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論命運

馮友蘭 國學 孟子 哥倫比亞大學 莊子 精典文學 2018-12-16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史家、哲學家,現代新儒家八大家之一。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著有《中國哲學史》上下冊(1931-1934)、《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後六種合稱“貞元六書”),英文《中國哲學簡史》和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1962-1990)。

馮友蘭:論命運

馮友蘭(1895—1990)

論命運

馮友蘭

世上有許多所謂“大哲學家”也談命運,不過他們所談的命運是指“先定”,既有“先定”,就有人要“先知”它,以便從中獲利。例如預先知道某種物品將要漲價,就大量買進,便可賺錢;知道某種物品將要跌價,就要賣出,便不虧本。因此得大發其財,無怪“大哲學家”們都生意興隆了。

其實“先定”是沒有的,即使有,也無用先知。如果有先定的命,命中註定你將來要發財,到時自然會發財;命定你要做官,將來自然做官;命定了將來要討飯,自然要討飯。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轉變,又何必預先知道呢!

我說的“命運”和他們所說的不同。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談命,如孔子說:“知天命。”莊子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說:“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說:“節遇之謂命。”我說的“命”就是他們所說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他來而來;“節遇”是無意中的遭遇,這才是“命運”的真意。所以“命運”的定義就可以說是一個人無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沒有理由可說。譬如說現今的時代是偉大的,我“幸”而生在這時代;也有人說現今的時代是受罪的,我“不幸”而生在這時代。我們生在這時代可以說是幸或不幸,但我們為什麼生在這時代,便沒有理由可說。

命和運不同:運是一個人在某一時期的遭遇,命是一個人在一生中的遭遇。某人今年中了特種獎券,是他今年的“運”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還不一定,因為他將來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時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運好。在一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命好。

普通所謂努力能戰勝“命運”,我以為這個“命運”是指環境而言。環境是努力可以戰勝的,至於“命運”,照定義講,人力不能戰勝,否則就不成其為“命運”。孟子說:“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如果一座牆快要倒了,你還以為命好,立在下面,因而壓死,那是活該,不能算是知命。又如逃警報,有人躲在一個不甚安全的地方,不意炸死了,這是他的“命”不好,也是他的遭遇不幸。努力而不能戰勝的遭遇才是命運。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學問,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謂立言、立功、立德。而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資,命運,努力。學問的成就需要才的成分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運的成分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分大。

要成大學問家,必須要有天資,即才。俗話說:“酒有別腸,詩有別才。”一個人在身體機構上有了能喝酒的底子,再加上練習,就能成為一個會喝酒的人。如果身體機構上沒有喝酒的底子,一喝就吐,怎樣練習得會呢?做詩也是樣,有的人未學過做詩,但是他做起詩來,形式上雖然不好,卻有幾個字很好,或有幾句很好,那種人是可以學做詩的,因為他有做詩的才。有的人寫起詩來,形式整整齊齊,平仄合韻,可是―讀之後,毫無詩味,這種人就不必做詩。一個人的才的分量是一定的,有幾分就有幾分,學力不能加以增減。譬如寫字,你能有幾筆寫得好,就只能有幾筆寫得好。學力只不過將原來不好的稍加潤飾,使可陪襯你的好的,它只能增加量,不能提高質。不過諸位不要灰心,以為自己沒有才,便不努力。你有才沒有才,現在還不曉得,到時自能表現出來,所謂“自有仙才自不知”,或許你大器晚成呢!既有天才,再加學力,就能在學問上有成就。

至於事功的建立,則是“命運”的成分多,歷史上最成功的人是歷朝的太祖高皇帝,劉邦因為項羽的不行而成功。如果項羽比他更行,他決不會成功。學問是個人之事,成功則與他人有關。康德成為大哲學家,並不因為英國沒有大哲學家。而希特勒的能夠橫行,卻是英國的縱容和法國的疏忽所致。歷史上有些人實在配稱英雄,可是碰到比他更厲害的人,卻失敗了。有的人原很不行,可是碰著比他更不行的人,反能成功,所謂“世無英雄,遂令豎子成名”,所以事功方面的成就靠命運的成分大。“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我們不應以成敗論英雄。

道德方面的成就則需要努力,和天資命運的關係小,因為完成道德,不必做與眾不同的事,只要就其所居之位,做自己應該做的事,盡倫盡職即可。人倫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個人在社會上必須和別人發生關係,而且必須做事。能儘自己和別人的關係,做自己應該做的事,就是道德,和自己的地位高下事業大小都沒關係。不論何人,只要盡心竭力,對社會的價值是沒有分別的。正如唱戲好的人,和所扮演的角色無關,梅蘭芳登臺,不一定飾皇后。地位很闊的人,不能盡倫盡職,是不道德。村夫野老能盡倫盡職,就是有道德。命運的好壞對於道德的完成,也沒有關係。文天祥和史可法都兵敗身死,可算不幸,但是即使他們能存宋救明,他們在道德方面的成就也不會再增加一些。他們雖然失敗,道德的成就也不因之減少一些。不但如此,有的道德反要在不幸的遭遇下才能表現,如疾風勁草,亂世忠臣。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終身富貴的人,最多能做到前者。做官發財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唯有道德是“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做不做的權全在自己。

有人常常說我立志要做大學問家,或立志要做大政治家,這種人是可以失望的。因為如果才不夠,不能成為大學問家,命運欠好,不能成為大政治家。唯立志為聖賢,則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聖賢是道德的最完成者。普通人以為聖賢需要特別的在事功文學方面的天才,那是錯誤的。孔子和孟子的成為聖賢,和他們的才幹沒有關係。王陽明並不因為他能帶兵而成賢人。所以學問的成就需要才,事功的成就需要幸運的遭遇,道德的成就只要努力。

(原載昆明《中央日報·星期專論》1942年11月29日,後收入《三鬆堂全集》;轉引自葉朗編《文章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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