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與豐子愷一生只有一次直接接觸,為何他對豐子愷的偏見極深

“豐君(豐子愷)的畫,我向來不甚贊成,形似學竹久夢二,但是浮滑膚淺,不懂‘滑稽’。”1963年,在給某香港作家的信中,周作人對豐子愷極盡挖苦之能事。

其實,周作人早年曾撰文稱讚豐子愷的漫畫。豐子愷成名,源於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文學週報》的最早推重,而周作人正是該會的精神領袖。周作人不滿,皆因豐子愷曾為《兒童雜事詩》配圖。

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漢奸罪被逮捕,初被判死刑,後改為15年,羈於南京老虎橋監獄,萬分痛苦中,以寫《兒童雜事詩》自遣。國民黨敗退大陸後,周作人重獲自由,為解決生活困難,將這批詩賣與《亦報》,《亦報》請豐子愷配漫畫後刊載,轟動一時。為周作人的詩配圖,豐子愷冒了不小的政治風險,本有幫襯之意,為何周作人不感恩,反而惡語相向?豐子愷究竟怎麼惹著周作人了?

周作人與豐子愷一生只有一次直接接觸,為何他對豐子愷的偏見極深

​豐子愷自幼好美術,1914年考入浙江第一師範時,李叔同在此任美術教師。李叔同重視西洋素描繪畫的嚴格訓練,令豐子愷大開眼界,此後兩年,豐子愷幾乎放棄了其他所有學科,專攻繪畫。1919年夏畢業時,豐子愷因成績不佳,工作無著落,又不願回故鄉小學任教,便跟著兩位學長到上海開美術學校,教西洋畫。對這段從教經歷,豐子愷自嘲為“賣野人頭”(指用假貨欺騙別人)。隨著大批留日美術生回國,靠劣質翻印品來了解西洋畫的豐子愷自覺難再維持。

一次,豐子愷佈置學生畫靜物,以青皮橘子為標本,卻觸發了他的傷感:“我自己猶似一隻半生半熟的橘子,現在帶著青皮賣掉,給人家當作習畫標本了”。他下決心要當“留洋美術家”。最終,母親變賣了部分家產,加上岳父資助,1921年春,豐子愷來到日本。

到了日本,豐子愷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西洋畫,才發現自己竟差得這麼多,而好不容易搞來的那點錢,只夠在日本待十個月。豐子愷異常灰心,常常逃課。於迷茫與焦慮中,豐子愷在一家舊書店意外發現了竹久夢二的畫集。竹久夢二是一位業餘畫家,擅長用漫畫表達朦朧的傷感,技法洗練,淺白易懂,卻別有一番滋味。雖不被主流接納,卻深受普通民眾喜愛。豐子愷看後,感到這是自己今後努力的方向。一方面,竹久夢二式的畫重在創意,對技法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放棄油彩與畫布,轉向紙墨,易被東方人接受。

豐子愷原本不太熟悉國畫,但清末畫家曾衍東給他以啟迪。曾衍東一生蹉跎於官場,漂泊困頓,晚年竟以賣畫為生。他喜畫人物,用筆自由,作品飽含幽默。在中國,曾衍東寂寂無聞,在日本卻很有名氣。從曾衍東的畫中,豐子愷發現,筆墨不必恪守前人定則。

回國後,豐子愷一邊教書,一邊嘗試竹久夢二式的畫風。1925年,經朱自清推薦,豐子愷得到《文學週報》主編鄭振鐸的重視,《文學週報》闢出專欄,定期發表豐子愷的作品。1926年,由豐子愷畫插圖的俞平伯的詩集《憶》出版,在文化界引起轟動。周作人撰文說:“這種插畫在中國也是不常見的……中國有沒有這種漫畫,我們外行人不能亂說,在我卻未曾見到過,因此對於豐君的畫不能不感到多大的興趣了。”文中“多大的興趣”,即“很大的興趣”。

周作人與豐子愷一生只有一次直接接觸,為何他對豐子愷的偏見極深

​“抗戰”爆發後,周作人附逆,輿論譁然,攜家南逃的豐子愷還為周作人辯護,認為:“周先生附逆不見得確實,不過因為他是個文人,易受攻擊罷了。”

1939年年底,看到豐子愷出版的《漫畫阿Q正傳》,周作人感到很不滿意,認為遠不如另一人畫的阿Q好,便在媒體上發文批評,說:“豐君的畫從前似出於竹久夢二,後來漸益浮滑。”周作人說豐子愷“浮滑”,意指豐子愷知名度提高後,開始賣畫,為滿足用戶需求,不得不在畫面上添加他並不擅長的山水,且多設色,與早期相比,此時作品創造力下降,偏向甜俗。周作人的批評有些道理,但文章發在敵佔區的媒體上,豐子愷可能沒看到。

到了1950年2月,《亦報》發表了周作人的《兒童雜事詩》,署名為“東郭生”,豐子愷此時已甚少作畫,礙於舊情,勉力為之配圖,但他的配圖常背離原詩。比如“荸薺甘蔗一筐盛,梅子櫻桃赤間青。更有楊梅誇紫豔,輸它嬌美水紅菱”,豐子愷畫的卻是豌豆與櫻桃,並自配白樸詩句“櫻桃豌豆分兒女,草草春風又一年”。再比如“瓜皮滿地綠沉沉,桂樹中庭有午蔭。躡足低頭忙奔走,捉來幾許活蒼蠅”,詩中明明說的是桂樹,他卻畫成芭蕉。

如事先溝通,這本是小問題,但這個“合作”事先未徵求周作人意見,周成名早,長年以文壇領袖自居,此時山窮水盡,對人情冷暖極敏感。《亦報》發表《兒童雜事詩》時,豐子愷配圖所佔面積大,周作人的詩佔面積很小,儼然成了周作人在給豐子愷的畫配詩。周作人一直瞧不起豐子愷這類“海派”文人,對此難免耿耿於懷。

1950年後,周作人埋頭翻譯,全靠每月從人民文學出版社預支的200元稿費生活,因家中開銷大,四處哭窮,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將預支稿費提到400元,他仍不夠用。1962年,他甚至將個人日記作價1800元賣給魯迅博物館。而1952年後,豐子愷先後擔任上海文史館館員、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等要職,風光一時。在落差面前,周作人心態有些失衡。

周作人與豐子愷一生只有一次直接接觸,為何他對豐子愷的偏見極深

​1961年12月,豐子愷開始翻譯《源氏物語》,這是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重點工程。出版社先是交給錢稻孫譯,但錢稻孫譯得太慢,出版社只好換成豐子愷,卻讓周作人校記。對於這一安排,周作人當然不服氣,在《源氏物語》上,周作人曾下過苦功夫,學了古日語,在他看來,只在日本“遊學”十個月的豐子愷沒有譯此書的資格。拿到豐子愷的譯稿後,周作人發現用的是明清小說式的語言,而非文言,立即表示應徹底扔掉,在給某作家的信中,周作人甚至說:“近見豐氏源氏譯稿,乃是茶店說書,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麼書也。”

為翻譯《源氏物語》,豐子愷曾登門拜訪周作人,雙方一生中的直接接觸似乎只有這一次,但這次拜訪也未能消除周作人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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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 山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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