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從社會學學生到著名導演
當奉俊昊在戛納電影節捧起金棕櫚獎盃的時候，韓國總統文在寅給他發去賀信，信中說今年是韓國電影誕生100週年，《寄生蟲》得到金棕櫚獎是給韓國人民一份有意義的禮物。
在這周剛剛結束的第72屆戛納電影節上，韓國導演奉俊昊的類型電影《寄生蟲》獲得全體評委一致通過，摘得了最高榮譽金棕櫚獎。這是戛納電影節第一次將金棕櫚授予韓國影片，奉俊昊也成為第一個獲此殊榮的韓國導演。
在獲獎感言中他謙虛地表示，“雖然今天拿金棕櫚的是我，但我不認為我是唯一一個能拿金棕櫚的韓國導演。”
奉俊昊和戛納的緣分十年前就已開始，2008年，他憑藉合拍片《東京！》入圍了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2017年，與Netflix合作的《玉子》讓他首次入圍“主競賽”單元。《寄生蟲》是他十年來導演的第一部韓國本土製片電影，不管是對他本人、還是對整個韓國電影工業，都是一次極大的褒獎。
不可否認，奉俊昊一直是韓國電影工業中一個獨特的存在。他的作品既有類型化的語言，又有對社會議題的深刻思考，能將這兩者成功融合的導演不多，奉俊昊向我們展現了一個成熟導演應該有的職業修養和人性關懷。
一個社會學學生，最後當了導演
奉俊昊1969年出生於韓國三大城市之一大邱，家庭給了他最早的藝術啟蒙。他的父親奉尚均是一名平面設計師，外公是韓國一位有名的作家。此外，他的哥哥目前是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的一名英國文學教授，姐姐則是一名時裝設計師。在一檔韓國訪談節目中，他形容童年的自己是一個“怪胎”，並沒什麼朋友。
80年代，在韓國觀看電影的渠道還不是很豐富，中學時期的奉俊昊對電影的認識更多來自電視。通過電視他觀看了大量外國電影，對拍電影這件事產生了濃厚興趣。但是由於父母反對，高中畢業後他並沒有進入電影相關專業就讀。20世紀80年代末期，奉俊昊考上了韓國名學府延世大學，主修社會學。
因為熱愛，他還是選擇參加了學校的電影社團。據稱，大學時代的他會反覆觀看一部電影，仔細分析每一個場面。也是在這個時候，他成了楊德昌、侯孝賢、今村昌平這些電影大師的忠實影迷，他們也的確影響了奉俊昊之後的創作。
在後來的媒體採訪中，他回憶這段大學經歷，“我其實不懂社會學，也不喜歡我的教授們。我的精力都花在電影社看電影……儘管我也畢業了。”
就像很多導演一樣，奉俊昊的導演生涯也是從拍短片開始的。1993年，他以編劇和導演的身份拍攝完成了自己的處女作《白色人》，這部18分鐘的短片講述了這樣一個帶有恐怖色彩的故事：
有一天，一個名叫W的普通中產階級男人在上班路上發現了一個被斬斷的食指，然而他並沒有表現出任何驚訝與好奇，對他來說這僅僅是一個有趣的玩物。當天電視報道了一名男子因在一次勞動事故中失去手指而襲擊其老闆的新聞。等到第二天，W把這個撿到的手指餵給了路邊的一隻狗。
《白色人》裡表現出的階級差異，也是奉俊昊往後的電影裡經常出現的主題。
大學畢業之後，奉俊昊又進入韓國電影研究院開始了為期兩年的系統學習。這一時期他進行了更多的電影實踐，除了編劇和導演，他還在與同學的合作中嘗試了諸如攝影師和燈光師的工作，比如就為同學、知名導演張俊煥的短片《2001想象》擔任過攝影。
1994年臨近畢業時，奉俊昊用16mm膠片拍攝了自己的畢業作品，《鏡頭裡的記憶》（5分鐘）和《支離破碎》（30分鐘）兩部短片，並受邀到溫哥華以及香港國際電影節參加放映。
《支離破碎》讓他名噪一時，大他六歲的前輩、拍攝了《老男孩》和《親切的金子》韓國知名導演樸贊鬱還專門打來電話表達自己的欣賞，後來奉俊昊拍攝了他的首部英語電影《雪國列車》，製片人正是樸贊鬱。
畢業近十年，長期失業
在有能力拍出足以刻入韓國影史的《殺人回憶》前，奉俊昊等待了將近10年。
從韓國電影研究院畢業之後的5年對奉俊昊來說是黑暗的5年。他沒有拍出過一部作品，長期失業，還因為結婚生子面臨著巨大的生活壓力，只能靠著給別人寫劇本或是從事其他電影相關工作來留在這個行業：
1996年，他在由7名韓國導演執導的短片集《啤酒比愛人還要好的七個理由》中擔任編劇之一；
1997年，擔任了韓國導演樸起鏞執導電影《仙人掌旅館》的編劇及助理導演；
1999年，和張俊煥共同擔任了韓國電影《幽靈號潛艇》的編劇……
奉俊昊真正意義上的長片處女作是拍攝於2000年的《綁架門口狗》，這部電影的製片人也正是之前在《仙人掌旅館》和《幽靈號潛艇》有過合作的車勝宰。
《綁架門口狗》講述了一個因不懂巴結上司而失去了晉升機會的大學講師“綁架”鄰居寵物狗的故事。
儘管口碑不差，且受邀參加了包括聖賽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等在內的國際知名影展，但這些都無法掩蓋《綁架門口狗》在商業上的失敗，評論界也很快對它失去了興趣。
有人說《綁架門口狗》裡不善交際、事業挫敗的大學講師就是當時奉俊昊本人的真實寫照（甚至電影的取景地就是他在結婚後和妻子住的公寓樓）。事實是，當時剛過而立之年的奉俊昊常常對忠武路（注：首爾最著名的電影街）的商業電影製作體系感到無所適從，他在回憶觀看電影首映的情形時說，在片尾字幕還在滾動、影院燈未亮起之前，自己就趕緊逃離了座位，走出影院平靜了半天。
之後的三年對於奉俊昊來說是蛻變的三年。《綁架門口狗》票房的慘敗讓他開始重新審視起拍電影的意義，曾經的他以為為自己而拍電影就是觀眾想看的電影，不願放棄自己的藝術片追求，耽於幻想。
直到《殺人回憶》面世，奉俊昊終於成為一個有著成熟世界觀和創作理念的商業片導演。
導演生涯第一個高光時刻
《殺人回憶》是奉俊昊導演生涯中的第一個高光時刻，這部電影讓他同時收穫了口碑、名聲和榮譽。
奉俊昊從小就有一種“黑色”情結。他回憶起兒時和家人圍坐在電視機前津津有味地收看警匪劇《搜查班長》的情形；1978年，9歲的他去大邱的電影院看《音樂之聲》，不同於別的孩子，他對這部美好歌舞片印象最深刻之處竟然是片尾躲避納粹追蹤的驚險戲碼。
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他為什麼會選擇懸疑犯罪作為新片題材。《殺人回憶》的故事背景正是發生於1986年至1991年轟動韓國的京畿道華城郡連環姦殺案，這也是韓國曆史上的一樁懸案，至今未破。為拍攝這部電影，奉俊昊前期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據稱他走訪和調查獲得的素材已足夠拍攝一部三十集電視劇。
不過電影起初的籌資之路並不順利，因為上一部《綁架門口狗》的慘敗差點拖垮了製片公司，《殺人回憶》在立項之初就遭遇了投資人紛紛要求撤資的尷尬場面。所幸當年的製片人車勝宰並沒有放棄奉俊昊。
這部電影也開啟了奉俊昊和演員宋康昊這對“黃金搭檔”的合作之路。有趣的是，宋回憶與奉俊昊的合作說，當他還是一個到處試鏡找表演機會的小演員時，就曾收到過當時身為一部電影助理導演的奉俊昊的鼓勵短信，“很遺憾這次沒有適合你的角色，但我很喜歡你的表演，以後有機會一定合作。”
那是在《殺人回憶》開始拍攝的五年以前。在《殺人回憶》決定找宋康昊做主演的時候，他已經是主演過《茅躉王》、《共同警備區JSA》和《我要復仇》等影片的知名演員，但他很爽快就答應了導演的邀約。
2003年5月2日，《殺人回憶》正式在韓國上映，並最終收穫525萬的累計觀影人次（注：韓國的電影票房的計算方式為按人次計算），是當年韓國最賣座的電影。奉俊昊和宋康昊也憑藉該片分別獲得了有“韓國奧斯卡”之稱的大鐘獎“最佳導演”和“最佳男演員”。
時至今天，《殺人回憶》已經被世界無數機構和個人評為“韓國影史最佳”，它的中國“門徒”們，在近幾年也拍出了諸如《東北偏北》、《黑處有什麼》和《暴雪將至》等等致敬作品。沒有人會忘記電影結尾，宋康昊面對鏡頭時充滿疑惑的表情。
把韓國電影賣到世界
如果說《殺人回憶》更多是為奉俊昊樹立了個人口碑，真正在國際上取得商業成功、讓他被國際主流觀眾接受的，是3年後上映的《漢江怪物》。
不過這部科幻題材的災難片起先並不被外界看好，一方面因為和奉俊昊之前的電影風格迥然不同，另一方面因為大投資和大量的特效製作（總投資達到了1200萬美元），也增加了電影在內容的把控上的風險。
導演常向媒體回憶自己高中時經歷的一個超現實場景，在準備參加高考期間，有一天他望向窗外，看到有一個“怪物”似的不明物體就盤踞在漢江邊上，那種四目對視的感覺一直在他心中揮散不去，因此拍攝怪獸片的種子就此種下了。
他承認，“拍攝視覺效果上有真實感的怪物”很難。為此，團隊找到了曾參與《哈利·波特與火焰杯》特效製作的美國The Orphanage公司來監督《漢江怪物》的總體特效效果，同時也和製作過《指環王》系列和《金剛》特效的新西蘭Weta Workshop工作室，以及獲得過奧斯卡獎的澳大利亞John Cox’s Creature工作室有合作。
為了塑造一個可信的怪物，他花了很長時間思考怪物如何生存、如何行動、如何吃東西、如何排便等等問題。在開機之前，他也仔細考察了漢江的水文、天氣情況，以便更好地安排機位。
經過3年的創作，《漢江怪物》最終於2006年7月在韓國上映。據報道，當時全韓國1800塊電影銀幕中有超過三分之一都在放映這部電影，創下了全國同時在映電影銀幕數量最多的紀錄；最終觀看人次也達到了1300萬，超越了前一年《王的男人》保持的韓國票房歷史最高紀錄。
很快《漢江怪物》就成了各國發行商爭搶的香餑餑，奉俊昊也憑藉這部電影跨出了商業上國際成功的第一步。更難能可貴的是，除了讓人炫目的特效，電影的藝術性也得到了充分保留。
《漢江怪物》在美國發行後，奉俊昊很快收到了不少好萊塢公司寄來的劇本。聽了不少去好萊塢發展的導演最終失去作品控制權的故事，他並沒有急著答應，“儘管也有有趣的劇本，但覺得不是我發自肺腑的東西”。
一個“反好萊塢”導演
2009年奉俊昊拍完韓國本土製片的電影《母親》之後，選擇了同其他國家的製片公司合作，這才有了他的第一部英語電影《雪國列車》（2013年8月首映）。
這部電影的製片方來自韓國、捷克、美國、法國等國家，演員則啟用了許多好萊塢演員（比如為中國觀眾熟知的在漫威電影裡飾演美國隊長的克里斯·埃文斯）。在當時的媒體宣傳中，很多發行方都將之包裝成一部“好萊塢電影”。加上觀眾對於奉俊昊“類型片導演”的印象，不少人都會理解成“奉俊昊要進軍好萊塢了”。
這的確很有噱頭，但導演本人卻在極力撇清這點。
“我沒有辦法控制每個國家的發行方。”2014年《雪國列車》在中國上映時，奉俊昊在接受《南都週刊》的採訪時無奈地說，“我在做宣傳、採訪的時候，都說《雪國列車》不是好萊塢電影，是韓國電影。”
他很在意對於自己作品的控制權，“我的韓國製片可以給我百分百的創作控制權，但我聽說在好萊塢這很難，製片廠很有勢力。我總是害怕會丟失創作控制權，這是我最在意的。”
一名優秀導演會被世界主流電影工業體系吸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只是有人選擇了妥協，有人依然想為自己爭一爭。
如此看來，這次憑韓國“原汁原味”的《寄生蟲》摘得金棕櫚，對於奉俊昊個人而言同樣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那不僅代表著一種榮譽，更是一種鼓勵。
也許奉俊昊電影風格的養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好萊塢電影，不過他更像是一個好萊塢體系中的反好萊塢導演。他把自己對生命、社會和宇宙的理解融進了帶著“類型片”外殼的作品裡，比起職業範疇裡的“導演”，他更多了一份站在文化反思高度上的“作者”屬性。類型化讓他獲得了與大眾溝通的語言，作者性則讓他保留了身為一個導演的尊嚴。
正如他期望中作品的樣子，“我們會看到電影被按照動作、喜劇等各種類型分類，但我想拍的就是那種不知道該放在哪類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