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園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喬健教授是我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的學弟，他晚我幾年進入人類學的領域。人類學是一門冷門學科，系裡的學生非常少，所以喬健兄說他在校時是一班一個人形影孤單地唱獨角戲唱到畢業，而我就讀的這一班(考古人類學系第一班)也比他好不了多少，連我只有二個人，雖不至於形半影孤，但也是十分冷清。我們本學校時常常說我們這一班開班會每次都全到，畢業後則開班友會每次都全到(因為只要有一人不能來就不開)。不過，現在我們永遠無法再召開班會了，因為我的惟一同班同學唐美君教授(考古人類學系第四任系主任)已於1983年逝世了，所以我也和喬健教授這一班一樣，永遠是形單影孤了。
學人類學的人不但在學校裡十分孤單寂寞，畢業後去做田野工作更是寂寞。人類學的研究工作有一大特色，那就是要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入的調查探索，無論是蠻荒異域或者是窮鄉僻壤都要去住過一年半載，並美其名叫“參與觀察”，認為只有這樣長時間地深入於其中，才能真正徹底地瞭解你所研究社群的實情。但是在那樣的蠻荒或偏遠地區而又人生地不熟之處，一個人單槍匹馬要去住一年半載，不但孤單寂寞，而且甚至於危險萬分並有生命危險，所以喬鍵兄在描述他的拿瓦侯印第安(Navajo Indian)村落之行時就說到土著懷疑他是間諜，並立揚言要殺掉他。在講到探訪廣西省的瑤族時，也說到30年代著名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也就是在此地調查時出事，其夫人王同惠女士因而遇難的故事。可見人類學者的田野工作的確是十分辛苦而寂寞的。我自己早年在高山族的泰雅族中做研究，曾走了兩整天才到達一個叫金洋的小村落，在那裡前後住了數月，寄信國家時郵票被偷掉了，家中和研究所的同事們急得不得了，以為出了什麼事。另一次去砂勞越做調查的時候，一個人沿拉讓河(Rajiang River)而上去住在達雅人的長度裡，回想起他們從前是獵頭民族，半夜裡有時聽到鼓盧也不免心驚。著名的英國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B.Malinowski)是長期田野工作的創始者，他在大平洋的小島初步蘭群島(Trobriand Is.)做研究，前後住了快四年。在那種蠻荒孤島上一個人住了那麼久，有時候煩躁起來真是要發瘋，所以馬氏在他私人日記中有時竟會詛咒那些他原本很心愛的初步蘭土著。他死後其夫人將日記出版，立即引起人類學界的一些風波。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人總是人，人類學家在田野一久，總不免有些牢騷，那就是源之於長久的寂寞之故。
費孝通與王同惠結婚照
但是人類學家為什麼要這樣自我放逐似的去備嘗田野的孤單寂寞呢?那是因為田野調查實在有其吸引人之處，尤其是面對異民族文化之時，所引起的那種文化衝擊或文化震撼，經常是使你終身難忘，甚至於刻骨銘心。喬健兄的這本“田野筆記”，就是把他30年來在北美洲、中國大陸做田野時所遇到的種種震撼，以及辛苦與寂寞，以輕鬆的筆法寫下，娓娓道來，至為生動感人，不但可吸引並滿足一般讀者的好奇之心，而且連我這老田野也為之心動不已。
喬健兄的田野經驗比我廣闊，早年我們同樣是以研究高山族出家，後來我做華僑研究以及臺灣島內漢人社區的研究，但是他卻有機會跟隨他的老師John Roberts教授(也是我的老友)去跑遍了美國西南部印第安人保留區；而離開美國後，因為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教職，所以比我們更早有機會去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區域做調查研究，其經驗就更為扣人心絃，而因此所發出來的分析與議論，甚至於對文化的種種拴釋、註解，都值得無論是專業的人或一般讀者的細心一讀。
喬健兄在寫他的第四次拿瓦侯印第安遊記時，曾說到一則拿瓦侯人調侃人類學家的笑話：“一個拿瓦侯家庭通常包括母親(他們是母系社會)、父親、子女和一個人類學家。”這是因為人類學家很喜歡以拿瓦侯族為研究對象，所以研究者不斷進出他們的村落，拿瓦侯人覺得很不耐煩而造出了這一則笑話。還有另一則調侃人類學家的笑話：“美國早期人類學家克魯伯(A.R.Kroeber)寫過許多有關印第安人的報告，有一次他又到一個印第安人家中去訪問，問一個報導人問題時，那人總是要回到房間去一會兒再出來回答，克魯伯很奇怪，問他是不是到房裡去轉問他母親，那印第安人答說是去翻閱一個人類學家克魯伯的報告，以免把自己的風俗記錯了！”從這兩則笑話裡我們可以看出土著民族對人類學家的複雜態度。人類學家長久地停留在他們村落，為了要深入瞭解，所以無所不問，無所不談，真的常常是打破砂鍋問到底。記得有一次我的助手四度去訪問一位村中的婦女，前三次都被拒絕了，第四度再去時勉強接受了，但脫口而出的話是：“你怎麼這樣陰魂不散啊！”人類學家不僅寂寞孤單地做田野，而且隨時有遭白眼或調侃的機會，所以喬博士在拿瓦侯區調查時，拿瓦侯人會對他說：“你的研究對你有好處，對我們卻沒有好處。“你是從那麻煩最多的地區來的，我們怎能信任你呢？！”
臺灣泰雅族人
其實，人類學家做研究，有時並不一定對自己有好處，他也不一定在意於是否能對自己有好處，但是心中所想的卻大半是如何對土著或被研究的人有一些好處。就如我們前面所說的，人類學家長久時間地做參與觀察，其目的就是希望能瞭解上著內心的所思所好，藉以從他們自己的立場出發，向世人說明他們的文化、狀況與心理趨向，以免文明人城市人錯解了他們的心意，而把自己之所愛硬安到別人的身上，而且自以為是“人道主義”。比如說，從前有一位大官到蘭嶼去視察，看到雅美族人所居住的半地下屋以為是落後貧窮，有礙觀瞻，所以下令替雅美人蓋了一排排的鋼湯水泥“國民住宅”，沒想到這些“現代化”的住宅都不為土著所喜愛，一間間變成養豬的屋子。這位大官沒有上過喬博士的人類學課程也沒有人給他有關臺灣高山族的知識，所以他不知道雅美族人的居住房屋構造有適應地理環境、調適氣候、表現社會地位等種種功能，而且他們的房屋組合也分住屋、工作足、涼亭、船屋等類別，不是簡單的一小間鋼筋水泥屋就可解決事情的。又如前些時候花蓮山地雛妓的事間得很熱，大家都為土著少女的遭遇而嘆息同情，但是一般人心中總留了一種說不出來的疑問：“山地女孩總是比較隨便吧！”其實這想法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一種大漢沙文主義在作祟，因為就以花蓮泰雅族為例，他們固有的貞操觀念有時還比我們漢族更嚴格！還有更可笑的是前兩年行政單位受了“復興中華文化”的影響，要在山地各民族推行做族譜，他們腦子中以為所有的民族都像漢族一樣有父系家族氏族制，而不知道高山族中有好幾族都是“雙系”或“無系”的親族組織，如要做族譜則四代以上就有16個譜系，這如何做法連我們這些譜牒行家也想不出來！人類學家就是這樣站在土著文化的立場為他們說話，為他們的處境與內心思維作闡釋，並企圖扮演他們的代言人，但也因此而犯了行政當局之忌，不為他們所喜歡，甚而說我們是偏袒少數民族。人類學家對少數民族的心結就是這樣複雜而糾纏，我們覺得他們是少數，所以意見常被忽略，所思所想常被抹殺，利益常被忽視，現象常被誤解，所以經常要為他們說話，為他們爭取權益。我們不但為文化上的少數民族或弱勢群體(Cultural Minority)而說話，我們也為社會上的其他少數或弱勢群體(Social Minority)，如女性、老人、少數宗教團體、殘障者等說話，併為他們爭權益，因此常常就會被誤會是異議分子，甚至被祝為吃裡槓外，併為行政當局所不喜歡；學術主管嫌我們愛管閒事，或說我們不務正業；行政主管怕我們抬出“憲法”、“部落公約”等等來找他們麻煩，所以厭惡之至而避之惟恐不及。人類學家就是這樣不自討好的人，寧願形單影孤地到蠻荒之地過寂寞生活，做研究時土著對你不耐煩，威脅要驅逐你，做完研究寫成報告後行政主管們又討厭你詛咒你，難道人類學家真的喜歡這樣的寂寞生涯嗎？
其實人類學家並非真的是喜歡寂寞生涯，人類學家之所以樂於奔走於蠻荒之地，忍受土著的不耐與行政人員的譏諷，原也只是為了一種信念，一種遙遠的理想在鞭策著他，就如喬健兄在書中《漂泊中的永恆》一篇所描述瑤族人追尋他們的千家峒一樣，人類學家只是在追尋他們對人類永恆本質的信念。瑤族人在元成宗大德九年，也就是公元1305年3月19日，元兵攻入湘西的千家峒老家，他們的祖先棄峒而四散逃走，並把原來供奉的神祗埋在地下，乃發願五百年後子孫再回來相聚朝拜。千家峒原是一個瑤族人像陶淵明詩中所描述的桃花源那樣的人間樂上，這代表瑤族人對固有文化及其發源地的一種懷念之情。這種人間樂土的懷念之情經過傳說沿誦以及儀式扮演，不但久已成為瑤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形成類似人類學典籍中所描寫的“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或“復振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或者像基督教中的千年福崇拜*(Millenarianism)，追尋天國復臨之福一樣，他們不斷地要找到千家峒老家。喬健兄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重返千家峒的運動在近代不斷髮生，1941年廣西大瑤山地區的盤瑤盛傳千家峒出了盤王要帶瑤族回去。這午農曆八月初一大批瑤民聚集在廣西忠良縣山界村，敲鑼打鼓地出發往千家峒，當地政府以為瑤人造反，派兵鎮壓，並把幾個帶頭的人抓起來。1957年廣西巖城的瑤人傳說在湖南找到千家峒……消息傳佈開來，迅速形成一大規模的千家峒運動。但不久反右運動開始，(主事人)周先隆被打為‘地方民族主義’及‘現行反革命’，判刑15年！”
永州江永千家峒
這種的故事在人類學文獻中極為熟識，而在臺灣我們也很容易者到類似的例子，基督教中的一個新教派，傳言在中東的聖山“錫安”(Zion)已“遷”來臺灣南部，於是形成一股朝聖熱潮，最後行政當局懷疑他們要“造反”，終於派人取締他們。這種對遙遠理想之國的追尋，應是人類的共同現象，在宗教活動中層出不斷，在受壓迫的少數族群中更是此起彼落，在知識追求的領域內，對於理想範式(Paradigm)的追尋也不斷翻新，人類學家執著於人性普同本質與文化歧異的追尋，就像瑤民的千家峒尋根，或是基督徒的找尋天國復臨的運動一樣，忍受寂寞與困難，鍥而不捨去追求他的理想。然而他與宗教徒或少數族群也有不同之處，他們用理性與科學，而不用傳說或巫術，去追求理想之國，所以其歷程雖然寂寞，但是理想之國終會有一天到臨的。
李亦園
寫於1990年6月23日颱風之夜
此文為李亦園先生為喬健先生著作《漂泊中的永恆——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一書寫的序。
《漂泊中的永恆——人類學田野調查筆記》（喬健 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