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論王陽明之學

馮友蘭 王守仁 王陽明 陸九淵 大學 陝西土生書院 2018-12-14
馮友蘭|論王陽明之學

作為“現代新儒家”,馮友蘭先生為中國哲學做出的貢獻是無可比擬的。他的著作《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已成為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典,對中國現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

關於道學中的心學之集大成者王守仁,馮友蘭先生曾對此做出過詳細論述。今天,小編與大家分享馮友蘭先生的文章《論王陽明之學》之《王守仁的<大學問>》,從學術的角度解讀王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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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的《大學問》

繼陸九淵之後,心學的發展和完成者是王守仁。所以中國哲學的傳統,稱道學中的心學一派為陸王學派,與理學的程朱相對立。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1472年),卒於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年十八時,“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語格物之學,先生甚喜,以為聖人必可學而至也。後遍讀考亭遺書,思諸儒謂眾物有表裡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因見竹取而格之,沈思不得,遂被疾”。二十七歲時,“乃悔前日用功雖勤,而無所得者,欲速故也。因循序以求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為二。沈鬱既久,舊疾復作。聞道士談養生之說而悅焉”。三十七歲時,謫至貴州龍場驛。“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四十三歲時,“始專以致良知訓學者”(《年譜》,《陽明集要》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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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所根據的經典是《四書》,其中的第一種就是《大學》。朱嘉的“即物窮理”的說法是以《格物補傳》的形式提出來的,《大學》成為他的說法的經典上的理論根據。陸九淵反對“即物窮理”,但沒有對於《大學》作深人的討論,所以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推翻朱熹的說法在經典上的理論根據。這項工作,王守仁做了。他對於《大學》作了更進一步的研究,提出了一個通盤的新解釋,以作為他的哲學體系在經典上的理論根據,這部著作就是《大學問》。他的大弟子錢德洪說:“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徵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大學問》後附註,《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嘉靖丁亥,即王守仁死的前一年。《大學問》這篇著作是王守仁哲學體系的綱領,是他教學生的入門,也是他的最後的著作,代表他在哲學上的最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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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問》說:“‘《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向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擾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唯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其仁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是故苟無私慾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慾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唯去其私慾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及於山川、鬼神、鳥獸、草術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一體矣。......是之謂儘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來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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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公全書》書影

是講《大學》的“三綱領”。三綱領其實只有二綱領,那就是“明德”和“親民”。“至善”不過是“明德”和“親民”的極致。再進一步說只有一綱領,因“親民”不過是“所以明其明德也”。所謂“明德”,就是陸九淵他們所說的“此心”,不過他們只提出“此心”,並沒有說出來“此心”的主要內容。王守仁認為“明德”的主要內容就是“以萬物為一體”之“仁”,又舉了許多例證以為說明,這就充實得多了。

《大學問》的這段話所說的意思,程顥本來已經說了,他的《識仁篇》,開頭就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程氏遺書》卷二)王守仁以“萬物為一體”為“仁”,程顥以“渾然與物同體”為“仁”,二人的基本觀念是完全一致的。若把《大學問》的這一段和《識仁篇》作一詳細的比較,可見他們二人的思想在細節上也是完全一致的。這並不是說王守仁抄程顥,這只是說有那麼一個客觀的道理,二人對於這個道理都有所見。程顥是道學中心學的開創者,王守仁是心學的完成者,他們所見到這個道理,是心學的一貫的中心思想。不過,程顥沒有把這個中心思想和《大學》的三綱領結合起來。王守仁這樣做了,這就使這個中心思想更加有了一個在經典上的理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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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問》是一篇完整的哲學著作。照它所解釋的,《大學》所講的是“大人之學”。所謂“大人”是一個完全的人,是一個完全實現人之理的人。什麼是人之理?怎樣實現人之理?“三綱領”回答了第一個問題,“八條目”回答了第二個問題。“八條目”的最後一條就是實現人之理人手處。從這裡下手就可以一步一步地達到三綱領的目標,那就是“明明德”。

《大學問》的這樣解釋是否就是《大學》作者的本意呢?那就無可考了,也沒有考的必要。可以斷言說不是。因為“格物在致知”以下的原文並沒有說得這樣深。如果本來就有這樣深,《大學問》就不必作了。《大學問》可以說是《大學》的發展,但一個東西的發展和它本來的樣子畢竟不同,所以《大學問》只能是宋明道學的作品,不能是兩漢經學的作品。陸九淵說,“易簡功夫終久大”,《大學問》就是心學的這種思想的最後完成。

《大學問》和朱熹的《格物補傳》,是心學和理學兩派的代表作,兩派的目標都是使人成為完全的人,但兩派各有其入手處。心學的入手處是“致良知”,理學的入手處是“即物窮理”。《格物補傳》由“窮物理”轉人“窮人理”,所以顯得兩橛。心學專講“窮人理”,所以顯得直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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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研究朱子之理那段經驗,是從另一方面證明“即物窮理”的困難。研究朱子需要另一套觀察自然的方法,專靠“沉思”是不行的。《格物補傳》雖然講“即物窮理”,卻沒有提出怎樣“窮”的方法,這就使“即物窮理”成為空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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