明和野蠻的差距。
孔子雖然以是否尊重周禮作為評論夷夏的標準，但是他並不否認夷禮，也不抱有用周禮取代夷禮的強烈願望，“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華夏意識尚處於萌芽的階段，周禮並不見得要比夷禮多出多少優勢。
而隨著華夏同一格局的形成，夷夏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日益突出，華夏民族在和周邊民族的交往戰爭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優勢，《左傳·定公十年》記載:“中國有禮儀之大,故謂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華夏一也。”
等到西漢禮制重建之後，以倫理道德為主要特色的理學備受推崇。是否尊重中華漢朝的禮儀文化典章也成為了區分夏夷文明的主要依據，是否尊重周禮也成為了區分夏夷行為的主要標準，自此，夏夷之間的文明差距逐漸擴大。
二，漢代佛教對於儒教的依附和兩者的鬥爭
佛教最初傳入到中國是在西漢時期，但是佛教的發展主要是在東漢明帝時期，皇帝潛使到了天竺求佛問法，天竺僧人竺法蘭，伽葉摩騰進京，明帝為其修建白馬寺開始的。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傳入到中國，必然要經歷一番抵制和波折，剛開始，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地址，據《高僧傳》記載，“迦葉摩騰不懼疲苦，冒涉流沙。”在洛陽的時候，明帝雖然以禮相待，然而，士人學者多有譏諷之意，受到了種種阻撓。
為了能夠在中國立足，佛教依附於當時流傳較廣的神仙道術，藉此為其造勢，而“黃老之學”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政治上失利，只能與“神仙方術”和“陰陽五行”相結合，轉而形成了研究長生養性的養身之術。
但是因為社會大眾對於外來文化的抵制和守舊，佛教雖然和黃老之學結合，但是也沒有得到大眾的結束，在明帝求法之後，佛教便無所聞見，只能作為方術之一。
漢魏時期，佛道兩家相爭尚且能夠和睦相處，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士人仍然保有著“夷夏之辨”，認為佛教是“夷狄之教”，尚且不能完全接受，佛教勢力甚微，不能和傳統的文化相抗衡。
另外一方面，這個時期道教剛剛產生，需要從佛教中汲取營養，充實自身。比如被道教尊為太上老君的老子，生而能行，步步蓮花，行走九步，便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說：“天下天下，唯我獨尊。”這都來源於佛教中的理念和說法，而道教中的“承負說”也來源於佛教的“因果報應”。
到了西晉中期，佛教的勢力漸盛，《弘明集後序》中記載 “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佛教開始和道教相抗衡，佛教徒對於道教徒的“老子化胡說”已經不能再容忍，而是在與之爭辯。
備註：《老子化胡經》是道教一部非常重要的經典，主要記載老子出關教化外國人，創立外國宗教（包括佛教、摩尼教等），歷時千餘年。
兩者的爭論愈演愈烈，甚至不顧事實，偽造歷史，將自己的祖先生年越提越早，越來越神話，形成了兩者對峙的激烈局面。
佛家與政治統治的衝突
北魏武帝滅佛
說到武帝的滅佛，主要是因為佛教的過度開發對北魏政權構成了一定的威脅，以及太武帝和崔浩進行政治改革的需要，所以將佛教當做犧牲品來回歸儒家的正統，而佛教在發展中所暴露出的弊端來加速了北魏時期被廢滅的命運。
在公元446年，武帝帥軍討伐叛軍失利之後，從平城來到了長安，並且反攻大破蓋吳於杏城，等到戰爭結束之後，武帝沒有返回平城，而是暫時留到了長安。
長安歷來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這裡文化繁盛，佛教昌盛，聚集了大量的僧人和寺廟。武帝閒暇時分，在寺中觀馬，發現部分僧侶正在飲酒作樂，縱情歌舞，隨即命令檢查寺廟，發現大量的弓箭矛盾藏匿其中，於是大怒，封其廟產，盡皆誅殺。
僧人自身的不檢點也成為了武帝滅佛的直接導火線，太武帝遂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
武帝此舉拉開了自佛教傳入到中國之後的第一次大規模滅佛序幕。等到詔書下達之後，北魏境內開始了全面的滅佛行動。
北周武帝滅佛
北周武帝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在北周和北齊境內發動的滅佛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的廢佛行動之一，而作為一代英主的周武帝主廢佛的原因主要是什麼呢？
首先，北周武帝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他深知，想要統一天下，就必須使用儒家的正統和治世思想。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後，鮮卑文化已經逐漸被漢化，本週武帝雖然不承認自己的五胡，但是說到根源上還是屬於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政權，為了擺脫自己非中原正統的尷尬身份，劃清夷夏界限，證明自己是“夏”，而不是“夷”，又想要實現大一統的志向，所以只能廢除佛法，尊崇儒術。
其次，佛家的過度發展也侵佔了大量的社會資源。
北魏太武帝雖然採取了大規模的滅佛行為，讓北魏境內的佛教近乎滅絕，然而，在太武帝之後，諸帝都信任甚至迷戀佛教，所以佛教又開始盛行，據史書《魏書，釋老志》記載，在北魏末年，僅東京洛陽寺廟就有五百多座。
他們不向政府納稅服役，還要佔用大量的土地，人力，僧尼以及社會資源，對於國小民寡的北周來說，確實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同時，寺廟經濟的發展還嚴重損害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引起他們的不滿。
周武帝雄才大略，致力於天下一統的思想，他不能允許這樣龐大的僧尼隊伍成為前進的絆腳石，如果將這些資源用於戰爭和其他勞動中，戰鬥力必然會得到補充和增強。
在我們歷史上，佛教是從西漢傳入到中國的，歷經了艱難曲折的過程，終於成為了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佛教的傳入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擁有燦爛而深厚的傳統文化，而佛教是在和中國地域文化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產生的意識形態，這種關係如果處理得好，那麼就會得到雙方共贏的結果，而一旦處理不好，佛教則可能會面臨著巨大的災難。
一，中國傳統“夷夏觀”的及其內涵
夷夏觀念萌發於夏朝時期，然而，在西周文化崛起之前，華夷界限並不像後來那樣涇渭分明，在夏朝時期，夷夏本為一家，夏人興起于山東。
先夏時期，山東半島有諸多的方國部族，這些方國皆稱為“人”，即“夷”，夏人即其中之一。而這些方國逐步聯合成酋邦制國家，首領方國的領袖即夏王。
到了商朝建立之後，將它所屬的方國部族和敵對勢力一律稱為“方”，而在東方的夏朝移民不服商制，還稱自己為“夷”，所以商朝便一致將這些部落稱為“夷方”，有貶低和敵對之意。
而周武王伐東夷之際，“夷夏”之爭才正式開始，雙方陷入到了互相討伐的境地，直到了567年，最後一個方夷東國萊被齊人所滅，將近五百年的“夷夏之爭”最終以諸夏的勝利而告終。
春秋時期是傳統的“夷夏之辨”成熟的時期，孔子曾經說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夏之辨不僅指的是“諸夏”與“夷狄”的地區性差異，還有禮儀與非禮儀，道德與非道德，文明和野蠻的差距。
孔子雖然以是否尊重周禮作為評論夷夏的標準，但是他並不否認夷禮，也不抱有用周禮取代夷禮的強烈願望，“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華夏意識尚處於萌芽的階段，周禮並不見得要比夷禮多出多少優勢。
而隨著華夏同一格局的形成，夷夏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日益突出，華夏民族在和周邊民族的交往戰爭中，也看到了自身的優勢，《左傳·定公十年》記載:“中國有禮儀之大,故謂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華夏一也。”
等到西漢禮制重建之後，以倫理道德為主要特色的理學備受推崇。是否尊重中華漢朝的禮儀文化典章也成為了區分夏夷文明的主要依據，是否尊重周禮也成為了區分夏夷行為的主要標準，自此，夏夷之間的文明差距逐漸擴大。
二，漢代佛教對於儒教的依附和兩者的鬥爭
佛教最初傳入到中國是在西漢時期，但是佛教的發展主要是在東漢明帝時期，皇帝潛使到了天竺求佛問法，天竺僧人竺法蘭，伽葉摩騰進京，明帝為其修建白馬寺開始的。
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傳入到中國，必然要經歷一番抵制和波折，剛開始，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地址，據《高僧傳》記載，“迦葉摩騰不懼疲苦，冒涉流沙。”在洛陽的時候，明帝雖然以禮相待，然而，士人學者多有譏諷之意，受到了種種阻撓。
為了能夠在中國立足，佛教依附於當時流傳較廣的神仙道術，藉此為其造勢，而“黃老之學”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政治上失利，只能與“神仙方術”和“陰陽五行”相結合，轉而形成了研究長生養性的養身之術。
但是因為社會大眾對於外來文化的抵制和守舊，佛教雖然和黃老之學結合，但是也沒有得到大眾的結束，在明帝求法之後，佛教便無所聞見，只能作為方術之一。
漢魏時期，佛道兩家相爭尚且能夠和睦相處，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士人仍然保有著“夷夏之辨”，認為佛教是“夷狄之教”，尚且不能完全接受，佛教勢力甚微，不能和傳統的文化相抗衡。
另外一方面，這個時期道教剛剛產生，需要從佛教中汲取營養，充實自身。比如被道教尊為太上老君的老子，生而能行，步步蓮花，行走九步，便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說：“天下天下，唯我獨尊。”這都來源於佛教中的理念和說法，而道教中的“承負說”也來源於佛教的“因果報應”。
到了西晉中期，佛教的勢力漸盛，《弘明集後序》中記載 “漢魏法微,晉代始盛”，佛教開始和道教相抗衡，佛教徒對於道教徒的“老子化胡說”已經不能再容忍，而是在與之爭辯。
備註：《老子化胡經》是道教一部非常重要的經典，主要記載老子出關教化外國人，創立外國宗教（包括佛教、摩尼教等），歷時千餘年。
兩者的爭論愈演愈烈，甚至不顧事實，偽造歷史，將自己的祖先生年越提越早，越來越神話，形成了兩者對峙的激烈局面。
佛家與政治統治的衝突
北魏武帝滅佛
說到武帝的滅佛，主要是因為佛教的過度開發對北魏政權構成了一定的威脅，以及太武帝和崔浩進行政治改革的需要，所以將佛教當做犧牲品來回歸儒家的正統，而佛教在發展中所暴露出的弊端來加速了北魏時期被廢滅的命運。
在公元446年，武帝帥軍討伐叛軍失利之後，從平城來到了長安，並且反攻大破蓋吳於杏城，等到戰爭結束之後，武帝沒有返回平城，而是暫時留到了長安。
長安歷來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這裡文化繁盛，佛教昌盛，聚集了大量的僧人和寺廟。武帝閒暇時分，在寺中觀馬，發現部分僧侶正在飲酒作樂，縱情歌舞，隨即命令檢查寺廟，發現大量的弓箭矛盾藏匿其中，於是大怒，封其廟產，盡皆誅殺。
僧人自身的不檢點也成為了武帝滅佛的直接導火線，太武帝遂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
武帝此舉拉開了自佛教傳入到中國之後的第一次大規模滅佛序幕。等到詔書下達之後，北魏境內開始了全面的滅佛行動。
北周武帝滅佛
北周武帝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在北周和北齊境內發動的滅佛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的廢佛行動之一，而作為一代英主的周武帝主廢佛的原因主要是什麼呢？
首先，北周武帝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他深知，想要統一天下，就必須使用儒家的正統和治世思想。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後，鮮卑文化已經逐漸被漢化，本週武帝雖然不承認自己的五胡，但是說到根源上還是屬於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政權，為了擺脫自己非中原正統的尷尬身份，劃清夷夏界限，證明自己是“夏”，而不是“夷”，又想要實現大一統的志向，所以只能廢除佛法，尊崇儒術。
其次，佛家的過度發展也侵佔了大量的社會資源。
北魏太武帝雖然採取了大規模的滅佛行為，讓北魏境內的佛教近乎滅絕，然而，在太武帝之後，諸帝都信任甚至迷戀佛教，所以佛教又開始盛行，據史書《魏書，釋老志》記載，在北魏末年，僅東京洛陽寺廟就有五百多座。
他們不向政府納稅服役，還要佔用大量的土地，人力，僧尼以及社會資源，對於國小民寡的北周來說，確實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同時，寺廟經濟的發展還嚴重損害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引起他們的不滿。
周武帝雄才大略，致力於天下一統的思想，他不能允許這樣龐大的僧尼隊伍成為前進的絆腳石，如果將這些資源用於戰爭和其他勞動中，戰鬥力必然會得到補充和增強。
在中國封建社會，一種意識形態的命運是由統治階級的利益決定的，其自身的力量是微小的。北朝利用政權力量行廢佛之舉，也加速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力度和速度，為中國的佛教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左傳·定公十年》
2，《魏書，釋老志》
3，《弘明集後序》
4，《高僧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