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
《作家文摘·合訂本》2019年第6期
文 | 馮寬
■ 父親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出生的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父親家、母親家都被抄了家，當時是父親人生的最低谷。父親給我取名馮寬，是希望我的未來寬闊坦途，逢事必寬。也正是“文革”的原因，父母看不到自己的未來，所以沒有再要第二個孩子。於是，我就成了那個時代少有的獨生子。
我出生不久，便被送到外婆認識的一個托兒戶家寄養。我的托兒戶是個老太太，背有些駝，身體不好，但人非常溫和，慈愛，我叫她“老朋友”，一個特別又親切的稱呼。老朋友年輕時家境不錯，只是由於健康原因沒有嫁人，孤身一人，靠給親戚朋友帶小孩為生。老朋友待我如自己的孩子一樣，傾注了親人般的愛。
馮驥才寫《義和拳》時查找資料
上小學後，我回到了父母身邊，全家住在一棟老式三層樓房的頂樓，外面有一個大露臺。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無情地摧毀了我們這個家，這就是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大地震發生的那個夜晚，天氣十分悶熱。當時，我睡在靠牆角的行軍床上，父親嫌熱，睡在地板上，母親睡在另外一間小屋裡。突然，地動山搖，屋子劇烈地抖動起來。父親當過運動員，反應快，一把將熟睡的我從行軍床上拉起來，護在身下，緊貼著外面是露臺的那面牆。此時，屋子搖晃得愈加猛烈，房頂已開始坍塌，靠衚衕的那面牆被拋了出去，更可怕的是我睡的那個行軍床早已被埋在磚瓦之下。後來，我們三個人憑著一絲微光，摸索著，從廢墟般的樓房中爬了出來。大地震奪走了無數的生命，我想，是父親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震後，我們住臨建棚，後來又借住朋友家中。這時，父親已經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我記得，大約是1977年，父親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創作長篇小說《義和拳》，那是他的第一部文學作品。那時，我讀小學三年級，放暑假，就到北京找他。父親的宿舍有四個人，他讓我睡床上，自己在地上打地鋪。那時的生活非常苦，我們經常吃五分錢一碗的麻醬麵。一天，父親帶我去爬香山。中午下山後，我倆到山腳下的一個小飯館吃飯，看到鄰桌的老人帶一個小孩吃紅燒魚，我有點兒饞，就對父親說，也想吃魚。父親說，咱們要是吃了這頓紅燒魚，恐怕就沒有回去的車費了。看到父親那無奈的表情，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的生活是多麼的艱難。轉年春節，父親的心情格外的好，“四人幫”粉碎了，《義和拳》出版了，他還得到一筆豐厚的稿酬。他給我買了一大盒花炮，和我一起放了個痛快。
馮驥才住在人文社時由責編李景峰代買的詞典
我上中學那幾年，是父親寫作的旺盛期和高產期。父親滿懷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學創作之中，而家裡的柴米油鹽、洗衣做飯這些家務活兒都由母親一人承擔。其實，母親也畫畫，擅長工筆人物花鳥，所畫的古代仕女甚為典雅優美。不過，為了父親的文學，她放棄了自己的美術設計工作。
■ 選一門“他不會的專業”
在踏入文壇之前，父親一直從事繪畫，還打過幾年專業籃球，他興趣廣泛，愛好多樣，父親是個生活興致很濃的人。記得，父親喜歡畫漫畫，在家裡經常畫母親和我的漫畫，當然，也畫他自己的漫畫。
父親雖然很少過問我的學習，也從未參加過學校的家長會，甚至有時會搞不清我該上幾年級，但是，在寫作空隙，還是很願意跟我一起玩兒，而且花樣翻新。父親和我養花、養貓、養兔子，捉蜻蜓，捕麻雀，甚至還用借來的氣槍打過靶。我們比賽投籃的那個小籃框就是父親用鐵絲做的，固定在木板上，裝在牆上，還用線繩編了個小球網。乒乓球檯也是父親用兩塊鋪板和一個木凳拼搭而成的。生活中，父親是爭強好勝的人，打起兵兵球更是如此。他從不打和平球，也從不讓我，而是全心投入，每球必爭。
馮驥才與年畫藝人王學勤
現在，經常有人會問我這樣的問題：“你怎麼不繼承你父親的藝術基因，搞文學繪畫呢？”其實，我高考那年，父親就已經給出了答案。當年，在填報高考志願時，我很猶豫，因為我本來很喜歡中文和歷史，而且作文也不錯。當我徵求父親的意見時，他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作家是人世間的苦行僧，是苦難歷練出來的，不是大學中文系能培養出來的；手藝是可以傳承的，但藝術不行，藝術的感覺只屬於藝術家本人，別人是無法學到的。父親建議，我最好選一門“他不會的專業”，這樣父子倆就能互補了。最終，我選擇了英語專業，報考了天津外國語學院，並從此與英語結緣。在後來的若干年間，我的英語特長還真“互補”了父親不會外語的缺憾，給他翻資料，做翻譯，陪同出國交流。記得，我大學畢業不久，翻譯出版了兩本英語小說，父親特別高興，還給寫了序。父親戲言：“如果你成了大翻譯家，那咱倆可就是文壇的佳話了。”
■ 家庭觀很重
父親的生活空間是由兩個“世界”構成的，一是現實世界，一是藝術世界。現實世界是他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藝術世界只屬於他自己，他每天就是在這兩個世界不斷穿插與切換，樂此不疲。他的現實世界十分繁雜，往往煩惱大於樂趣；而一旦進入藝術世界，他似乎就進入了世外桃源。問題是，這兩個世界的交叉點，就成了父親生活的“盲區”，往往會出現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
馮驥才夫婦在馮驥才民間藝術館
有一次，他的一個朋友帶兒子來拜訪，朋友的兒子在美國當警察。聊天間，父親發現，這位朋友的兒子一直帶著警察特有的眼神盯著他的手看，便問，你為什麼一直盯著我的手呢？這位朋友的兒子有些不好意思，說道，我只是職業習慣，不過，您有戴兩塊手錶的嗜好嗎？父親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忙亂中又戴了一塊表。還有一次，在國外，好像是在意大利的一個餐館，吃完飯後，父親很爽快地遞給侍者一張鈔票作為小費。侍者拿到鈔票後，先是愣了一下，然後兩眼發光，不斷地朝父親飛吻，父親被弄得有些莫明其妙。稍後才明白，原來父親誤將一張100歐元的鈔票當成小費給了侍者。
父親的家庭觀念很重，雖然他在藝術上求新求變，在文化上意識超前，但在家庭生活上恪守傳統。我奶奶90多歲了。凡在天津，父親每週二、五下午，必去看望，雷打不動。每年春節，父親都給我奶奶準備對聯、廳堂字畫、鮮花水仙、乾鮮果品等八大年禮，他說，這是他的年文化之一。父親重視過年，更喜歡過年，他是年俗文化的倡導者。除夕之夜，我們三口在父母家過年，吃年夜飯，看春晚。臨近子夜，我們家的一個攝影師朋友會來給我們拍張全家福，在我記憶中，這個家庭節目已持續快二十年了，接著就是下樓放炮放花，每年父親都要親自點燃一掛萬頭大鞭，崩崩邪氣，在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上，迎來新的一年。
父親的外表像北方大漢，但他的內心情感很細膩，很豐富，這恐怕緣於他的南方血脈。我爺爺是從寧波慈城移居到天津的，因此，父親對家鄉慈城充滿了深深的鄉情，曾經兩次在寧波舉辦畫展，一次是1992年，舉辦敬鄉畫展；十年後，他60歲那年，舉辦“甲子畫展”，還帶上了自己年僅四歲的孫女，父親說，要把“根”接上。敬鄉畫展那次，我隨父親一起去寧波，那是我們第一次回到故鄉。父親很激動，也很動情，去祖居那天特意取了兩杯院子裡的土，說那是我們的根。迴天津後，一杯與我爺爺合葬，一杯現在還放在他的書房裡。後來族人送他兩幅祖宗像，每逢春節，他都要拿出來，掛在廳堂，和我們一起拜祖。
2004年底，父親成立以文化保護為已任的公益組織——馮驟才民間文化基金會。基金會就設在天大馮驥才研究院內，他讓我來協助管理，似乎是命運的驅使，我們倆居然工作在一起，成了同事。
記得一個秋天的下午，父親突然來到我的辦公室，說，咱倆恐怕有30多年沒打乒乓球了，下去打一場？！站在學院二樓大廳的乒乓球檯前，我有一種熟悉又奇特的感覺，彷彿回到了30多年前我們家那棟老樓的露臺上，但對面的父親已不像當年那樣生龍活虎，然而，他還是那樣全力投入，還是那樣爭強好勝。此刻，我猛然意識到，這就是父親四駕馬車不斷前行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