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馮驥才
選自 馮驥才生活散文精選《世間生活》
人生的軌跡只有回過頭來才能看到。這條彎彎曲曲的軌跡上一定有一些拐點，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拐點改變你的人生。這些拐點有的是社會強加給你的，不可抗拒；有的是你自我改變的，由此你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願望。拐點之後，或是方向變了，或是其中的內容與故事全然不同；你的人生一定變換了一片風景。
我人生兩個重要的拐點都出現在1984年。它們全是經過自己的努力出現的，一個在生活上，一個在文學創作中。
到了1983年，我在長沙路思治裡閣樓上的生活已陷入困境，不單夏日裡酷暑煎熬，無法寫作；隨著作品的影響愈來愈大，招來的各種人和事愈來愈多，每天從早到晚小屋裡各種各樣的人來來往往，很難安靜下來。這期間，我已經在市文聯和作協擔任副主席，這種職務雖是虛職，不坐班，但碰到單位有事就跑到家中來找；再有就是新老朋友、各地的記者和約稿的編輯以及登門造訪的讀者。那時既沒有電話聯繫，有事也沒有先約定的習慣，想來就來，門外一招呼：“是我。”或者：“是馮驥才的家嗎？”推門就進。最尷尬是吃飯的時候，既不能把人擋出門外，又不能停下來不吃，只好邊吃邊應酬，有時覺得像表演吃飯，很難受。
"文丨 馮驥才
選自 馮驥才生活散文精選《世間生活》
人生的軌跡只有回過頭來才能看到。這條彎彎曲曲的軌跡上一定有一些拐點，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拐點改變你的人生。這些拐點有的是社會強加給你的，不可抗拒；有的是你自我改變的，由此你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願望。拐點之後，或是方向變了，或是其中的內容與故事全然不同；你的人生一定變換了一片風景。
我人生兩個重要的拐點都出現在1984年。它們全是經過自己的努力出現的，一個在生活上，一個在文學創作中。
到了1983年，我在長沙路思治裡閣樓上的生活已陷入困境，不單夏日裡酷暑煎熬，無法寫作；隨著作品的影響愈來愈大，招來的各種人和事愈來愈多，每天從早到晚小屋裡各種各樣的人來來往往，很難安靜下來。這期間，我已經在市文聯和作協擔任副主席，這種職務雖是虛職，不坐班，但碰到單位有事就跑到家中來找；再有就是新老朋友、各地的記者和約稿的編輯以及登門造訪的讀者。那時既沒有電話聯繫，有事也沒有先約定的習慣，想來就來，門外一招呼：“是我。”或者：“是馮驥才的家嗎？”推門就進。最尷尬是吃飯的時候，既不能把人擋出門外，又不能停下來不吃，只好邊吃邊應酬，有時覺得像表演吃飯，很難受。
《生活小景》 馮驥才繪 1983.4.3
再有，我那時的書桌也是飯桌，吃飯時要先挪開桌上的書稿信件。客人來時，兒子就要躲到陽臺上做作業。這種狀況愈演愈烈，只能一次次找單位和上級領導。在計劃經濟時代，衣食住行全靠政府，爹親孃親不如領導親。幸好，當時已有“給知識分子落實政策”一說。這時，市委已經有個說法，要為我和蔣子龍解決住房的困難，正好我住的思治裡的房屋屬於一個被抄戶的“查抄產”，也要平反落實政策，那就得分給我們房子，我們搬走，好給人家落實房屋政策；再說我們也是十多年前被“掃地出門”的被抄戶，也應落實政策，這樣從理論上說我們手裡就有了兩處房子的資源，但相關的房管和落實政策部門的辦事人故意刁難我，他們不是不想給我房子，而是想從我手裡得到好處。
天津是個市井和商業的城市，從來不買文化人的賬，辦事講實惠，凡事有油水就行。這一來，我就必須與房管站、房管局、落實查抄物資辦公室、街委會，還有文聯和宣傳部多個部門同時打交道，解決住房的問題。落實政策的事很複雜，要應對很多環節和程序，在每個環節和程序上必須這些部門都同意，才算通過。於是，事情像螞蟻那樣一點點往前爬，往往一個小環節出點麻煩就停住了，這幾個部門就推來推去，急得我騎著破自行車跑這跑那。你送書給他們，根本不看，也沒興趣，不如給一包香菸管用。在那個沒有市場的年代，一切資源都被權力掌握著，要從他們那裡得到“好處”真比從“猴手裡摳棗兒”還難。
後來，我找到市政府，據說只要一位姓毛的顧問說句話就頂用。可是要想見這位市政府領導極不容易，我聽說毛顧問住在睦南道一座西式的花園洋房裡。我找到毛顧問那座房子，高牆深院，花木掩映，宛如仙居。我不能冒失去敲他家門，便設法打聽他每天的行蹤，終於獲知他天天中午都會回家吃飯和午睡，便趕在一箇中午，提前騎車到睦南道，藏身在他家旁邊一條衚衕裡，待他回來一下汽車，趕緊從衚衕裡跑出來迎上去自我介紹。沒想到毛顧問人不錯，頭髮花白，慈眉善目，待我很和氣，將我讓進他家。
他的客廳很大，陳設卻很怪異。一邊擺了三個沙發，中間一張小桌上放著幾個杯子和一個白瓷菸缸，地上只有一個痰盂與一把印花的鐵皮暖壺，再沒別的東西。客廳的另一邊中間孤零零放一個木製的單人床。這種房屋電燈的開關原本在進門左邊的牆壁上，毛顧問的床擺在房屋中央，夜裡睡在床上開關燈不便，就在屋頂的吊燈上裝一個拉繩開關，垂下一根挺長的繩子，下端系在床架上，開燈關燈只要一拉繩子就行了。那時的領導的生活確實挺清廉。
我透過窗子看到外邊是個挺大的花園，綠蔭重重。我對他說：“顧問，你這院子真挺美。”
毛顧問彎目一笑說：“我不叫它閒著，都叫我用了。”
我再看，院子已改成了菜地，蘿蔔和小白菜種了一排排。
毛顧問很痛快，他說我的住房市裡已有決定，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和查抄房產一併解決，分給我一偏一獨兩個單元，就在勝利路新建的一幢高層建築中。他隨即說他會叫市房管局儘快給我解決，我直接去市房管局房產處辦理手續就行了。
我千恩萬謝後走了出來，回家就把妻子兒子抱起來，說咱家要搬進皇宮了。可是依我的人生經驗，好事決不會一帆風順和輕而易舉地到來。此後我每次到房管局詢問，得到的回答都是“沒聽說有這事”。我託人向市政府毛顧問那裡問，消息卻是反過來的，都是“已經告訴他們好幾次了”。房管局這位科長姓楊，細皮精瘦，肉少骨多，目光亮閃閃，精明外露。他是不是想要些好處？想到這裡，我心裡憋著氣，心想反正市裡已經批准了，我偏不給你好處，看你怎麼辦。我一犯犟，事情又拖了半個多月。
"文丨 馮驥才
選自 馮驥才生活散文精選《世間生活》
人生的軌跡只有回過頭來才能看到。這條彎彎曲曲的軌跡上一定有一些拐點，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拐點改變你的人生。這些拐點有的是社會強加給你的，不可抗拒；有的是你自我改變的，由此你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願望。拐點之後，或是方向變了，或是其中的內容與故事全然不同；你的人生一定變換了一片風景。
我人生兩個重要的拐點都出現在1984年。它們全是經過自己的努力出現的，一個在生活上，一個在文學創作中。
到了1983年，我在長沙路思治裡閣樓上的生活已陷入困境，不單夏日裡酷暑煎熬，無法寫作；隨著作品的影響愈來愈大，招來的各種人和事愈來愈多，每天從早到晚小屋裡各種各樣的人來來往往，很難安靜下來。這期間，我已經在市文聯和作協擔任副主席，這種職務雖是虛職，不坐班，但碰到單位有事就跑到家中來找；再有就是新老朋友、各地的記者和約稿的編輯以及登門造訪的讀者。那時既沒有電話聯繫，有事也沒有先約定的習慣，想來就來，門外一招呼：“是我。”或者：“是馮驥才的家嗎？”推門就進。最尷尬是吃飯的時候，既不能把人擋出門外，又不能停下來不吃，只好邊吃邊應酬，有時覺得像表演吃飯，很難受。
《生活小景》 馮驥才繪 1983.4.3
再有，我那時的書桌也是飯桌，吃飯時要先挪開桌上的書稿信件。客人來時，兒子就要躲到陽臺上做作業。這種狀況愈演愈烈，只能一次次找單位和上級領導。在計劃經濟時代，衣食住行全靠政府，爹親孃親不如領導親。幸好，當時已有“給知識分子落實政策”一說。這時，市委已經有個說法，要為我和蔣子龍解決住房的困難，正好我住的思治裡的房屋屬於一個被抄戶的“查抄產”，也要平反落實政策，那就得分給我們房子，我們搬走，好給人家落實房屋政策；再說我們也是十多年前被“掃地出門”的被抄戶，也應落實政策，這樣從理論上說我們手裡就有了兩處房子的資源，但相關的房管和落實政策部門的辦事人故意刁難我，他們不是不想給我房子，而是想從我手裡得到好處。
天津是個市井和商業的城市，從來不買文化人的賬，辦事講實惠，凡事有油水就行。這一來，我就必須與房管站、房管局、落實查抄物資辦公室、街委會，還有文聯和宣傳部多個部門同時打交道，解決住房的問題。落實政策的事很複雜，要應對很多環節和程序，在每個環節和程序上必須這些部門都同意，才算通過。於是，事情像螞蟻那樣一點點往前爬，往往一個小環節出點麻煩就停住了，這幾個部門就推來推去，急得我騎著破自行車跑這跑那。你送書給他們，根本不看，也沒興趣，不如給一包香菸管用。在那個沒有市場的年代，一切資源都被權力掌握著，要從他們那裡得到“好處”真比從“猴手裡摳棗兒”還難。
後來，我找到市政府，據說只要一位姓毛的顧問說句話就頂用。可是要想見這位市政府領導極不容易，我聽說毛顧問住在睦南道一座西式的花園洋房裡。我找到毛顧問那座房子，高牆深院，花木掩映，宛如仙居。我不能冒失去敲他家門，便設法打聽他每天的行蹤，終於獲知他天天中午都會回家吃飯和午睡，便趕在一箇中午，提前騎車到睦南道，藏身在他家旁邊一條衚衕裡，待他回來一下汽車，趕緊從衚衕裡跑出來迎上去自我介紹。沒想到毛顧問人不錯，頭髮花白，慈眉善目，待我很和氣，將我讓進他家。
他的客廳很大，陳設卻很怪異。一邊擺了三個沙發，中間一張小桌上放著幾個杯子和一個白瓷菸缸，地上只有一個痰盂與一把印花的鐵皮暖壺，再沒別的東西。客廳的另一邊中間孤零零放一個木製的單人床。這種房屋電燈的開關原本在進門左邊的牆壁上，毛顧問的床擺在房屋中央，夜裡睡在床上開關燈不便，就在屋頂的吊燈上裝一個拉繩開關，垂下一根挺長的繩子，下端系在床架上，開燈關燈只要一拉繩子就行了。那時的領導的生活確實挺清廉。
我透過窗子看到外邊是個挺大的花園，綠蔭重重。我對他說：“顧問，你這院子真挺美。”
毛顧問彎目一笑說：“我不叫它閒著，都叫我用了。”
我再看，院子已改成了菜地，蘿蔔和小白菜種了一排排。
毛顧問很痛快，他說我的住房市裡已有決定，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和查抄房產一併解決，分給我一偏一獨兩個單元，就在勝利路新建的一幢高層建築中。他隨即說他會叫市房管局儘快給我解決，我直接去市房管局房產處辦理手續就行了。
我千恩萬謝後走了出來，回家就把妻子兒子抱起來，說咱家要搬進皇宮了。可是依我的人生經驗，好事決不會一帆風順和輕而易舉地到來。此後我每次到房管局詢問，得到的回答都是“沒聽說有這事”。我託人向市政府毛顧問那裡問，消息卻是反過來的，都是“已經告訴他們好幾次了”。房管局這位科長姓楊，細皮精瘦，肉少骨多，目光亮閃閃，精明外露。他是不是想要些好處？想到這裡，我心裡憋著氣，心想反正市裡已經批准了，我偏不給你好處，看你怎麼辦。我一犯犟，事情又拖了半個多月。
《吾家午睡》馮驥才繪 1983.8.14
後來，我想出一個高招，先打聽到毛顧問辦公室的電話，然後去找房管局的楊科長，又問我住房的事，他還是說不知道，我便抓起他桌上的電話打給毛顧問，這一打通了，我就對毛顧問說我就在房管局，他們說不知道，跟著我就說：“楊科長要向您彙報情況。”突然把電話塞給楊科長。
楊科長措手不及，又不敢不接領導的電話，在電話裡他肯定遭到毛顧問的訓斥，低聲下氣地對著話筒連連說：“我們馬上辦，馬上辦，您放心。”就這樣，我知道——我勝利了。
緊接著我趕去北京開兩會。一天中午飯後，黃苗子和丁聰二老約我到他們房間裡畫畫，吳祖光先生也在一起。那純粹是會議期間忙裡偷閒的“文人雅聚”，我們正在寫寫畫畫、說說笑笑間，忽然張賢亮穿著拖鞋跑來，說我妻子來電話了，叫我快去接。我跑回房間拿起話筒，就聽妻子同昭興奮得說話的聲音都變了。她說咱們的房子分下來了，一大一小兩個單元，她已經從房管局拿到鑰匙了。我高興得真想竄起來翻個跟斗，馬上跑到黃苗子房間，把這驚天的喜訊告訴三老，話一說竟然情不自禁地掉下淚來。當即，丁聰為我畫了一幅漫畫像，這張像真有當時喜極而泣的模樣。吳祖光隨即題了“苦盡甘來”四個字，只有那時候的知識分子深知“苦盡甘來”是什麼滋味。苗子先生笑嘻嘻在畫上寫了四句打油詩：
人生何處不相逢，
大會年年見大馮，
恰巧鑰匙拿到手，
從今不住鴿子籠。
如今三老都已辭世。他們可愛又真誠以及當時歡快的氣息都留在這幅畫中，也清晰地記在我的心裡。
"文丨 馮驥才
選自 馮驥才生活散文精選《世間生活》
人生的軌跡只有回過頭來才能看到。這條彎彎曲曲的軌跡上一定有一些拐點，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拐點改變你的人生。這些拐點有的是社會強加給你的，不可抗拒；有的是你自我改變的，由此你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願望。拐點之後，或是方向變了，或是其中的內容與故事全然不同；你的人生一定變換了一片風景。
我人生兩個重要的拐點都出現在1984年。它們全是經過自己的努力出現的，一個在生活上，一個在文學創作中。
到了1983年，我在長沙路思治裡閣樓上的生活已陷入困境，不單夏日裡酷暑煎熬，無法寫作；隨著作品的影響愈來愈大，招來的各種人和事愈來愈多，每天從早到晚小屋裡各種各樣的人來來往往，很難安靜下來。這期間，我已經在市文聯和作協擔任副主席，這種職務雖是虛職，不坐班，但碰到單位有事就跑到家中來找；再有就是新老朋友、各地的記者和約稿的編輯以及登門造訪的讀者。那時既沒有電話聯繫，有事也沒有先約定的習慣，想來就來，門外一招呼：“是我。”或者：“是馮驥才的家嗎？”推門就進。最尷尬是吃飯的時候，既不能把人擋出門外，又不能停下來不吃，只好邊吃邊應酬，有時覺得像表演吃飯，很難受。
《生活小景》 馮驥才繪 1983.4.3
再有，我那時的書桌也是飯桌，吃飯時要先挪開桌上的書稿信件。客人來時，兒子就要躲到陽臺上做作業。這種狀況愈演愈烈，只能一次次找單位和上級領導。在計劃經濟時代，衣食住行全靠政府，爹親孃親不如領導親。幸好，當時已有“給知識分子落實政策”一說。這時，市委已經有個說法，要為我和蔣子龍解決住房的困難，正好我住的思治裡的房屋屬於一個被抄戶的“查抄產”，也要平反落實政策，那就得分給我們房子，我們搬走，好給人家落實房屋政策；再說我們也是十多年前被“掃地出門”的被抄戶，也應落實政策，這樣從理論上說我們手裡就有了兩處房子的資源，但相關的房管和落實政策部門的辦事人故意刁難我，他們不是不想給我房子，而是想從我手裡得到好處。
天津是個市井和商業的城市，從來不買文化人的賬，辦事講實惠，凡事有油水就行。這一來，我就必須與房管站、房管局、落實查抄物資辦公室、街委會，還有文聯和宣傳部多個部門同時打交道，解決住房的問題。落實政策的事很複雜，要應對很多環節和程序，在每個環節和程序上必須這些部門都同意，才算通過。於是，事情像螞蟻那樣一點點往前爬，往往一個小環節出點麻煩就停住了，這幾個部門就推來推去，急得我騎著破自行車跑這跑那。你送書給他們，根本不看，也沒興趣，不如給一包香菸管用。在那個沒有市場的年代，一切資源都被權力掌握著，要從他們那裡得到“好處”真比從“猴手裡摳棗兒”還難。
後來，我找到市政府，據說只要一位姓毛的顧問說句話就頂用。可是要想見這位市政府領導極不容易，我聽說毛顧問住在睦南道一座西式的花園洋房裡。我找到毛顧問那座房子，高牆深院，花木掩映，宛如仙居。我不能冒失去敲他家門，便設法打聽他每天的行蹤，終於獲知他天天中午都會回家吃飯和午睡，便趕在一箇中午，提前騎車到睦南道，藏身在他家旁邊一條衚衕裡，待他回來一下汽車，趕緊從衚衕裡跑出來迎上去自我介紹。沒想到毛顧問人不錯，頭髮花白，慈眉善目，待我很和氣，將我讓進他家。
他的客廳很大，陳設卻很怪異。一邊擺了三個沙發，中間一張小桌上放著幾個杯子和一個白瓷菸缸，地上只有一個痰盂與一把印花的鐵皮暖壺，再沒別的東西。客廳的另一邊中間孤零零放一個木製的單人床。這種房屋電燈的開關原本在進門左邊的牆壁上，毛顧問的床擺在房屋中央，夜裡睡在床上開關燈不便，就在屋頂的吊燈上裝一個拉繩開關，垂下一根挺長的繩子，下端系在床架上，開燈關燈只要一拉繩子就行了。那時的領導的生活確實挺清廉。
我透過窗子看到外邊是個挺大的花園，綠蔭重重。我對他說：“顧問，你這院子真挺美。”
毛顧問彎目一笑說：“我不叫它閒著，都叫我用了。”
我再看，院子已改成了菜地，蘿蔔和小白菜種了一排排。
毛顧問很痛快，他說我的住房市裡已有決定，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和查抄房產一併解決，分給我一偏一獨兩個單元，就在勝利路新建的一幢高層建築中。他隨即說他會叫市房管局儘快給我解決，我直接去市房管局房產處辦理手續就行了。
我千恩萬謝後走了出來，回家就把妻子兒子抱起來，說咱家要搬進皇宮了。可是依我的人生經驗，好事決不會一帆風順和輕而易舉地到來。此後我每次到房管局詢問，得到的回答都是“沒聽說有這事”。我託人向市政府毛顧問那裡問，消息卻是反過來的，都是“已經告訴他們好幾次了”。房管局這位科長姓楊，細皮精瘦，肉少骨多，目光亮閃閃，精明外露。他是不是想要些好處？想到這裡，我心裡憋著氣，心想反正市裡已經批准了，我偏不給你好處，看你怎麼辦。我一犯犟，事情又拖了半個多月。
《吾家午睡》馮驥才繪 1983.8.14
後來，我想出一個高招，先打聽到毛顧問辦公室的電話，然後去找房管局的楊科長，又問我住房的事，他還是說不知道，我便抓起他桌上的電話打給毛顧問，這一打通了，我就對毛顧問說我就在房管局，他們說不知道，跟著我就說：“楊科長要向您彙報情況。”突然把電話塞給楊科長。
楊科長措手不及，又不敢不接領導的電話，在電話裡他肯定遭到毛顧問的訓斥，低聲下氣地對著話筒連連說：“我們馬上辦，馬上辦，您放心。”就這樣，我知道——我勝利了。
緊接著我趕去北京開兩會。一天中午飯後，黃苗子和丁聰二老約我到他們房間裡畫畫，吳祖光先生也在一起。那純粹是會議期間忙裡偷閒的“文人雅聚”，我們正在寫寫畫畫、說說笑笑間，忽然張賢亮穿著拖鞋跑來，說我妻子來電話了，叫我快去接。我跑回房間拿起話筒，就聽妻子同昭興奮得說話的聲音都變了。她說咱們的房子分下來了，一大一小兩個單元，她已經從房管局拿到鑰匙了。我高興得真想竄起來翻個跟斗，馬上跑到黃苗子房間，把這驚天的喜訊告訴三老，話一說竟然情不自禁地掉下淚來。當即，丁聰為我畫了一幅漫畫像，這張像真有當時喜極而泣的模樣。吳祖光隨即題了“苦盡甘來”四個字，只有那時候的知識分子深知“苦盡甘來”是什麼滋味。苗子先生笑嘻嘻在畫上寫了四句打油詩：
人生何處不相逢，
大會年年見大馮，
恰巧鑰匙拿到手，
從今不住鴿子籠。
如今三老都已辭世。他們可愛又真誠以及當時歡快的氣息都留在這幅畫中，也清晰地記在我的心裡。
丁聰為馮驥才畫像 黃苗子和吳祖光題跋 1984.3.23
政協閉幕的第二天，我和妻子同昭就拿著鑰匙興沖沖去到了新居——雲峰樓高層。這是開放以來我的城市最早蓋起來的一座高層樓房，毗鄰市中心最主要的大街——勝利路上，高達十五層，這已經是當時頂級的高層了。樓內有兩部電梯，外牆裝飾著精緻的黃色馬賽克瓷磚，單元的格局很新穎，據說圖紙來自捷克。這在那個時代簡直是一座夢之樓。
我的住房是對門的兩個單元，中間隔著一條走廊，每個單元都有單獨的衛生間和一個小小的淺綠色塑料澡盆。由於我們位居第八層，周圍沒有更高的樓，視野廣闊，陽光無礙，站在屋裡，外面的街道、車輛、行人——連整個城市好像都在腳下，屋裡一片通明。聽說這座樓採用了先進的船形地基，輕體牆壁，八級地震也奈何不得，再也不會遇到一九七六年那樣的災難了。我當時便有一種異常奇妙的感覺——從此我們的生活要轉彎了，前頭的風景一定美好。
轉天我們就帶著清掃工具到新居打掃房屋，掃淨水泥地，擦亮玻璃窗，用清水沖洗過的水泥地面的氣味，混同著我們欣喜的感覺，現在想起來還能感到。當時沒有做任何裝修，甚至牆壁都沒粉刷就搬進去了。好像怕遲了房子又被收回去似的，那種心理只有經過這些事的人才會有。
然而，我從舊居搬到新居時，幾乎沒有一件像樣的傢俱。當年我們是在抄家後一無所有時結婚的，一九七六年又經過一次傾家蕩產的大地震，家中很難再有完整的傢俱。我在《無路可逃》中說過，我的家經過兩次從零開始，一切物品全是兩次“出土”。所以在我搬進新居時，開電梯的姑娘小張說：“馮老師往樓上搬了七電梯東西了，怎麼除去亂七八糟破桌子破椅子，鍋碗瓢盆，其餘全都是書？”
在最後離開思治裡時，我把在這個生活了長達十六年、大地震時幾乎要了我命的住所裡裡外外仔細地看了一遍，為了更好地記住，然後關門下樓。待下到了二樓，我忽然想到什麼，又返回三樓，站在樓梯上敲了敲側面的牆壁。我知道那裡邊還有一些我祕密寫作時藏匿的手稿，我已經無法而且永遠無法把它們取出來了，時間太久了，我甚至忘了這些手稿上邊寫了些什麼。我暗暗隔著牆壁對著裡邊的殘稿說：
“你永遠留在這裡吧。你是我的歷史。”
於是，我生命歷史的一個長長的階段才算畫上句號。
本文選自馮驥才生活散文集《世間生活》
節選自《激流中：我與新時期文學》
"文丨 馮驥才
選自 馮驥才生活散文精選《世間生活》
人生的軌跡只有回過頭來才能看到。這條彎彎曲曲的軌跡上一定有一些拐點，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拐點改變你的人生。這些拐點有的是社會強加給你的，不可抗拒；有的是你自我改變的，由此你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願望。拐點之後，或是方向變了，或是其中的內容與故事全然不同；你的人生一定變換了一片風景。
我人生兩個重要的拐點都出現在1984年。它們全是經過自己的努力出現的，一個在生活上，一個在文學創作中。
到了1983年，我在長沙路思治裡閣樓上的生活已陷入困境，不單夏日裡酷暑煎熬，無法寫作；隨著作品的影響愈來愈大，招來的各種人和事愈來愈多，每天從早到晚小屋裡各種各樣的人來來往往，很難安靜下來。這期間，我已經在市文聯和作協擔任副主席，這種職務雖是虛職，不坐班，但碰到單位有事就跑到家中來找；再有就是新老朋友、各地的記者和約稿的編輯以及登門造訪的讀者。那時既沒有電話聯繫，有事也沒有先約定的習慣，想來就來，門外一招呼：“是我。”或者：“是馮驥才的家嗎？”推門就進。最尷尬是吃飯的時候，既不能把人擋出門外，又不能停下來不吃，只好邊吃邊應酬，有時覺得像表演吃飯，很難受。
《生活小景》 馮驥才繪 1983.4.3
再有，我那時的書桌也是飯桌，吃飯時要先挪開桌上的書稿信件。客人來時，兒子就要躲到陽臺上做作業。這種狀況愈演愈烈，只能一次次找單位和上級領導。在計劃經濟時代，衣食住行全靠政府，爹親孃親不如領導親。幸好，當時已有“給知識分子落實政策”一說。這時，市委已經有個說法，要為我和蔣子龍解決住房的困難，正好我住的思治裡的房屋屬於一個被抄戶的“查抄產”，也要平反落實政策，那就得分給我們房子，我們搬走，好給人家落實房屋政策；再說我們也是十多年前被“掃地出門”的被抄戶，也應落實政策，這樣從理論上說我們手裡就有了兩處房子的資源，但相關的房管和落實政策部門的辦事人故意刁難我，他們不是不想給我房子，而是想從我手裡得到好處。
天津是個市井和商業的城市，從來不買文化人的賬，辦事講實惠，凡事有油水就行。這一來，我就必須與房管站、房管局、落實查抄物資辦公室、街委會，還有文聯和宣傳部多個部門同時打交道，解決住房的問題。落實政策的事很複雜，要應對很多環節和程序，在每個環節和程序上必須這些部門都同意，才算通過。於是，事情像螞蟻那樣一點點往前爬，往往一個小環節出點麻煩就停住了，這幾個部門就推來推去，急得我騎著破自行車跑這跑那。你送書給他們，根本不看，也沒興趣，不如給一包香菸管用。在那個沒有市場的年代，一切資源都被權力掌握著，要從他們那裡得到“好處”真比從“猴手裡摳棗兒”還難。
後來，我找到市政府，據說只要一位姓毛的顧問說句話就頂用。可是要想見這位市政府領導極不容易，我聽說毛顧問住在睦南道一座西式的花園洋房裡。我找到毛顧問那座房子，高牆深院，花木掩映，宛如仙居。我不能冒失去敲他家門，便設法打聽他每天的行蹤，終於獲知他天天中午都會回家吃飯和午睡，便趕在一箇中午，提前騎車到睦南道，藏身在他家旁邊一條衚衕裡，待他回來一下汽車，趕緊從衚衕裡跑出來迎上去自我介紹。沒想到毛顧問人不錯，頭髮花白，慈眉善目，待我很和氣，將我讓進他家。
他的客廳很大，陳設卻很怪異。一邊擺了三個沙發，中間一張小桌上放著幾個杯子和一個白瓷菸缸，地上只有一個痰盂與一把印花的鐵皮暖壺，再沒別的東西。客廳的另一邊中間孤零零放一個木製的單人床。這種房屋電燈的開關原本在進門左邊的牆壁上，毛顧問的床擺在房屋中央，夜裡睡在床上開關燈不便，就在屋頂的吊燈上裝一個拉繩開關，垂下一根挺長的繩子，下端系在床架上，開燈關燈只要一拉繩子就行了。那時的領導的生活確實挺清廉。
我透過窗子看到外邊是個挺大的花園，綠蔭重重。我對他說：“顧問，你這院子真挺美。”
毛顧問彎目一笑說：“我不叫它閒著，都叫我用了。”
我再看，院子已改成了菜地，蘿蔔和小白菜種了一排排。
毛顧問很痛快，他說我的住房市裡已有決定，把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和查抄房產一併解決，分給我一偏一獨兩個單元，就在勝利路新建的一幢高層建築中。他隨即說他會叫市房管局儘快給我解決，我直接去市房管局房產處辦理手續就行了。
我千恩萬謝後走了出來，回家就把妻子兒子抱起來，說咱家要搬進皇宮了。可是依我的人生經驗，好事決不會一帆風順和輕而易舉地到來。此後我每次到房管局詢問，得到的回答都是“沒聽說有這事”。我託人向市政府毛顧問那裡問，消息卻是反過來的，都是“已經告訴他們好幾次了”。房管局這位科長姓楊，細皮精瘦，肉少骨多，目光亮閃閃，精明外露。他是不是想要些好處？想到這裡，我心裡憋著氣，心想反正市裡已經批准了，我偏不給你好處，看你怎麼辦。我一犯犟，事情又拖了半個多月。
《吾家午睡》馮驥才繪 1983.8.14
後來，我想出一個高招，先打聽到毛顧問辦公室的電話，然後去找房管局的楊科長，又問我住房的事，他還是說不知道，我便抓起他桌上的電話打給毛顧問，這一打通了，我就對毛顧問說我就在房管局，他們說不知道，跟著我就說：“楊科長要向您彙報情況。”突然把電話塞給楊科長。
楊科長措手不及，又不敢不接領導的電話，在電話裡他肯定遭到毛顧問的訓斥，低聲下氣地對著話筒連連說：“我們馬上辦，馬上辦，您放心。”就這樣，我知道——我勝利了。
緊接著我趕去北京開兩會。一天中午飯後，黃苗子和丁聰二老約我到他們房間裡畫畫，吳祖光先生也在一起。那純粹是會議期間忙裡偷閒的“文人雅聚”，我們正在寫寫畫畫、說說笑笑間，忽然張賢亮穿著拖鞋跑來，說我妻子來電話了，叫我快去接。我跑回房間拿起話筒，就聽妻子同昭興奮得說話的聲音都變了。她說咱們的房子分下來了，一大一小兩個單元，她已經從房管局拿到鑰匙了。我高興得真想竄起來翻個跟斗，馬上跑到黃苗子房間，把這驚天的喜訊告訴三老，話一說竟然情不自禁地掉下淚來。當即，丁聰為我畫了一幅漫畫像，這張像真有當時喜極而泣的模樣。吳祖光隨即題了“苦盡甘來”四個字，只有那時候的知識分子深知“苦盡甘來”是什麼滋味。苗子先生笑嘻嘻在畫上寫了四句打油詩：
人生何處不相逢，
大會年年見大馮，
恰巧鑰匙拿到手，
從今不住鴿子籠。
如今三老都已辭世。他們可愛又真誠以及當時歡快的氣息都留在這幅畫中，也清晰地記在我的心裡。
丁聰為馮驥才畫像 黃苗子和吳祖光題跋 1984.3.23
政協閉幕的第二天，我和妻子同昭就拿著鑰匙興沖沖去到了新居——雲峰樓高層。這是開放以來我的城市最早蓋起來的一座高層樓房，毗鄰市中心最主要的大街——勝利路上，高達十五層，這已經是當時頂級的高層了。樓內有兩部電梯，外牆裝飾著精緻的黃色馬賽克瓷磚，單元的格局很新穎，據說圖紙來自捷克。這在那個時代簡直是一座夢之樓。
我的住房是對門的兩個單元，中間隔著一條走廊，每個單元都有單獨的衛生間和一個小小的淺綠色塑料澡盆。由於我們位居第八層，周圍沒有更高的樓，視野廣闊，陽光無礙，站在屋裡，外面的街道、車輛、行人——連整個城市好像都在腳下，屋裡一片通明。聽說這座樓採用了先進的船形地基，輕體牆壁，八級地震也奈何不得，再也不會遇到一九七六年那樣的災難了。我當時便有一種異常奇妙的感覺——從此我們的生活要轉彎了，前頭的風景一定美好。
轉天我們就帶著清掃工具到新居打掃房屋，掃淨水泥地，擦亮玻璃窗，用清水沖洗過的水泥地面的氣味，混同著我們欣喜的感覺，現在想起來還能感到。當時沒有做任何裝修，甚至牆壁都沒粉刷就搬進去了。好像怕遲了房子又被收回去似的，那種心理只有經過這些事的人才會有。
然而，我從舊居搬到新居時，幾乎沒有一件像樣的傢俱。當年我們是在抄家後一無所有時結婚的，一九七六年又經過一次傾家蕩產的大地震，家中很難再有完整的傢俱。我在《無路可逃》中說過，我的家經過兩次從零開始，一切物品全是兩次“出土”。所以在我搬進新居時，開電梯的姑娘小張說：“馮老師往樓上搬了七電梯東西了，怎麼除去亂七八糟破桌子破椅子，鍋碗瓢盆，其餘全都是書？”
在最後離開思治裡時，我把在這個生活了長達十六年、大地震時幾乎要了我命的住所裡裡外外仔細地看了一遍，為了更好地記住，然後關門下樓。待下到了二樓，我忽然想到什麼，又返回三樓，站在樓梯上敲了敲側面的牆壁。我知道那裡邊還有一些我祕密寫作時藏匿的手稿，我已經無法而且永遠無法把它們取出來了，時間太久了，我甚至忘了這些手稿上邊寫了些什麼。我暗暗隔著牆壁對著裡邊的殘稿說：
“你永遠留在這裡吧。你是我的歷史。”
於是，我生命歷史的一個長長的階段才算畫上句號。
本文選自馮驥才生活散文集《世間生活》
節選自《激流中：我與新時期文學》
馮驥才 《世間生活》
物本無情，物皆有情，感謝生活
《世間生活》輯錄馮先生六十餘篇生活散文，創作時間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日，跨越近四十年，其中有《珍珠鳥》《靈感忽至》《往事如“煙”》等譽滿天下的名篇，也有《結婚紀念日》《房子的故事》《為母親辦一場畫展》等近年來馮先生描繪生活、描繪人世間的感悟之作。
“我相信，真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溫暖在人間。”閱盡世間生活的風雨後，願讀者從馮先生的智慧和感悟中獲得啟迪，收穫自己生活的恬淡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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