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文學資訊，深度作品解讀。
"權威文學資訊，深度作品解讀。
《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渦裡》四部作品的標題放在一起，呈現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以及一個於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爭的作家主體形象。四部作品既是馮驥才先生的個人史，更是50年當代中國的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非職業化寫作與馮驥才的意義
——讀四部自傳《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渦裡》想到的
文 | 師力斌
"權威文學資訊，深度作品解讀。
《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渦裡》四部作品的標題放在一起，呈現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以及一個於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爭的作家主體形象。四部作品既是馮驥才先生的個人史，更是50年當代中國的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非職業化寫作與馮驥才的意義
——讀四部自傳《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渦裡》想到的
文 | 師力斌
馮驥才
近期，一口氣讀了馮驥才先生新出版的四部自傳，產生了強烈的評說衝動。作為一名文學編輯，近年來這樣的衝動已經很少見。原因在哪？一度想不太清楚，馮先生這幾部自傳令我豁然明瞭。《無路可逃》回憶10年“文革”的經歷，直面個人與民族的創傷歷史。《凌汛》寫他1977年至1979年在北京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借調式寫作”時經歷的人和事，《激流中》記錄他在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激流中親歷的社會、文學與生活，《漩渦裡》呈現他介入文化遺產保護的心路歷程，這一部最令我感慨。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一本生命之書”“我投入文化遺產保護，是落入時代為我預設的一個陷阱，也是一個一般人看不見的漩渦”。四部作品的標題放在一起，呈現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以及一個於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爭的作家主體形象。四部作品既是馮驥才先生的個人史，更是50年當代中國的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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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渦裡》四部作品的標題放在一起，呈現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以及一個於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爭的作家主體形象。四部作品既是馮驥才先生的個人史，更是50年當代中國的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非職業化寫作與馮驥才的意義
——讀四部自傳《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渦裡》想到的
文 | 師力斌
馮驥才
近期，一口氣讀了馮驥才先生新出版的四部自傳，產生了強烈的評說衝動。作為一名文學編輯，近年來這樣的衝動已經很少見。原因在哪？一度想不太清楚，馮先生這幾部自傳令我豁然明瞭。《無路可逃》回憶10年“文革”的經歷，直面個人與民族的創傷歷史。《凌汛》寫他1977年至1979年在北京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借調式寫作”時經歷的人和事，《激流中》記錄他在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激流中親歷的社會、文學與生活，《漩渦裡》呈現他介入文化遺產保護的心路歷程，這一部最令我感慨。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一本生命之書”“我投入文化遺產保護，是落入時代為我預設的一個陷阱，也是一個一般人看不見的漩渦”。四部作品的標題放在一起，呈現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以及一個於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爭的作家主體形象。四部作品既是馮驥才先生的個人史，更是50年當代中國的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1
作家的社會責任
責任，社會責任，一個寫作者的社會責任，這是馮驥才先生一以貫之的創作理念，責任構成他寫作的重要線索和根本動力。
2018年，我有幸在《北京文學》編髮了馮驥才先生的散文《意大利讀畫記》，覺得視野開闊，與眾不同，好想寫點文字表達感受，但由於種種原因未果。今年，他的四部自傳又一次刺激了我，讀得我欲罷不能。讀完這四部自傳，又一口氣讀了他近年來其他一些作品，如長篇小說《單筒望遠鏡》、短篇小說《俗世奇人》系列，以及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言論，還有一些詩畫作品，過了一把閱讀癮，結結實實當了一回“馮粉”。從文字到繪畫，從抒情詩到讀畫記，從虛構的短篇小說到戰鬥的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檄文，如此門類遙遠、性質霄壤的創作放在同一位寫作者身上，或許在專業人士看來有些不可思議。如何理解這些四面出擊、門類龐雜、挑戰專業界限的創作？我想到的，首先不是才華、精力、機遇，甚至不是命運這些偷懶的解釋，而是責任，社會責任，一個寫作者的社會責任，這是馮驥才先生一以貫之的創作理念，責任構成他寫作的重要線索和根本動力，這是四部傳記給我的重要印象。
為什麼要寫作？推動文學發展的動力是什麼？這正是馮驥才先生的寫作令我思考的問題。在80年代以降“告別革命”的消費主義時代，當敘事圈套和純文學成為令人豔羨的香草美人，特別是當各種文學的專業學科、專業機構、專業平臺、專業機制越來越走俏之時，專業化寫作蔚然成風，寫作越來越固化為一種職業化的技術生存模式。文學專業化的想象主導著絕大多數寫作。對此，批評家蔡翔在《文學寫作的專業性與非職業化想象》一文中提出：“推動文學發展的動力究竟是專業技術還是更為廣闊的人文社科領域非職業化的思考”。我覺得這個問題真正切中當下文學寫作的要害，但是這一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重視。正如現代大學教育體制的專業化越來越雄視闊步一樣，當代文學寫作的專業化也似乎越來越風光，文學正從80年代的形式主義滑向如今的技術主義。散文寫得像散文，詩歌寫得像詩歌，小說寫得像小說，報告文學寫得像報告文學。坊間流傳一個說法，“三卡一博”（卡夫卡、卡爾維諾、卡佛、博爾赫斯）成了中國小說的導師。這或許是文學專業化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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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渦裡》四部作品的標題放在一起，呈現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以及一個於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爭的作家主體形象。四部作品既是馮驥才先生的個人史，更是50年當代中國的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非職業化寫作與馮驥才的意義
——讀四部自傳《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渦裡》想到的
文 | 師力斌
馮驥才
近期，一口氣讀了馮驥才先生新出版的四部自傳，產生了強烈的評說衝動。作為一名文學編輯，近年來這樣的衝動已經很少見。原因在哪？一度想不太清楚，馮先生這幾部自傳令我豁然明瞭。《無路可逃》回憶10年“文革”的經歷，直面個人與民族的創傷歷史。《凌汛》寫他1977年至1979年在北京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借調式寫作”時經歷的人和事，《激流中》記錄他在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激流中親歷的社會、文學與生活，《漩渦裡》呈現他介入文化遺產保護的心路歷程，這一部最令我感慨。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一本生命之書”“我投入文化遺產保護，是落入時代為我預設的一個陷阱，也是一個一般人看不見的漩渦”。四部作品的標題放在一起，呈現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以及一個於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爭的作家主體形象。四部作品既是馮驥才先生的個人史，更是50年當代中國的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1
作家的社會責任
責任，社會責任，一個寫作者的社會責任，這是馮驥才先生一以貫之的創作理念，責任構成他寫作的重要線索和根本動力。
2018年，我有幸在《北京文學》編髮了馮驥才先生的散文《意大利讀畫記》，覺得視野開闊，與眾不同，好想寫點文字表達感受，但由於種種原因未果。今年，他的四部自傳又一次刺激了我，讀得我欲罷不能。讀完這四部自傳，又一口氣讀了他近年來其他一些作品，如長篇小說《單筒望遠鏡》、短篇小說《俗世奇人》系列，以及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言論，還有一些詩畫作品，過了一把閱讀癮，結結實實當了一回“馮粉”。從文字到繪畫，從抒情詩到讀畫記，從虛構的短篇小說到戰鬥的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檄文，如此門類遙遠、性質霄壤的創作放在同一位寫作者身上，或許在專業人士看來有些不可思議。如何理解這些四面出擊、門類龐雜、挑戰專業界限的創作？我想到的，首先不是才華、精力、機遇，甚至不是命運這些偷懶的解釋，而是責任，社會責任，一個寫作者的社會責任，這是馮驥才先生一以貫之的創作理念，責任構成他寫作的重要線索和根本動力，這是四部傳記給我的重要印象。
為什麼要寫作？推動文學發展的動力是什麼？這正是馮驥才先生的寫作令我思考的問題。在80年代以降“告別革命”的消費主義時代，當敘事圈套和純文學成為令人豔羨的香草美人，特別是當各種文學的專業學科、專業機構、專業平臺、專業機制越來越走俏之時，專業化寫作蔚然成風，寫作越來越固化為一種職業化的技術生存模式。文學專業化的想象主導著絕大多數寫作。對此，批評家蔡翔在《文學寫作的專業性與非職業化想象》一文中提出：“推動文學發展的動力究竟是專業技術還是更為廣闊的人文社科領域非職業化的思考”。我覺得這個問題真正切中當下文學寫作的要害，但是這一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重視。正如現代大學教育體制的專業化越來越雄視闊步一樣，當代文學寫作的專業化也似乎越來越風光，文學正從80年代的形式主義滑向如今的技術主義。散文寫得像散文，詩歌寫得像詩歌，小說寫得像小說，報告文學寫得像報告文學。坊間流傳一個說法，“三卡一博”（卡夫卡、卡爾維諾、卡佛、博爾赫斯）成了中國小說的導師。這或許是文學專業化的後果。
貌似“文學正確”的文學有沒有問題？前述的問題又應當怎樣理解？馮驥才先生的四部自傳以及一系列寫作，或許提供了一個不錯的回答：為了責任寫作，為了擔當寫作。用他的話說，“藝術對於社會人生是一種責任方式，對於自身是一種深刻的生命方式。我為文，更多追求前者，我作畫，更多盡其後者。”事實上，他作畫也常常用於搶救文化遺產。
馮驥才先生有諸多身份，命名馮驥才也因此成為一個難題。作為文聯領導人，他其實更近於文人。小說家？他的詩也很好，真正得詩家三昧，骨子裡的詩人，並非徒有其形。他的一本畫冊叫《詩寫人生》，可見他的詩心。作家？他又是畫家。藝術家？他又是學者，民間文化的專家。閱讀馮驥才先生就會發現，他是拒絕命名的，彷彿只有“大馮”“馮驥才”這兩個命名才最準確、最全面。他確實是現代百年來少有的全才之一。他常讓我想起蘇軾、郭沫若這樣的文藝人物。詩、書、畫、文、人，高大俊秀，出類拔萃，思詩融會，集文藝之大成，各領域均有建樹。最重要者，他並非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專業寫作者或者純文藝標舉者，而始終甘當介入社會的知識分子。他的寫作中，記錄了他和他這代知識分子所親歷的文化命運、歷史進程和時代色彩。這一點，對於當代文化史來說，難能可貴。他說自己一生有兩次重要“轉型”，從繪畫跳到文學，再從文學跳到文化遺產保護，其緣由竟然是相同的，好像都是為時代所迫。他最初有志於丹青，由於時代的天翻地覆的驟變，使他想用文學的筆記下他們一代人匪夷所思的命運，便從畫壇跨入了文壇。後來由於文化本身遭受重創，文明遺存風雨飄搖，便不能不伸以援手。這是什麼？是社會責任。當純淨的文學和渾濁的文化發生衝突之時，他選擇了文化。他離開文學了嗎？恰恰相反。現在來讀他離開文學、投身文化的這些文字，會發現，離開反倒是一種接近，而許多心無旁騖、一心創作的專業化寫作，卻不無畫地為牢、遠離文學的意味。文學成為一個專業的領域，這個趨勢恐怕沒少危害文學。
2
“歷史漩渦”中的知識分子轉型
富於才華的社會擔當，藝術充盈的思想勇氣，這便是我理解的馮驥才先生，也是我理解的當代儒家。他從一個作家向文化遺產保護者的轉型，是文學擔當、文以載道的最好例證，也是文學去職業化、去專業化的最好例證。
馮驥才先生的創作有自己的原則。從上世紀80年代的小說、散文，到90年代有關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戰鬥性文字，直到21世紀的這四部自傳，文類的轉變並未影響他的寫作原則。寫作是對社會和人生的大思考，是介入的而非迴避的，是龐雜的而非純粹的，是與時俱進的而非原地徘徊的。一句話，是去專業化、去職業化，甚至於非職業化的。絕不是說馮驥才先生的寫作在技術層面上不專業，恰恰相反，他於小說、散文等各類文體，以及文化遺產保護吶喊文字等皆遊刃有餘，可謂眾體兼備。他為當代文學貢獻了大量精品，在文學性上大有可圈可點之處，這方面的研究多如牛毛，此處不贅。對於馮驥才先生而言，特別是於當下文學的專業化風氣而言，文學不單是語言、技巧、形式、結構，更重要的是情懷、責任、使命、擔當。後邊這幾個詞是馮驥才先生的高頻詞，諸如“文化責任感”（1999年的一篇文章標題）、“不能拒絕的神聖使命”（2002年2月在民協系統的演講）。再看他1979年的創作觀念：
1979年我寫過一篇文章《作家的社會職責》。我說我們的社會職責是“回答時代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我們的寫作是“在慘痛的歷史教訓中開始的，姍姍而來的新生活還有許多理想乃至幻想的成分”。在這樣的時代，“作家必需探索真理，勇於回答迫切的社會問題，代言於人民”。我在這篇文章中專有一節是“作家應是人民的代言人”。這是“文革”剛剛過去的那一代作家最具社會擔當與思想勇氣的一句話。
無需再引用，已經能看清他的寫作觀念史了。“文化責任感”，我將之理解為文以載道傳統的現代闡釋。之所以說是現代，因為傳統的載道以排斥言志為要旨，而馮驥才先生的載道實踐包容了言志，為個體生命體驗預留了足夠空間，矯正了文學史上常見的放逐言志的載道。
"權威文學資訊，深度作品解讀。
《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渦裡》四部作品的標題放在一起，呈現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以及一個於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爭的作家主體形象。四部作品既是馮驥才先生的個人史，更是50年當代中國的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非職業化寫作與馮驥才的意義
——讀四部自傳《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渦裡》想到的
文 | 師力斌
馮驥才
近期，一口氣讀了馮驥才先生新出版的四部自傳，產生了強烈的評說衝動。作為一名文學編輯，近年來這樣的衝動已經很少見。原因在哪？一度想不太清楚，馮先生這幾部自傳令我豁然明瞭。《無路可逃》回憶10年“文革”的經歷，直面個人與民族的創傷歷史。《凌汛》寫他1977年至1979年在北京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借調式寫作”時經歷的人和事，《激流中》記錄他在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激流中親歷的社會、文學與生活，《漩渦裡》呈現他介入文化遺產保護的心路歷程，這一部最令我感慨。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一本生命之書”“我投入文化遺產保護，是落入時代為我預設的一個陷阱，也是一個一般人看不見的漩渦”。四部作品的標題放在一起，呈現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以及一個於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爭的作家主體形象。四部作品既是馮驥才先生的個人史，更是50年當代中國的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1
作家的社會責任
責任，社會責任，一個寫作者的社會責任，這是馮驥才先生一以貫之的創作理念，責任構成他寫作的重要線索和根本動力。
2018年，我有幸在《北京文學》編髮了馮驥才先生的散文《意大利讀畫記》，覺得視野開闊，與眾不同，好想寫點文字表達感受，但由於種種原因未果。今年，他的四部自傳又一次刺激了我，讀得我欲罷不能。讀完這四部自傳，又一口氣讀了他近年來其他一些作品，如長篇小說《單筒望遠鏡》、短篇小說《俗世奇人》系列，以及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言論，還有一些詩畫作品，過了一把閱讀癮，結結實實當了一回“馮粉”。從文字到繪畫，從抒情詩到讀畫記，從虛構的短篇小說到戰鬥的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檄文，如此門類遙遠、性質霄壤的創作放在同一位寫作者身上，或許在專業人士看來有些不可思議。如何理解這些四面出擊、門類龐雜、挑戰專業界限的創作？我想到的，首先不是才華、精力、機遇，甚至不是命運這些偷懶的解釋，而是責任，社會責任，一個寫作者的社會責任，這是馮驥才先生一以貫之的創作理念，責任構成他寫作的重要線索和根本動力，這是四部傳記給我的重要印象。
為什麼要寫作？推動文學發展的動力是什麼？這正是馮驥才先生的寫作令我思考的問題。在80年代以降“告別革命”的消費主義時代，當敘事圈套和純文學成為令人豔羨的香草美人，特別是當各種文學的專業學科、專業機構、專業平臺、專業機制越來越走俏之時，專業化寫作蔚然成風，寫作越來越固化為一種職業化的技術生存模式。文學專業化的想象主導著絕大多數寫作。對此，批評家蔡翔在《文學寫作的專業性與非職業化想象》一文中提出：“推動文學發展的動力究竟是專業技術還是更為廣闊的人文社科領域非職業化的思考”。我覺得這個問題真正切中當下文學寫作的要害，但是這一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重視。正如現代大學教育體制的專業化越來越雄視闊步一樣，當代文學寫作的專業化也似乎越來越風光，文學正從80年代的形式主義滑向如今的技術主義。散文寫得像散文，詩歌寫得像詩歌，小說寫得像小說，報告文學寫得像報告文學。坊間流傳一個說法，“三卡一博”（卡夫卡、卡爾維諾、卡佛、博爾赫斯）成了中國小說的導師。這或許是文學專業化的後果。
貌似“文學正確”的文學有沒有問題？前述的問題又應當怎樣理解？馮驥才先生的四部自傳以及一系列寫作，或許提供了一個不錯的回答：為了責任寫作，為了擔當寫作。用他的話說，“藝術對於社會人生是一種責任方式，對於自身是一種深刻的生命方式。我為文，更多追求前者，我作畫，更多盡其後者。”事實上，他作畫也常常用於搶救文化遺產。
馮驥才先生有諸多身份，命名馮驥才也因此成為一個難題。作為文聯領導人，他其實更近於文人。小說家？他的詩也很好，真正得詩家三昧，骨子裡的詩人，並非徒有其形。他的一本畫冊叫《詩寫人生》，可見他的詩心。作家？他又是畫家。藝術家？他又是學者，民間文化的專家。閱讀馮驥才先生就會發現，他是拒絕命名的，彷彿只有“大馮”“馮驥才”這兩個命名才最準確、最全面。他確實是現代百年來少有的全才之一。他常讓我想起蘇軾、郭沫若這樣的文藝人物。詩、書、畫、文、人，高大俊秀，出類拔萃，思詩融會，集文藝之大成，各領域均有建樹。最重要者，他並非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專業寫作者或者純文藝標舉者，而始終甘當介入社會的知識分子。他的寫作中，記錄了他和他這代知識分子所親歷的文化命運、歷史進程和時代色彩。這一點，對於當代文化史來說，難能可貴。他說自己一生有兩次重要“轉型”，從繪畫跳到文學，再從文學跳到文化遺產保護，其緣由竟然是相同的，好像都是為時代所迫。他最初有志於丹青，由於時代的天翻地覆的驟變，使他想用文學的筆記下他們一代人匪夷所思的命運，便從畫壇跨入了文壇。後來由於文化本身遭受重創，文明遺存風雨飄搖，便不能不伸以援手。這是什麼？是社會責任。當純淨的文學和渾濁的文化發生衝突之時，他選擇了文化。他離開文學了嗎？恰恰相反。現在來讀他離開文學、投身文化的這些文字，會發現，離開反倒是一種接近，而許多心無旁騖、一心創作的專業化寫作，卻不無畫地為牢、遠離文學的意味。文學成為一個專業的領域，這個趨勢恐怕沒少危害文學。
2
“歷史漩渦”中的知識分子轉型
富於才華的社會擔當，藝術充盈的思想勇氣，這便是我理解的馮驥才先生，也是我理解的當代儒家。他從一個作家向文化遺產保護者的轉型，是文學擔當、文以載道的最好例證，也是文學去職業化、去專業化的最好例證。
馮驥才先生的創作有自己的原則。從上世紀80年代的小說、散文，到90年代有關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戰鬥性文字，直到21世紀的這四部自傳，文類的轉變並未影響他的寫作原則。寫作是對社會和人生的大思考，是介入的而非迴避的，是龐雜的而非純粹的，是與時俱進的而非原地徘徊的。一句話，是去專業化、去職業化，甚至於非職業化的。絕不是說馮驥才先生的寫作在技術層面上不專業，恰恰相反，他於小說、散文等各類文體，以及文化遺產保護吶喊文字等皆遊刃有餘，可謂眾體兼備。他為當代文學貢獻了大量精品，在文學性上大有可圈可點之處，這方面的研究多如牛毛，此處不贅。對於馮驥才先生而言，特別是於當下文學的專業化風氣而言，文學不單是語言、技巧、形式、結構，更重要的是情懷、責任、使命、擔當。後邊這幾個詞是馮驥才先生的高頻詞，諸如“文化責任感”（1999年的一篇文章標題）、“不能拒絕的神聖使命”（2002年2月在民協系統的演講）。再看他1979年的創作觀念：
1979年我寫過一篇文章《作家的社會職責》。我說我們的社會職責是“回答時代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我們的寫作是“在慘痛的歷史教訓中開始的，姍姍而來的新生活還有許多理想乃至幻想的成分”。在這樣的時代，“作家必需探索真理，勇於回答迫切的社會問題，代言於人民”。我在這篇文章中專有一節是“作家應是人民的代言人”。這是“文革”剛剛過去的那一代作家最具社會擔當與思想勇氣的一句話。
無需再引用，已經能看清他的寫作觀念史了。“文化責任感”，我將之理解為文以載道傳統的現代闡釋。之所以說是現代，因為傳統的載道以排斥言志為要旨，而馮驥才先生的載道實踐包容了言志，為個體生命體驗預留了足夠空間，矯正了文學史上常見的放逐言志的載道。
富於才華的社會擔當，藝術充盈的思想勇氣，這便是我理解的馮驥才先生，也是我理解的當代儒家。他從一個作家向文化遺產保護者的轉型，是文學擔當、文以載道的最好例證，也是文學去職業化、去專業化的最好例證。文學轉向文化的歷史細節在他的《漩渦裡》一書中得到詳盡呈現。在此，我看到了一個有憂患意識、危機意識和責任意識的知識分子轉型的艱難與堅定，及其豐富的心路歷程：有放棄心愛的文學寫作的不捨、痛苦，有進入到新的領域的矛盾、艱辛，有在官員間奔走輾轉的無奈、無力，有小見戰功時的興奮、激動，有與同道們奔赴文化保護一線的快樂、焦慮，有面對官場和輿論壓力時的鎮定、無畏。用他的話說，是一場“你死我活的複雜的艱苦鬥爭”，他置身的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漩渦”。
有關文化保護之戰的文字，或許是馮驥才先生最重要的寫作，是屬於大地上的、氣壯山河的書寫。如他所言，“面對著每天至少消失一百個村落的現實，保護傳統村落難道不是一件逼到眼前攸關中華民族文化命運的大事？”是啊，難道非要像阿房宮、圓明園那樣被燒掉，才能引起重視？他關於鄉村保護的那些呼籲文字，已經遠遠超出文學的範疇，讓我想起魯迅“救救孩子”的文化吶喊，這吶喊在利益至上的時代或許是微弱的，但若以個體之靈魂面對，則會聆聽到彌天的驚雷在胸中震響。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的根，是華夏子孫的根，是當代中國奮力前行的根。其實我們都明白，多年以後，許許多多的形象工程將灰飛煙滅，而那些孕育、潛藏於生活中的文化基因，那些曾一代代陪伴過我們、營養過我們的文化習俗，還將長久停留心中，一如逝去的先輩和拆遷的老宅。
做行動的知識分子，這是馮驥才先生讓我格外敬佩之處。走出書齋，到田間地頭，實質上接續了“文章入伍”“文章下鄉”“和工農相結合”的優秀的現代文化傳統，是當代知識分子寶貴的文化品格。縱觀40年來的寫作，馮驥才先生由文學到文化，由文化復回歸文學，他的激情、才華、熱愛，始終未減。對周莊迷樓、寧波賀之章祠堂的保護見出他的文化情懷，對天津老城區的保護見出他文化視野的高度，對楊柳青年畫的發掘見出他的熱愛與專業。特別是對有著700年曆史的天津估衣街的保護行動，可謂慷慨悲壯。這次保護行動，激發了他跳進文化保護旋渦的勇氣和信念，激發了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壯士精神。他由一個才情十足的文學青年，一步步陷身文化鉅變的漩渦，越來越宏大的設想、越來越複雜的鬥爭、越來越嚴峻的形勢、越來越繁重的工作，見出了他的思想境界和生命價值。人生轉變的軌跡清晰可見，一以貫之的寫作原則不言而喻。
能夠看到，馮驥才先生富於思想力的行動和寫作，作品含量遠非普通的文學寫作和藝術創作可比，呈現一種民族傳統與個體生命高度融合的境界，並賦予載道這種古老傳統以新的時代內涵。
必須指出，馮驥才先生的介入是藝術的而非概念的。這一點同樣重要。百年來，寫作從不乏介入的衝動，缺乏的是藝術性的介入。不用說眾多體制性的集體創作，就說那些時常出現於紀念節慶檔的個體介入，也常常現出一副概念化、格式化面孔，不但起不到化人的作用，還令人生厭。馮驥才先生深諳介入擔當之道。他有藝術的功底和對藝術的足夠尊重。他的畫是寫意的、抒情的：“我心存憤懣就畫出一叢大火，忽有激情便放筆於長風巨浪；若是一種憂鬱或感傷飄然而至，就讓一隻孤雁飛過煙雨裡的河灘。”他發現，畫筆居然能像寫散文一樣訴說心靈。他是典型的文人畫，他稱自己的畫是“看得見的文學”。
3
正大：眾體兼備的多面才能
縱觀馮驥才先生40年的文藝創作，已經走向一種通達境界，眾體兼備，左右逢源。正所謂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
"權威文學資訊，深度作品解讀。
《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渦裡》四部作品的標題放在一起，呈現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以及一個於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爭的作家主體形象。四部作品既是馮驥才先生的個人史，更是50年當代中國的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非職業化寫作與馮驥才的意義
——讀四部自傳《無路可逃》《凌汛》《激流中》《漩渦裡》想到的
文 | 師力斌
馮驥才
近期，一口氣讀了馮驥才先生新出版的四部自傳，產生了強烈的評說衝動。作為一名文學編輯，近年來這樣的衝動已經很少見。原因在哪？一度想不太清楚，馮先生這幾部自傳令我豁然明瞭。《無路可逃》回憶10年“文革”的經歷，直面個人與民族的創傷歷史。《凌汛》寫他1977年至1979年在北京朝內大街166號人民文學出版社“借調式寫作”時經歷的人和事，《激流中》記錄他在上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激流中親歷的社會、文學與生活，《漩渦裡》呈現他介入文化遺產保護的心路歷程，這一部最令我感慨。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一本生命之書”“我投入文化遺產保護，是落入時代為我預設的一個陷阱，也是一個一般人看不見的漩渦”。四部作品的標題放在一起，呈現了一股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以及一個於其中歧路彷徨、弄潮抗爭的作家主體形象。四部作品既是馮驥才先生的個人史，更是50年當代中國的心靈史、思想史、文化史，分量很重。
1
作家的社會責任
責任，社會責任，一個寫作者的社會責任，這是馮驥才先生一以貫之的創作理念，責任構成他寫作的重要線索和根本動力。
2018年，我有幸在《北京文學》編髮了馮驥才先生的散文《意大利讀畫記》，覺得視野開闊，與眾不同，好想寫點文字表達感受，但由於種種原因未果。今年，他的四部自傳又一次刺激了我，讀得我欲罷不能。讀完這四部自傳，又一口氣讀了他近年來其他一些作品，如長篇小說《單筒望遠鏡》、短篇小說《俗世奇人》系列，以及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言論，還有一些詩畫作品，過了一把閱讀癮，結結實實當了一回“馮粉”。從文字到繪畫，從抒情詩到讀畫記，從虛構的短篇小說到戰鬥的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檄文，如此門類遙遠、性質霄壤的創作放在同一位寫作者身上，或許在專業人士看來有些不可思議。如何理解這些四面出擊、門類龐雜、挑戰專業界限的創作？我想到的，首先不是才華、精力、機遇，甚至不是命運這些偷懶的解釋，而是責任，社會責任，一個寫作者的社會責任，這是馮驥才先生一以貫之的創作理念，責任構成他寫作的重要線索和根本動力，這是四部傳記給我的重要印象。
為什麼要寫作？推動文學發展的動力是什麼？這正是馮驥才先生的寫作令我思考的問題。在80年代以降“告別革命”的消費主義時代，當敘事圈套和純文學成為令人豔羨的香草美人，特別是當各種文學的專業學科、專業機構、專業平臺、專業機制越來越走俏之時，專業化寫作蔚然成風，寫作越來越固化為一種職業化的技術生存模式。文學專業化的想象主導著絕大多數寫作。對此，批評家蔡翔在《文學寫作的專業性與非職業化想象》一文中提出：“推動文學發展的動力究竟是專業技術還是更為廣闊的人文社科領域非職業化的思考”。我覺得這個問題真正切中當下文學寫作的要害，但是這一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重視。正如現代大學教育體制的專業化越來越雄視闊步一樣，當代文學寫作的專業化也似乎越來越風光，文學正從80年代的形式主義滑向如今的技術主義。散文寫得像散文，詩歌寫得像詩歌，小說寫得像小說，報告文學寫得像報告文學。坊間流傳一個說法，“三卡一博”（卡夫卡、卡爾維諾、卡佛、博爾赫斯）成了中國小說的導師。這或許是文學專業化的後果。
貌似“文學正確”的文學有沒有問題？前述的問題又應當怎樣理解？馮驥才先生的四部自傳以及一系列寫作，或許提供了一個不錯的回答：為了責任寫作，為了擔當寫作。用他的話說，“藝術對於社會人生是一種責任方式，對於自身是一種深刻的生命方式。我為文，更多追求前者，我作畫，更多盡其後者。”事實上，他作畫也常常用於搶救文化遺產。
馮驥才先生有諸多身份，命名馮驥才也因此成為一個難題。作為文聯領導人，他其實更近於文人。小說家？他的詩也很好，真正得詩家三昧，骨子裡的詩人，並非徒有其形。他的一本畫冊叫《詩寫人生》，可見他的詩心。作家？他又是畫家。藝術家？他又是學者，民間文化的專家。閱讀馮驥才先生就會發現，他是拒絕命名的，彷彿只有“大馮”“馮驥才”這兩個命名才最準確、最全面。他確實是現代百年來少有的全才之一。他常讓我想起蘇軾、郭沫若這樣的文藝人物。詩、書、畫、文、人，高大俊秀，出類拔萃，思詩融會，集文藝之大成，各領域均有建樹。最重要者，他並非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專業寫作者或者純文藝標舉者，而始終甘當介入社會的知識分子。他的寫作中，記錄了他和他這代知識分子所親歷的文化命運、歷史進程和時代色彩。這一點，對於當代文化史來說，難能可貴。他說自己一生有兩次重要“轉型”，從繪畫跳到文學，再從文學跳到文化遺產保護，其緣由竟然是相同的，好像都是為時代所迫。他最初有志於丹青，由於時代的天翻地覆的驟變，使他想用文學的筆記下他們一代人匪夷所思的命運，便從畫壇跨入了文壇。後來由於文化本身遭受重創，文明遺存風雨飄搖，便不能不伸以援手。這是什麼？是社會責任。當純淨的文學和渾濁的文化發生衝突之時，他選擇了文化。他離開文學了嗎？恰恰相反。現在來讀他離開文學、投身文化的這些文字，會發現，離開反倒是一種接近，而許多心無旁騖、一心創作的專業化寫作，卻不無畫地為牢、遠離文學的意味。文學成為一個專業的領域，這個趨勢恐怕沒少危害文學。
2
“歷史漩渦”中的知識分子轉型
富於才華的社會擔當，藝術充盈的思想勇氣，這便是我理解的馮驥才先生，也是我理解的當代儒家。他從一個作家向文化遺產保護者的轉型，是文學擔當、文以載道的最好例證，也是文學去職業化、去專業化的最好例證。
馮驥才先生的創作有自己的原則。從上世紀80年代的小說、散文，到90年代有關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戰鬥性文字，直到21世紀的這四部自傳，文類的轉變並未影響他的寫作原則。寫作是對社會和人生的大思考，是介入的而非迴避的，是龐雜的而非純粹的，是與時俱進的而非原地徘徊的。一句話，是去專業化、去職業化，甚至於非職業化的。絕不是說馮驥才先生的寫作在技術層面上不專業，恰恰相反，他於小說、散文等各類文體，以及文化遺產保護吶喊文字等皆遊刃有餘，可謂眾體兼備。他為當代文學貢獻了大量精品，在文學性上大有可圈可點之處，這方面的研究多如牛毛，此處不贅。對於馮驥才先生而言，特別是於當下文學的專業化風氣而言，文學不單是語言、技巧、形式、結構，更重要的是情懷、責任、使命、擔當。後邊這幾個詞是馮驥才先生的高頻詞，諸如“文化責任感”（1999年的一篇文章標題）、“不能拒絕的神聖使命”（2002年2月在民協系統的演講）。再看他1979年的創作觀念：
1979年我寫過一篇文章《作家的社會職責》。我說我們的社會職責是“回答時代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我們的寫作是“在慘痛的歷史教訓中開始的，姍姍而來的新生活還有許多理想乃至幻想的成分”。在這樣的時代，“作家必需探索真理，勇於回答迫切的社會問題，代言於人民”。我在這篇文章中專有一節是“作家應是人民的代言人”。這是“文革”剛剛過去的那一代作家最具社會擔當與思想勇氣的一句話。
無需再引用，已經能看清他的寫作觀念史了。“文化責任感”，我將之理解為文以載道傳統的現代闡釋。之所以說是現代，因為傳統的載道以排斥言志為要旨，而馮驥才先生的載道實踐包容了言志，為個體生命體驗預留了足夠空間，矯正了文學史上常見的放逐言志的載道。
富於才華的社會擔當，藝術充盈的思想勇氣，這便是我理解的馮驥才先生，也是我理解的當代儒家。他從一個作家向文化遺產保護者的轉型，是文學擔當、文以載道的最好例證，也是文學去職業化、去專業化的最好例證。文學轉向文化的歷史細節在他的《漩渦裡》一書中得到詳盡呈現。在此，我看到了一個有憂患意識、危機意識和責任意識的知識分子轉型的艱難與堅定，及其豐富的心路歷程：有放棄心愛的文學寫作的不捨、痛苦，有進入到新的領域的矛盾、艱辛，有在官員間奔走輾轉的無奈、無力，有小見戰功時的興奮、激動，有與同道們奔赴文化保護一線的快樂、焦慮，有面對官場和輿論壓力時的鎮定、無畏。用他的話說，是一場“你死我活的複雜的艱苦鬥爭”，他置身的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漩渦”。
有關文化保護之戰的文字，或許是馮驥才先生最重要的寫作，是屬於大地上的、氣壯山河的書寫。如他所言，“面對著每天至少消失一百個村落的現實，保護傳統村落難道不是一件逼到眼前攸關中華民族文化命運的大事？”是啊，難道非要像阿房宮、圓明園那樣被燒掉，才能引起重視？他關於鄉村保護的那些呼籲文字，已經遠遠超出文學的範疇，讓我想起魯迅“救救孩子”的文化吶喊，這吶喊在利益至上的時代或許是微弱的，但若以個體之靈魂面對，則會聆聽到彌天的驚雷在胸中震響。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的根，是華夏子孫的根，是當代中國奮力前行的根。其實我們都明白，多年以後，許許多多的形象工程將灰飛煙滅，而那些孕育、潛藏於生活中的文化基因，那些曾一代代陪伴過我們、營養過我們的文化習俗，還將長久停留心中，一如逝去的先輩和拆遷的老宅。
做行動的知識分子，這是馮驥才先生讓我格外敬佩之處。走出書齋，到田間地頭，實質上接續了“文章入伍”“文章下鄉”“和工農相結合”的優秀的現代文化傳統，是當代知識分子寶貴的文化品格。縱觀40年來的寫作，馮驥才先生由文學到文化，由文化復回歸文學，他的激情、才華、熱愛，始終未減。對周莊迷樓、寧波賀之章祠堂的保護見出他的文化情懷，對天津老城區的保護見出他文化視野的高度，對楊柳青年畫的發掘見出他的熱愛與專業。特別是對有著700年曆史的天津估衣街的保護行動，可謂慷慨悲壯。這次保護行動，激發了他跳進文化保護旋渦的勇氣和信念，激發了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壯士精神。他由一個才情十足的文學青年，一步步陷身文化鉅變的漩渦，越來越宏大的設想、越來越複雜的鬥爭、越來越嚴峻的形勢、越來越繁重的工作，見出了他的思想境界和生命價值。人生轉變的軌跡清晰可見，一以貫之的寫作原則不言而喻。
能夠看到，馮驥才先生富於思想力的行動和寫作，作品含量遠非普通的文學寫作和藝術創作可比，呈現一種民族傳統與個體生命高度融合的境界，並賦予載道這種古老傳統以新的時代內涵。
必須指出，馮驥才先生的介入是藝術的而非概念的。這一點同樣重要。百年來，寫作從不乏介入的衝動，缺乏的是藝術性的介入。不用說眾多體制性的集體創作，就說那些時常出現於紀念節慶檔的個體介入，也常常現出一副概念化、格式化面孔，不但起不到化人的作用，還令人生厭。馮驥才先生深諳介入擔當之道。他有藝術的功底和對藝術的足夠尊重。他的畫是寫意的、抒情的：“我心存憤懣就畫出一叢大火，忽有激情便放筆於長風巨浪；若是一種憂鬱或感傷飄然而至，就讓一隻孤雁飛過煙雨裡的河灘。”他發現，畫筆居然能像寫散文一樣訴說心靈。他是典型的文人畫，他稱自己的畫是“看得見的文學”。
3
正大：眾體兼備的多面才能
縱觀馮驥才先生40年的文藝創作，已經走向一種通達境界，眾體兼備，左右逢源。正所謂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
馮驥才先生首先是一位去專業化、去職業化的寫作者，同時又是一位有真功夫、真才華的文藝家。他關心民生社稷，但他的關心來得專業，來得文藝，非但沒有說教、概念，還文采飛揚，心思靈動。很少有人提到他的詩，這裡不妨一讀。一首寫老宅的詩，其中有句，“翻新泥屋認老瓦，破敗石徑猜舊痕。窗前還是那般影，井中依然這片雲”，將一所破敗的老宅寫得靈光四射、華彩生輝，可謂化腐朽為神奇之筆，顯示了壓抑不住的靈感和才華。《秋天的音樂》一文能看出，他的音樂感覺竟然也那麼好。馮驥才先生集各種名頭於一身，但我特別看重他詩意的一面。這種自然流露的詩意表明，他在骨子裡是一個文人，繼承了中國文化詩意的傳統，同時，這詩意並不攜帶他隱居山林，置身世外，就像竹林七賢那樣。他是行動的知識分子，是有擔當的文人。他曾在身邊的本子上寫過這樣的話：
我喜歡每一天的三種感覺——
醒來後活力煥發，
白天與各種困難較量，
還有靜夜思。
如果從傳統看，他不是儒家又是什麼？當今佛老基督之風盛行，人們大講隱逸無為，而他獨獨要追求“鬥爭”，可謂特立獨行。
他為古村落保護而寫的詩句，不是儒家的載道又是什麼？
古村哀鳴，我聞其聲，
巨木將傾，誰還其生，
快快救之，我呼誰應？
馮驥才先生骨子裡是個詩人，心中常有詩情畫意，由於介入文化保護太深，事務繁忙，有時不免嘆息文學的遠離。他自己懷疑那些記錄隻言片語、詩性句子的《心居清品》《靈性》是否是文學創作，我倒認為，這些東西比許多更像文學的文學更屬於文學，正如魯迅的《野草》比起當時許多乏味的新文學更屬於新文學一樣。這些閒餘小品恰恰是一位行動知識分子大花園裡的奇葩。
從創作持久性來看，80年代以來的文藝名家中，馮驥才先生是為數不多的幾位長跑者。如果說王蒙先生是小說專業戶，那麼馮驥才先生則是文藝托拉斯，舉凡小說、散文、詩歌、書法、繪畫、民間文化，他無所不通。
他有著持久的創作激情。看看他1979年的創作狀態：
1979整整一年，我都陷在一種衝動中，片刻不得安寧，不得喘息。半夜衝動起來披衣伏案揮筆是常有的事。這一年我寫的東西太多太多。中篇就有三部：《鋪花的歧路》《啊》《鬥寒圖》，都是從心裡掏出的“傷痕文學”。還有許多短篇和散文隨筆。往往在一部作品寫作的高潮中，會突然冒出一個更強烈的故事和人物，恨不得把正在寫的東西放下，先寫這個更新更有衝擊力的小說。我有點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感覺自己整天是在跳動著。
再看他2003年投入到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時的激情：
我在致辭時，感到自己心裡不斷湧出一種悲壯感，因而致辭後渾身火熱。如果這時我去擁抱一塊冰，一定會立刻將它融化。
40年後，馮驥才先生又於兩年內連續推出四部自傳，以及長篇小說《單筒望遠鏡》、短篇小說集《俗世奇人》。簡直不敢相信如此大量的寫作出自一位年近八旬的作家之手，真可謂寶刀不老。2017年他在我刊《北京文學》發表的4萬餘字長篇散文《意大利讀畫記》，令我深為喜愛。不僅讓我看到了繪畫技術、形式審美、文本自足這些專業畫家的職業水準，還看到了文化擔當、社會情懷、歷史責任等專業之外的東西。該作立足全球、打通中西，深入淺出、雅俗共賞，不賣弄、不掉書袋，站在人類文明的制高點上，思考中西藝術佳作，既不乏對文藝復興大家名作的精微探賾，也充溢著對中西文化獨到的理解，是近年來不可多得的文藝鑑賞力作。縱觀馮驥才先生40年的文藝創作，已經走向一種通達境界，眾體兼備，左右逢源。正所謂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
馮驥才先生太豐富。也許上世紀70年代末，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祝紅燈》一文對他的評價最合適：“多方面的才能”，簡潔而有概括力。最近又想起一個概念：“正大”。我在研讀杜甫的過程中，曾得到一個感覺，那就是杜甫的正大。葉嘉瑩提出，杜甫之所以偉大，是由於他博大均衡、正常健全的才性。葉嘉瑩認為，成就杜甫集大成的因素，最重要的“乃在於他生而稟有著一種極為難得的健全的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與正常”。博大，指杜甫在體式上之“汲取之博”，“無論古今長短各種詩歌的體式風格，他都能深入擷取盡得其長，而且不為一體所限”；均衡，則指杜甫有一種特殊的稟賦，“健全之才性”，“表現為面對悲苦的正視與擔荷”。“有嚴肅中之幽默與擔荷中之欣賞，相反而相成的兩方面的表現。這種複雜的綜合，正足以為其稟賦之博大均衡與正常的又一證明。” 博大均衡，正常健全，我想正可簡稱為正大。讀馮驥才先生的文字，也讓我產生類似的感覺。
來源：《文藝報》2019年8月19日第三版
編輯：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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